研究背景與動機

2006 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發布的「地球生 命力報告」(Living Planet Report)提到：2003 年人類的生態足跡指數是 1961 年的 三倍多，已經超出了地球生態承載力達25%，2050 年時，需要兩個地球才能養活 全部的人口(WWF, 2006)；人類對生物圈的索取程度，已超出地球承載力太多，

造成了生態足跡指數增加，生物多樣性數值下降，種種數據顯示了因人類的科技 文明及消費上的貪婪，對自然大規模的破壞和漫無節制的索求，形成了環境危 機，使得大自然系統加速崩解(李永展、李欽漢，2000；Bird, 2006)。

萬物賴以維生的大自然系統漸趨惡化的環境危機，激發了各領域的學者思考 我們是否應該改變人與環境的關係(林俊義，1984)。於是人類透過多種方式關注 環境的議題。李奧波跳脫現代科學的窠臼，以較為寬廣的視野和謙卑的態度來面 對大自然的所有成員，在 1949 年出版的《沙郡年記》中提到「在與破壞大自然 的行為對抗時，有比將『土地倫理』所做的呼籲放在年輕人手中更強而有力的方 法嗎？」(陳慈美，2006；吳美貞譯，2005)；美國女生物學家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 1907-1964)在 1962 年出版《寂靜的春天》一書中，以食物鏈的原理闡明 了人類與大氣、海洋、河流、土壤，動植物之間密切的的互動關係，深化了人類 行為對自然環境造成破壞的省思，觸及了動植物是否有生命權利的討論(曾春海，

1998)；1972 年聯合國召開「人類環境會議」，發表「人類環境宣言」，並且成立 聯合國環境規畫署(UNEP)，推動國際環保事務，確認環境議題是全球共同關注的 主題，之後各種國際環保組織與環保公約因應而生；在國際會議中，如二十一世 紀議程，也極力呼籲人類需要有更積極的環境教育與實踐，才能營造可持續發展 的環境(楊冠政，2002)；1986 年，美國環境倫理學者泰勒(Paul W. Taylor)在《尊 重自然》(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一書中主張凡生物 皆具自身價值，人應以環境倫理對待一切生物(曾春海，1998)；楊冠政(1999)也提

出生態系統要永續，人類必須要改變對環境的態度、觀點與作為的模式，將關注 的角度拓展至整個大地，不分族群與國界，以生態中心主義的環境典範，讓環境 更好。可見自然環境生態思潮已超越國界，成為跨文化的顯學(王勤田，1995；齊 立文譯，2001)。

環境思潮的興起促使了生態意識的覺醒、環境運動的推行以及開始尋求解決 環境議題的途徑。思考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必然牽涉到歷史、文化、信仰等層次 的思考，也與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社會運作密切關聯，甚至也與人類的靈性、

美學、生命的本質息息相關(陳慈美，2006)。因此，探討環境議題時，不再只是 生態及環境學者的任務，而是放在各種相關的脈絡中進行整體考量，從各層面介 入，成為社會上每一份子該有的使命，促其從多種角度切入環境議題，付出關懷 與努力(王俊秀，1994；李永展，2006；胡懿勳，1999；陳慈美，2006；廖敦如，

2005)。

於是在藝術的範疇中，著名的德國的藝術大師波依斯(Joseph Beuys)在 1982 年發起具有生態議題的行動藝術創作--「七千棵橡樹」，強調以城市的森林化代替 城市的管理；國內學者倪再沁的「失樂園」水墨系列，呈現人類工業文明污染對 環境生態的衝擊；汪靜明利用攝影傳達河川的生態之美；劉燕明以「藍鵲飛過」、

「熊鷹」等紀錄片詳實記錄台灣特有種的生活習性；楊恩生對生態求真寫實的繪 畫風格引領觀者進入環境保育的領域；而莊連東利用彩墨展現對生態環境的關懷 與訴求；高雄市立美術館也在 2006 年進行一場藝術與生態的對話，期由生態藝 術研習工作坊的方式實踐心靈與環境的對話(林清玄，1982；邱子容，2003a，

2003b；陳天佑，2002；鄭治桂，1999；高美館，2006；莊明中，2004)。在文學 寫作領域，自十九、二十世紀中期以後陸續出現的自然書寫作家如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5-1826)、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謬爾(John Muir, 1838-1914)等在文字中埋下荒野倫理的濫觴，形成環境關懷傳統，醞釀了第一座 國家公園的誕生(盧莉茹，2006)；國內劉克襄、徐仁修等自然寫作家，在文學作

品中呈現自然風貌的觀察心得來表露生態意識或是呼籲環境保存。在音樂領域 上，吳金黛、馬修連恩(Matthew Lien)創作森林狂想曲、狼等生態音樂，利用樂曲 提供人類和自然世界之間的聯結，透過彼此的關聯性來建立移情作用，促使人類 產生親環境的態度、行為和主張(張倩瑋，2005；Lien, 2006；Turner & Freedman, 2004)。牙醫師李偉文跨出醫學的領域任職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帶領協會的夥伴

「選一條少被人走過的路」，以自然教育、參與環境議題、保育自然棲地、社區 生根、推動義工組織等方式「在黃昏的日落前趕路」，看守台灣的環境，付出關 注與行動，使得台灣環境教育多面向的擴展與深耕(李偉文，2006)。

誠如上述，將環境教育落實到每一個面向，以跨領域、跨文化的方式結合生 態保育的觀點，在每一個面向都能思考環境的問題。以環境保護者的觀點，積極 行使對環境有利的說服、政治、法律等行動；以多元交流的方式謀求問題的解決，

扭轉人類對大自然的肆意宰割、濫取和破壞；以心靈的環保展現對大自然的尊重 與關愛，達到環境危機的化解(王從恕，2001；邱子容，2003a；劉美玲、王佩蓮，

2003；曾春海，1998；Tanner, 1998)。

本研究的主角--有「畫壇老頑童」、「自然之子」稱號的劉其偉正是另一位在 生命歷程中對環境生態有特殊貢獻的台灣人。他在 2001 年曾獲總統頒發文建會 文馨獎，並且投入許多關懷社會的行動，以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心態將大批畫 作、民族文物捐給美術館、博物館進行典藏與學術研究，同時也捐贈了多幅畫作 及著作給社會福利團體進行義賣。研究者以劉其偉這位台灣著名的藝術家為研究 對象，便是有感於劉其偉在其獨特多姿的生命中，付出大量環境關注行動：他創 作具環境意識的畫作如「傷心的小鳥」，表達大地受污染使得下一代無法生存的 控訴；此外也透過多篇的著述文章、拍攝公益廣告、上訪談節目等方式宣揚保育 觀念，除了在生活中履行簡樸的生活哲學外，更積極說服大眾加入生態保育的行 列。

「東方克利」劉其偉在台灣美術發展史上甚具特色，沒有經過學院的淬鍊，

只靠著不斷的試驗與摸索，遵循克利說的：「繪畫不是畫眼睛所看到的，而是畫 你心裡所想的(鄭惠美，2003)。」運用各式媒材，在畫作中投注對自然環境、動 物、原住民的關愛：他把對動物的愛與生存權，透過動物的神情體態，注入作品；

在畫面上表現出因文明發展而逐漸受困的動物們強烈的感情(林清玄，1982；鍾金 鈎，1983)；他在一系列的反核畫作「憤怒的蘭嶼」、「誰在哭泣」中，替承受核廢 料的土地抱不平，表現他對生態環境與人文的關懷，藉此批判政府只重核能經 濟，漠視生態保育，不為後代子孫留下一條生路(陸蓉之，1991；鄭惠美，2006a)；

除此之外，他更爲農委會繪製一系列野生動物的海報，扭轉國際對台灣殘害野生 動物的視聽，宣揚「保護野生動物，是為了下一代！」(楊孟瑜，1996；鄭惠美，

2006a)。汪靜明(1998)在第一屆生態藝術展覽中以環境生態的觀點定義生態藝術 是人類藉由不同的媒體、觀察與記錄環境中多樣元素的存在等互動關係，來表現 心靈或作品上多位元的生態哲學與文化。黃光男(1999)強調將生態寄意於藝術，

以藝術隱喻著生態保育的教化，是生態藝術的價值。徐仁修也曾說：藝術也可以 是一種另類的保護自然方式(引自邱子容，2003a)。劉其偉因關懷生態而進行的創 作，在 1998 年由林業試驗所主辦的「台灣森林生物多樣性繪畫系列特展」中受 邀展出。鄭治桂(1999)提到，劉其偉塑造饒具趣味又帶有個性的動物肖像，達到 了觀者心生喜愛與親近動物的生態保育目標。劉其偉以藝術的角度關注環境，充 分展現藝術家的社會責任。

除了運用美術上的成就來進行環境關注外，鑽研藝術人類學的劉其偉，跨文 化、不分族群的進行少數民族的田野調查，深入台灣山區、蘭嶼、婆羅洲、非洲、

大洋洲等原始部落，看到當地的自然景觀以及野生物被破壞的情況，他呼籲大家 重視雨林棲地及非洲生態，他說：「今日我們對天然資源的保護是不分族群與國 境的，它的目標是為了全人類謀求福祉，絕非為任何政治目的或自身的利益。非 洲大自然是全人類的遺產，它的保護工作值得我們去關心。」具生態保育意識的 劉其偉以真正的人文精神展現了對萬物的終極關懷(黃美賢，1997，楊孟瑜，1996，

鄭惠美，2002，2006a；魏可風，1996)。

劉其偉以作家的身分在文章著述中，表明他悲憫環境的態度與立場。他在 1976 年國內缺乏國際資訊交流下，撰文引述國際自然資源保育的現況，並呼籲國 人重視本土的野生動物保護與自然資源保育(劉其偉，1976)，在當時的台灣社會 中與徐仁修在 1973 年發表《失去的地平線》一文可以並列為撰寫生態保育文章 的先行者；1985 年時，在報章如《民眾日報》、《中國時報》痛心疾呼核廢料、輻 射的可怕；除此之外劉其偉 1997 年開始在《新觀念》雜誌中每個月一篇文章，

持續發表自然保育、生態平衡、動物權利、噪音、核廢料等環境議題的文章如《勿 再炫耀過時的血腥牙雕了！》、《犬殤 狗兒無言在低泣》(薛平海，2001)。他認為 自然保育的環境問題，絕不在於科技，而是在於政治，地球需要有賢明而遠見的 政治家，做出對環境負責的決策。他認為文明的定義，不再只是飛機與大砲，而 是倡導大家如何一起維護這塊土地的原野和叢林，拯救地球的生命體(鄭惠美，

2006b)。劉其偉長期在報章雜誌發表生態保育的文章，使用了媒體溝通的技巧對 社會大眾進行無形的環境教育，符合了環境保護論者所提到有效行動的構成要素

2006b)。劉其偉長期在報章雜誌發表生態保育的文章，使用了媒體溝通的技巧對 社會大眾進行無形的環境教育，符合了環境保護論者所提到有效行動的構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