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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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兒童的成長就如同小樹苗發芽的歷程一般，吸收養分日益茁壯。隨著成長 的腳步，一步一步地累積經驗並建立新的認知。童年時期的依附經驗，就如同 樹木的根基和莖葉，可能是密實、深厚、和有支撐性的，亦可能是稀疏、片段 和脆弱的。一個穩固、廣布和深埋的根，除了可抵擋強風和乾旱，更是樹木枝 葉的形成基礎，以及未來提供養分的重要關鍵（Ramey, 1998; 引自申玉微譯，
2007）。
對兒童來說，家庭是一生的起點、滋養的源頭，更是依附需求滿足的重要 來源（張素梅，2008；黃素娟、張碧琴譯，2011）。主要照顧者的照料與關愛、
形形色色的家庭事件與人生際遇皆是兒童情感發展的關鍵因素（武怡堃、陳 昉、韓丹譯，2016）。然而，並非每一個家庭都能夠完善地提供兒童所需的養 分，尤其是當家庭遭逢風險事件，若缺乏機會、資源與能力應對，即可能陷入 危機中，在風險因子的破壞下，家庭能否持續成為兒童的情感依靠？又是否能 給予其成長所需的養分呢？據此，本研究是針對高風險家庭中兒童與其主要照 顧者的依附品質進行探究，以下分別闡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及 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家庭是社會中最普遍的團體單位，在同一屋簷下成員們彼此交流、互助，
這種獨特的情感讓家庭成為人們一生中最親密的場所，賦有無法取代的地位與 功能（謝秀芬，1997）。在社會上，家庭背負了許多期待，像是生育、教養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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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孩子，以及提供支持、資源讓孩子得以健康成長（蘇秀枝、黃瑋瑩、蘇文賢 譯，2014），對兒童而言，家庭是孕育成長的搖籃，也是最初社會化的場域，且 父母與照顧者無疑地是其最親密、最信任和具有影響力的重要他人（申玉微 譯，2007）。
每個人都期望自己的家庭可以是自信、力量和支持的泉源，但擁有一個健 全、穩固的家庭，符合社會的期許和發揮完善的功能，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蘇秀枝、黃瑋瑩、蘇文賢譯，2014）。特別是在現今日趨複雜的環境下，家庭 功能式微、結構也走向核心化，面對社會、經濟變遷，許多問題也漸漸產生
（宋麗玉、施教裕，2006；謝秀芬，2005）。
雖然人生難免不如意，家庭亦是如此，但家庭遭逢不如意的可怕之處在於 其可能改變家庭原有的樣貌，動搖家庭的穩定度與結構。像是夫妻離婚、家庭 成員有藥物濫用、失業或入獄等情事，若家庭擁有的因應能力、機會與資源，
不足以支撐家庭適應和處理風險帶來的影響，往往會因無力負荷壓力而陷入極 大的危機中（宋麗玉、施教裕，2006）。其實，健全的家庭並非意味著一帆風 順，而是家庭中的每個部分都能發揮功能，風險事件就如同車上的鐵鏽，只要 各個部分能搭配良好，車子仍能繼續行駛，但若因鐵鏽而使車子某部分功能失 靈，即會影響整部車的運作，產生危機（鄭玉英、趙家玉譯，2006）。而當家庭 處於危機中，依靠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生存的兒童往往首當其衝，容易暴露在各 式各樣的風險裡，對其福祉造成影響（簡慧娟，2014；蘇秀枝、黃瑋瑩、蘇文 賢譯，2014）。
有鑑於家內暴力、攜子自殺案件層出不窮，內政部兒童局（今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於民國九十三年委託兒童福利聯盟進行「危機家庭評估指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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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研究」，開辦「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計畫」，並於民國九十四年迅速地實 施此項預防性的服務方案（馮燕，2010），新方案的出現亦帶動後續關於高風險 家庭的研究與探討。研究者整理國內近十年（2006 年－2016 年）與「高風險家 庭」相關的期刊研究、博碩士論文，以及政府部門委託之研究，發現研究主題 可以「研究對象」、「處遇方法與處遇模式」及「高風險家庭方案的政策性分 析」三大面向作區分。其中，在「研究對象」部分包括了『網絡團隊』、『社會 工作者』及『服務對象』三類；「處遇方法與處遇模式」又可細分為『團體和方 案』以及『處遇模式』的成效分析，其細節分述如下：
一、以「研究對象」區分，可分為『網絡團隊』、『社會工作者』、『服務對象』
三類。
1. 在『網絡團隊』面向：主要在探討高風險家庭服務整合的狀況和各專 業間網絡合作的情形。包括公私協力合署辦公模式（蔡明娟，2010）
以及網絡間服務整合、彼此溝通與合作的經驗（林宜佳，2012；高麗 鈞，2012；張秀玉、林宜佳、吳惠如，2014；張智于，2011；陳秋 華，2015），以瞭解團隊間的運作方式和改進空間。
2. 在『社會工作者』面向：主要在探討處遇經驗和處遇時所面臨的挑 戰。針對社會工作者在高風險家庭的介入歷程、服務困境（周怡秀，
2010；陳信宏，2015）、壓力源（林淑玉，2012）、處遇經驗（林淑 玉，2013）、風險評估方式（謝依茹，2008；高麗鈞，2011），以及所 需知能與介入後家庭改變情形（謝美娥，2011）皆有豐碩的研究。據 此可知高風險家庭的社會工作者可能面臨工作負荷量高、缺乏介入的 法源依據、各專業間合作共識有出入、服務成效難以呈現等困境和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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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因高風險家庭往往具有多重需求，社會工作者在其中的角色多 元且須致力於網絡資源的連結。
3. 在『服務對象』面向：此部分又可分為針對家庭和針對兒少的研究。
在家庭方面，有探討家庭的復原力（楊子鐳，2013；劉智菁，2012；
李佳諭，2012）、接受處遇的經驗（張素梅，2008）、因應壓力的經驗
（王孟愉，2006）以及分析風險產生的類型（李旻昱、趙善如，
2009）；在高風險家庭兒童或少年方面，則有針對青少年的社會支持
（劉佩芳，2011）、面對家庭壓力的經驗與應對方式（陳姝婷，
2011）以及學習適應（鄧可姍，2006）進行探討；另，在家庭成員間 互動面向的研究較為稀疏，僅有一篇研究是在瞭解高風險家庭中的單 親母親與其青少年女兒的情感表達方式（吳采晴，2010）。
二、以「處遇方法和處遇模式」區分，可分為『團體和方案』以及『處遇模 式』的成效分析。
1. 在『團體和方案』面向：有運用戲劇治療、冒險教育、焦點問題解決 團體、親子遊戲治療、夫妻支持等多元化團體和方案（陳奕宏，
2015；邱意婷，2013；歐乃瑋，2011；黃愷宜，2009；施雅芝，
2009；伍育英、鄭玉英、杜長齡，2009；廖坤保，2012；謝智謀、王 俊杰、廖坤保，2014），於高風險家庭的成員中，以瞭解處遇所能產生 的改變和效應。
2. 在『處遇模式』面向：有藉由成功個案，分析處遇內涵（宋麗玉、施 教裕，2006），以及透過優勢觀點（蔡佑襁，2008；林冠馨，2006；曾 仁杰、王鈺菱，2010）和不同的督導方式（蔡維濬，2012），發掘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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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的情況下，如何適當地回應家庭、成員需求，而不失工作效率與 效能。
三、在「高風險家庭方案的政策性分析」方面：從政策初期探討高風險家庭的 服務策略（張菁芳，2006），到近年深入評析方案帶來的影響（余漢儀，
2014）、服務輸送系統的發展歷程（簡慧娟，2014）等，省思方案可改進之 處亦提出未來展望。此外，高風險家庭主要困境為經濟因素，亦有學者著 墨於就業議題，分析高風險家庭的就業需求與障礙，提出就業服務方案建 議（李淑容，2007）。
綜合上述研究議題，可知針對「高風險家庭」的研究對象上，關於網絡間 合作、社會工作者的經驗與挑戰、服務對象的復原力與經驗，已累積許多研 究；在處遇方法與模式上亦嘗試過不同的媒介與策略；政策分析上，近年來也 針對高風險家庭的問題大宗，進一步給予經濟與就業建議，並進行方案的反 思；然而，針對家庭中兒童與其主要照顧者間的情感與互動關係似乎沒有獲得 關注。研讀國外文獻發現風險因子，如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低、生活環境不佳、
照顧者冷漠、身心不健康或有不適當的照顧行為等，皆不利於兒童的情感發展
（Cyr, Euser, Bakermans-Kranenburg, & Van Ijzendoorn, 2010），且有研究更進一 步指出漠不關心的照顧行為和處於高危機的環境脈絡下，是形成兒童不安全依 附的預兆（Shaw & Vondra, 1993）。據此，本研究是以高風險家庭中兒童的依附 為研究焦點，探究在風險因子作用下，依賴家庭最深的兒童與其主要照顧者間 的依附品質究竟如何？這些風險因子又是如何左右兒童與其主要照顧者的依附 品質？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John Bowlby 提出依附理論，指出「依附」（Attachment）是一種對特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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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強烈尋求親密的傾向，尤其是在害怕、疲憊或生病時更為明顯（Bowlby, 1982）。這是人們一生中最早接觸的人際關係，也是探索未知世界時內心的安全 堡壘。依附並非與生俱來，而是透過孩子與父母日積月累的互動中逐漸形成，
在孩子與父母相處時，可感受到父母對自己是否有興趣、是否給予足夠的關注 或適當的回應等，當父母的照顧行為是敏銳的、有回應性的，則有助於安全依 附關係的發展，孩子會有安全感、感受到自己是被愛的、有自信的，且可以自 在地玩耍（Ainsworth, 1989；Bowlby, 1982）。然而，並非每一個父母或主要照 顧者皆能給予孩子穩定的照顧與足夠的關懷，特別是當家庭遭逢劇變，生活壓 力事件增加或家庭環境改變，皆可能影響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照顧品質與穩定 性（邱香凝譯，2016）。
國外研究即發現家中有社會經濟風險或家庭風險，對兒童依附的發展會有 衝擊，如照顧者教育程度低或有物質濫用的情形，會影響照顧的品質；低收 入、貧困家庭可能因照顧者日常生活的困擾增加，而無法給予兒童敏銳的教養 行為，且當兒童看到照顧者因經濟壓力而爭執時，會意識到照顧者的無助感和 不安全感，而觸發內心的恐懼系統，產生紊亂型依附關係；抑或是照顧者的照 顧行為不穩定，會讓兒童對照顧者產生缺位的恐懼，容易促成紊亂型的依附關
國外研究即發現家中有社會經濟風險或家庭風險，對兒童依附的發展會有 衝擊，如照顧者教育程度低或有物質濫用的情形，會影響照顧的品質；低收 入、貧困家庭可能因照顧者日常生活的困擾增加，而無法給予兒童敏銳的教養 行為，且當兒童看到照顧者因經濟壓力而爭執時，會意識到照顧者的無助感和 不安全感，而觸發內心的恐懼系統，產生紊亂型依附關係；抑或是照顧者的照 顧行為不穩定，會讓兒童對照顧者產生缺位的恐懼，容易促成紊亂型的依附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