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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近年來，「風險溝通」在國際上受到矚目，WHO 等國際組織對於風險溝通 有許多的討論，並對「什麼樣是好的風險溝通?」揭櫫出各項要點（WHO,2002）。
有學者的研究指出，「風險溝通」為政府平衡各種利益的工具，若在公共政策推 行的過程中缺席，將影響利害關係人的信任與認同（Kasperson & Palmlund,1989）。 從台灣經驗來看，中科三期及國光石化等科技議題的衝突，凸顯出政府風險溝通 方面的不足，與國際趨勢明顯脫軌。針對台灣爭議性環境議題，近年來西方興起 的審議式民主，其強調在理性與互惠的前提下，讓公民針對議題發表 不同意見
（Dryzek,1990；謝宗學、鄭惠文，1996），這樣的途徑，或許能成為政府科技 議題風險溝通的橋樑。尤其對於亟需完善風險溝通的高科技議題-「核廢料處置」
而言，審議式民主似乎為高科技風險議題溝通帶來契機。但在援引之前應先檢視 審議式民主與風險溝通的要素間是否有扞格之處? 另外，何謂好的風險溝通?目 前的定義莫衷一是，但風險溝通的成敗將影響公共政策的執行，因此有釐清的必 要。本研究以最近一場科技議題的審議式會議「核廢何從電視公民討論會」做為 研究個案，探討科技議題的風險溝通如何在審議式民主中實踐。
本章首先介紹本研究背景，瞭解低放射性廢棄物的歷程與爭議；接著，闡述 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第三部份提出本研究核心問題及相關研究問題，作為本研 究發展之基石。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986 年 4 月 26 日烏克蘭車諾比核電廠發生爆炸事故，事件發生至今逾 20 年，車諾比該地至今仍為一死城，當時引起各界關注核電廠安全問題。而在核能 安全議題沉寂一段時間後，2011 年 3 月日本發生規模 9.0 的地震引發福島核災，
另外，於同年 7 月 3 日法國亦發生核電廠爆炸事件，核能的議題再度受到各界關 注，民眾開始思考台灣是否應繼續發展核能，或是擔憂起台灣現有核電廠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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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其理解有限，加上高科技與高風險之間具有高度關聯（Beck,1992），因此社 會上對核能存廢與否的問題仍處於分歧的情勢，進而導致政府部門推動低放射性 無法讓民眾得到清楚的資訊（Webler & Tuler, 2000），因此近年來，審議式民主 是 指當民眾面臨風險時，政府必須透過溝通讓大眾瞭解風險、化解緊張情緒，並將 科學資訊或技術傳達給公眾知道；且風險溝通的過程中不但需要提供風險資訊的 內容，也需注重資訊提供的角度及正確性（Hance, Chess, & Sandman, 1990；張 啟達，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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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下所延伸出的各類公民會議成為政府風險溝通的管道。而關於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議題，原能會在 98 年委託學術單位辦理「核廢何從電視公民討論 會」，3
依據杜文苓（2007 年 11 月）指出，目前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缺乏對於風險 處理的敏感度，而審議式民主的出現將促成多元行動者間各自不同風險的對話。
但審議式民主是否能完整將風險溝通應包含的元素實際操作化，成為民眾與政府 間風險溝通平台?其效果如何?其中是否還有未包含到的重要概念，需要審議式民 主將其操作化?為一值得深究的問題。
其目的在於，藉由審議式民主活動之進行，使民眾瞭解低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的正確資訊，同時政府透過該平台瞭解民眾對於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疑慮，
促使政府與民眾雙方進行風險溝通。
3 黃東益等於 2009 年接受原子能委員會委託執行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與公民參與之研 究」計畫（計畫編號：98FCMA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