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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檢閱
根據前述所提之研究問題，本章首先進行脈絡回顧檢閱風險溝通的意涵及模 式，瞭解何謂風險溝通，其應包含了理念有哪些，以做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接 著回顧有關風險溝通的實證研究，瞭解其研究不足或已驗證理論能做為本研究參 考之處，為本研究建立研究定位。最後，連結風險與民主的概念，透過此部分的 闡述，帶出審議式民主運用於風險溝通的可能，為本研究建立後續研究架構。
第一節 風險溝通、管理模式與要素的理論基礎
由於過去對於風險溝通應具備元素的看法眾說紛紜，且部分僅為理論的論述 缺乏實證的證實，因此本研究將從理論與實務出發，整理出風險溝通應具備的元 素。此節首先探討何謂風險以及人民如何辨別對於風險的感受，根據過往的研究 指出：人民對於同一件事件的風險認知是不同的，可能受到傳言、歷史經驗甚至 是民眾的主觀判斷而來，會有這樣的差異是由於對於風險認知途徑不同所致，因 此要如何針對不同程度的風險認知進行溝通將是政府的一大課題；其次，本研究 將探討政府過去進行政策溝通的方式與途徑，瞭解風險溝通的各種模式；最後，
本研究即探討風險溝通的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偏差及改善之道，並耙梳風險溝通過 程中重要且應被涵括的元素，做為下一部份檢視風險溝通實證及對應審議式民主 原則的概念指標。
壹、 風險、風險感知及科技不確定性
何謂風險?大家對其詮釋相當不一。Beck 曾提到風險可能在知識裡被改變、
誇大、轉化或消滅，甚至可以隨意被界定和建構（汪浩 譯，2004），從上述形容 中可以看出，風險是不可見的、無法預測的，可以依照社會不同價值被界定的；
民 眾 對 於 風 險 的 感 受 可 以 經 由 自 身 的 經 驗 、 傳 言 或 是 前 人 的 經 驗 而 來
（Beck,1992），如廖本達（1999：6）提及：一般人在面對風險時，透過感官對 外在環境擷取對於風險的認知訊息，如媒體報導、街頭口語甚至是道聽途 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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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領域的評估外，也應納入社會科學的範疇加以討論，如同 Leach 和 Scones（2003）指出，在政治、經濟環境的變遷下，風險尾隨在科技發展之後，除了考慮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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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最大化的理性人（a rational self-interest maximize），每一個理性人都有追求其‧
民眾滿意並建立合作關係（丘昌泰，1996；王瑞琦，2010）。丘昌泰（1996：81）則將風險溝通定義為：「個人、群體、公私部門或機關等 利害關係人彼此交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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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置於風險溝通的核心位置（林宜平、張武修，2006；王瑞琦，2010）。另外，周桂田（2007）認為風險溝通不是政府上而下的教育、宣傳，而是多元的管道、
學者 Daggett（1989）認為風險溝通的功能在於改善人民對爭議性環境議題 的看法；Billie（1990）則言：風險溝通將提供一種新的風險對話方式，讓原本 不接受風險的人改變想法，進而接受之；而 Kasperson 與 Palmlun 則是將風險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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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81）所言，良好的風險溝通將具備下列功能：
1. 知的權力：讓潛在風險接受者知悉風險訊息，發展適當對策。 的方法，解決風險爭議。除了上述功能外，本研究彙集 Daggett（1989）、Billie
（1990）、林忠毅（2007）及丘昌泰（1996）等學者之看法發現，政府若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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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轉引自林宜平、張武修（2006:72）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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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溝通的模式，依據 Fiorino（1990）與 Rown（1994）整理後將其歸納為：技 術模式（technical model）與民主模式（democratic model），前者注重專家及技術、
統計分析、風險預測及菁英決策；後者則強調在決策過程中納入民眾參與，已得 到各方接受與認同的解決方法。而 Grabill、Simmons 與 Michele（1998）則將風 險溝通歸納成技術專家途徑、協商途徑與批判途徑，分述如下（林忠義，
2007:23-24；王瑞琦，2010:47）：
1.
技術專家途徑（Technocratic Approach）此途徑以專家、科技菁英決策為核心，風險溝通者以教育宣導的方式向民眾
2.
協商途徑（Negotiated Approach）此途徑是用以彌補技術專家途徑產生的缺失，認為風險溝通應是雙向協商的 過程，不僅只於科學規範，但 Grabill、Simmons 與 Michele 亦認為這種途徑太過 理想化，因為即便利害關係人在風險溝通的過程中是雙向對話的過程，他們仍然 沒有決策制定的權力，因此，Grabill、Simmons 與 Michele 又提出了批判途徑
（Critical Rhetoric for Risk Communication）來修正協商途徑的缺失。
3.
批判途徑（critical rhetoric for risk communication）批判途徑認為，風險溝通不僅是風險接受者和風險製造者兩造間的協商互動，
而是所有利害關係人各自站在不同立場建構風險，此途徑的風險溝通聚焦在決策 制定過程中決策的受惠者與參與者的權力關係，並強調在地參與，讓真正的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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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此論點如同 Irwin、Dale 和 Smith（1996）認為應該要將當地居民視為 行動者，而非聽從專家對於風險無能為力的建議。過去的各項風險溝通模式比較 資料來源：林忠義（2007：24）。伍、 風險溝通的偏差與改善—雙向互動、資訊即時公開、轉譯常民語言、利 害關係人參與
風險雖然可以透過溝通讓大眾知道，但是因為使用的工具或是資訊的流通，
也會造成溝通的偏差。風險溝通的過程中有資訊、知識傳達與溝通等關係，其中 不同的參與者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如資訊的汲取者、議程的設定者及溝通的倡議 者，而這些角色都有可能發生偏差(Hayenhjelm , 2006)，例如不是所有參與者都 對風險擁有相同的資訊。此外，Coleman（1990）指出風險溝通會發生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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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重要的事情，如同 Fischer（2009）所言：專業知識的決策與公民的決策是 不相同的，技術官僚雖然提供知識，但是它卻無法將知識轉化成公民能懂的用語，因此，公民無法瞭解專業知識的複雜；而技術官僚也無法瞭解社會脈絡這樣複雜 的環境，兩者間產生鴻溝，這也類似 Habermas 所說「常民導向」（orientation to laypersons）的溝通，若溝通者使用科學性及技術性的語言，將會使得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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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會依照自己的生活經驗或認知去判斷風險，藉由自身感受到的威脅決定風險 的嚴重程度。由此可見，科學家與一般民眾對於風險的認知存有相當大的差距，
尤其是當地的利害關係人，由於其處於風險圈的核心，將對於風險有更深刻的認 知。因此，Irwin 與 Smith（1996）更進一步認為，風險溝通的過程中，應將當 地居民視為主要行動者，而非一味追求專家思維，因為對於未知的風險，專家對 於議題相關學識的掌握，並不比一般民眾（尤其是當地民眾），更能準確掌握問 題癥結，因此專家也只能在旁邊眉頭深鎖卻無法提出有效的行動方針，會有這樣 的情形，是由於專家對於當地環境並不瞭解，若僅以專業評估而無法融入當地文 化等因素，此時專家提供的技術資訊反而成為社會行動的障礙而非幫助。此外 Zazueta （1995）則認為在地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可以促進資訊與資料的流通，使 得計劃獲得在地民眾的信任，將各種阻 力化到最小的地步。以本研究個案為例，
溝通過程中最主要的主體即為居住在最終處置場址的居民，若政府能運用上述各 項風險溝通的要素，將他們視為風險溝通的主體，並確實將資訊有效轉譯、公布，
將有助於選址作業的推動。但政府若採用和以往相同，採用單方面的科學宣導與 教育方式，認為公眾只要接受正確的引導，就能夠對科技產生正確認識，進而接 受政策，將使得政府提出之科技發展與科技政策被認為是黑箱作業（周桂田，
2007），降低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選址作業將變得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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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溝通強調「對話」而不是「傳話」（Heath, 1997）。高如月（1992）曾針 對國內 70 年代的公害糾紛以及美國風險溝通成功案例進行比較，其認為「有效」 這些資訊決定最適當的行為來降低風險（Kasperson & Palmlumd,1989）；政府也 能根據這些資訊制定最適當的法規與政策。上述風險溝通改變過去「呼口號」的 政令宣導方式，選擇將風險資訊釋出，強調「事前預防」的重要性，阮 瀞儀（2004）
認為此有助於個人、機構或社會做出「趨吉避凶」的選擇，如同丘昌泰（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