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二節 研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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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討論
壹、經濟開發促進國家繁榮的舊思維，是牽連環評爭議的根源
英國首席永續發展顧問 Tim Jackson（朱道凱 譯，2011）在《為什麼經濟要 成長？獻給地球的經濟學》(ECONI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一書即闡明現今發展主義至上的盲點，｢經濟成長可以代來 富足，但無限的成長，不必然會帶來無限的富足。為了追求今天的美好生活，我 們正一步步侵蝕著名日幸福的根基。｣
從過去到現在用不可逆的環境資源換取 GDP99成長數字的實例太多太多，正 是有這一層的意識，我國環境基本法第三條才會明示環境保護優先的概念：｢基 於國家長期利益，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但經濟、科技及社 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曾任環評委 員的台大環工系教授蔣本基（2008：3）亦指出：｢環境議題為經建計劃中不可或 缺且應優先考慮者。｣
環境基本法第八條亦揭示，環境保護、永續發展的概念是政府各機關應該納 入的施政考量：｢各級政府應施政應納入環境保護優先、永續發展理念，並應發 展相關科學及技術，建立環境生命週期管理及綠色消費型態之經濟效率系統，以 處理環境相關問題。｣環境保護是國家發展長治久安的基礎，交通部必須建設合 於環境含容承載的道路設施，經濟部所做的開發應具有永續發展，而國科會所大 力投資的產業應是永續產業。
Ron Nielsen（蔡菁芳 譯，2007: 209）則明確地指出：「GDP 和 GPI 之間的 落差仍持續高漲，如果我們繼續安於經濟成長的幻覺，環境赤字只會愈來愈高。」
100Tim Jackson 更直指：｢我們需要的，是『有意義的富足』。是時候，結束不負
99 朱雲鵬（2011）即指出：｢最常作為衡量國民生活水準的國內生產毛額，已與一般人民的生活 日益脫節。……GDP 沒有納入公有優良環境的效益，像國家公園帶來的喜悅，也沒有扣除公有 環境品質的下降，像水汙染導致河川無法作為休閒使用……｣詳見：朱雲鵬（2011 年 2 月 9 日）。
治國要靠正確資訊。聯合報，A4 版。
100 Ron Nielsen（蔡菁芳 譯，2007: 169）認為｢GDP 的成長，只是進步的假象｣，他指出：｢GDP 顯示的是一種金融貨幣的交易，但卻排除了許多可以描述發展進程的重要因子。若要量測發展 進程，比較好的指標是『真實發展指標』(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它與 GDP 相似，但涵 蓋更多因子在其中，包括志工組織免費服務的價值，還有因經濟活動導致環境破壞的成
本……GPI 顯示出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其實並不如我們所想的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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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的年代了。｣、｢如果必須靠破壞明天的富足來換取，今天的富足將毫無意義。
｣的確，唯有正視開發案所宣稱之經濟成長的本質和真實，環評才能擺脫其阻擋 經濟成長的原罪，爭議才得以從根源去消除。
中科爭議必須回溯到其本身所處的台灣高科技產業開發脈絡，同樣的，而台 灣高科技產業擴張也應從電子產業全球化的發展架構來分析。台灣是否過於注重 短期成長利益，在臣服於全球化的速度競賽中，忽視了環境永續和社會公平的面 向，對台灣永續發展來說，或許是｢短多而長空｣（杜文苓，2008：187）。
貳、｢專家｣角色與定義的扭轉
在現今台灣的環評脈絡中，環評委員仍扮演著風險預警、環境保護的吃重角 色，做出的每一個決定皆事關台灣的未來發展與後代子孫的福祉，除了扮演理性 客觀的角色外，更應該要體認到自身對社會的責任，如同哈佛大學的 Lewontin 教授認為，專家不應當｢替權勢服務的僕人｣，而應擔任除草者的角色，將危害社 會的壞科學除去（吳泉源，2001a）；不應該視民眾是無知的大眾，應該肯認民眾 也能產製出專業的知識，並且，在地民眾的經驗和觀察是無可取代的環境知識。
除了環評委員之外，環境科學的相關專家都應該扮演更積極入世的角色。
除了期待更多積極入世的專家，從本文的研究中發現，我們也應重新定義｢
專家｣這個名詞。Jasanoff(2003: 159)藉由人類學家 Geertz 提出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s)這個名詞概念，她認為，根據 Geertz 的研究，連一個眨眼動作都可 以表達出很多種的意義，更何況在複雜社會中我們要去對｢專家｣這個名詞做界 定，勢必藉由更厚實的描述；然而｢專家｣和｢專業｣一直以來都被過分概念化。的 確，透過中科三期個案的紀實，我們發現不只是環評委員，提出明確事證和分析 的民間環保團體以及在地居民也都可以稱之為｢專家｣；遮住士農工商的職位頭 銜，他們的發言其實和專家的專業度無異。在美國法中，只要是具備特殊知識、
技術、經驗、訓練、教育等得以輔助法院找出相關事證的人，都可在法庭中作為
｢專家證人｣，一個人是否符合｢專家｣的資格端視他提出的專業宣稱的可信度 (Jasanoff, 2003: 159)。
豐富化、多元化｢專家｣這個名詞的意義，並且思考每種專家在參與決策過程 中應扮演的角色，是現行公共決策處理複雜議題時需要去正視及釐清的部分。
參、「民主」能讓「專業」更「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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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的公行研究越加重視公民參與的重要性，有研究者認為既有環評運作應 藉由｢市民科學｣的方式，透過制度的政治承載力的增加和政治參與的提高，讓環 評兼顧｢專業｣與｢政治｣兩者間的需求（湯京平、邱崇原，2010）。本文也認為應 多採｢市民科學｣的方式來探討環境爭議，但不同的是，筆者認為此舉不宜用增加 環評政治承載力來形容之，而是應以增加環評決策專業度來描述之。
實際上，知識本身的政治性即無所不在，又如同前文對｢專家｣定義的檢視與 討論，民眾參與所提供的意見何嘗不也是種｢專業｣知識，為何來自於民間的聲音 就必須要歸類為｢政治｣，來自學術界、體制內的聲音就歸類為｢專業｣，筆者認為 如此留於過度的簡單二分，依此據認為該二者的衝突是必然的、需加以調適和平 衡，對常民專家來說是不公平的。Rayner(2003)認為，雖然在現今的制度安排下，
科學框架仍無法避免政治文化的限制和影響，但公民參與對於代議民主的彌補和 強化仍深具潛力。
透過本研究的實證調查，民眾所舉出的證據和資料，有的和環評委員提出的 質問相吻合，有的更因對在地脈絡的細微體察，提出的資訊比所謂的專家們來得 更細緻。因此本文更加確信的是，｢民主｣和｢專業｣絕對不應放在光譜的兩端，認 為兩著需要進行調適，事實上，｢民主｣可以讓｢專業｣更加｢專業｣，無怪乎 Liberatore 和 Funtowicz(2003)特別倡議「民主化專業」(democratising expertise)以 及「專業化民主」(expertising democracy)的建置。
即如同 Jasanoff(2003: 162)所認為：｢即使它們過去曾經是，但專業和民主已 不再是敵對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專業幾乎已是現代民主運行所仰賴的基石。
｣101而如前文所述，成熟的｢民主｣得以讓｢專業｣更臻｢專業｣，兩者是並行不悖、相 得益彰的。
101 原文：Expertise and democracy are no longer adversarial concepts, if they ever were: instead, expertise is almost the foundation stone on which the functioning of modern democracies has come to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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