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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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國家治理方針與政策制定等資訊性內容，故配樂產生的美感與戲劇性取代了 企圖影響民眾情緒的訴求， 也促使電視新聞報導更類似於經過「包裝」的故事。
然而，本研究結果顯示，特殊音效與配樂的使用在馬英九相關電視新聞故 事中較少，推測可能原因為記者處理新聞時受限於時間緊迫，故事的「完整性」
與美感或戲劇性的兩相權衡下，大部分記者往往傾向選擇前者。因此，使用配樂 與特殊音效之馬英九電視新聞故事僅占少數。
但以另一角度思考，新聞本意為傳遞資訊、述說「真實」故事，相對而言，
較為嚴肅的政治新聞雖不如社會新聞般地常意圖引發觀眾的感性情緒，卻仍使用 配樂或特殊音效加強故事美感。儘管於本研究中使用則數不多，但仍可看出電視 新聞「感官主義」式報導手法之可能趨勢。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1. 記者目的性與非目的性的採訪
本研究探討馬英九相關電視新聞呈現的敘事內容、手法及反映的意識形態，
然而分析過程無形中將每一則電視新聞故事視為記者「目的性」的產出，即記者
「策略性」地安排各種情節發展、鏡頭畫面與後製技巧以突顯馬英九的個人特質 和形象。
實際上，在新聞故事情節部分，記者往往按照個人對新聞價值的定義選擇該 則新聞的重點與拍攝畫面以陳述和剪輯，而非全然刻意強調馬英九的行為舉行或 營造其正面形象。以 2008 年 3 月 31 日「馬英九接受中選會致送當選證書」新聞 故事為例，其情節發展為馬英九接受當選證書後發表感言，說明自己深感責任的 沉重並承諾未來將不分藍綠當全民總統。該則新聞中，記者點明馬英九「不分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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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全民總統」承諾之目的可能為突顯其個人政治風格、親民和負責任的態度，
但亦有可能僅為記者個人認為馬英九之談話因涉及台灣未來政治社會狀況而深 具新聞價值，故標明此談話之重點，並無上述突顯馬英九個人特色之「目的」。
而在鏡頭運用部分，第四章分析鏡頭策略時發現，馬英九相關電視新聞故事 最常使用的鏡頭為全景與長景鏡頭，而依據 Berger (1981)，不同鏡頭角度呈現的 意義各有不同。然而，反思為何長景和全景鏡頭的使用較多，而特寫鏡頭、俯視 與仰視鏡頭則較少，往往是因實際拍攝情境的限制。
新聞實際採訪的情境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有事前發佈媒體採訪的記者會等 場合，記者可先到場架設鏡頭與腳架，故可使用鏡頭則多為長景或全景鏡頭，而 無特寫鏡頭的使用。另一類則為突發的新聞事件，記者臨時接到訊息而前往事件 現場採訪，未能事先架好鏡頭的結果則可能出現較為搖晃的畫面，但也因無腳架 可上肩拍攝而可使用特寫鏡頭。因此，儘管分析結果顯示全景與長景鏡頭最常使 用於馬英九相關新聞故事中，然而這亦可能是因為實際拍攝環境而導致的結果，
換句話說，全景和長景等鏡頭所呈現的意義亦可能只是無目的性的拍攝，與呈現 社會關係或距離等無關。
此外， Berger (1981)指出，仰視鏡頭由下而上的拍攝角度可營造新聞主體 充滿力量與權威的意義；反之，俯視鏡頭由上而下的角度則塑造新聞主體渺小和 虛弱的意象，然而若僅根據上述 Berger 之鏡頭策略分析電視新聞則易忽略媒體 實務環境的限制。以 2008 年 4 月 1 日「馬英九希望就職前訪美」新聞故事為例，
其中一則新聞畫面為馬英九高站在某室內場地的台階上與在場人員揮手致意，其 使用鏡頭為由下而上的仰視鏡頭，然若視此鏡頭角度為刻意塑造馬英九高高在上 的權威性實為不客觀，因為新聞事件之現場除該台(中視)攝影記者外，亦有其他 媒體記者，加上現場擁擠程度、維護採訪秩序、保護未來國家元首安全等顧慮皆 可能造成攝影記者無法近身採訪改而採仰視鏡頭的技巧。換言之，仰視鏡頭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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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極有可能來自記者迫於實務環境的限制而採取的拍攝手法，並無刻意呈現馬英 九權威感的意圖。
綜上所述，記者目的性與非目的性會受個人對新聞價值之定義和媒體實務 環境所影響，故難以判定與控制，為本研究分析時難以避免的實務限制。
2. 不同敘事者的角度差異
一則新聞故事的產製從畫面的拍攝、新聞旁白及畫面的剪輯往往皆由二至 三人經手，因此每一階段的涉入者無可避免地皆會以其主觀思考模式進行工作。
如攝影記者多以自身的經驗和角度拍攝新聞主體，而同在現場的文字記者則以其 觀點撰寫旁白稿和主播稿，回到新聞室進行畫面剪輯與配音時，帶有攝影記者角 度的影像根據文字記者的邏輯進行篩選，時有因時間與地理環境的限制，剪輯影 片的記者根本未在現場而僅能針對攝影記者拍攝的影像自行架構整個新聞故事 情節，因而該新聞故事無形中又添加了另種觀點。
而除了一則新聞可能含有不同敘事者之差異外，各則新聞亦包含不同攝 影、文字記者和剪輯影片者之各自觀物角度。換句話說，每則新聞儘管皆屬同一 採訪路線(政治)，但並非皆由同一文字與攝影記者搭配前往採訪，故各分析樣本 存在許多不同的敘事者，加上前述提及記者的目的性與非目的性之報導限制，導 致本研究無法「客觀」分析政治人物媒體造神運動的新聞敘事內容與手法。
因此，新聞事件從發生、拍攝、剪輯到呈現於閱聽眾眼前之間歷經了不同
「敘事者」的操作，也涵蓋了多種觀點和想法，而各則新聞故事也各由不同的敘 事者述說故事，本研究分析時難以避免不同敘事者角度的差異。
二、後續研究建議
1. 研究限制的可能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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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研究限制，本文提出相關建議以供未來研究參考：
I. 目的性與非目的性：為理解記者為「目的性」或「非目的性」地報導、
拍攝或剪輯新聞故事，建議可以一對一的訪談作為研究方法，分辨其是 否具有目的性。然而此法亦具有其實務限制，以本研究為例，分析樣本 皆為 2008 年的晚間新聞，記者對當時報導新聞之記憶是否完整是一大 限制；其次，若以未來一個月內之晚間新聞做為分析樣本，並選定特定 記者近身跟隨採訪，亦有實際採訪過程中因時間壓力而無法給予研究者 即刻性答案之考量，甚至遭受拒絕跟訪等限制。
II. 敘事者角度差異：為避免不同敘事者角度差異之限制，建議可以田野調 查與敘事分析兩步驟之研究方法進行。首先跟訪政治線的某一特定記 者，長時間觀察其對新聞事件的切點，包含畫面的選擇、新聞重點的強 調等，並以觀察期間該記者採訪和剪輯的新聞作為分析樣本進行第二步 驟的敘事分析，探究新聞故事的敘事內容、敘事手法以及是否隱含特定 意識形態。然而此法需長時間的執行得以完成，故本研究因時間考量未 採用此法。
2. 以主播報稿作為敘事者聲調之分析單位
本文研究問題二探討政治人物媒體造神之新聞敘事手法，曾將記者旁白聲 調分為干擾性與非干擾性。然而根據上述研究限制提及之不同敘事者角度差異問 題，每則新聞皆由不同記者作為旁白，其個人特質與述說習性皆會影響述說故事 時的聲調，故分析時無法控制每位記者的個人變異性，分析時也不盡客觀。
為避免不同敘事者角度差異而產生分析誤差，本研究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 以主播報稿聲調做為分析單位，並將分析時間限定為周間(星期一至星期五)，此 乃因台灣電視新聞台晚間新聞於周間多由固定主播播報。儘管主播報稿常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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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所撰，文字與新聞架構亦有其價值觀點，然而主播為最終的新聞故事敘事 者，且每一則新聞故事皆由同一位主播以個人詮釋方式述說新聞故事，透過比較 周間主播聲調或可避免不同記者差異性的問題。
3. 神話的轉向
Barthes(1972)認為神話不滅。然而處於紛擾的社會環境下，「英雄」雖往往 順應需求而生，卻也因急速的社會步調與變遷而使政治人物神話的興衰也不斷更 迭(Mintzberg，2000／鄭懷超譯，2000：3)。換言之，個人神話雖在當時擁有正 向評價，隨著社會變遷也時有轉向負面與衰敗之可能。
以前蘇聯獨裁者史達林為例，其曾為鞏固個人政黨領袖之權力而展開一連 串造神運動，各個不同形式的藝術作品皆可見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其無暇的超 人特質、鋼鐵般意志和普遍流傳的神話故事皆促其成為民眾崇拜的目標(陳美 芬，2001) 。然而事過境遷，蘇美冷戰結束、共產主義國家紛紛瓦解，史達林當 時屠殺人民的種種殘暴行為幾經媒體報導與輿論抨擊後使他成為蘇共史上最為 殘暴的獨裁者，隨即受到後世嚴厲批判，「史達林神話」也從高度評價的高峰跌 入谷底而轉向嚴厲的批判。
而在台灣，儘管新的「政治明星」不斷崛起，民眾對這些政治人物的看法 也往往隨著相關事件的媒體報導、社會環境變遷等因素而改變。如吳蕙芬(1998) 曾分析選民對陳水扁在競選台北市長前和卸任後的形象變化，顯示其形象確實在 四年間有所改變。
由上述可知，民眾對政治人物的崇拜與觀感經常變動，而神話也可能因新
由上述可知，民眾對政治人物的崇拜與觀感經常變動，而神話也可能因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