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限制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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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反思與修正。在經濟投票研究裡，認知性與資料性的內因問題是研究者必須正視的。

反思單一廣義線性迴歸模型的不足，可能的修正方法本文試以 PALR 進行較為妥善的處理；

並透過 PALR，以一個較為全面且整體的角度，認識 2012 年總統選舉選民的經濟投票行 為。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總結

(一) 研究限制

在這份研究撰寫的過程中，本文主要的研究限制大約可分成二個部分：資料上的限制 和方法上的限制。資料上的限制，首先是本文所採用的 TEDS2012 橫斷面資料有別於選前 選後定群追蹤資料，它不是完全適合地可以用來處理內因問題（Gerber and Huber 2010）。

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同第一章所提過的，某些省略變數不能有效地進行控制，其中最有可能 選民異質性無法獲得控制；另外，對於突發事件影響的處理，橫斷面資料也有它的限制存 在。加上可能受到研究者懷疑的是因果方向性的假定。雖然因果方向性的假定是從文獻和 理論歸納出來，但是這終究是不得已的權宜辦法，在因果連結上仍比不上實際資料。

第二個資料上的限制是變數的不足，在本文所建構的 2012 年總統選舉經濟投票模型 中，社會前瞻型經濟評估迴歸式內部勉強具顯著性的自變數只有候選人形象評估。發生這 個問題的可能原因或許是沒有適當的兩岸展望變數。回顧 2012 年總統選舉，透過多名企 業界人士的發聲，藍綠二組候選人主要交鋒的兩岸政策方針被引導為經濟發展路線的選擇。

然而，隨經濟上台灣的發展越來越倚重中國，接踵而來的是國家安全與政治上台灣自主性 能否維持的疑慮與恐懼。馬英九和蔡英文主打的「九二共識」和「台灣共識」之爭，某方 面代表的正是選民對台灣未來的選擇；但所測量到的面向仍有限。面對如此複雜的狀況，

現有變數使用上似有不足之處。選民在進行社會前瞻經濟評估時所設想的，也許考慮得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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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方法上的限制，首先是模型識別的困難，特別是以方程式為主的識別規則而言（階 條件和秩條件）。過去路徑分析和 SEM 的相關文獻所討論的大多是連續變數，所以在模 型的識別上採用的方法都是對應連續變數而來的。不過在政治學中所研究的變數大多為類 別變數。本文中 PALR 的應用，在模型的識別上旋即遭遇困難。這困難的原因在於一個 連續依變數的方程式只有一個，而一個類別依變數的方程式可能不只一個。在識別上，單 就非遞迴模型的識別條件標準來說，究竟是要採內因變數的數量為主還是方程式數量為主，

是個待解決的問題。

第二，同樣有關於識別上有序多分類變數的限制，也凸顯了方法理論和統計軟體的差 距。有序多分類變數在理論上是多分類變數，但是因為它的分類具有排序性質，所以在統 計軟體中只要通過檢定，做為依變數的有序多分類變數是可以把它暫時當作連續變數來估 計。不過，這樣的概念用在 PALR 上會產生一個困難。理由是，當有序多分類變數在 PALR 中扮演又是依變數同時又是自變數的角色時，雖然在依變數上可以有條件地暫時做為連續 變數來估計，但在自變數上仍必須要被視為多分類變數。結果，在識別上會遇到的困難就 是，在秩條件的識別係數矩陣中有序多分類變數到底算是矩陣中的一個元素還是二個元素？

這凸顯了有序多分類變數在軟體的處理上尚缺更適合的做法。目前 PALR 和統計軟體相 關的分析指令仍屬較為新穎的分析方法，理想上可用來解決政治學門中類別變數分析的問 題。在實際應用上，理論方法和軟體仍處在磨合階段。

第三，模型標準化的限制。模型標準化係數雖有利計算影響變數的總效果和進行係數 間的比較，但是標準化的基礎在 Menard（2010, 83-98）的書中只提到單一模型的標準化。

雖然按 Menard（2010, 145-168）在書中的脈絡，單一模型的標準化可以運用到 PALR 的 整體模型上；不過，這個標準化方法如果實際推展到 PALR 模型上，則可能面臨的限制 是 PALR 模型中不同的迴歸式有不同的依變數標準差數，這是否能在整體 PALR 模型進 行比較和計算。這一點 Menard（2010, 145-168）似乎沒有較為清楚的說明。

第四，間接效果計算複雜。由於 PALR 是一種以類別變數為依變數的路徑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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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估計出各變數係數並將之標準化後，研究者感興趣的將是變數間的間接效果與總效 果。如是路徑模型中的變數是連續變數，則間接效果的計算只需把路徑上的各個標準化係 數相乘即可獲得。問題出在如果路徑模型中的變數是類別變數，則間接效果計算的複雜度 將取決於變數的類別數與路徑模型的複雜程度。除此之外，間接效果的計算依照 Menard

（2010, 190）的算法，是把感興趣的路徑中所有變數的標準化係數做相乘，無論當中的路 徑係數是否顯著。然而，Menard 對於直接效果的計算又只考慮具顯著性的路徑係數。兩 相對照，會讓人懷疑間接效果為什麼要把不顯著的路徑係數納入計算。

第五，標準化係數的解讀讓人較難理解。Menard（2010, 145-168）提出 PALR 的背後，

是想要透過全標準化係數的方式，讓屬於類別依變數的分析，在解讀上也能跟連續變數一 樣——自變數變化幾個單位（或是標準差），將使依變數變化幾個單位（或是標準差）。

問題出在，類別依變數的線性關係是建立在連結部分之上，所以模型之中和自變數具有線 性關係的不是類別依變數（Y）本身，而是 logit（Y）（請參考第二章第三節）。如果要 對 PALR 的標準化係數進行解讀，在解釋上就會變成，自變數變化幾個標準差，將使 logit

（Y）變化幾個標準差。這在直觀上雖然可以體會，但實際上卻讓人較難以理解。這一個 問題 Long（1997, 17）也曾提過。

總的來說，資料上限制的改善須要時間的積累和 TEDS 委員們對測量題目討論的取捨，

或許較難於一時獲得有效的明顯成果。在方法上的限制則有賴有志於研究方法的學術夥伴，

一起透過對學問的鑽研加以求解。類別變數的處理如果能夠更加精進，未來將有助於以類 別變數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政治科學界。因為政治科學的研究建立在理性行為人的假定 上，但是人的思考、決策，甚至於做出行動，這些看似簡單的行為背後的複雜度是難以想 像的。如果能夠繼續改善 PALR 這種既考慮類別依變數分析，又考慮行為人內心認知的整 體模型，未來對政治科學的研究將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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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結

2012 年總統選舉，台灣選民確實存在社會前瞻型的經濟投票行為。不過，政黨認同 仍然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重要變數，做為選民的知覺篩子，政黨認同將使選民有立場地看待 政治事務，做出符合自己立場的評估與決定。政黨認同不只對候選人形象評估、社會回溯 型經濟評估，和投票選擇有直接影響；對社會前瞻型經濟評估也存在間接影響。。在投票 選擇中，政黨認同透過候選人形象評估和社會前瞻型經濟評估，形成對投票選擇的間接效 果。這條路徑的總效果數值比社會前瞻型經濟評估對投票選擇影響的直接效果數值還大。

由此可以看出，選民即便有經濟投票的行為，背後可能脫離不了政黨認同的影響。無疑地，

政黨認同對於台灣選民來說仍然是重要的。

透過 PALR，本文企圖探索 2012 年總統選舉「台灣共識」和「九二共識」，對選民 產生的複雜政治經濟糾結。面對 2008 年到 2012 年執政黨經濟表現差強人意的環境，選民 透過政黨認同對候選人形象進行評估，再透過候選人形象對台灣未來可能的發展做出評估，

進而做出投票選擇。面對這一複雜的認知過程，如果仍然使用單一廣義線性迴歸模型是不 夠的。PALR 是路徑分析方法的一種，它能夠讓研究者藉由相關文獻設定出變數間的因果 關係，進而把整體模型同時進行估計。估計出來的係數還能透過標準化的程序，讓係數之 間可以互相比較，以及讓係數可以進行間接效果和總效果的計算，使研究者可以從整體的 角度觀看模型。除此之外，面對選後訪問所造成變數間因果方向不明的資料性內因問題，

PALR 也能結合 Heckman 因果效應模型的概念進行處理。

最後，有關內因問題的概念在最新的研究中已經提出更細緻的區分。黃紀指出應該把 內因問題清楚地分為沒有測量到的干擾（unmeasured confounders（“latent factors”））與 測量到但是被忽略的原因（measured but omitted causes （“mediation effect”））（Huang 2014）。

理由是，有些內因問題其實是中介變數的問題，這在很多相關的書籍與研究中都被討論過；

然而，目前真正要去處理的應該是沒有測量到的干擾。如果不把這二者分清楚，那麼研究 者在處理相關問題時就有可能發生混亂，進而導致研究對象不明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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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由於過去路徑分析大多運用在連續變數，關於類別變數的運用是較新的嘗 試，在軟體支援上和方法理論上仍有待發展，特別是非遞迴模型部分。政治學領域的變數 多為類別變數，而且因為牽涉到人的認知其背後的內因問題錯縱複雜，嚴格說來政治學領 域的行為模型應該多都屬於非遞迴模型。只是受限於方法理論和統計軟體，讓研究者不得

總的來說，由於過去路徑分析大多運用在連續變數，關於類別變數的運用是較新的嘗 試，在軟體支援上和方法理論上仍有待發展，特別是非遞迴模型部分。政治學領域的變數 多為類別變數，而且因為牽涉到人的認知其背後的內因問題錯縱複雜，嚴格說來政治學領 域的行為模型應該多都屬於非遞迴模型。只是受限於方法理論和統計軟體，讓研究者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