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經濟投票研究所面臨的兩種內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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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經濟議題是一種價值共識型議題（valence issues）——大家一致地想要經 濟變好，沒有人會想要經濟變壞。所有議題的影響力都比不上經濟議題（Lewis-Beck and Stegmaier 2000）。經濟投票研究能夠發掘理性選民在投票行為中的效用考量。二維四項的 細分雖然能夠讓研究者更清楚地去探索選民理性經濟評估的本質與特性，詳細分析出哪一 層次的經濟評估影響投票行為。但是近來的研究卻發現經濟評估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投票決 定因素，因為政黨認同仍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Niemi et al. 2011, 172-175）。經濟評估在 經濟投票的模型中屬於內因變數（endogenous variables）。
第二節、 經濟投票研究所面臨的兩種內因問題
(一) 認知性的內因問題
經濟投票研究假定理性選民的經濟評估具有外因性（exogeneity）。理由是假定選民 會客觀且理性地以效用極大化和政府施政表現作為判準。然而近年的研究卻發現事實並非 如此。從密西根學派的漏斗模型出發，Niemi 等學者（2011, 176）整理出當中最大的爭議 點在於個體認知中經濟評估和政黨認同間的影響尚未釐清，使得認知性的內因問題一直干 擾經濟投票研究。另一方面，關於資料收集上，林奕孜（2010, 95）和吳親恩與林奕孜（2012）
也指出不適當的資料收集時間點，也會導致資料性的內因問題。
從個體認知來看，不同於 Downs（1957）的理性假定。其實選民的主觀評估背後是 一個相當複雜的思維脈絡。1960 年代密西根學派的重要著作——The American Voter——
有別於過去哥倫比亞學派的選民社經背景論述，而是以社經背景因素為個體認知的基礎，
試圖從心理認知層次出發提出選民心理認知層次的漏斗模型（funnel model），並認為影響 投票有三個因素——政黨認同、候選人能力、議題，其中政黨認同屬於較長期的影響因素，
且影響力相當的大，而其餘二者屬於較短期的因素，特別是議題因素的期限可能更短，甚 至只有一次的選舉期間而已，影響力更是有限（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and Stokes 1960）。從這樣的論述來看，除非短期因素的影響力夠大諸如天災、突發的重大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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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長期因素（政黨認同）仍是屬於主要的投票決定因素。Evans 與 Andersen （2001）
對於政黨認同影響經濟評估的內因現象提出一名詞——知覺篩子，他們認為選民的經濟知 覺具有政治性的偏差。無論經濟情況的好或壞，選民對於支持的政黨會傾向給與較為正面 的評估。
Stokes（2001）更發現對於新興民主政體來說，回溯型評估太過於簡單且當中可能包 含不理性的成分。因為選民看好的不是當下政府的經濟表現，而是背後可能存在對政府或 是執政黨的信任。Bartel（2002）也在研究中證實政黨認同是一個形塑選民認知的重要因 素，它會去維持並再強化選民對政治世界的認知；即便是在 1988 年，一個失業率（文中 指民主黨人所關心的經濟議題）下降且通膨（文中指共和黨人所關心的經濟議題）也降低 的年份，大多民主黨人仍覺得失業率降得不夠。Taber 與 Lodge（2006）提出的“不需確認 的偏見（disconfirmation bias）”就表明選民可能以他們自己所相信的信仰為基礎，來支持 或反對他們所看到的現象——相信的就支持，不相信的就不支持。相似的論點也在 Gerber 與 Huber（2009）的研究中發被證實。M. Smith（2007, 11-18）更是提出自從 1970 年代後 經濟議題轉變成政黨選舉文宣操作的論述；不是選民特別關注經濟議題，而是政黨會特別 聚焦於各項議題的經濟面向討論。Evans 與 Andersen（2006）對於回溯型經濟投票的研究 則發現經濟投票是一種延遲因果模型，選民的回溯社會型經濟評估是強烈地受到前一個時 間點的政黨認同所影響。如果控制住了政黨認同的影響，那麼經濟評估對選民投票行為的 影響將是明顯地衰弱。也就是說回溯型的評估或許只是選民內心對自己過去政黨認同的反 映。
台灣的研究，萬美君（2005, 25, 66-71）指出政黨認同對經濟評估確實有顯著影響。
在 1996 年、2000 年、2004 年的總統選舉，台灣選民的社會經濟回溯評估會受到政黨認同 的影響；不過社會前瞻經濟評估方面則是只有 1996 年和 2004 年的總統選舉有被政黨認同 影響。總的來說，目前的經濟投票研究，必須正視認知性的內因問題。選民很有可能在進 行經濟評估前，已經有政黨認同的立場，選民的評估將受到政黨認同的影響。倘若沒有處 理這個問題，那麼將無法以整體的面向觀察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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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性的內因問題
除了認知層次的內因問題，還有測量上的誤差所帶來的資料性內因問題。Anderson, Mendes 與 Tverdova（2004）發現除了所謂政黨認同的影響外；投票選擇也會去影響評估，
亦即選後的訪問會導致無論是回溯型或前瞻型評估都會受到影響。台灣方面，吳親恩和林 奕孜（2012）進一步反思過去台灣經濟投票研究對於經濟評估的測量，並把因資料而產生 的問題細分為效度問題與內因問題。效度問題主要肇因於選後又是新政府上台之後才施測，
使得受訪者在經濟評估上產生比較對象的混淆。內因問題則是來自選後訪問，在已知當選 者的背景下，選民的回答可能受到投票選擇的影響導致因果方向不清楚。吳親恩和林奕孜
（2012）在文中指出相比於中研院調查研究中心 1996 年總統選舉資料的施測時間是 3 月 到 5 月，這段期間是選後且新政府未上台（該年是 3 月 23 日舉行選舉，5 月 20 日就職），
在估計上效度問題較小但仍要留意內因問題；然而，中研院調查研究中心 2000 年總統選 舉的資料，以及 TEDS2004 和 2008 年的總統選舉資料，這三筆資料的訪問時間都是集中 在 6 月到 8 月，也就是說施測的時間是在選後而且是新政府也上台的背景下進行。所得的 結果可能是受訪者比較對象的混亂，導致測量上的效度問題；以及受訪者在已知當選者是 誰的背景來進行回答，這樣的回答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投票選擇的影響產生內因問題 19。對 效度而言，訪問時間離選舉時間越遠效度可能越低；對內因問題而言，選後資料無法避免 因果方向不清楚的缺點。
在 TEDS2012 總統選舉的資料上，有關效度與內因的問題或許有一些轉圜的餘地。吳 親恩和林奕孜（2012, 214）發現中研院調查研究中心 1996 年總統選舉資料因為施測時間 與選舉時間較為接近，所以效度問題較小；內因問題則仍然存在。相似地，雖然 TEDS2012
19 肇因於已知當選者背景，使得受訪者對於經濟評估的回答可能會摻雜投票選擇的影響，原因或許是受訪 者出自於自我保護、勝利者認同等因素選擇回答與勝選政黨相近的經濟評估，或是出自於對某政黨的低 度偏好而選擇回答與勝選政黨相左的經濟評估。更甚者，如果訪問的背景是政黨輪替，那麼受訪者的回 答可能還有更多其他無法觀察到的因素干擾著經濟評估。例如，選民可能因為政黨輪替的關係，看衰勝 選政黨未來的執政表現並且美化過去敗選政黨的執政表現。相似的論點也在王柏燿（2002, 136）和蔡宜 寧（2010, 115）的文章中有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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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選舉資料是選後資料，但訪問時間是在新政府上任前，選民是處於選後得知當選者而 周遭環境仍是舊政府的狀態。也就是說訪問的時間點已經大幅地減輕可能存在的效度問題，
仍然要注意的是內因問題。
加上 2012 年總統選舉結果是舊政府連任，對選民來說，已知舊政府連任但未開始新 的任期，使得選民面對 TEDS2012 社會經濟回溯評估問題時（測量題目請參考本文第三章 第五節），所比較的是同一位總統與同一個執政黨前後兩任的經濟情勢。對於回溯型的評 估來說，選民比較的是現在（仍處於舊政府）和舊政府先前的表現，概念上測量效度較沒 有問題。此外，回溯評估的內因問題也可能較小，理由是即便已知當選者是誰，選民評估 過去經濟表現所參考的主要因素應該是已發生的事實，而非對候選人的期待。也就是比較 過去和現在效用的差異。這樣的比較背後建立在受訪者的親身經驗上，就算是知道當選人 是誰，影響似乎不大。可能出現的問題，反倒是在這一節前半部做過說明的政黨認同，政 黨認同可能使得選民的在內心認知上就存有既定立場，進而影響對過去政府過去經濟表現 的評估。
關於前瞻型的評估，效度問題同樣較小反倒是內因問題可能較為嚴重。因為
TEDS2012 社會經濟前瞻評估的問題（測量題目請參考本文第三章第五節），它要選民預 期未來台灣經濟的變化。用意是要選民估算未來能帶給他較多效用的候選人，並依此估算 進行投票。選後訪問的前瞻型評估，選民參照點處於舊政府，並對未來的經濟發展進行預 期，因此在測量效度上的較沒有爭議。不過，問題出在由於選民已得知當選者是誰，在評 估未來的經濟前景時，有可能把對未上任新政府的期許（或看衰）放入估算之中，造成投 票結果影響前瞻型評估的後果。因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預期不同於對過去經濟表現的評估，
過去經濟表現是已發生的事實，每個人都有自己親身的經驗與所相信的立場，在評估的時 候不用透過想像；但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預期是未發生的，受訪者要對未來進行評估，可 能要透過自己相信的立場或是候選人的形象做出判斷。若是受訪的時間是在選後，選民更
過去經濟表現是已發生的事實，每個人都有自己親身的經驗與所相信的立場，在評估的時 候不用透過想像；但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預期是未發生的，受訪者要對未來進行評估，可 能要透過自己相信的立場或是候選人的形象做出判斷。若是受訪的時間是在選後，選民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