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東亞圖書館藏聽冰閣碑碣法帖拓本
第一節 碑帖拓本與書法藝術
碑帖拓本與書法藝術的發展和繁榮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大量的碑帖拓本出 現方便書法學習，也拓展了書法的發展面貌。
古人刻帖的目的是為書法研習者提供歷代名家書法的「複製」，供作臨習和 欣賞，碑刻拓本是經過推拓才能使之化身於百，成為研習者案頭的良伴。拓印技 術的發展，促進了刻帖業的發展，對帖學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春秋以前，書法 被列為六藝之一；漢代學童在十七歲之前，必須接受國家書法考試，考試合格後 方有入仕機會；隋唐時期實行科舉考試後，士人書法的優劣更是直接影響其仕途。
書法可以說是傳統文人生活中的一大部分，有文人、士大夫為求仕進而有書寫整 齊的要求，也有文人重視書法所傳遞的藝術品味，努力提高自己的書法表現，讓 自己的書寫成果成為書法長河中的一部份。趙汝珍他說：「對於中國著名之碑帖，
無不洞悉原委，明辨真贋。士人而不知碑帖，而不明碑帖，直如農夫不辨菽粟，
工匠不識繩墨。此可絕其必無之事也。」68雖是以碑帖收藏的角度出發，但是也
68 趙汝珍，《古玩指南》，第十二章〈碑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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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碑帖之於書法藝術的重要性。
一、碑帖拓本作為學習範本
在整個藝術發展歷史過程中，碑帖拓本扮演著重要角色，也有其實際作用。
因為在攝影技術和珂羅版印刷術尚未發明之前，以拓印方式所完成的碑帖拓本，
生動逼真地複製古代大批法書真跡，成為書法學習範本。從學習選擇的角度來說，
範本的種類、數量增加之後，意味著學習的機會與取法的面貌，相對蓬勃多元，
這對書法藝術而言，更是便於傳播與發展。一個時代的書家的成果與碑帖藝術薰 陶、廣泛應用和交流促進具有密切的聯繫。
從孫承澤《庚子消夏錄》、王澍《虛舟題跋》、梁章鉅《退庵金石跋》等等清 人金石題跋文字中來看，吸引他們進入金石之學，無非是因為碑帖所傳遞的書學 意義。當時文人、熱愛金石者並非只是為官為吏，求文章華國，許多是為追求書 法，希冀能有書法作品傳世，碑帖拓本的收藏便是提供他們探索書法表現，並且 深入研究的機會。葉昌熾作為一位廣收碑帖拓本資料的學者，十分清楚這樣的現 實狀況，他說：「吾人搜訪著錄，究以書為主、文為賓。文以考異定訛、抱殘守 闕為主，不必苛繩其字句。若明之山尚書輩，每得一碑，惟評論其文之美惡，則 嫌於買櫝還珠矣。」69清楚點明因為書法藝術是追索碑帖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原因。
昔日荒郊之棄石，反成藝術殿堂之聖物。取自山岩屋壁、荒野窮郊的石刻文 字，讓已經沉寂多時的篆、隸兩種逐漸讓出主流的書體，有了再現光華的機會。
原本在秦漢之後，以篆、隸書體為主的書法名家，屈指可數，但是金石訪碑工作 推動下，先秦、兩漢時期的吉金刻石被大力搜討、摹拓和流通，成為書法家豐富 可資借鏡的物件。這些石刻銘文多是篆、隸書體，書家從青銅器上的銘文研習篆 書，從數以百計的兩漢名碑中搜討隸法，造就了鄧石如、伊秉綬、莫友芝、趙之 謙、吳大澂等書法名家。
對於書法練習而言，金石氣並非學習一碑一帖即有所成，而是在一段時期的 學習風尚底下，藉著大規模出現的碑帖拓本，檢視其中的特殊美感並且嘗試對該 批碑帖進行閱讀臨習，並從中尋獲養分，而後加上自身的理解而成。或許可以說，
重碑之說，是一個因緣俱足的狀況下所產生的歷史必然，也是在這氛圍中諸多學 者身體力行的具體成果。
69 葉昌熾，《語石》卷六，《語石•語石異同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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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金石文字，將其中面貌化為己用，形成了獨特的書法面貌。也有很多書法家為 了提高自身的書法水準而去研究金石文字，以使自己的書法達到更高的境界。
三、碑學理論的鼓舞
從書法的面目來說，由於科舉制度的進行，長久以來書法藝術多以秀潤為主。
明代總結前朝書法面貌，認為晉人以韻見長、唐人以法取勝，宋人以意趣為宗，
明人以尚勢出新，這透露出書法美感的呈現，多被前人獲致。若僅循著法帖面貌 習字，恐難超越典型，且易受限於呈現的效果，這便促使書家在書法作品的表現，
必須尋求新的突破。在此之際，書法視野的擴大有賴於新的資糧引入，此時金石 學的復興，恰好為書壇提供新的契機，這使得碑學的興起和篆隸書創作的復興兩 者都符合時勢的期待，也因之有機會產生屬於清代的書法面貌。
馬宗霍（1897-1976）曾剖析碑學和金石學的共生、互動關係，他認為：
嘉、道以還，帖學始盛極而衰，碑學乃得以乘之。先是，雍正、乾隆間，
文字之獄甚嚴，通人志士，含毫結舌。無所攄其志意，因究心於考古。小 學既昌，談者群藉金石以為證經訂史之具。金石之出土日多，摹榻之流傳 亦日廣。初所資以考古者，後遂資以學書。故碑學之興，又金石學有以成 之也。71
確實，碑學的興起與金石學有關聯。但是，對於書法藝術的推展來說，古代 碑碣的探索啟動漢隸的復興運動，還有阮元、包世臣等人的鼓吹，康有為的著力 於北碑的宣傳，才讓書法的取材對象從少數碑帖擴展到遺留在荒野的不同碑碣，
也使得碑帖收藏可以更大面向地與社會活動連接在一起。
阮元（1764-1849）對於碑帖之論，曾有〈南北派論〉與〈北碑南帖論〉二文，
這是立基於數十年摩挲金石碑版的經驗之上，以廣博的金石資料基礎，揭櫫中原 古法，提倡北碑，以矯正唐宋以來帖學帶來的流弊，表現出申北抑南、揚碑抑帖 的傾向。後繼者包世臣，在阮元理論的基礎上，強調不失「篆分遺意」為品評書 家的重要標準。在其《藝舟雙輯》〈歷下筆譚〉一節中，稱「北朝隸書雖率導源 分篆，然皆極意波發，力求跌宕。」又說「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 澀而取勢排宕。萬豪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72到處可見他對北碑的傾 倒之詞。此一強調北碑趣味的理論，到康有為手中更加系統完善。他高舉尊碑抑 帖，尊魏卑唐的旗幟，羅列南北碑的「十美」，將碑學推崇到極至。這一理論雖
71 馬宗霍，《書林藻鑒》(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頁 192。
72 包世臣，《藝舟雙楫》〈歷下筆譚〉(北京：中國書店，1983 年)，頁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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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金石學修養及當時金石學研究為基礎，但是更大力度推動書法藝術學習的取 向。
康有為（1858-1927）在《廣藝舟雙楫》中，說：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 者莫不藉金石以為考經證史之資，專門搜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 盛。於是山岩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鋤，或搜自官廚之石；洗濯 而發其光彩，摹拓以廣其流傳。……出碑既多，考證亦盛，於是碑學蔚為 大國。73
碑學因為帖學的失勢以及金石學鼓宕而蔚成風氣，但也因此風氣助長訪碑拓 碑的工作，其成果自然產生了許多的碑帖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