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字择生，１８９５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３ 月 １ 日出生于广东惠阳 县永湖乡鹿颈村。先世务农，父亲邓镜仁于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后任中学教 员。邓演达青少年时期度过 １０ 年军校生活。他于 １９０９ 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 堂，由于聪颖好学，志向远大，很快受到担任该校学长的革命党人邓铿（仲 元）（１８８６—１９２２）的重视，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１９１１ 年武昌首义后，邓 演达曾入伍随军北伐，１９１２ 年返回广东，被派送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１９１３ 年毕业。１９１４ 年又考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堂（即武昌南湖陆军中学堂）学 习，１９１６ 年末毕业。接着入保定军官学校，１９１９ 年初毕业。１０ 年军校生活，
使邓演达受到系统的军事教育，这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 他又努力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并兼修德文，学识日益广博。
１９２０ 年初，邓演达应邓铿之召，前往福建漳州参加孙中山所组织的援闽 粤军，任宪兵连连长。从此他便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在 １９２０ 年驱逐旧桂系、１９２２ 年北伐、１９２３ 年攻打陈炯明和沈鸿英等的征战中，邓演 达都出力甚大，屡立战功，因而相继升任为营长、团长。
从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 １９２７ 年上半年，
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几年，也是邓演达为中国革命 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几年。
邓演达积极参加了建设黄埔军校的工作。军校筹备期间，他是孙中山指 定的筹备委员之一。因筹备工作开始不久，筹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即离职而去，
该职由廖仲恺代理，邓与廖等人一起积极完成了军校的筹备工作。待军校成 立，邓演达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训练部掌管学校术科教育和学生 管理，主任李济深时任粤军第一师师长，该部工作主要由邓负责。他为专心 办理军校，辞去粤军团长职务，迁住黄埔，与学生一起生活和操练，深受学 生的爱戴。１９２４ 年冬，因遭右派势力的排挤，并为考察外国革命经验，增长 才识，邓演达辞去军校职务，赴欧洲游历考察。他在英、德、法三国看到帝 国主义者与广大民众对中国人民截然相反的态度，在苏联看到政府和人民对 中国革命的热心赞助，从而更增强了联合苏联及世界各国被压迫群众共同反 抗帝国主义的决心。１９２５ 年末，邓返抵广州，随即出席国民党“二大”，作
《关于游欧的报告》。国民党“二大”选他为候补中央委员。邓重返黄埔军 校，出任教育长。１９２６ 年 ３ 月初，黄埔军校扩大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演达抨击了蒋介石的行径，引起蒋的不满。４ 月，蒋 以何应钦代替邓演达职务，邓被调往潮州分校任教育长。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中，他除去主持军队政治工作以外，还直接 参与北伐主力之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作战指挥。９ 月，北伐军攻打武昌，
邓演达亲临城下督战。时直军将领刘玉春、陈嘉谟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
邓的战马被打 死，衣服袖子被子弹打穿，他仍坚持指挥战斗。１０ 月 １０ 日北 伐军攻克武昌后，邓演达同时兼任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 主任。１９２７ 年 ３ 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 长，并再次被任命为总政治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他还 兼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领导工作。邓演达文武兼治，工作夜以继日，
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才能和忘我革命的精神。
邓演达对蒋介石的独裁深恶痛绝。１９２７ 年初，蒋介石为了达到以军制 党、制政的目的，挑起了“迁都”之争。他擅自改变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 决定，企图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对此，邓演达 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在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武汉群众集会上，邓率众高呼
“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据当时报载，与 会群众对邓“一句百合，备极热烈”。２ 月，邓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 长文《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尖锐指出：“革命是大家的事，是 痛苦民众们大家的事。”“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独裁者们虽可“挣扎若 干时”，但最终必将成为“群众的反叛者”而走向“坟墓”。
①
３ 月，国民党 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提高党权，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后，邓多 次发表讲话，阐述反对个人独裁的意义，主张“党指挥军事”，而不允许“军 事指挥党”。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前后的几个月中，邓以很大精力从事发动 农民革命的工作。他深刻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 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
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敌友的“量尺”，
而“农民要解决的大问题，即土地问题”。他与共产党人毛泽东等共同组织 了一系列负责农民问题的重要机构，如阳新惨案查办委员会、总政治部农民 问题讨论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国民党 中央土地委员会、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等，大力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４ 月 １８ 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 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
在南京政府发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一同被 列入“通缉”名单。之后，武汉政府举行二期北伐，进军河南。邓演达率领 总政治部工作人员 ５００ 余人随军出征。他出入火线，参与第四军的作战指挥。
当时舆论盛赞邓演达及所部人员“于军事、政治两方面之进展，卓著功绩”。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以后，武汉汪精卫等人日益右倾和反动，终于同蒋介石一样 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在这革命危急时刻，在联共与反共的大是大非面前，邓 演达不仅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分裂，而且关心着共产党人的安危。６ 月中旬，
邓从河南返回武汉。他曾深夜走访汪精卫，劝汪站在革命立场，与民众站在 一起，但汪决心在镇压工农、反对共产党的路上走下去。邓鉴于革命形势急 剧逆转，而自己虽殚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
行前他告诉共产党人“何键一定开刀无疑”，因此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 日事变的来到”。６ 月 ３０ 日他写了告别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员书，悲愤地指 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 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 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 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而如果三民主义受了 曲解，农工受了摧残，革命分子被排斥，政治工作被威胁，“必然招致反革 命的结果”，“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接着，邓在《辞职宣言》中，
再次痛斥汪精卫等人“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 行径。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到达莫斯科，１１ 月 １ 日与宋庆龄、陈友仁共同署
① 本文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
“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并宣告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 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１２ 月转赴德国柏林，从事社会科 学研究，包括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史、各国政治、中国经济、农 民问题、财政问题、外交问题等多方面内容，以从中探求中国革命的方向和 前途。他还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谈，讨论中国革命和中德关系问题。１９２９ 年 ４ 月到德国南部各地参观考察，１０ 月底赴法国巴黎，再渡海至英国伦敦，
并在英国的一些城市考察。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离英返国。他取道意大利，经巴尔干 半岛、土耳其、伊朗、印度，５ 月由香港返抵上海。
邓演达回国后，曾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反蒋，但未得到相应的回答。
此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奉邓演达为总负责人的第三党——中华革 命党，已在国内存在了两年。１９３０ 年 ８ 月，邓演达召开干部会议，把第三党 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邓演达起草的《政治主 张》，选举邓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邓并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
邓演达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把三民主义原则与现时中国社会 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平民革命”的理论。邓演达认为，１９２４ 至 １９２７ 年的
“人民革命运动”失败后，“整个的中国复由更反动更黑暗的势力统治着”，
南京政权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个政权下农工民众 的痛苦更为加深，因此必须“继续中国革命，复兴中国革命”，而所要“继 续复兴”的革命，就是“民族的平民革命”。
邓演达规定了平民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直接目标和最后目的，指 出：凡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者，无论是直接参加还是间接参加生产行程的 分子，都是平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小商人、青年学生及生产设计和管 理人员等，他们也就是革命民众，即革命动力。革命的对象有三个：帝国主 义者、封建军阀和反动资本家。革命任务包括三项：民族、民权、民生。直 接目标是推翻南京反动统冶，建立平民政权。平民政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
邓演达规定了平民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直接目标和最后目的，指 出：凡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者，无论是直接参加还是间接参加生产行程的 分子，都是平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小商人、青年学生及生产设计和管 理人员等，他们也就是革命民众，即革命动力。革命的对象有三个：帝国主 义者、封建军阀和反动资本家。革命任务包括三项：民族、民权、民生。直 接目标是推翻南京反动统冶，建立平民政权。平民政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