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空氣細懸浮微粒 PM2.5 的管制科學政治性
第四節 管制法規建置過程的科學知識建構與運作實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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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論述，其登報之後引發相關輿論，而台塑企業進而控告其學者。38此舉 在實務上引發相關政治問題外，學界當中有數百名學者參與「捍衛學術言論自由，
反對鴨霸財團欺壓研究學者」的連署活動、各大環保團體、雲林縣麥寮鄉代會以 及地方團體等亦在主流媒體上表達其抗議與不滿；另外，此舉亦將科學與政治的 爭議帶入了法庭場域當中。
第四節 管制法規建置過程的科學知識建構與運作實貌
在上述章節建構出 PM2.5 的舞台後，本章節則是以說故事的方式，先以專 家的角色出場，接續的是企業、中央政府與民間團體，也可看見在這些行動者當 中彼此之間如何生產、傳遞與運用相關科學知識：
（一）生產對抗性論述的傳遞者以及運用者：專家與學者
要釐清關於 PM2.5 的下的知識建構過程，本文則從實驗室科學的角度來回 溯關於此科學議題的延伸，最主要是來自於科學技術的進展：
「PM2.5 最早提出是美國環保署，那 PM2.5 本身並不是一個新興 污染物，自古以來就有這個東西了。其實並沒有很特殊的，而且是隨著 量測技術的進步才觀測到這個東西。早期我們就量了總浮微粒，就是 TSP。也就是我只要量到空氣中的懸浮微粒我去量，就涵蓋了 PM2.5。
只是因為技術的進步，開始出現 PM10，這個 10 也包含了 PM2.5，那 現在就進步到 PM2.5 以下。也有人提出要不要做到 PM1。所以這是隨 著技術演進的。」(受訪者 W)
當科學技術與測量儀器逐漸精密之下，自然使得實驗室的科學知識更能夠有 所進展，而逐漸研發出一套成熟且完整的模式建構：
「……(關於模式的建構與建置)，PM2.5 的模擬在實驗室來說其實
38 張勵德、黃馨儀，2012/04/29，「六輕排致癌物」台塑告教授 求償 4 千萬學界轟：箝制學術自 由。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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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997 年開始做研究了，到了 2002 年、2003 年整個模式正式出來我 們就做案例研究。這整個模式發展的時間大概是 10 年開始，從 1997 年開始到 2003 發表在期刊上。」(受訪者 P)
在實驗室領域逐漸發展成熟的 PM2.5 科學議題，於 2008 年之際（環保署，
2008a）首度進入管制制度當中，參與監督的相關專家委員建議該納入監測項目。
然而可惜的是，在六輕個案監督的制度中就連 PM10 的監測與追蹤都是呈現出延 宕的氛圍，因此在沒有 PM2.5 的管制法源的規範之下，即便有相關專家或是公 民試圖想將 PM2.5 納入監測項目的訴求，自然而然地無疾而終。
緊接著，在 PM2.5 的法案推動過程的第二幕─行動者的影響、政治事件的發 酵─的揭開，是直到 PM2.5 的科學議題進入了國光石化領域的具預測與評估之環 評制度時，才開始發酵其政治性。首先，本文藉由了解制度外的專家39是如何進 行生產關於另外一套的科學知識建構與論述，而此處所指的生產並非係指是如何 依循相關科學標準程序與步驟而產出，而是了解背後生產的因素與動機：
「一切都很偶然。剛好因為研究計畫的關係，開始與學校的人文社 會學術領域老師有接觸。另外之前也有很多環保團體邀請演講過，那相 關老師們等都看到。加上那些老師們也在芳苑做專題以及推動白海豚的 東西。後來我們都有感覺到彼此家人或親戚就住在大城鄉附近，卻因為 癌症過世，但是身體卻好得不得了，所以都有感覺到。同時，也發現芳 苑這塊自然環境的生態十分豐富，因此也捨不得被破壞。」(受訪者 P)
本文發現，影響科學知識生產的上游階段，行動者的社會網絡是個關鍵因素，
促使行動者進而生產科學知識的行為。而在國光石化準備興建的政策氛圍中，行 動者除了社會網絡影響其動機外，能夠建構出科學知識的最為關鍵原因，則是另 外的正式性科學知識的產出：
39 其言論的逐字稿皆非原文。本文基於受訪者隱匿性，而將原文刪減相關與受訪者的資訊，並 做出重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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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心血來潮來算算看、跑跑看國光石化的影響大概多大。跑一跑 就看到國際期刊 Pope 的這一篇(生命受損劑量)，(正好可以用上)就把係 數帶進去看看，帶下去之後我們自己都愣了一下。我們都知道空氣會對 人體有影響，但從來沒有精確到可以量化出每年會死亡兩百多個，我們 從來沒有能力去量化過這件事情。」(受訪者 P)
在偶然的使然之下，國光石化政策準備興建的時間點與國外公共衛生領域的 重大科學知識產出是重疊的。而行動者奠基本身的專業能力，將其不同領域的科 學知識結合後，建構出一套科學證據，並發現對其社會與人民健康皆影響甚鉅。
此時，行動者運用其本身的社會網絡關係，試圖將此份科學知識傳遞給予政策 界：
「我們就尋求我們的自己管道去跟署長、審查委員等這些大老去講，
所以第一個直覺就是先說了。那講了之後，他們聽到也愣住了。……但 是你發現政策可能已經決定了，當初國光石化是要做，那就覺得說這件 事情好像就變成很難去扭轉。那我們就用更多的力氣。那想到健康風險 領域我們就正好想到其他管道。」(受訪者 P)
儘管行動者試圖對於國光石化政策提供更加多元的科學證據，以利於政策的 政務官進行決策判斷，但在政治決定政策方向的主軸之下，此份科學證據卻被不 置可否。在此困境之下，行動者仍試圖藉由本身的社會網絡，聯繫到其他學術領 域以及公眾媒體，以企圖改變政策方向：
「那主流媒體(的部分)也有認識的記者在那邊，這研究的結果輾轉 到主流媒體後，對於記者來說是很大的題目(進而做為專題)。……另外，
他們就把我介紹過去，把我的資料給公衛大老看。……所以我把第一個 版本給他看，在討論的時候，他看到資料結尾就說，他過去也有做過抽 菸對於肺癌的影響，(但)做了半天發現抽菸是有影響沒有錯，但解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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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很低。(所以)我做出來的東西，跟他們的研究方法類似，但是我的解 釋變異卻可以超過他們的解釋，(甚至更高)。所以他第一眼就接受了。」
(受訪者 P)
基於行動者運用公衛領域相關的科學知識的產出，而為了尋求本身建構 科學知識的研究方法其信度與效度問題，以及為了扭轉既定的政策方向，行 動者藉由人際管道與主流媒體、其他學術領域做聯繫。除了藉由公眾媒體的 傳遞效力，將此份科學報告公諸於大眾外。同時，也持續與公衛領域的學術 專家聯繫，深化自己生產的科學證據與論述，生產出第二版本的科學證據與 論述：
「(後來)就提供台灣歷年癌症發生率與死亡率的公衛資料提供給 我。那我們就有興趣來看看這企業建廠之後到底是不是會像 Pope 講的 會造成很多人死亡？按照 Pope 的係數、環保署公告的那企業排放量我 們也算了一個版本，算出來人數是一年死亡 20 幾個人。然後，那我們 就心血來潮把公衛資料等等來做一下迴歸，結果發現，迴歸的係數只要 一增加一微克，那全癌症死亡的人數就是倍數增加。而這數字是通過統 計檢定的。所以我們後來才說，我們算出來結果是每年上千人死。而這 就是根據公衛資料，並且用類似 Pope 的方法，把濃度跟死亡人數做迴 歸，並通過了檢定。」(受訪者 P)
關於 PM2.5 管制法案下的科學知識建構其故事到目前為止，本文發現諸多 偶然的因素以及行動者的社會網絡節點因素，發揮其效益。首先，與環保團體、
人文社會的網絡促使行動者試圖結合兩種不同的學術領域的專業學識，而此份科 學證據產出的背後目的是提供一項公共政策更為充足的科學證據，以利於尚未定 論的政策做決策判斷；其次，與不同專業學術領域的網絡的連結，不僅僅檢驗與 確認此份科學證據的信效度外，更深化對於人體健康的影響論述；最後，與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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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網絡則是快速地將科學證據與論述傳遞，不僅僅引發龐大的政治輿論與外 部各大民間團體的關注，也迫使原先對此份科學證據表示不置可否態度的公共政 策的政務官以及相關專家與審查委員重新關注此份科學證據。
上述的各種不同型態的網絡節點，將此份科學證據散發出去後，造成民眾的 輿論壓力後，也使得故事的第三幕正式揭開─實質納入政治制度的 PM2.5。也就 是說，儘管此份科學證據與論述曾藉由行動者的社會網絡傳遞至政策決策者，但 在公共決策者的不置可否態度之下，此份科學證據與論述其實仍在制度外面被傳 遞、審視，直到被主流媒體登載之後，環保署在舉辦國光石化的健康風險評估會 議時，便正式納入此份科學證據，並針對其科學研究方法與結果來進行同儕審 查。
但此舉除了讓民間團體認為決策機關的審查標的與方向錯誤之外，也被認為 此審查會議極具有政治性意味，根據受訪者 P 表示：
「本來是以為只有方法論的討論。……(但後來)新聞稿說的東西卻 沒有在專家會議中有提到。從這中間看得出跟剛講的方法論沒有關 係。……那也看得出來，他聘的專家也會在不同的場合當中，(對於一 個科學概念)不會明講但也不會說清楚。所以這就一定有問題，因為專 家是不會有任何的會議場合之分，都就應該要跳出來說，(這科學概念) 提的跟我是一樣的，但他不講話。所以這不是很客觀的專家會議。」(受 訪者 P)
藉由質疑科學知識而建構出來的論述，其政治行為與政治性意味是難以解讀 及判斷的。本文從部分專家與學者在其場域不可置否的沉默態度，以及中央政府
藉由質疑科學知識而建構出來的論述，其政治行為與政治性意味是難以解讀 及判斷的。本文從部分專家與學者在其場域不可置否的沉默態度，以及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