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科學的生產、傳遞與運用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5

安排制度規章、轉換制度上的權力分佈（Frickel & Moore, 2006: 10）。

其次，制度係指規範人類日常生活的行為、實務以及由社會團體活動所組織 起來的一套持久、變動頻率甚少的規章輪廓。對於新政治科學社會學而言，此為 最為關鍵的一部份，在科學科技政策當中的規範制度是合法性定奪關於人類健康 以及環境維護的最高容忍界線值，此種制度設定即是科學知識的合法化，背後不 只涉及到產業的運作成本、管理規劃以及人類與環境的健康影響，更隱含著科學 專利權的利益、研究議程的優先順序，也就是科學的政治性問題。當然，關於政 治制度的學術領域已有相關研究，而新政治科學社會學不同過往的結構功能論者、

制度論者，而將其研究焦點置於如何透過科學研究、科學知識的生產而行動、忽 視、抗拒或接受制度的安排（Frickel & Moore, 2006: 11）。

最後，網絡的概念意涵係指一套分布於個人以及組織角色的動態式關係結構。

奠基於科學的生產已不再侷限實驗室，甚而擴及到企業貿易、專利機構、管制機 構以及社會運動組織等，因此，在這些新興的網絡關係當中，新政治科學社會學 更為注意的是在這套動態連結性關係當中，關鍵角色是如何運用關於科學知識的 產出與運用，在相互連結的制度性當中重新分配權利以及重新轉換制度性安排

（Frickel & Moore, 2006: 8）。

第二節 管制科學的生產、傳遞與運用

本章節是論述鑲嵌在政策制度當中的知識扮演了三大功能角色：生產

（generation）、傳遞（transmission）以及運用（use）的系統性觀點，分別逐一 論述鑲嵌在政策制度結構、網絡關係內的知識生產、傳遞與運用的面貌。此囊括 政策制度與不同的政治行動者彼此網絡下的知識生產、傳遞與運用的權力關係，

不同的知識形態與來源等背後帶有政治行動者的政治意圖，以企圖達到其政治目 的，這樣的過程因而無法避免政治化。

壹、多元化的知識生產

奠基於民主意識的蓬勃發展下，發現在環境管制政策過程內，除了藉著科學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6

知識來解決社會公共問題，仍需要其他的知識型態企圖進入決策場域，以藉此更 為全方面地釐清與解決公共問題。本段藉由文獻的梳理與啟蒙，針對環境政策場 域內知識生產階段的多元型態、方法以及生產者的觀點來闡述其權力分佈、制度 與網絡的概念與政治爭論性。

一、知識的類型

在目前行政與管制的實務當中，與政策相關的知識種類大約可以區分為三類

（Ascher, Steelman & Healy, 2010），分別為：正式性科學知識（formal science）、

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以及公共偏好（public preference）。而正式性科學知 識把持著制度的主流位置。換句話說，正式性科學係指從各個具有高度的訓練與 專業化的學科當中，遵循著科學基本操作規範，並通過國家重重標準認證制度所 產生出來的科學知識，也基於經由國家合法性制度的驗證，極具有自身的權威性，

也被大量運用在政策制度當中（Ascher, Steelman & Healy, 2010）。並且如同循環 式一般，正式性科學進入政策議程合法化後，成為具體的管制性規章制度則更為 強化其本身的權力性。然而，由於人類生活環境的系統過於複雜，人類亦是個有 限理性的動物（Bounded rationality; Simon; 1979），再加上科學實驗室性的操作 程序，導致科學本身具有不確定性（uncertainty）的本質，因此，環境決策過程 中運用正式性科學仍然無法釐清公共問題的本質，需要藉由在地知識補足決策所 需的資訊。

在地知識即是第二種知識型態，在地居民奠基於長年處於當地生活環境，了 解在地的文化脈絡，可以提供本身對於特定事務的經驗，此種鑲嵌於在地居民文 化的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可以提供或改善環境 決策過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範疇等科學資訊的不足窘境（Fischer, 2000; Rebecca M.

Pollock & Graham S. Whitelaw, 2005；杜文苓，2010；范玫芳，2008）。儘管此種 知識型態參與決策制定的頻率與程度已經越來越多，但在地知識本身特質是基於 其地方文化脈絡之故，並無法如同實驗性科學般具有類推效果，同時也未經過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7

家標準認證制度合法性的洗禮，因而使得在地知識在正式性科學知識的眼中是不 具有理論基礎，也在環境決策場域當中不被重視。而實務上的貫徹仍由正式性科 學知識把持（Ottinger, 2010）。

第三種知識型態為公共偏好，即是指公民透過政治行為來表徵一種資訊或知 識。具體而言，公民對於其政策的資訊了解程度、本身的立場態度為何、以及願 意花費多少成本進而了解政策議題，或是願意倡議政策資訊。此種知識型態也包 含利益團體在角逐競爭之後所得到的分配式結果（Ascher, Steelman & Healy, 2010：7）。基此，此種知識型態宛如民意一般，但不僅只是單純表達立場態度而 已，更是公民藉由知識的理解、進而傳播知識來表達其政治行為與政治理念。公 共偏好對於公共管理者而言，不僅具有政治壓力，也容易引起政治風險問題，因 此，更容易去改變政策議程或是使得決策時間、場域產生更動與變化。

二、知識生產途徑的影響

其次，本文延續著知識種類的不同脈絡，繼續針對正式性科學知識與在地知 識兩者在環境決策過程內的不同生產方法，進而描述其不同的權力分佈。即便是 正式性科學知識，自身當中運用不同科學研究方法亦會產生不同權力。換言之，

在政策制度當中的專業評估委員會當中隱含著隱性階級（hidden hierarchies, Jasonoff, 1999；周桂田，2009），以及劃分不同的專業學術社群皆會使得知識生 產帶有權力。舉例而言，在釐清相同的環境有害物質（Hazardous substance）對 於人體與環境的健康影響，其實不同的專業學術社群運用不同種類的科學研究方 法進行探索，像是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環境毒理學（Environmental Toxicology）或是環境流行病學（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等（Tesh, 2000）， 不同的評估途徑也就表示不同的科學學科的操作規範、科學範疇界定等，背後亦 隱含著不同學術社群界線畫分，藉由此種具有界線畫分的工作（boundary work），

定義哪些學術社群是被接納與被排除，並且也貼上「科學」標籤的領域禁止其他 非科學家者進行發言，以藉此來維持專家學者本身隸屬的學術社群的權威性、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8

取相關研究資源的優先性（Jasanoff, 1990）。

另外，在地知識與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的概念息息相關，即來自於 在地居民或是公民團體對於主流的正式性科學的挑戰，以及對於政府的環境管理 能力有所質疑，進而自行組成相關社會網絡組織進入科學場域，成為公民科學家 來進行探索與研究。結合居民本身的在地知識與簡單基礎的科學操作程序來獲取 相關的知識，以藉此修正與補足正式性科學的不足之處（O’Rourke & P. Macey, 2003; C. Conrad & K. G. Hilchey, 2011）。舉例而言，1994 年美國加州聯合石油公 司的煉油廠油汙外洩污染，進而引起周圍地區居民的健康安全疑慮，在地居民為 了與企業的求償法庭訴訟需要相關的證據，自行組成社群性的監測小組團體

（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 CBM; Rebecca M. Pollock & Graham S. Whitelaw, 2005），運用「Bucket Brigades」的簡單收集空氣科學工具來進行在地空氣的有 毒物質監測。此種簡單基礎科學所收集而來的資料，經由實驗室的分析之後所獲 得的相關知識，是具有強而有力地說明在地健康正在遭受威脅，不僅挑戰正式性 科學的知識外，也因此讓在地居民打開新的政治對話機制與空間，要求政府以及 廠商進而負責（Dara O’Rourke , Gregg P. Macey, 2003; Christine Overdevest &

Brian Mayer, 2008; Ottinger, 2010）。公民自行組成行動監測團體，運用其本身的 知識經驗與簡單技術企圖改善周遭環境危害的狀況，並收集相關科學資訊來生產 知識。這樣的過程即是一群非科學專家的門外漢收集相關的科學資料以及相關的 資訊，來解決實際上的環境問題，並也協助專家的正式性科學知識來了解科學事 實的過程（Moore, 2006）。

然而，上述案例提到 Buckets Bridge 使用的正面效益其實有限，大部分地區 的石化工廠廠商以及政府官員僅對於 Buckets Bridge 收集而來的資料產生部分回 應而已，專家的科學研究也基本上並未全面性的改變（Ottinger, 2010）。這是因 為公民企圖沿襲著正式性科學的基本操作規範制度將本身的經驗轉化成能夠量 化、尺度化與科學化，與正式性科學進行對話，但卻陷入正式性科學信度與效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9

的基本門檻要求。換句話說，Buckets Bridge 就是企圖將在地居民無法測量的感 官感受、長年生活經驗等進而尺度化與量化的工具與過程，企圖揭露科學專家其 正式性知識的不足之處。而此種公民進入科學研究場域是一種從下而上的草根性 科學研究，一旦進入正式性科學場域，便會被視為正式性科學而加以對待，而要 求具有一定的信度與效度、具有科學複驗性的可能。但卻因為常民知識的本質仍 不同於正式性科學一般，因此在環境政策的場域仍然不受到重視。

三、知識生產者的差異

本段藉由描述企業與學術團體之間的關係來闡述其知識生產的權力分佈。這 是因為除了不同的知識類型與途徑其產生的權力分佈外，最為關鍵影響的是知識 生產者背後的社會地位、背景與彼此網絡關係，此關鍵要素亦會影響知識的權力 分佈。上述論及在地居民、公民團體以及各自不同學術專業社群所生產的不同知 識型態外，企業團體在環境政策過程當中亦為重要知識生產者之一，企業團體為

本段藉由描述企業與學術團體之間的關係來闡述其知識生產的權力分佈。這 是因為除了不同的知識類型與途徑其產生的權力分佈外，最為關鍵影響的是知識 生產者背後的社會地位、背景與彼此網絡關係，此關鍵要素亦會影響知識的權力 分佈。上述論及在地居民、公民團體以及各自不同學術專業社群所生產的不同知 識型態外，企業團體在環境政策過程當中亦為重要知識生產者之一，企業團體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