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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翻譯是翻譯研究較少觸及的領域,若有,也多侷限在比較多種譯本之優 劣。戲劇和詩、散文、小說等其他文類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書面文本並不是它 的最終成品;戲劇要搬上舞台演出才得以完整。因此過去研究戲劇翻譯,慢慢形 成「可說性」和「可表演性」這兩項指標,以此來評判譯本是否適合拿來演出。

然而以 Susan Bassnett 為主的學者開始質疑這兩項指標的客觀性,翻譯台詞可不 可說、可不可表演,是非常主觀的看法,譯者和劇團不見得有同樣的認知,所以 主張摒棄這種虛無的指標,譯者和劇團各司其職,譯者負責處理書面文本,而劇 團負責表演文本。在台灣,劇場演出對於翻譯研究來說更是陌生的一塊,筆者認 為翻譯界不該僅侷限於戲劇文本分析,而該跨足出去,了解劇場界在處理文本、

搬上舞台時,又需要考慮哪些問題。知己知彼,方能面面俱到。

綠光世界劇場《開心鬼》是師大翻譯所和劇場界的首次合作嘗試,由翻譯所 翻譯演出劇本,再交由綠光搬演,此乃從學術跨入實務的第一步。筆者不僅是翻 譯劇本的一員,日後也進入綠光劇組,參與整個排演過程,從各個層面見證了一 齣戲從書面到台面的演變。

本文即以《開心鬼》作為研究個案,由筆者的視角出發,觀察翻譯劇作在台 灣的製作流程。本研究有幾個目的:一、從描述性翻譯的觀點,帶領譯界深入劇 界,了解劇團如何操作劇本,以描繪出戲劇翻譯的全貌;二、透過實際案例來驗 證可說性與可表演性兩指標是否有可行之處;三、檢討翻譯所和綠光的初次合作,

指出其中問題,提出改進方式;四、針對戲劇翻譯現況,給予新的翻譯與合作建 議,希望能增進譯者與劇團的溝通。筆者期許這次學界與業界合作,能在譯界和 劇界之間搭起一座橋梁,讓彼此得以互相往來,拓展戲劇翻譯研究的版圖。

筆者將戲劇翻譯分為三度翻譯,前三章皆已詳細分析。一/二度翻譯是從書 面到書面(from page to page),而三度翻譯則是從書面到台面(from page to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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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戲劇翻譯研究只聚焦在一度翻譯,要求譯者「在腦內」預想舞台呈現效果,

將之轉寫到書面文本,這樣的要求,實則忽略了導演和演員亦為翻譯劇作的詮釋 者,單就譯本來看是無法判定有沒有「可說性/可表演性」。

筆者主張,戲劇翻譯是一個合作過程,是由譯者、導演和演員共同進行的三 度操作。一齣戲劇中,角色勢必是根據其「意志」、「動機」進行戲劇行動,這就 是戲劇所謂的潛台詞,是劇本中不一定會寫出來的內心戲。筆者同意 Bassnett 的說法,不可能要求譯者完全找出一體適用的潛台詞。詮釋不只一種,每個階段 的參與者都會用自己的意志賦予新的解讀。一度翻譯的劇本體現的是譯者的理解,

但在三度翻譯,演員將文字立體化時,他們的理解與想像不盡然會和譯者相同,

表演方式必然有所出入。而導演才是最終的決策首腦,由他來掌握整齣戲的調性 與主旨。

雖然「可說性/可表演性」不該作為評斷譯者及譯本的判準,但這不代表譯 者不能以此為努力目標。Bassnett(1998)說,譯者只需要回歸到文本,處理並 翻譯文本中存在的文字符號。筆者認為這仍然是要處理文本中的潛台詞。文學藝 術是寓情於文字之中,譯者既要傳達這份情,就不可能只翻譯文字表面,而沒有 個人的理解與詮釋(Bassnett,1991;Pavis,1989)。像戲劇這樣有角色互動與故 事情節的文類,為了將台詞合理化,譯者勢必要挖掘角色內心的潛台詞,讓劇情 順利推進;這番探索會影響譯者決定選用怎樣的文字與敘述方式,這會進一步影 響台詞的可說性及可表演性。

師大翻譯所初次嘗試翻譯以演出為目的的劇本,成果有好有壞。首要問題是 對中英文的掌握。劇本中仍然少數誤譯,以及直譯造成的翻譯腔,譯文文字雖然 漂亮,但感覺卻沒有直指意義核心。這原因可能在於原作是英國劇本,而英式英 文的用字和句法都不好處理。雖然看得出來師大的譯文極力跳脫出原文結構,但 由於並沒有確實捕捉到角色潛台詞,譯本處理只停留在語言層面,沒深及意義層 面。這部分導致演員在三度翻譯階段,仍得求助於原文以了解台詞意義。

從可表演性來看,師大譯者有意識到句序所隱含的角色動機,也企圖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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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不同角色的口吻。然而每位譯者的策略不一,造成演員困惑。比如,譯者雖 刻意讓作家咬文嚼字,但由於整個譯本多是書面語,因此角色特色不顯著,導致 演員認為台詞過於拗口,選擇口語化。綜合以上所論,翻譯所未來和綠光合作時,

需要注意幾點:在「忠於原文」的原則下,以簡單明瞭的口語文字來翻譯,通篇 翻譯策略要保持一致,並要好好落實統整譯本的工作,從頭將台詞順一次,可以 重新調整文字風格,並確保上下文的連貫性。

二/三度翻譯也有改善空間。由於行政上的問題,《開心鬼》製作的開端有 點顛仆,製作期緊縮,導致劇本沒有經過妥善處理。排演開始時,劇本尚未改編 完全,需要演員一同消化劇本,重新潤飾台詞。筆者也發現劇本刪減的方式相當 草率,常常挖掉某些段落,卻沒有解決台詞的連結性;演員對於刪改部分並不知 情,卻要試圖將劇情合理化,結果不是演員感到困惑,就是誤解台詞意思。在排 演過程中,筆者便察覺到演員不一定了解每個橋段的角色潛台詞,雖然演員能以 自己的理解方式將台詞合理化,有時卻扭曲其背後意涵,儘管在演出時乍聽之下 沒有大問題,觀眾可能也沒有意識到異狀,但純閱讀改編文本的話,就會發現有 幾段台詞其實牛頭不對馬嘴。筆者認為,《開心鬼》最大的疏失是落在刪本的階 段,並認為若有需要刪減劇本,譯者應該協助劇團執行這項工作,因為譯者是原 文最親密的讀者,最了解劇情脈絡與重點台詞,由最熟悉劇本的人來刪本,可以 增加工作效率,並減少邏輯漏洞。

根據訪談內容,筆者發現台灣劇場需要的還是一個「忠實」的譯本,能夠表 達出原文的意思,讓劇團能奠基於劇本原意,發揮他們的創造力。其次,由於劇 團製作時間有限,若劇本翻譯能口語化,對劇團來說也是很大的幫忙,可以減少 他們處理劇本的心力。

筆者認為過去譯者和劇團之間的溝通不足,仍有待加強。有了和劇場界合作 的經驗,並了解劇場對譯本的需求後,筆者想要在此提出建議,以增進譯者和劇 團之間的對話,讓合作更有效率。

一,譯者可以在譯本中增加「譯者註」,讓劇團得以了解原作意涵以及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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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劇團並不知道翻譯會遇到哪些問題,也不知道原文有哪些難以表達的意義。

筆者認為,為演出而翻譯的譯本並不像出版品一樣,一定要有完整定稿,而是像 一個藍圖,由譯者提供原文背景與可能譯法,並讓劇團知道譯者做了什麼,有什 麼困難需要劇團進一步處理。譯者註是譯者和劇團之間的溝通橋樑,讓譯者得以 發聲,讓劇團聽見。

二,譯者可以進入劇組,協助排練。雖然文本註解可以傳達譯者意見,但筆 者認為,若能和劇團面對面溝通,更能立即達到效果,也比較不會產生誤解。譯 者可以擔任「劇本顧問」的角色,負責處理文本,並在劇組有疑惑時解說文本意 義。譯者加入劇組,能夠提升自己的詮釋地位,雖然最後詮釋權仍握在導演手中,

但譯者能直接參與討論,以類似集體創作的方式,和導演與演員達成最後的共識。

如此,戲劇的三度翻譯也更臻完善。

本研究以綠光《開心鬼》製作為個案,研究從書面到台面的翻譯流程。但由 於只有一個案例,仍有諸多限制。行政上,由於歷經導演換人,因此製作執行起 步較為倉促,劇本處理時間和排練時間都嫌不足,因此關於劇本刪改與詮釋、演 員口語化過度的討論,可能只是此個案的特殊現象,無法外推至台灣劇場製作翻 譯戲劇的樣貌。由於筆者並沒有參與這次的劇本刪改,未來研究者可以進一步探 討,若有必要刪除劇本,可以有哪些策略。而若是以原汁原味方式搬演翻譯劇作,

導演和演員的詮釋又會有何變化。此外,本研究為了綜觀戲劇翻譯全貌,難以聚 焦於每個階段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希望本研究能做為戲劇翻譯研究的基本骨 架,讓未來研究在其上賦予肌理,增加研究的厚度與質地。

筆者建議未來研究者將研究對象擴大,可以比較不同劇團或導演對於翻譯戲 劇的操作,是會原汁原味呈現,還是會進行大量改編。也可以探討更極端的表演 形式改編,像是台南人劇團將莎劇改編成台語劇演出,彭鏡禧教授近年和豫劇團 合作,將莎劇改編為豫劇等,這些改編情形勢必要考量更多不同面向,這都屬於 筆者研究中定義的二度翻譯範疇。

師大翻譯所為綠光劇團翻譯的《開心鬼》劇本,是純然以演出為目的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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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戲劇翻譯除了以演出為目的外,還有是以閱讀為目的、純為文學讀者所譯的 文本。兩種不同的目的,是否會影響譯者的翻譯策略與抉擇,這也是相當值得研 究的議題。

就文本翻譯而言,筆者描述了譯者在一度翻譯處理的語言問題與操作策略,

就文本翻譯而言,筆者描述了譯者在一度翻譯處理的語言問題與操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