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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文第二章「梅克爾的外交思想」可說是德國的對俄政策中具有個人色彩的「非 理性部分」。然而說是「非理性部分」可說也是和領導者的個人偏好有關。事實上不 管是施洛德或是梅克爾執政,每位領導者在國家定位上及其所親善的國家必定會受 到個人的價值觀及背景等個人因素影響而有所偏好。然而由於沒有十全十美的政策,

因此顧此可說也會失彼。梅克爾的國家戰略思想基本上是「維繫其西方國家同盟」, 而其第一及第二任期時的外交則被稱為是「價值觀外交」。因此其「戰略思想」與「外 交作為」兩者間的關係可說是理論與實踐的關係。而梅克爾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外交 思想則很顯然的是與其地緣政治思想(或是說其國家定位)有關。梅克爾過去的東 德背景很顯然的與其執政後所偏好的德國「西方國家定位」有所關聯。俄羅斯總統 普京所代表的即便不是過去的東德政權,然而對於有著過去專制獨裁東德背景的梅 克爾來說,普京的 KGB 背景及其形象仍然會讓她有所聯想。梅克爾上任後,出於對 普京威權政府的不信任,再加上梅克爾認為德俄兩國間缺乏共同的價值觀,因此對 於俄羅斯可說是有意地加以疏遠。

梅克爾剛上任時由於採取「價值觀外交」,因此有意的疏遠俄羅斯,然而在德俄 關係上,她可說受益於其前任總理施洛德時期的對俄友好政策。在施洛德時期時在 2000 年德俄兩國在柏林的政府間磋商會議中首度提出的「戰略夥伴關係」概念到了 梅克爾時期時仍然被沿用。梅克爾在第一及第二任期時的對俄政策基本上之可以說 是施洛德時期的延續乃必須歸功於其外交部長史坦麥爾。史坦麥爾是前總理施洛德 的心腹,擔任過總理府部長,在背後支持對俄外交。在俄羅斯前總理梅德韋傑夫提 出「現代化夥伴戰略」後,史坦麥爾也推德俄間的「現代化夥伴關係」。作為德俄「戰 略夥伴關係」的補充,史坦麥爾所推的德俄「現代化夥伴關係」意圖將德俄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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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轉變為在施洛德時期時所力求的真正的具有全方位的「戰略夥伴關係」,然而由 於多種內外因素,此種意圖並沒有成功。

事實上,梅克爾在剛上任時,德國的對俄政策在德國內部便被認為是有分歧的。

受到梅克爾「價值觀外交」的影響,梅克爾就任後的德俄「戰略夥伴關係」可說變 得有些名不符實,可說只是「有限合作」,只能夠免強稱作是「經濟內涵的戰略夥伴 關係」。雖然在施洛德時期時和俄羅斯談妥的具有政治意涵的「北溪管線二號」梅克 爾也持續實行,然而在梅克爾上任後的德俄關係基本上乃是以原本故有的經濟、能 源合作為主,雙方缺乏更進一步的接觸與政治合作。在《200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 書》中,俄羅斯乃是被定位為北約及歐盟的「優先夥伴」及歐洲國家的「經濟夥伴」, 因而也沒任何關於「戰略」的字詞。我們可說德國總理梅克爾及其外交部長史坦麥 爾的共同對俄政策才構成了前任總理施洛德對俄政策的延續。梅克爾與施洛德的對 俄政策差別主要在於,梅克爾將德國的對俄政策置於其外交政策中的較次要位子。

然而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此種德俄戰略夥伴關係的理想可說終歸失敗。根據

《2016 年版的德國國防白皮書》的說法,此種失敗造成了德俄間的「戰略夥伴關係」

變成一個長期目標,並且俄羅斯還被視為是北約及歐盟的「潛在威脅」及「挑戰」。

本文的第四章「德國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結果與影響」中所探討的國際體系中 的權力分配結構對於德國本身對俄的外交政策來說的影響乃是最為關鍵的。從施洛 德時期到梅克爾時期,德國可說經歷了一個從歐洲國家定位轉移到西方國家定位的 歷程。然而事實上不管是將德國定位為一個歐洲國家或是西方國家,德國都必須要 同美國及俄羅斯保持良好關係才能達成德國自身的「國家安全」。因此在施洛德時期,

儘管德俄之間關係極度友好,美國卻仍然是德國最重要的盟國。由於在德國所處的 地緣政治環境下,德國的潛在威脅似乎只可能來自於「俄羅斯」。因此,對於德國來 說與其歐洲及北約的盟國維持良好的同盟關係對於其「國家安全」來說可說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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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而在梅克爾時期,儘管強調德國的「西方國家定位」,並視美國為德國最重 要的盟國,然而梅克爾也深知在維持德國(歐洲)的安全問題上,德俄或是歐俄之 間的「安全夥伴關係」及「合作夥伴關係」對於德國或是歐洲來說仍然是必要的。

不管德國的領導者採取甚麼樣的國家定位事實上都無法改變德國的地緣事實-德國 乃是一個位於美俄兩大強權間的歐洲中等強國。因此,德國對俄羅斯政策的個人層 次因素(德國領導者的個人因素)仍舊不得不屈從於德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緣位置。

換句話說,也就是不得不屈從於國際體系中的權力結構分配。

傳統上海權與陸權勢力的競逐,在陸權國蘇聯解體之後,以美國為首的海權勢 力便開始佔上風。在經過北約及歐盟的不斷東擴,海權勢力不斷向東步步進逼,而 俄羅斯不斷失去戰略縱深而逐漸衰落的情況下,以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作為導火線,

陸權國俄羅斯最終以「併吞克里米亞」作為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海權勢力的大反撲。

東西方勢力由於本身便具有一些難以調和的利益衝突,因此可說為自梅克爾時期開 始的一連串德國對俄政策的失敗埋下了伏筆。從 2008 年俄喬戰爭爆發、普京於 2012 年重返總統職位、現代化夥伴關係失敗到 2013 年底烏克蘭危機爆發,一連串導致德 俄關係惡化的發展源自於強調民主法治的德國(歐盟)與強調經濟及技術合作的俄 羅斯之間存在著利益與權力的衝突。由於俄羅斯認為融入西方體系的結果會減損其 權力,因此在「認同」與「權力」無法兼得的情況下,俄羅斯最終仍然選擇了「權 力」(併吞克里米亞)。在施洛德時期,雖然德俄關係良好,然而事實上東西方(海 權與陸權勢力)間因為權力失衡所隱藏的潛在衝突便已不斷地在累積醞釀之中。東 西方(海權與陸權勢力)間的權力失衡終於在梅克爾將結束其第二任期的 2013 年底 經由烏克蘭危機而爆發出來。海權與陸權勢力在歐洲的競逐就像有一面無形的柏林 圍牆在歐洲游移。自從蘇聯解體之後這面牆便一直往東方移動,日漸衰落的俄羅斯 陸權勢力在經歷歐盟東擴及烏克蘭危機後,終於藉由「併吞克里米亞」對西方海權 勢力展開反撲。面對俄羅斯的威脅,從德國身為一個西方國家的立場來講,德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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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需要的可說是所謂的「新西方」政策。也就是以加強西方國家間的團結和凝聚 力為依託、以「西方集團」為依託來對俄羅斯實施更強硬的政策。德國應該扮演領 導者角色來重建作為政治概念的「西方」,並將歐盟和北約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來應 對 21 世紀的挑戰。322

322Norbert Roettgen, “Strategic Challenges for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 in James Bindenagel, Matthias Herdegen and Karl Kaiser, ed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on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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