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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試圖從當代西螺福興宮媽祖遶境範圍集中於今二崙、崙背、西螺、莿 桐四鄉鎮此一現象，進行考察。筆者透過漢人移民拓墾活動的整理，從西螺街肆 的成立，檢視交通網絡、貿易活動與媽祖信仰傳播、擴散的關係；另一方面，藉 由地方社會的人群互動關係，分析西螺地域以詔安客為主的漳人勢力之形成，釐 清當地人群形成「西泉東漳」這一地理空間分布的經過，進一步突顯西螺地方社 會的發展與商業、人群的相互關係，說明媽祖遶境範圍形成的歷史由來。
十七世紀，西螺溪(今濁水溪)下游地帶屬於西螺社、猫兒干社及南社的活動 範圍，漢人勢力仍屬有限。十八世紀初葉，西螺地域進入漢人移民開墾階段。其 中粵人黃利英請墾西螺保北邊(今彰化縣溪州鄉水尾村)，並招徠同籍粵人移民從 事耕作。閩籍泉人墾戶張士箱則帶領漢人移民，由今臺南北上、來到布嶼稟地域 (今二崙、崙背及麥寮鄉一帶)。當時西螺溪下游土壤貧瘠、灌溉不易，為了使農 業經營更具效率，雍正13 年（1735）士箱子方高開鑿了大有圳，其四弟方大則 往東側的西螺地域尋求發展，並修築鹿場圳，水田化農耕益見普及。張家在西螺 地域水田化過程中逐漸獲利的同時，隨著水田化的優勢，吸引了更多閩、粵移民 來到西螺，特別是西螺社域所在的西螺街，由於官道經過，人潮匯聚，迅速形成 街肆。乾隆6 年（1741）西螺街、海豐港街出現，並成為西螺溪下游區域最早的 二個市街，充分展現西螺街作為「中地街市」的市場功能及定位。
十八世紀以來，西螺地域逐漸成為漢人優勢社會。隨著漢人移民勢力的增 長，迫使猫兒干社人遷居頂番社(今二崙鄉大同村)，部分西螺社人也出現遷居、
另立新社的現象，如番仔庄(今莿桐鄉義和村)、新社(今西螺鎮新豐、新安里境) 等，埔、漢族群勢力消長情形，由此可見。
乾隆年間，西螺地域的開墾已完成大半，西螺街閩籍移民供奉的福興宮與粵 籍移民崇信的廣興宮相繼成立。漢人間的生存競爭壓力，使人群分類的情勢益發 明顯，西螺溪下游並於乾隆54 年（1782）首度爆發了漳、泉械鬥。爾後，乾隆 51 年（1786）及嘉慶 14 年（1809）又分別發生漳、泉械鬥，原住居海濱的漳人 逐次往西螺街及其附近地域遷徙，並形成西螺溪下游「西泉東漳」的人群地理空 間分布趨勢。
嘉慶年間以前幾次的漳、泉械鬥，其起因與粵人無關，對粵人的影響也有限。
道光6 年（1826）發生閩粵械鬥，致使部分粵人他遷，廣興宮三山國王廟的香火 因此受到影響而式微；原以粵籍潮州人為主的廣興宮三山國王信仰人群，逐漸被 西螺街詔安客（閩籍）為主的漳州人取代，從而形成西螺溪下游「北粵南閩」的 現象。遷居的粵人，多移住西螺溪北邊今彰化縣境的永靖鄉、員林鎮及竹塘鄉等 地，筆者認為現今居住於永靖、員林與竹塘等地、為學者指為「福佬客」的這一 群人，便是道光年間西螺溪下游形成「北粵南閩」人群分布的歷史結果。
從本論文發現過去研究者大多忽略了二十世紀日人調查西螺溪下游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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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泉東漳」此一人群的地理空間分布，筆者認為此一現象在十八世紀逐漸成 形，並完成於十九世紀上半。換言之，西螺地域「詔安客」（漳人）優勢人群的 出現，為十八世紀以來西螺地方社會人群整合的結果。漳人優勢社會的形成，對 其「我群」的形成有促成作用，甚至影響原住居民的熟番認同，如西螺社墜姓宣 稱祖先來自詔安。同樣地，猫兒干社人因與興化人通婚，而有稱祖先為興化移民 的現象，說明熟番身處不同祖籍人群的環境，對其身分認同變遷有不同影響。按 猫兒干社居址瀕臨西螺溪下游海邊地帶，多為泉人、興化漢人移民聚集地，故有 宣稱本身為「興化人」之舉；西螺社人則因生活於漳人優勢社會，其中又以詔安 移民為首，故以「詔安人」宣稱其祖籍。
乾隆中葉以來，由於面臨漢人激烈的土地競爭，居於劣勢的熟番乃於道光年 間參與了西部平原熟番跨部落移住埔里盆地的活動，如移住埔里盆地的猫兒干社 人與日北社，合建上（頂）梅仔腳庄（今埔里鎮北門里）。值此之際，西螺社人 則在番社建立福德祠祭祀公業，除了作為凝聚「族人」的象徵外，主要原因恐怕 與社人保有部分社地，並擁有收取西螺街「番地租（地基租）」此一權力有關。
按清末西螺街附近的番社發展成埔、漢共處的型態，西螺社人不僅學習漢人水田 耕種的模式，也崇信媽祖、土地公等漢人民間信仰。不過，部落傳統土地共有的 舊習仍延續下來，社人滿芳得以「番族代表」身分參與公有產業管理。透過番社 福德祠的祭祀及共有土地的經營，熟番身分認同得以維繫。雖然福德祠的土地部 分為漢人享有，福德祠的建廟事宜也是熟番與漢人共同參與。換言之，番地租的 收取、傳統部落公有土地制度的遺留及福德祠公共事務的參與，均有助於西螺社 裔族群認同的維持，如滿姓西螺社裔的平埔認同，至今仍存在。
道光 13 年（1833）張丙事件後，北路協鎮葉長春贈西螺保、布嶼東保民「好 義從風」匾，並明確指出鍾、廖、李、林四姓「協力守禦」，四姓代表西螺溪下 游的漳人勢力──特別是象徵「詔安客」的主體人群。官員賜匾懸於西螺街福興 宮，更具體揭示福興宮作為西螺溪下游地域的詔安客信仰中心，反映出西螺街成 為西螺地域詔安客的社經中心。十九世紀三○年代後，西螺地方家族開始有收族 之舉，最早以李姓用「武惠公」為號召，運用訂立合同、出售香油會份的方式，
收編族親。道光28 年（1863）張廖姓劃定「七嵌」，凝聚族人並興建祖祠，以達 收族功效。前舉張廖、李姓的宗族建構策略不同，但皆為同姓跨村際（非血緣）
的組織，儼然形成西螺地域的兩大宗族勢力，之後廖、李兩姓的械鬥並影響地方 社會發展。張廖姓以地緣網絡進行收族，對於地方社會進行更強而有力的控制，
此由清末西螺街的領袖往往多為張廖宗族的領導階層，可見一斑。
嘉道年間，海豐港街因海豐港淤積，港口機能消失而沒落，其街市機能轉由 西螺街取代。原本即為地方米穀集散市場的西螺街，因此更加繁盛，街市擴張迅 速，舊街商貿範圍逐漸擴展至新街。西螺街作為西螺溪下游重要的街市，除了店 舖較為多樣化外，專業化的現象也較為明顯，不僅設有魚市、鹽館，也供應日常 生活所需用品，因而成為附近街庄主要商品的來源所在。包括今雲林縣林內鄉、
莿桐鄉、二崙鄉、崙背鄉；彰化縣溪洲鄉、竹塘鄉、埤頭鄉等部分區域，也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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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街的市場圈範圍。除了商貿活動的影響力持續在西螺溪下游作用外，祭祀福興 宮太平媽的神明會也紛紛成立，且遍佈布嶼保地區。福興宮的信仰空間，大致於 此時奠定基礎。由此可說明商業支配力與信仰傳播網絡，具相當程度的疊合關 係。換言之，商業與信仰活動密切相關，同時反映媽祖在此地域認同形成中所發 揮的作用。
另一方面，西螺街的人群往來複雜，商業活動也至少具備雙語的能力。基本 上，西螺街以福佬話為主流，住居於街肆的詔安客後裔因學習福佬化而逐漸喪失 客語能力，進而產生客家認同變遷而以福佬人自居。相對而言，今二崙、崙背遠 離西螺街市中心的詔安客則保有較佳的客語能力，客家認同意識也較為顯著，特 別是位在漳、泉交界處鍾姓聚集地的新庄(今崙背鄉枋南村)、八角亭、湳底寮(今 二崙鄉復興村)、頂街仔、下街仔(今崙背鄉水尾村)、頂番社(今二崙鄉大同村)、
崩溝寮(今崙背鄉枋南村)、下番社(今二崙鄉大同村)等所謂「八股」聚落區。這 些聚落透過西螺街福興宮、廣福宮媽祖的迎請，作為其區隔泉州人群之識別的主 要標誌，並呈現其與廖、李二姓不同的收族形式。本論文發現漳、泉兩籍人群的 地理空間分布交界，恰好與布嶼東、西保及南社、猫兒干社社域東界大致相符。
清政府的行政區劃範圍，是否潛藏了族群政治的考量，值得往後進一步釐清。
西螺街媽祖信仰傳播的整體範圍，就地理環境而言，屬於濁水溪下游沖積扇 區，清代乃至日治初期當地居民常為水患所擾，更助長具治水神性的媽祖信仰之 順勢擴張。雖然漢人移民自移入之初，直到十九世紀仍有人群意識的區別，由於 共同信奉了媽祖，逐漸走向認同西螺地域。當代西螺街媽祖的遶境範圍，基本上 扣連著十九世紀所形成的漳人勢力圈，以及商貿地緣網絡而進行延伸，從而形成 跨越濁水溪兩岸今雲林縣、彰化縣等十三鄉鎮市的空間分布。換言之，西螺街媽 祖信仰的深層結構以漳州人群及商業網絡為依歸，隨著時間和空間的遞變，人群 網絡及社會空間更開放，並逐漸擴及濁水溪南、北兩岸。
本論文不僅釐清濁水溪下游全臺最大詔安客人群分布形成的歷史由來，也對 詔安客中之張廖、李姓的收族方式進行討論，說明西螺地方社會之宗族建構的不 同策略，其對地方的影響力也出現差異。西螺街福興宮與廣福宮信仰範圍的出 現，乃漳籍人群網絡、西螺商業街肆這兩個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其表現在「謝 平安」、請「頭香」與「貳香」等活動，明顯與麥寮街拱範宮的泉人勢力有所區 隔，也顯示西螺地域漳籍詔安客的社會關係及經濟生活，對媽祖遶境範圍的形成 具有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