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埔、漢關係與平埔信仰變遷
第三節 部落傳統信仰變遷：以番社福德祠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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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次年，農曆九月上旬，陳氏帶領東螺社人七名（乃、宇二姓各一人、黎姓二 人、李姓三人）及入贅東螺社的張姓漢人一同前去迎請，果然神威顯赫，田園不 再滲漏。此後，每年社人皆行禮如儀前往迎請。光緒 15 年（1889），為感念媽祖 神靈護佑豐收，更有十四人一同前去迎請媽祖巡境的紀錄。78由此可知，媽祖為 跨族群的信仰，熟番因其靈驗顯著而崇信祭祀，進而成為村社傳統。
第三節 部落傳統信仰變遷：以番社福德祠為例
壹、福德祠之設及其意義、功能
一、設置情形與變遷
番社福德祠位在今西螺鎮漢光里，「番社」名稱由來，應與漢人勢力擴張後，
對熟番居址以帶有族群意味的他稱命名有關，前已述及。番社福德祠位於西螺社 域，附近居民慣稱當地為「舊番社內」，乃對照於西螺社人遷徙至番社南邊的「新 社」居址而言。
道光 29 年（1849），福德祠由西螺社民潘壽山向當地埔、漢居民募款建立。
日治時期進行寺廟登記之際，管理人乃以「業主番漢公」的名義進行登錄；79也 就是熟番與漢人共同擁有之意。細究西螺地域土地公信仰的發展，由附錄四可知 十九間奉祭土地公的廟宇有七間建於嘉慶年間，主要與濁水溪下游地區水利建設 普及後，居民為求農稼得以豐收，因而立廟祭祀有關。漢人祭祀土地公，以求五 穀豐收，受漢文化影響，特別是漢式水田耕種的熟番，也認為祭祀土地公有助於 作物豐收。前舉東螺社及眉裏社的個案，說明熟番接受漢人民間信仰與神明是否 靈驗具有相當關係，甚至因而成為熟番部落社會的新傳統。
據傳福德祠設置之初，僅為高一尺餘之小廟，內奉土塑福德正神像；也僅有
「舊番社內」的埔、漢居民前往祭拜。日治時期，因劃歸西螺街十四保（即番社 保）管轄，逐漸成為番社保居民的共同信仰。戰後，改為漢光里轄區，福德祠乃 變為今漢光里里民奉祭之所。民國 60 年（1971），當地居民倡議重修，延至民國 73 年（1984）祠廟地主允諾捐地，乃將福德祠往南邊擴建，並於是年農曆 8 月 20 日竣工。後因祠廟所在地至民國 91 年（2002）未過戶，致生紛爭，管理委員 會為終止紛擾，於民國 92 年（2003）召開信徒大會並決議購地。80爾後，福德
78 包括馬福生、馬青年、李天恩、李萬、李行里、宇成、黎瑞、黎主、乃乞食、楊長生、茆 水連、墜源、劉添、張通。參閱謝繼昌，〈水利和社會文化之適應──籃城村的例子〉，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973 年），頁 70-71。
79 不著撰人，《西螺堡祠廟齋堂臺帳》，福德祠，無頁碼。
80 〈西螺鎮漢光里福德祠購地記〉，鑲嵌於漢光里福德祠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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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的運作更臻完備。
大正年間，福德祠另籌組「土地公會」，成員以今漢光里居民為主。每年元 宵節與中秋節慶典、祭拜土地公時，也是「吃會」的日子。也就是土地公會的會 員聚餐日子。此外，農曆「謝平安」，福德祠爐主會前往福興宮、廣福宮、廣興 宮及伽藍爺廟迎請神尊前往作主，里民也會敬備三牲等供品酬謝神恩。當天值年 爐主依據里民名簿在神前擲筊選出下一屆爐主。會內另奉有開漳聖王神像，也會 因爐主易人而隨之輪祀於其家宅。至於開漳聖王的輪祀始於何時？不得而知。不 過，藉由代表漳人信仰的開漳聖王輪祀，來凝聚庄民的漳人認同意識，說明清代 的人群組織模式，經常藉助神明與廟宇系統，作為人群建構的方法。（詳本論文 第四、五章）
二、內涵與特色
（一）以福德祠作為部落財產管理機構
清末，福德祠附近的土地為居住在番社境內的熟番與漢人所共有，一半作為 放牧、一半為養殖的魚池。81明治 31 年（1898）臺灣總督府建立寺廟管理制度，
要求公業及團體之土地，必須依名稱、管理人氏名及住所進行申報作業。82當時 番社漢人保正廖登雲與西螺社熟番代表滿芳兩人，共同作為福德祠管理人代表，
進行土地申告作業。大正元年（1912）廖登雲過世，其長男廖心華繼承管理人，
並變更申告，企圖獨佔該共有地。由於廖氏的企圖被共有者所得知，公議決定以 蕭敬堂等六人為代表，前往臺南州法院提出申訴。大正 12 年（1923）左右，在 嘉義稅務出張所所長中村秀穗及虎尾郡警察課長石橋文三見證下，將福德祠土地 所有權變更回舊番社境內 96 戶庄民共有，也包含廖心華在內（擁有 192 分之 2 分的持分）。
事後，擔心分割後的產權有礙於公共事務作業，居民們為了保留土地共有的 經營模式，於是協議將產權贈與「寺廟福德祠」，並以該名義進行登記，取得 192 分之 182 的持分。同時，選任蕭敬堂、蕭繼亨、張金龍、陳炎、陳平、滿食婆、
廖桂、廖溪擔任管理人，主要負責共有產業、祭祀活動及其他事務的管理。83
（二）部落土地共有制之延續
前舉可知，福德祠的設立與經營方式，反映了住居「舊番社內」的居民所組 成的祭祀團體與埔、漢族群互動關係。依據昭和 20 年（1945）〈西螺土名番社寺
81 〈昭和 12 年西螺土名番社寺庙福德祠所有地ニ関スル略歷及經过〉，蕭欽禮提供（2011 年 2 月 9 日採集），筆者徵得蕭先生同意後，提供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採集，〈西 螺福德祠文書〉，檔案編號 T0790。
82 林佩欣，〈日治前期臺灣總督府對舊慣宗教之調查與理解（1895-1919）〉（臺北：政治大 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 92。
83 〈昭和 12 年西螺土名番社寺庙福德祠所有地ニ関スル略歷及經过〉，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檔案館採集，〈西螺福德祠文書〉，檔案編號 T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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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福德祠所有地ニ関スル略歷及經过〉記載，大正 12 年（1923），該土地由 96 戶庄民共有，且規定「原則上，轉入居住在舊番社境內的人可以取得其共有權，
移出到舊番社境外的人，自然喪失其共有權，有著所謂『限於常時居住於舊番社 境內者，具有共有權』的條例」，84也就是說必須常居住於舊番社境內者，才享 有共有權；只要遷出舊番社境外，即喪失共有的資格，說明福德祠所屬的產業，
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及地域性格。
那麼，所謂「舊番社內」的地域範圍，是否為今日福德祠所在的漢光里範圍？
或日治時期番社庄全境？抑或有其特定地域？值得釐清。據明治 35 年（1902）
的人口記載，番社庄共有 83 戶 393 人，其中包含熟番 7 戶 45 人，85對照前舉福 德祠共有土地者 96 戶（共有土地持分分母為 192，可能為 192 人），雖然相距 20 餘年，即使人口有所成長，差距不應如此之大（差 201 人）。上述人口數字說明 享有福德祠的土地權利者並非全部住在以番社庄的居民，所謂「舊番社內」的範 圍也非含括日治時期「番社庄」全部，而是「番社庄」內的更小地域，很可能指 當時在番社庄的西螺社社址而言。
按福德祠位在今漢光里西南角，其西南邊與新社（今西螺鎮新安、新豐里）
比鄰。若以今日道路劃界，舊番社內的範圍大致為建興路以西，菜市街以南，興 農西路以北，平和路以東的地域。此區域內有一聯外道路即「番社路」。光緒 3 年（1877），廖登雲為修造道路，在舊番社路（今番社路）掘出骨骸，後向業主 蕭益盛借地興建有應祠供奉。86 該地居民在建築房舍時，也常掘獲陶甕或貝殼 串鍊、骨骸等物，87足以說明該地域當為西螺社社址之一。換言之，福德祠附近 即為舊番社的範圍。
前已述及，漢人開墾初期多於熟番村社附近建立漢人聚落，甚至有埔、漢混 居的情形。特別是西螺街與番社間，車程僅十分鐘左右，相當接近。因此，社人 與漢人接觸頻繁，可想而知。雖然如此，西螺社仍保留包括池塘等財產的部落共 有社地之傳統，直到昭和年間，依然不變。
貳、社地之經營
十八世紀以來，漢人逐次入墾，西螺社社地不斷轉移、流失，前已述及。日 治時期，番社福德祠附近的公有社地，可說是部落最後仍擁有的土地之一。其中 地號 882 番地內有 7 甲多未墾荒埔及 4 分多的魚池、882 之 2 番地有 1 甲多的原
84 〈昭和 12 年西螺土名番社寺庙福德祠所有地ニ関スル略歷及經过〉，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 史研究所檔案館，〈西螺福德祠文書〉，檔案編號 T0790。
85 〈臺灣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查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5 年（1902）1 月 1 日，第 781 冊，文號 1，頁 207。
86 筆者田野訪查過程中，未發現有應祠存在，可能已拆遷他地。不著撰人，《西螺堡祠廟齋堂 臺帳》，有應祠，無頁碼。
87 蕭欽禮（1933 年生）報導，2011 年 2 月 9 日筆者於西螺番社蕭宅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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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及 882 之 4 番地有 2 甲多原野，共有 15 甲 3 分 2 厘餘的（如附錄五）。說明光 緒年間社人擁有的土地，以原野未墾荒埔為主。或許因地利不佳，才能一直為社 人所掌控。至於漢人擁有福德祠的參與權，除了可能與建廟之初的捐款有關外，
因資料限制，無法說明。
明治年間，福德祠共有地的收益，除了作為祭祀土地公的費用外，剩餘的經 費用來作為每年居民的保甲費用。當時公費的籌措多來自魚池的出贌，大正年 間，福德祠附近土地仍為未墾荒埔，常為附近居民多放牧牛隻處所。88不過，昭 和 12-16 年（1937-1941）期間，為籌措買收部落公有建物的土地，以及建立國 語講習所，居民決議實行五年經營計畫，並委由福德祠管理人籌辦。89如表 3-4 所示具有管理人資格者，主要以西螺第十四保保長蕭繼亨為首，與舊番社內的甲 長一同主持。其中除了管理人滿食婆與甲長滿芳，90同為西螺社後裔外，其他人 的族群身分目前無法確認。91無論如何，從福德祠土地共有與經營方式，可知昭 和年間番社公有土地依然維持埔、漢共同經營的模式。
表 3-4 昭和 12 年（1937）西螺 882 番地原野開墾決議代表名單 姓 名 身 分 所 在 地 備 註
表 3-4 昭和 12 年（1937）西螺 882 番地原野開墾決議代表名單 姓 名 身 分 所 在 地 備 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