誣告罪作為歷史悠久的犯罪，從傳統中國法誣告反坐制度，著重於保護被誣 告者個人法益的層面，到繼受歐陸法體系之後轉變為罪刑相當的條文規範，一般 學說與實務皆認為誣告的保護法益主要是保護國家司法作用，兼及保護個人法 益，但關於國家司法作用與個人法益兩者的地位與實際內涵則未有著墨，導致無 法精確描述誣告罪之本質，也無法掌握與誣告罪性質類似的偽證罪保護法益。因 此，本論文即嘗試從保護法益的角度來探究誣告罪之本質。
首先，關於刑法的保護法益，本文認為應該是對於個人基本生活狀態與條件 的最低限度保護，而這樣的狀態與條件會與時俱進。法益雖然不具備普遍的內 涵，但是仍有一定的外在界線。司法制度本身，應該是具有刑法保護法益適格性 的法益，因為司法制度的存在，確保了救濟個人權利的重要管道，並使得國家透 過收編私力救濟的手段而得以穩固其統治基礎，故司法權順暢運作身為國家法 益，雖然無法還原成個人法益，但其保障了個人基本生活狀態與條件。
其次，司法作為國家的重要任務，其目的是將掄刀弄槍的血腥鬥爭轉化為唇 槍舌劍的法庭爭辯，以法律作為真理來建立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而法律知 識、語言的高門檻塑造出司法制度的權威性，使得人民得以信賴司法。然而，法 律系統只能擷取特定的社會要素來確認法律上重要的、當事人合意的真實，即便 透過各種程序的參與可以加強司法判決的正當性，但是，當司法所認定的事實與 社會所認定的事實有著過大的差距，則可能會侵蝕著人民對司法的信賴。司法系 統所帶來的誤判危險是無法透過制度設計完全排除的，因此，虛偽申告的資訊即 可能帶來誤判的危險，一旦誤判則國家必須付出高額成本補償，以求平復司法系 統的動盪。這就是誣告罪所蘊含的國家法益侵害危險的內涵，我們透過誣告罪將 虛偽不實的告訴排除在系統之外，以防堵其對於司法系統的可能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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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誣告罪的個人法益內涵，則是被誣告者個人在刑事程序中所遭受的侵害 與侵害的危險。使人入罪的誣告行為，一旦具有開啟偵查程序的能量，則會使得 被誣告者受到自由與名譽的侵害，並承擔著訟累。此外，誤判危險除了會導致司 法系統的動盪，亦會造成被誣告者生命、自由與財產的侵害危險，此亦屬於個人 法益侵害的層面。綜上，誣告行為一旦具有使人入罪的危險性，則具有個人法益 的侵害，並彰顯出該行為對於國家法益的侵害危險。
誣告罪雖然屬於抽象危險犯，但並非只要提出虛偽不實的申告就會該當誣告 罪，必須該誣告行為具備開啟偵查程序之能量。一旦開啟偵查行為，則同時會連 結到個人法益的侵害，以及國家法益侵害的危險，因此實際上，等同是用個人法 益的侵害作為國家法益侵害危險的證明，而且在誣告罪中，個人法益的侵害與 否，也是用來判斷加重減輕刑度的要素，此即為副法益論的觀點。換言之，個人 侵害的存在是用來作為證明國家法益抽象侵害的關卡，只有到達足以使得個人受 到侵害的程度時，才會被認為具有國家司法作用侵害之危險，因而成立誣告罪。
因此，即便得到被誣告者的同意，阻卻個人法益侵害的違法性，但是其無法阻卻 國家法益侵害的違法性，仍會成立誣告罪，只是在罪責上可能會予以減輕。相對 地，一旦誣告行為導致偵查程序之開啟造成了個人侵害，且其具有更高度的使人 入罪的危險性，例如使用第 169 條第 2 項偽造、變造證據的手段進行誣告，應該 處以更重的刑度。
因此，使人入罪的危險性成為判斷誣告行為是否成罪的關鍵。對應到客觀要 件上，誣告行為必須致使檢察官發動偵查或是開啟行政懲戒程序，行政懲戒處分 應該相當於刑事有罪判決之不利程度，但其實際內涵則有待進一步探究；在主觀 要件，則會連結到意圖使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的「意圖」。誣告罪中「意圖」使 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應該被理解為違法層面的「目的」，要達成這樣的目的，
行為人必須讓誣告行為到達足以誤導刑事或懲戒處分的程度，亦即使人入罪的危 險性，而且行為人也必須認識該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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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準誣告罪雖然其行為的外觀看似與湮滅證據罪相同，但兩者在主觀意圖 的差異，則會彰顯在客觀行為的意義上。準誣告行為具有致使他人入罪的危險 性，而湮滅證據則無此危險性，其僅造成國家特定人犯作用之妨害。未指定犯人 誣告罪則是對於個人法益的低度妨害或甚至不造成妨害，而且其司法的侵擾較 低，檢察官受到欺瞞而浮濫起訴致使誤判的可能性也更低，故僅有 1 年以下有期 徒刑。此外，非為頂替他人犯罪的誣告自己的行為，不具有使他人入罪之危險性，
也不會造成司法制度的危險，故不透過刑法加以禁止。
總結來說，誣告罪屬於使他人入罪的妨害司法行為，因此其包含了國家與個 人法益的侵害，而偽證行為若是意圖使人入罪，則會與誣告罪相同，可能會造成 個人法益與國家法益的侵害，因此，偽證罪的保護法益應該也包含個人法益。並 且，應該在量刑上區分使人出罪與使人入罪的偽證行為，後者僅涉及國家法益違 法性較低，前者多出個人法益的侵害則違法性較高。
關於刑事與行政處分之間的界限劃分，本文力有未逮，有待進一步釐清。又 有關使人入罪危險性與致使檢察官發動偵查的能量等等情事，需要搭配著刑事訴 訟法相關程序與實務運作規範，以建立更清楚的判斷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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