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球明星的身份—國族與世界職業網球

費德勒、納達爾和喬科維奇分別來自於瑞士、西班牙以及塞爾維亞，但卻 能在世界上享有知名度，並擁有來自各地的球迷，能夠跨越國家以及種族，對 全球球迷產生號召及感染力。然而欲探討此必須從網球職業賽事本身與國族之 間的關係，以及在橫跨全球的網球賽場以及成為跨國明星造成運動員身份上的 轉變兩部分討論。

（一）國族與網球職業賽事

運動與國族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大型運動賽事中，國家的形象透過運 動賽事生產，國家符號經由運動賽事再現，運動員的表現也成為國力的指標，

運動賽事成為國家的替代物品，提供國族認同的表現平台，國族情緒宣洩的窗 口，由於國族主義，王建民在大聯盟出賽時讓不了解運動的觀眾為了洋基隊吶 喊支持，還有跆拳道選手陳詩欣和朱木炎，他們背後所代表的都是國族的符號 承載著國家的意義，也因此引爆集體狂熱（黃冠華，2011）。

國族與運動賽事的扣連，集體狂熱的產生源自於國族想像的形成，

Anderson（1991）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就將國族視為是透過想像而凝聚的 共同體，並非經由地區和語言等客觀因素，是透過集體的想像形塑而產生。劉 昌德（2015）則指出要維繫這樣的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仰賴的是創造神話和共 同的記憶來凝聚民眾的情感，建構民眾的共同認同，此時運動便成為國族主義 很好的載體，透過運動創建屬於國族的共同記憶，然而在建構自身的過程中，

也必須要有「他者」作為參照。意即「國族認同並不僅止對『共同體』本身的 傳統或神話的選取與召喚，更在於『區分自我與他人』」 （劉昌德，2015：83-84）。透過建構共同體的共同敵人，區辨我群以及他者，而在運動國族主義中，

「他者」或是「敵人」的產生並非是隨機或是因為賽事發展的，而是基於歷史 因素和社會條件如經濟等而產生（劉昌德，2015）

Wilson（2014／鍾玉玨譯，2017）提及運動和國族主義之間的連結是無法 否認的，支持自己國家的代表是理所當然的，就如同基於社區意識亦會支持代 表當地的球隊，即使球隊中並非都是當地的球員所組成，仍然會對球隊展現忠 誠；在網球場上可以看見與國族主義有關的景觀，如觀眾身披國旗或是代表配 戴國家色彩、符號的標誌，成為了球場上的奇觀，也曾發生因為雙方選手來自 於兩個在歷史上互相仇視的國家，最終導致觀眾打架滋事的悲劇，而國家的地 位也可能因為頂尖球星的出現而提升，如塞爾維亞一個700 多萬人口的國家，

過去受到戰爭衝突所擾，但在接連的出現了兩位來自塞爾維亞的球后以及一位 塞爾維亞球王之後，塞爾維亞被推向了網球強國的地位。

2013 年溫布頓網球公開賽，幾乎全場拿著英國國旗以及蘇格蘭旗為擁有

「英國希望」之稱的莫瑞加油，當莫瑞高舉溫網金盃，終結英國77 年的冠軍 荒，新聞媒體紛紛以「沒讓鄉親失望」、「為英國破除77 年魔咒」等等報導此 事。2015 年莫瑞再度幫助英國得到睽違 79 年的台維斯杯，成為英國英雄，喚 回英國在網壇上的驕傲（楊明娟，2015 年 12 月 21 日）。2019 年澳網，當希臘 史上第一位職業網球選手西西帕斯（Stepanos Tsitsipas）在 16 強戰擊敗衛冕冠 軍費德勒，澳洲當地希臘餐廳掛起了希臘國旗，表達對希臘英雄的支持。此 外，許多球員亦會配戴代表國家的符號，如喬科維奇的鞋子上總能看到塞爾維 亞的標誌或是國徽。無論是對於國家網球實力的展現，或是球員與國家之間的 連結，球迷透過國旗或是國家代表符號、色彩表達對於球員的支持，這些現象 都看得出職業網球賽事可以動員球員出生國的人民國族情感。

然而 Miyadai（2002）對球迷在球場中唱國歌或是畫上國旗等行為，卻有不 同的看法，他認為球迷只是在享受一個暫時性的節慶（temporary festival），不 是出於對國族的情緒，而是出於對節慶的渴望；Kayama（2002）則提出了一個 新的微型國族主義（petite-nationalism）解釋現今在運動場上的國族主義已經與 過去和國家歷史戰爭背景混合的國族主義有所不同，如今只是模仿國族主義的 方式，透過國歌和國家標誌展示在節慶和狂歡節中的團結一致，是一個偽國族 主義的概念（pseudo-nationalism）（轉引自 Mori，2004）。正如盧彥勳以及謝淑 薇在網球場上的表現，也都能激起許多臺灣民眾的熱情，如在批踢踢可以看見 大批網友的推文加油，在爆冷後也紛紛留言，紀念自己見證一場精彩的賽事，

媒體也運用「臺灣之光」等字詞報導，民眾享受著節慶的狂歡和慶祝。然而在 這樣的全球性賽事中，所得到的是跨國的記憶，如同Mori（2004）所說，在世 界盃中日本人不僅記得日本隊的表現，同時也看到韓國的奮鬥和巴西的傑出表 現，會對貝克漢等球星留下深刻印象。在網球賽事亦然，臺灣民眾可以看到臺

灣球員的努力，但同時，跨國球星的賽事，頂尖球星間的較量更是無法抹滅的 回憶。

Wilson（2014／鍾玉玨譯，2017）也指出如果將國族主義凌駕於賽事之上 就傷害了網球運動，不應僅用國族主義就試圖解釋網球這項強調球員個人主義 的賽事，因為事實上許多網球明星的已經成為跨國球星。球迷對於網球明星投 入的熱情可能是超越國族主義的，如同我們認為英國人應該支持莫瑞，然而瑞 士的球星費德勒在法國的支持度甚至高過於法國本國頂尖球員（Wilson，2015 年9 月 22 日）。美國網球選手伊斯內爾（John Isner）在 2006 就曾寫了一篇部 落格文章「如果網球是宗教，那費德勒就是這個宗教的神」（“If tennis was a religion, Federer would be god”），正如許多運動記者所寫他造成的「宗教效應」

讓他居於跨國的地位，能夠吸引世界各地球迷，超越國家、種族以及性別

（Wilson，2013）。

而國族主義中「我群」與「他者」的區辨和對立，在網球中，除了國家與 國家對抗的關係之外，也基於球員本身。如Wilson（2013）提及費德勒的球迷 在某程度來說就是納達爾的反迷（anti-fan），兩個人由於不同的球風與個人特 質吸引不同的球迷，對於費德勒的球迷而言優雅是他的代表，如同他自己受訪 時所提及他的網球是復古式網球（retro-tennis），注重策略、藝術和技巧性，與 之相反，納達爾則如蠻牛般，發達的二頭肌，充滿肌肉和力量，在球場上怒視 對手、緊盯著球，會因擊出致勝球振臂吶喊，是重視力量的新式網球代表。對 於崇拜他們的球迷而言，費德勒和納達爾分別是擁有過人特質的神（Wilson，

2014／鍾玉玨譯，2017）。風格迥異的兩人造成他們的對決就如同神與惡魔的決 鬥（God versus the Devil）般（Wilson，2013），從 2005 年以無袖背心和海盜五 分褲為代表的納達爾橫空出世至今，兩人的對決始終是網球世界最受人關注的 組合，也是最無法預料結局的賽事。

正如同 Schirato（2007／何哲欣譯，2009）認為當運動的世界成為運動、媒 體以及商業三位一體的關係，商業模式在形構運動上較國際與國家之間的矛盾 更具重要性。如今，運動可能是代表一個特定的地方（可能是鄉鎮、城市或國 家），但是他的支持者卻可能是超越地方範圍的，而這不是現代體育運動中的地 方性不重要，而是地方性已經被重新定義。如King（2000）提及迷會經由他們 支持的模式和方式去重新定義和重新想像地方性，地方性通常是具有象徵性的 作用且透過挪用商品和活動來表達，如現在許多場館透過販賣商品、銷售社群 來傳達地方性和歸屬感。運動員、球隊因此得以從特定地區外獲得支持

（Crawford，2004）。

如今，透過商品符號代表的象徵，如費德勒的 RF logo、納達爾的蠻牛標誌 等等，來自世界各地的球迷穿戴在身上，代表著屬於是誰的球迷，透過挪用表 達和創造歸屬感，區分我迷與他迷，即使是來自於不同國家的球迷，也因此得 以凝聚得到歸屬，因此，職業網球賽事中，擁有國族主義的色彩，但卻也是超 越國族主義的，網球明星可能是國族的英雄，卻也能由於個人特質、球風和球 技等吸引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球迷，成為跨國球星。

（二）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網球明星流動的身份

延續上文的國族與職業網球賽事，來自不同國家的網球員在職業賽事中，

透過國旗、國名等代表著自己的國家，如費德勒、納達爾和喬科維奇分別代表 來自瑞士、西班牙以及塞爾維亞，但不僅是被用「宗教效應」形容的費德勒，

其他的網球明星也都在全球享有知名度以及擁有來自自己國家以外的球迷，其 本身也不一定定居於代表的國家，如喬科維奇即定居在摩納哥的蒙地卡羅，加 上跨越疆界的網球賽事，也讓網球員的跨國身份更加鮮明。

Bairner（2003）將職業運動員長期在全球各地巡迴參與賽事的行為，稱為 全球化運動游牧／遷徙（global-sports migration）。世界職業網球選手因應全年

的全球賽事，需要不斷的移動至各個城市，這樣一個全球賽事造成的全球移動 現象，也讓網球選手與國族之間的聯繫更為特殊。Iorwerth、Hardman 和 Jones

（2014）指出隨著後現代社會的發展，國族主義也進入後國族主義時代，許多 制度可能被超國家或是跨國的規範取代，國族身份也不免因此被重新定義，而 如今全球的體育正是國族關係在後國族主義時代日益彈性的重要代表，他們試 圖用國際賽事對於代表國籍的規範所遇到的問題來闡述現今運動員的國族身

（2014）指出隨著後現代社會的發展，國族主義也進入後國族主義時代，許多 制度可能被超國家或是跨國的規範取代，國族身份也不免因此被重新定義，而 如今全球的體育正是國族關係在後國族主義時代日益彈性的重要代表，他們試 圖用國際賽事對於代表國籍的規範所遇到的問題來闡述現今運動員的國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