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趕中經濟

「追趕中經濟(Catching-up Economies)」是在近期興起的名詞，許 多學者與研究機構都對追趕中經濟的國家進行分析，Jan Fagerberg 與 Manuel Mira Godinho(2003)指出，追趕中經濟所代表的意義在於單一 國家整體生產力與所得上縮小與領先國家的差距，研究追趕中經濟的 國家依時代上的變化而有不同的分析國家，近期則注重於南韓、台灣 等亞洲國家的分析。Paola Criscuolo 與 Rajneesh Narula(2002)將國家知 識 累 積 的 過 程 分 為 四 個 階 段 ， 分 別 為 先 前 知 識 追 趕 中 階 段 (pre-catching up stage)、知識追趕中階段(catching up stage)、先前新興 領 域 分 享 階 段(pre-frontier-sharing stage) 與 新 興 領 域 分 享 階 段 (frontier-sharing stage)，另外又將知識追趕中階段與先前新興領域分 享階段歸屬於追趕中經濟國家的階段，該作者也主要是在討論該兩階 段的內容，台灣與南韓則屬於先前新興領域分享階段，而 Rajneesh Narula(2002)又將前三階段歸類於開發中國家，第四階段則為已開發 國家。

許多文獻都在討論國家成功追趕上領先國的原因，其中可分為討 論歐洲國家與亞洲國家兩大主流，早期較多文章在探討歐洲的追趕中

經濟國家，如Thorstein Veblen 與 Alexander Gerschenkron 等，主要在 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如德國等國家的成功經驗。近期則較多文現在 分析亞洲的追趕中經濟國家，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以及近期 的南韓、台灣、新加坡等。相當多文獻皆指出台灣與南韓是屬於追趕 中經濟的國家，Hsiao(2006)在分析東南亞洲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的分 析上，指出亞洲新興工業國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 包括四國，分別是台灣、南韓、香港與新加坡，其中提到台灣與南韓 的經濟發展相當類似，且該四國都為典型的追趕中經濟。而Lall(2000) 分析亞洲國家新興工業國家的成功因素、Richard R. Nelson (2005)在 討論追趕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指出台灣與南韓的電子產業幫助台灣 成功的追趕上領先國家，也因此台灣與南韓為亞洲國家中追趕中經濟 的代表。Jan Fagerberg 與 Manuel Mira Godinho(2003)在討論創新與追 趕中經濟的關係上指出，早期追趕中經濟的代表為德國縮進與英國的 差距，而近代追趕中經濟的代表則為台灣與南韓在經濟發展的成功，

縮小並跟隨日本的發展腳步，在近代追趕中經濟的討論上台灣與南韓 越來越被重視。Poh-Kam Wong(1999)則分析台灣、南韓與新加坡在 科技追趕中國家(Technological Catch-up)的比較，指出台灣、南韓與 新加坡同為後工業化國家以及科技追趕中國家，指出台灣與南韓的電 子與 IT 產業為跟隨日本的腳步發展，雖然國家產業上的發展不同，

台灣為代工型製造業為主，而南韓為重視大企業工業發展，但兩國在 經 濟 成 果 與 科 技 發 展 上 都 為 中 感 型 經 濟 的 代 表 。 其 他 如 Jungki Kim(1999)、Joonghae Suh(1999)、Jaeyong Song(2000)等也都指出台灣 與南韓是屬於追趕中經濟的國家。

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在 2005 年的報告書“Capability building for catching-up”中，主要在討論追趕中經濟國家中所共有的關 鍵因素，也提到了台灣與南韓為近代崛起的追趕中經濟國家，指出台 灣與南韓在科技支持機構上的努力促成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而台灣與 南韓經濟追趕過程上為機構制度、科學技術、經濟與政策上的模仿與 創新為主要的關鍵點。另外在其研究報告中就包含台灣與南韓等的追 趕中國家在科技知識的促進上，雖然有許多不同的途徑去提昇國家競 爭力，如政策、文化、資源等，然而該報告發現這些國家的成功經驗 具有共通特性，這些共通特性包括：

y 教育水準上的進步

y 研究發展經費投入的提升 y 科學與技術研發上的國際化 第五節 創新發展之收斂與發散

Jacobs (1998)指出，在創新政策制定上有收斂 (Convergence)以及 發散 (Divergence)兩種趨向，Convergence 是指政策制定是趨於特定 方 向 的 ， 適 應 國 際 上 的 一 致 性 標 準 或 規 格 。 例 如 ，Annemieke Roobeek(1990)對七大工業國(G7，指法國､美國､英國､西德､日本､

意大利與加拿大)科技政策的研究即指出，該七個工業國家的科技政 策制定上都對同樣的特定領域存有「科技競賽 (technology race)」的 現象。Jacobs 指出這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因為各國需要尋求達到特定 發展水準後以在此科技競賽中佔有一席之地，一些國際協定的參與也 都 有 規 定 特 殊 標 準 ， 例 如 參 與 歐 洲 貨 幣 聯 盟 (EMU, European Monetary Union)即有相關資格許可限度。

另外，在Divergence 的趨向上，Jacobs (1998)認為因為國際競爭 的激烈，各國在知識經濟上更重視差異化，亦即在知識經濟的發展上 各國的發展重心是發散的，是重視各國所獨特的優勢而獨自發展。

Jacobs 指出今日的國際貿易有三分之二是屬於產業內的交易，亦即不 同國家將會在相同產業下交易不同的產品，為了突顯自己國家的優 勢，因此更重視差異性的發展。de Bono (1992)也指出，國與國之間 的競爭不再只是「共同競爭 (com-petition)」，而更要重視「超越性 競爭 (sur-petition)」，更重視在如何超越競爭對手的發展。Dalum (1992) 也指出注重差異性的發展在 OECD 的國家中是越來越明顯的趨勢。

因 此 Jacobs 指 出 國 家 政 策 除 了 Convergence 的 宏 觀 經 濟 政 策 (macro-economic policy)外，也要重視 Divergence 的中介經濟政策 (meso- economic policy)。在此兩種創新政策制定的內容可用圖 2-2 說 明：

圖 2- 2 創新政策的收斂與發散

而公共政策的制定扮 礎角色，政策因而

著重在競爭力的建立上，包括教育訓練以及研究機構的投資，換言 之，

創新政策的發散代表著重視群聚、產業及企 業的上下交互影響外，Teitelman (1994)也指出科學技術政策的制定上 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國家

Divergence

群聚

企業 產業

國際競爭力

差異性策略與專 門化產品發展 中介經濟政策

重視差異性的教 育與R&D 政策

Convergence

總體經濟政策

重視基礎科學的發展，

與一般性技術的實踐

資料來源：Jacobs (1998) 演著建構這些共通點的基

政府必須針對在科學與技術基礎建設的建立上，以及促進國內對 科技能力的需求增加。

而除了Jacobs 所認為

，分別為「實用主義 (pragmatist view)」 以及「樂 觀主義 (optimist view)」，「實用主義」是 Harley Killgore 於 1945 年 所提出，認為科技是需要市場需求及管道而非任其漫無目的的發展，

主張政府必須控制管理投入在科學技術的資源，並建議設立國家科學 基構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以引導產業發展，屬於由上 往下 (Top-down)的政策制定；而「樂觀主義」，由 Vannevar Bush 於 1980 年提出，認為市場需求是科技經濟的主要趨力，而只有在減少 政府干預下才會有健全的自由市場，主張政府要持續提供 R&D 融 資，屬於由下往上 (Bottom-up)的政策制定。國內學者楊佳翰、鄭志

強、徐作聖在 2006 年再將此兩種不同的政策訂定方式作如表 2-1 比

Vannevar Bush (1890~1974)

內容

Jeremy Howells (2005)在研究歐洲聯盟各國創新政策上，也提出了 創新政策的制定有 Top-down 與 Bottom-up 兩種方式，就 Top-down 觀點而言，創新政策是連接著國家整體利益，採納較宏觀、區域整合 的政策，亦即創新政策是以國家利益與國家優勢去主導的，許多國家 層級研究學者都提出 (Patel and Pavitt, 1987; Guerrieri, 1999; Edler,

2002)，國家在制定創新政策時，是會基於該國已擁有的科技競爭優 勢而制定 Top-down 政策；而就 Bottom-up 觀點而言，創新政策是由 區域與地方政府發展獨自特殊的政策，另外也和國家層面的資金計劃 等交互影響與競爭著，亦即地方政府發展自己的 Bottom-up 創新政策 之外，也和Top-down 政策相互呼應。

另外在討論 創新發展上的差異特性，亦即討論不同國家創新發展 的發散性上，Dodgson Mark 與 Bessart John(1996)提出在國家間的比 較上，可用以下九個構面分別就程度去討論：

y 創業投資產業的健全程度(Strong venture capital industry) y 創業的文化(Entrepreneurial culture)

y 技術移轉機構運作的效率(Effective technology transfer institutions)

y 地區性與中央性的自主能力(State/regional initiatives) y 有用的專利系統與規則(Helpful patent system/regulations) y 堅固的科學基礎(Strong science base)

y 健全的融資專案(Well-funded federal programmes) y 明確的產業政策(Clear industrial policy)

y 強大的跨國性企業 Strong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從以上文獻之探討，可歸納整理出國家在創新的發展上有相似收 斂以及相異發散的兩個構面，在相似性上更著重於追趕中經濟的共通 特性，以代表共同經濟發展國家的創新相似之探討，其相似特性分為 重視國家基礎科學技術發展的教育投入、研發投入、與科學技術的國 際 性 ； 而 發 散 面 上 則 分 為 國 家 創 新 政 策 制 定 上 的 Top-down 與 Bottom-up 方式，並可由上述 Dodgson Mark 與 Bessart John(1996)提 出的構面去討論。基於本研究在探討台灣與南韓創新發展模式的比 較，因此國家創新的相似收斂與相異發散性也將為本研究的探討主 軸。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次級資料分析法以及比較研究 法，亦即採用定性的探索性研究，以次級資料為主，搜集有關台灣與 南韓的經濟發展狀況、創新發展歷程，以及創新發展相關研究期刊、

論文等文獻資料，加以整理而成。再針對兩國創新發展狀況做比較研 究，以文獻回顧之理論基礎加以分析探討，藉此獲得較客觀的結論。

而本研究之架構，主要在基於相同經濟發展成就下的兩國，討論 對經濟發展影響極深的國家創新，而在對於兩國的國家創新又將分為 創新相似收斂特性與相異發散特性兩分類探討。相似向上主要依據聯 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所提出追趕中經濟國家中所共有的關鍵 因素去討論，以所提出之報告書的論點去驗證台灣與南韓是否也具有 該相似特性，這些共通特性包括：

y 教育水準上的進步

y 研究發展經費投入的提升 y 科學與技術研發上的國際化

而相異發散特性上將以創新政策為主軸，以 Dodgson Mark 與 Bessart John(1996)所提出的模型，討論台灣與南韓在創新發展上的差 異性，再將所得結果整理歸納，探討台灣與南韓在創新政策在制定上 是偏向於 Top-down 或是 Bottom-up 的趨向，並依照所整理的資料歸 納命題。而Dodgson Mark 與 Bessart John(1996)所提出的模型為九個

而相異發散特性上將以創新政策為主軸，以 Dodgson Mark 與 Bessart John(1996)所提出的模型，討論台灣與南韓在創新發展上的差 異性，再將所得結果整理歸納，探討台灣與南韓在創新政策在制定上 是偏向於 Top-down 或是 Bottom-up 的趨向，並依照所整理的資料歸 納命題。而Dodgson Mark 與 Bessart John(1996)所提出的模型為九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