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反抗的可能性：革命或是結構的侵犯？

第一項 例外狀態常態化的困境

從事犯罪處理的權力機制，從近代刑事法律制度成立以來，即慢慢的在擴 張，從應報刑走向目的刑，開始對犯罪人為矯治，而到了當代，則開始將對於犯 罪的思考轉向犯罪預防與風險控制，這使得國家處理犯罪的權力日益擴散並且蔓 延至個人生活的諸多細節。面對著散在的主權監控，每個人都彷彿隨時有可能成 為裸命。要帶給人民自由幸福的民主體制，卻反倒將人民化為被支配與治理的客 體，而此即是例外狀態常態化所存在的困境。

第二項 反抗的原點

第一款 個人的倫理反省—微視的彌賽亞

面對例外狀態常態化的問題，以及更深層的社會結構病理，以下，本文嘗試 找尋解決之道。

1 Friedrich Nietzsche 著，陳芳郁譯（2003），《道德系譜學》，3 版，頁 64-65，台北：水牛。

在透過制法暴力建立起法秩序之後，規範秩序便存在著護法暴力與制法暴力 之間的循環論證，為了破除這樣的循環，Benjamin 所設想的是透過純粹暴力（神 聖暴力）來救贖生命。而 Agamben 對於例外狀態成為常規的解決，即是將例外 狀態翻轉成為彌賽亞，彌賽亞的到臨，意味著法律的完成，法律之活性的去除，

使得法律成為一種不再起作用而僅供研讀的遺骸²。

從而，彌賽亞可說是現實律法的棄置與失效，而使現世不再有律法的拘束。

不過，本文認為這樣的彌賽亞存在著些許的問題，而最大的問題在於：人類社會 不可能不存在任何規範，而只要存在規範，就存在著束縛。這倒不是說規範一去 除，人類社會即會回歸自然狀態的問題，而是群居社會無論如何都會發展出共存 的規則，縱然不一定名為「法律」。因此，此種律法棄置的彌賽亞，本文將之稱 為「巨視」的彌賽亞，而相較於此，本文所欲採取的是一種「微視」（微觀）的 彌賽亞，某種程度是對於彌賽亞的重新理解。而微視的彌賽亞所意謂的，是個人 在觀察到法律對人的支配與人對於法律的從屬時，所產生個人自身的倫理反省。

一般而言，所謂的倫理學，是對於道德問題之研究，以探究什麼行為才是好 的、善的、道德上正當的為討論重心，不斷嘗試著去承載道德判斷，為道德判斷 奠定理據³。有別於前述與道德緊密相關的倫理學，此處的倫理反省，並不帶著 道德主張而出現，而與道德評價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是在認知現狀並加以反思之 後，所得之個人實踐的原點。這樣的倫理反省所得，並非道德的理據，無須在人 群之間形成一種統一性或共識性，也不需要在社會中加以制度化或形成一種普遍 化的基本原則，而是一種很個人性的產物。

所謂微視的彌賽亞，是明白的承認主權者的暴力與法律暴力的色彩，並且認 為法律暴力的操作即是語言支配，從而企圖將法律所帶來的對於人的箝制翻轉過 來，嘗試藉由法律來懸置這樣的箝制。一個全然支配人的例外狀態，也可能透過 決斷的做成，而成為人們擺脫法律箝制的一個出口。當面對裸命時，身為主權者 之人，即有權做出這樣的一個決斷。

然而，這樣的理論翻轉仍不足夠，因為，面對一個現實的加害與被害，與其 說做為出口之彌賽亞出現的契機隨時可能產生，或許倒不如說，面對犯罪人，人 人心中都有難以隱藏之施展刑罰權力的慾望。

2 See G^IORGIO A^GAMBEN,S^{TATE OF} E^XCEPTION 64 & 88 (Kevin Attell trans.,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5) (2003).

3 Georg Kneer & Armin Nassehi 著，魯貴顯譯（2003），《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頁 237-241，

台北：巨流；林火旺（2003），《倫理學》，頁 9-12，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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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以權力者的決斷做為反抗據點

在這樣的想法之下，每個人都有可能是裸命，卻也都可能成為主權者。如此 看來，對於權力的反抗，似乎只要每個人都能夠有所反省，那麼主權之權力結構 自然就會鬆動，法律對人的箝制也自然會減輕。若此，則是一種肯認一般人與握 有權力的權力者皆有反抗的能動性的看法。而Foucault 亦曾經提及，有權力的地 方，就有反抗⁴。

第一目 反抗主體—權力者或者群眾？

Negri⁵與Hardt 在《帝國》與《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中，面對著冷戰結構的鬆動，以及因此所帶來全球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 的極度發展，其認為新的全球秩序已然形成，而將此種全球化的新政治秩序稱為

「帝國」，並認為帝國已突破過去與現今的國際制度，成為去中心化、去地域化 的新的主權形式⁶。

面對著帝國主權透過危機與例外的宣告，以人道之干預為名，合理化軍事武 力或主權權力的使用，並且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主權權力的宰制、社會之控制 以及歐美國家的支配，亦未因為自由民主體制、富裕經濟與多元社會之發展而有 緩解的跡象，反倒因為全球化的進程，而使得帝國主權因為去中心化以及某程度 的混雜性，導致帝國主權無所不在，延續著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政權持續對於人 類的壓制與迫害。因此，他們認為必須找尋新的出路，一個「反帝國」的方案。

其描繪出一群位於帝國之金字塔體制底層的群眾（multitude），並且認為這些散 布於全球各地、有其多樣化性質的群眾，是具有能動性的主體，可以點狀的在四 處，如同地下莖一般冒出來，對於已經廣泛地蔓延在全球的帝國體制做侵犯，直 接與帝國對立並抗爭，成為新革命主體，而無須經過任何中介過程⁷。

4 Michel Foucault 著，尚衡譯（2006），《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頁 82，台北：桂冠。

5 Negri 是義大利左翼激進論的政治思想家，1970 年代義大利「自主化」（autonomia）社會運動 以他的政治理念作為指導原則。1979 年義大利政府以他牽涉「紅軍旅」（Red Brigades）之恐怖 主義活動為由，將他與其他激進份子拘捕入獄，後因被選為激進政黨之國會議員，得以緩刑。隨 後流亡至法國，受到法國哲學家Deleuze 與 Guattari 的支持，任教於巴黎大學。1997 年，Negri 自願返回義大利，繼續服刑。請參見：蔡英文（2002），〈全球話語帝國的意象——評 Michael Hardt 與Antonio Negri 合著 Empire〉，《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 期，頁 194。另外，將《帝國》等論 述置於義大利「自主馬克斯主義」的脈絡下來思考的取徑，詳請參照：萬毓澤（2006），〈義大利 自主主義運動與政治馬克斯主義：對《帝國》的脈絡化解讀與批判〉，《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18 期，頁 93-149。

6 陳光興（2004），〈《帝國》與去帝國化問題〉，《帝國》，頁 23-26，台北：商周。

7 蔡英文（2002），〈全球化與帝國的意象——評 Michael Hardt 與 Antonio Negri 合著 Empire〉，《政 治與社會哲學評論》，1 期，頁 198-199。

此處姑且不論Negri 與 Hardt 所欲抵抗的對象究竟與 Agamben 所描繪的有何 不同，而直接來對於這樣的思想取徑與實踐策略做進一步的反思。他們帶來的反 抗路徑是一種「群眾式的革命」，而在Agamben 那裡，文本從未清晰的說明誰是 主權者，同樣地也未見其提起彌賽亞該怎麼引發或者如何使得真實的例外狀態到 來。不過，至少《帝國》帶給我們一種群眾式的革命的抵抗方式，那麼相對於此，

本文認為，另外一種抵抗的方式，則是透過權力者來從事結構的侵犯，以做為抵 抗。因而有兩種進路。

附帶在此處先解決一個小問題，亦即，本文認為，激烈的流血革命推翻主權 結構這種砍掉重練的方法，並不可行。革命是一種以新主權替換舊主權的過程，

強者獲勝的實戰邏輯，所呈現出來的不外是另一個制法暴力，而後開啟新的制法 暴力與護法暴力的循環，而社會上真正的弱者，在革命的過程或勝利到來之時，

沒有財富、地位與資源，將使其無從逃離軍事暴力的宰制，亦難以翻身。因此，

本文認為革命有時只是一種徒勞或者是循環反覆的革命，更何況在歷史的發展過 程中，確認制憲權力一向是件難事，而導致國家或革命勢力皆可宣稱其代表制憲 權力的存在⁸。

回到本文所提及的兩種反抗進路。就群眾或權力者的反抗，本文主要從兩個 方向來思考與選擇。首先，因為前已述及法化現象的缺點，從而本文將先以法化 現象的強化與否，來考量群眾式的革命或侵犯所造成的影響，在法秩序的層面 上，是否有使得法化現象更為加劇的可能性？如果沒有，那麼即不失為一個適切 的途徑，然而如果有，那麼這樣的戰略即有改變的必要⁹。而第二個思考的方向，

則是在法律語言的支配下，去討論群眾是否有破除支配的可能，如果有，那麼每 個人即都有可能有侵犯結構的可能，主權權力的宰制自然會受到削弱。

一、多元文化加速法化現象

Negri 與 Hardt 筆下所謂的群眾做為新革命主體或政治主體，跳脫出民族國 家的思考，在民族國家將多元異質的群眾轉化成單一意志之人民的這種做法之 外，找尋群眾所無法被統攝的力量。他們發覺了另一種相對於主權的權力，外於 憲政法治之結構的、潛在的權力而稟具抗爭性與顛覆傾向，這種動態的權力係出 於社會之群眾（multitude）的自由之創造力，得以在特定的時刻，自發地結合成 多元性的團體，形塑一種對抗暴政的動力，表達自身的利益，揭露從政者的矯飾

8 不過這也只是本文的選擇而已，而非國民整體的選擇。筆者只能預想革命可能的惡害，但並非 積極地反對革命做為一種抵抗的方式。

9 戰略與戰術之區分，來自 de Certeau，請參見：萬毓澤（2007），〈從日常戰術到「新革命主體」：

論de Certeau、Holloway 與 Negri 筆下的權力與抵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 期，頁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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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政策的不義，這種多元的結社型態之反抗網絡，甚至無須任何體制的中介，

而得以直接對抗既定的結構性權力¹⁰。

而群眾抵抗帝國，一方面做為群眾的統一性計畫，嘗試構成某種共同生活或 全球民主¹¹，另一方面這些群眾又無法被歸納為統一，而在對抗帝國一事上有其

而群眾抵抗帝國，一方面做為群眾的統一性計畫，嘗試構成某種共同生活或 全球民主¹¹，另一方面這些群眾又無法被歸納為統一，而在對抗帝國一事上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