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破除法律語言支配的可能性

其次，我們把視野從整體法秩序拉回刑法秩序之中。由群眾發起對於刑法秩 序或者對於蘊含著法律暴力之犯罪處理國家權力機制所為的侵犯，如何能想像其 態樣？本文認為，在這個脈絡下做討論時，因為不論是一般人或權力者，都有可 能被犯罪處理的言說所影響，從而必須留意到當代犯罪學言說對於犯罪預防所建 立的二元符碼（例如：安全／危險、加害／被害的論述）所可能產生的效果。

照著前面的思考脈絡，既然每個人都可能是裸命，也可能是主權者，則倘若

13 本文所稱之「規範化」，係指對於尚未存在法律規制之特定事件領域，透過立法而以法律加以 規制之動作。

14 請參見：謝煜偉（2004），〈二分論刑事政策之考察與批判——從我國「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

談起〉，頁153-156，臺大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5 不過，在撰寫本文的此時，筆者亦無法確認社會內自發的衝突解決的能力是如何，甚至，此 種自我解決紛爭的想法，是否會造成社會中強者永遠的獲勝而弱者則永無翻身之地，或者是產生 更深層的規訓技術，這些問題有待更深入的思考。

177

每個人都有倫理反省的契機存在，那麼彌賽亞在每個主權者心中的到臨，使得運 轉過熱的法律體制冷卻下來，似乎並非沒有可能。不過，社會上的弱者（窮人、

無產階級等等）卻多半是非權力者。在刑法中，當我們提到倫理反省，馬上會想 到的是刑法的神主牌：「謙抑性」，弱者或者是社會上的一般人，這些人有沒有反 省權力制度的可能？有沒有謙抑的「資格」或「地位」？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再 者，被細緻化的法律語言所包裹起來的諸多論述，強化了法律正當化自身的力 道，甚至填滿了一般人與權力者的思緒，那麼，既然法律的展現如此顯然地正當 與適切，對於一般人而言，又憑什麼要謙抑？

最後，當目光移回刑事司法審判的兩造與法官，以及被害人、媒體、社會中 的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還有在這些人後面片面性的去支持被害人的老百 姓，我們如何能想像由群眾所興起的對於刑事司法體制的反抗？

理論上，如果除了法官、檢察官之外，被害人、媒體、社會中的意見領袖

（opinion leader），還有在這些人後面片面性的去支持被害人的老百姓如果都能 夠了解到法的暴力，甚至擁有一種新的倫理觀，那麼刑事法律體制或甚至整個法 秩序，都可能因此而有結構鬆動的可能，結構一鬆動，整個刑事處遇流程與社會 秩序的維持、人際關係的互動，都有可能因而趨於和緩，而不再像現在一般耗費 過大的精力在犯罪問題的處理上，隨之而來的可能是輕刑化，或者在立法、司法 與執行上，都能展現出什麼叫做謙抑或者如斷片一般的法律規制體系。這如果可 行，那麼即為一個絕佳戰術。

然而，法律論述如同迷彩，被害者形象的塑造，形塑了加害與被害的極端對 立；對於安全感的追求，更如同驢子眼前的胡蘿蔔一般，永遠無法企及，本文認 為安全與危險的區分以及加害與被害的對立，都將使社會上之一般人在對於犯罪 處理機制的反省一事上，有其困難。

而這樣的想法，亦不是本文做為權力者緊握著權力時，所做的一種菁英式的 判斷。事實上，僅從微觀的具體被害情境中即可得知，被害方做為犯罪事件中的 弱者，法律與社會所貼附與想像的弱勢形象，甚至是其具體而微的就是社會裡較 為貧窮而無社會地位、財富與勢力的一方，本文想問的是：面對著加害的弱者或 者被害者，如何能有謙抑的資格與地位？如果沒有，那麼也就根本無從期待自群 眾之中能產生激盪而群起反抗的反主權力量，從而，只能將希望寄託在權力者的 身上，默默地回頭走上專家於體制之內從事結構侵犯的路線¹⁶。

16 這樣的推論與想法必然將遭致許多的批評，而筆者也希望這是錯的。

第三項 循環論證的截斷

第一款 判決做為一種純粹暴力

法律本即是一個不斷擄獲個人生命的機制，即便在法治國的發展之下，主權 權力與法律體系中的基進發展，卻帶來對人的宰制、支配與管理，對於主權權力 大張其廣延又無所不包的羅網，企圖將所有的權力關係皆網羅至其秩序之下，並 且動用強大而細密的監視力量來對抗與處理犯罪，制裁任何威脅到秩序的背離力 量，本文有所質疑。而Agamben 亦因此說道：「現代民主所想要展演人的自由與 幸福之處—「赤裸的生命」—正標示出了它的屈從（subjection）」¹⁷，在發條橘 子的小說與電影中，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本文並不企求巨視的彌賽亞的到臨，所排斥的是對於既存體制的不加反省並 加以維持，披著法律的外衣，不斷地運用暴力束縛著生命。主權權力的控制穿透 了普遍大眾的意識與身體，也橫越所有的社會關係，制法暴力與護法暴力之間循 環論證的截斷，或許可以是體制內的一種結構侵犯的方式。從而，縱然做為微視 彌賽亞的例外狀態的產生，可能會成為純粹暴力的展場，但倘若其有不服務既存 體制之可能，則本文的選擇是：容忍例外狀態的存在，並且在其中有如游擊戰似 地找尋反抗的契機。

卸除例外狀態與法秩序之間的關連之處，可以讓我們看見法律權力與決斷的 力量（法的力量），而權力不外是暴力的別名¹⁸。而當卸除例外狀態與法秩序之 間的關係之後，這同時也就是判決做為決斷的方向性得以展開的地方，這裡所涉 及的問題或許並不在於例外狀態的本質究竟屬於法內／法外／法的界線上的問 題，而是如何在做決斷的瞬間，決斷的方向可以不再（只）朝向法秩序的維持。

然而，言下之意似乎意謂著決斷可能拋開護法的一元目的，而展開多元的方向 性，在刑事審判系統中考量多樣化的目的，而不再以法秩序的維護為單一方向。

惟此即未考慮到事實上在從事判決時，應該是不論是否做出有罪判決，只要走完 程序並做出判決，其實都是對於現存法秩序的肯認，都是切出了法秩序的邊界，

而不會因為判決時考量到多樣的目的，而使得穩固紮實的法秩序所鬆動或者使得 系統裡的綱要更加精確或模糊。

不過，如前所述，罪刑法定主義的界限，必須透過決斷的做成，方才明確，

17 See 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9-10 (Daniel Heller-Roazen tra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95).

18 上野成利（2006），《暴力》，頁 69，東京：岩波書店。

179

操作法律之人明白法律的根源、極限與社會機能，則更應謹守於節制機能的要 求，並進一步使法的力量對自己產生作用，甚至發揮法律「不適用」的潛力，努 力去抑制社會機能過度的膨脹，而將法律的適用適度的萎縮在一定的範圍內運 作。至於每一個決斷所拓展出來的到底是綠洲還是地獄，也只得留待決斷的主權 者的個人選擇。

而在結構中無可避免的必須使用語言，權力者甚至必須運用法律語言做出判 決，因此無論如何都會受到語言的控制與制約，在了解自身有使用神聖暴力的能 力與力量時，則可能可以給予其利用無言狀態在法律的程序中，做一個不需要陳 述理由的道德論述的可能性，藉此來做結構的侵犯。更重要的是，針對此一道德 論述的判決，無須再加以判斷是否正當或是否合乎正義，因為倘若必須符合其他 的要求（例如：正義、公平），即重新陷入語言的循環。從而做出道德論述之後，

即必須截斷溝通，而這同時也就是透過判決做為純粹暴力與神聖暴力，藉此截斷 制法與護法的循環論證、切斷語言的循環的方法，溝通即在此斷絕，進而毋須再 加以談論。

看起來，本文的專家權力者，似僅指做為法官、檢察官等司法人員，不過如 果思及國家權力的蔓延，早已不侷限於司法，而連帶著在行政領域皆從事著犯罪 預防的工作，那麼集制法暴力與護法暴力於一身之警察、行政機關之公務員，亦 皆有其身為權力者的時刻¹⁹，應該亦有截斷循環論證之可能。

權力者的判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決斷了例外狀態，甚至可以阻止例外狀 態常態化的發展，節制法律暴力的實施。不論在刑事審判階段、在行政處遇或監 視設備的設置，面對的除了是具體的被害人之外，還有龐大被害集團對於犯罪的 不安恐懼，倘若知悉不安感的虛擬性格以及無法放棄的結構與二元符碼，那麼在 做決斷的同時，或許將社會秩序與刑法秩序切離的想像，使得國家犯罪處理與預 防的機制，不再成為社會政策的一環，而不再以刑罰法規來強制道德一事，即有 可能。

而本文認為這樣的想像並非不可能，一則可以透過系統論的思考，違法多元 論的運作事實上並非不可能，就像針對民法上的侵權與違約，我們也並未在社會 中裝置諸多機制來加以預防，是一樣的道理，針對犯罪行為，亦無須花費過多的 權力機制與力量去處理；另一則是審判程序之目的，既然僅在於做出判決（決斷）

並藉此終結程序，該目的或決斷的理由，只要能和秩序切離，同樣也可能扯開社

19 比方說於臨檢、審查是否施以資格限制處分、決定是否架設監視攝影設備等等之時。

會秩序與刑法秩序的緊密關係²⁰。

不過，法律的發展，不論是一種妥協式的制度創設（例如修復性司法）或者

不過，法律的發展，不論是一種妥協式的制度創設（例如修復性司法）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