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二節 習近平反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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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習近平反貪的影響
上一節中我們從第二章至第四章的論述中，得到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幹部反 腐有著集權規律，以及從十八大以來和與胡錦濤時期比較之下，從習近平處置 貪腐方式發現他有決絕的政治個性。本研究藉著由反腐機關、規範和案件的三 個面相，建構出習近平反腐的上、中、下游，並從其中釐清習近平十八大以來 的規律與特性為何。藉著中共體制有固定且常態的在一定間隔時間內召開各屆 全會的歷史特性，我們得以解決過去貪腐研究難以找尋到比較基準的問題。然 而，一般召開各屆全會並不只是針對反腐，各不同的時期中國領導人依照施政 方針有不同的施政規劃。因此，我們在研究過程中，由本研究的結論延伸出未 來可供其他研究者作為後續參考的兩個觀點。
一、 反腐的未來
我們認為習近平反貪的後續影響，可以從派系政治、體制改革、經濟影響 以及官員行政效能的四個面向來看。
（一）派系政治觀點
以派系政治的觀點，習近平反腐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是反對勢力反撲的影 響，二則是中國領導人政治繼承的走向。以派系政治的觀點來看，Yuen 的觀點 認為習近平反腐外也需要同時考慮反腐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習近平反貪雖 然達到刑不上常委的高度，但仍以不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為前提，因此反腐是有 上限的。1但在2017 年 4 月吳小暉（鄧小平孫女之夫）被爆遭到調查，已在中 國的政商圈沸沸揚揚，據傳是因為項俊波（原中國保監會主席）在 2017 年 4
1 Samson Yuen,”Disciplining the Party-Xi Jingping’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Its’s Limits.”, China Perspectives, Wanchai Close:block:publicationBlock 3 (2014):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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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反諷習近平反貪卻管不住親友貪污。一連串的重大事件從爆炸案、恐 怖攻擊到天津大爆炸，重大事件使起彼落，死傷人數不斷攀升，影響範圍也更 大。連綿不斷的股災對中國經濟的重大影響，到巴拿馬事件的以網路輿論諷刺 習近平反貪，反撲勢力與習近平的角力不言可諭。
最後，政治繼承問題成為習近平反腐後需要思考的一個議題。第一，習近 平反腐的過程中不斷集權，從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從成立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全面深化國防和軍事改革領導小組，並擔任高達六項領導 小組組長職位，更在93 閱兵以後還增加軍委聯指總指揮的頭銜。以中共政治繼 承慣例來看，中共國家領導人通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三位一體的設計，使領導人集黨、政、軍權於一身。而若十八大以來習近平 頭銜之多，三位一體之外習近平還身兼六個小組組長和總指揮頭銜的話，下一 任領導人該以三位一體抑或Ｎ位一體來政治繼承？此外，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 組的模式的未來走向是屬於任務型，或是將成為常設的領導小組。若深改組屬 於階段性任務領導小組，則到時繼任者以慣例方式繼承三位一體（或到時是四 位一體）即可。若不是屬於階段性任務型的領導小組，在習近平創下先例以此 方式掌權，則繼任者是否需要又需要擔任領導小組組長才算是真正的「六位一 體」，或是繼任者只能比習近平更加集權再新建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之上 的頂層設計，才能掌握權力。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開會頻率頻繁，從十八 大以來只有不斷增加的趨勢，每年間開會間隔從不高於兩個月，更有在兩週內 相較招開下一次會議的例子，依照目前觀察習近平仍會以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 組的方式運轉國政。然而，這卻是未來中共政治繼承產生動蕩的隱憂。
（二）中國反貪體制變遷的方向
以黨內監督機制來說，我們關注紀檢體制的改革方向。中國監督官員的制 度以紀檢組為中心，隨著反貪的需要紀檢體系的權力不斷擴張。以中紀委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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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eo, “Complementing the loc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s of the CCP,” pp. 59~74.
4 Gong and Wu, “Does Increased Civil Service Pay Deter Corruption?” pp. 192~204.
5 Gong,“Institutional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pp. 33~41.
6 Gong and Ren, “Hard Rules and Soft Constraints” pp. 1~17.
7 Rosenbloom and Gong, “Coproducing "Clea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p. 544~561.
8 Ting Gong, “The Party Discipline Inspection in China: Its Evolving Trajectory and Embedded Dilemmas,” Crime Law Soc Change, Vol. 49, (January 2008), pp. 139~152.
9 「首名副部級中巡組長落馬 查辦成克傑功臣 張化為料涉金融界反腐」，明報新聞網，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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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in Dong and Benno Torgler, “The Consequences of Corruption: Evident from China. ”, QUT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 presented for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iscussion Paper and Working Paper Series), pp.1~38.
13 Markus Taube, “Relational Corruption in the PR China.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and It’s(Dys)-functionalit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Polit Wiss, Vol. 7(2013), pp.89~116.
14 Yiping Wu and Jiangnan Zhu,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and inter-county income disparity in China.”,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48 ( 2011), pp.435~448.
15 Cole, Elliott and Zhang, “Corruption, Governance and FDI Location in China,” pp. 1494~1512.
16 「 中 國 近 十 年 GDP 數據及增 長率(2006-2016 年)」，金 貴網，2016 年 8 月 9 日，
http://www.haojingui.com/gdp/1761.html。
17 「 中 國 經 濟 硬 著 陸 ？ 習 近 平 下 錯 的 四 步 棋 」， 財 經 新 報 ， 2015 年 9 月 13 日 ，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5/09/13/china-economy-xi-ji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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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Li, “Performing Bribery in China,” pp. 1~20.
22 過勇，「經濟轉軌、制度與腐敗」，頁 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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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決策」從「環境因素」和「個人特質」這兩個因素說明造成差異的可能原 因。
胡錦濤與習近平面對的時空環境主要有三點差異。第一，經濟形勢的不同。
第二，受到體制牽制的程度不同。以經濟形勢來看，胡錦濤執政時期正是中國 經濟大幅增長之際。也如同王嘉洲所述，胡錦濤反貪目的是為了剷除經濟成長 的障礙，因此大多貪腐案多為影響中國經濟能否全球化的類型。23本研究的研 究結果也發現，胡錦濤時期主要以整治地方一把手和國營企業的領域為主，也 強化了這一個論點。本研究更是從領導人的思維關點出發，解釋習進平為何採 取當前的決策。以習近平就任的時間點來看，面對的是中國經濟高速成長後趨 緩的時空環境，以及伴隨經濟大幅成長衍生出的嚴重後果，如環境污染、民怨 等問題，嚴重程度已不亞於經濟成長趨緩的問題。因此，習近平已不能將經濟 成長以外的內政問題置之不理，必須對於所有的內政問題有全盤的考量，也才 有如同我們所見習近平反腐反的徹底的行動。
再者，比較胡錦濤和習近平在接任時的權力基礎。以胡錦濤來說，江澤民 在2004 年才卸任軍委主席。即使江澤民卸任後，仍在卸任前安排兩位親信為軍 委副主席，因此胡錦濤任職期間的軍權基礎是相對薄弱的。此外，因與反腐並 未有直接關係，在上述文中未提及的是，胡錦濤在一上任之際，2003 年曾組建 中央司法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首任小組長為羅幹，小組組長更在2009 年改 由周永康接任。從習近平時期一上任就讓周永康落馬的狀況來看，我們更推論 習近平刑不上常委的「下馬威」，更是對胡錦濤在軍權以及內政上受到架空，
無法推行政策的體悟。因此，習近平在繼任後首要的建樹，便推出四個全面，
經由深改組、軍改組，在政敵尚未有動作前調整中國體制的運作機制，全面強 化黨中央的垂直領導。也因此，由軍權掌控和對中國整體的體制掌控來看，習
23王嘉洲，「固權與發展？胡錦濤反貪腐邏輯分析」，頁2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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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的反貪動能大大的提升，一部分的原因更可能是相較胡錦濤，習近平面對 體制牽制的壓力更小。
從個人特質的角度出發，我們認為影響胡錦濤和習近平反貪的差異主要源 自家庭教育和成長環境不同所致。從成長的時代背景分析，習近平屬於文革世 代，是激烈階級鬥爭下的倖存者，這世代多有著「對敵狠、對友和」的特徵。
此外，習近平的家風灌輸的概念是「不搞特權、穩扎穩打」苦幹實幹的教養觀。
也因此習近平反貪手法和政治個性上展現出我們觀察到的特立獨行、做好做絕，
與胡錦濤反腐差異甚大的反腐行動。24
不論由世代背景的變因，或是個人特質、身家教育來看，習近平與胡錦濤 反貪行動上的差異，是兩者所處環境和個人決策習慣權衡下，產生不同的議程 設定。然而，胡錦濤和習近平如何權衡議程設定與佈局？正是本研究想解答的 領導人反貪觀點，也是我們希望破除資料取得限制，藉此分析出領導人政治個 性和行為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