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裝扮與心靈追尋
在社會的文化符碼裡，穿衣不再只是簡單的為了蔽體，同時也表示著身分，
是個印記，不同的服飾會讓人產生不一樣的印象，因此也具有不同的心理。由於 女性的身體被當作客觀存在的物品，以男人的凝視作為美的標準，回教世界規範 少女戴起面紗、寡婦穿起白色寡婦紗麗目的在於防止男性的觀看與凝視。女性蓋 起面紗，就像蓋住一樣物品似的，不須被人注意，不讓他人看見，但同時，卻也 不讓自己被看見，似乎像見不得人似的，說不了話，開不了口，自身的主體被覆 蓋在面紗之下，呈現在外的只剩下殘存的客體，面紗下的女人沒人在乎，長相如 何，怎樣思考，有何能力，有何想法都不重要。而流浪在寡婦城中，穿著寡婦紗 麗成千上萬的女性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甚至是更艱辛的困境，寡婦紗麗像個印 記似的宣告著女性的身份，而由於寡婦的身份，連寡婦紗麗下的身體被藐視，心 靈被封印，女性的主體消失，只能苟延殘喘的以客體地位存在。
於是為了擺脫服飾強加在身上的衣物符碼，寇莉一被帶到寡婦之家便被卡 媽媽要求脫掉寡婦紗麗，「待會就去把你那條寡婦紗麗脫掉。在這裡，你不是寡 婦，你是一個有前途的年輕女孩」（146）。在脫掉寡婦紗麗的同時，寇莉也掙脫 了「寡婦」枷鎖，掙脫「寡婦」的印記與身分，寇莉不再是人人眼中的「寡婦」，
而是一個「人」，擁有真正的自己，寇莉重新有了新的身分——有前途的年輕女 孩，在心靈上也有了新的定位。寇莉從順從社會規範穿上寡婦紗麗，至掙脫禮教 褪除寡婦紗麗，在服飾上開始轉變，從「寡婦」身份回復「女人」身分，新的身 份，心靈新的定位，脫離了父權控制，文化束縛，拿回自主權，寇莉為自己踏上 找回自我的第一步。
同樣的，當莎芭努決定逃離父親的婚姻安排，選擇離家出走，尋求莎爾瑪 的協助時，莎芭努選擇放棄自己原本的衣著，穿上爸爸的男性服裝，裝扮，再出
發。文本描述著：
我找到媽媽睡前摺的那疊衣服，拿走一條爸爸的腰巾、一條頭巾、、一 件汗衫、還有一件上衣。
我溜到院子裡，沒有發出一點聲響。……我套上汗衫，拉緊，把腰巾繞 在腰上。我的乳房平貼著胸部，那件上衣夠大，可以把突出的乳房隱藏 起來。我把頭髮盤起來，綁成一個結，再把頭巾纏在頭上。
我希望別人看到寬闊的臉、短而寬的手和腳，能錯認我是男生。 （295）
變裝這樣的行為舉動正是女性向男性奪權的開始，莎芭努選擇脫掉自己的 服飾，拋掉原有文化的束縛與衣物的符碼，重新再裝扮，踏上另一個新的旅程。
雖然莎芭努在完全服膺於父親權威下所安排的婚姻前雖曾奮力一博，穿上 父親的衣服，扮裝成男性逃離家，但這恐怕也是莎芭努「不得不」的一種選擇，
這潛藏著一種男性的權力的支配，男性擁有較高的主權與權力，較少受限制，莎 芭努為了掙脫父權的社會掌控卻反而選擇「裝扮成男人」，作者似乎也意味著若 想脫離父權，女性只能以「男性」的樣貌存在，女性為了能夠逃脫男性，卻反而 要借助男性服飾才能逃脫，因為也唯有如此，才能與男性相抗衡，站在男性的世 界與之對抗，女性無法以女性真正的身份存在，在無法認同真正自我的同時，無 怪莎芭努最終走回父親的身邊，回到父權的藩籬中，宣告女性自主的失敗。
二、權力的支配
「性政治」一詞始起於 1969 年美國的凱特‧米利發表的論文《性政治》一 書，米利指出，父權制度刻意凸顯男女的生理差異，以鞏固男性的支配角色，並 將女性置於附屬的地位。她也透過意識形態、生物學、社會學、階級、經濟和教 育、強權、人類學、心理幾個方面，分析人類社會中父權運作的方式（40-88）。
不論從哪一個方面看來，男性以父權運作的方式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成為女性的 權力支配者。
長久以來，男、女兩性的行為準則早已根深蒂固的深植在人們心中。傳統
對女性的刻版印象認為女人的生活重心應該是以家庭與子女為主，女性是照顧他 人、犧牲自己的角色，此外，二元對立的思維運作讓女性被視為依賴性強，智力 低，情緒化，在生活上被動並慣於順應社會的需求，因此，沒有自主的能力，只 能依靠男人生活，殊不知這樣的分類的正是被男性世界所刻意營造出來的，目的 只為了能對女性展開全面的權力支配，而權力屬於誰往往並不在於誰是最後決策 者，在家庭與婚姻中，較弱的一方往往可能依據較強一方的意願而做出最後決 定，正如莎芭努在沙漠中等待父親的救援一樣，違背自己的心意，選擇接受父親 以利益為前提所安排的婚姻，成為拉尹大人的新娘。
女性一生的要務就是從少女時代開始，便將自己的生命貢獻在找到一個好 丈夫和養育子女上面（傅瑞丹 34），於是母親成為女性一生唯一的身份，女人的 世界被侷限在她自己的軀體和美貌、男人的魅力、嬰兒的哺育、照料丈夫、小孩 的身心健康和起居，以及照顧家庭上，因此結婚與生子被男權社會設定為女性的 人生角色，即使是現代社會，也少有女人能脫離此軌道，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這也就是為什麼不婚而孕者和婚而不孕及不婚的女人會特別受到社會矚目的原 因。過去，大家認為女性做母親是一種「天職」與必然，但蘇芊玲指出：
對一個女性而言，她們平日生活範圍的狹隘，資訊的缺乏，人際關係的 單調，作息的缺少變化，身心勞累卻被視為理所當然，空巢期的失落，
老年生活的無助，自信心的遞減，生存價值的被忽略，點點滴滴，深深 銘刻在母親的身軀和內心裡，吞噬著他們的生命。(蘇芊玲 62)
這個無名的難題讓人感到空虛，感覺到自己不存在。她們感到自己一成不 變的生活就像被關禁閉的人一樣，被拋棄了，女性覺得自己被綁在家裡，快要窒 息了，為此，女性開始為自己謀求出路，將權力奪回，讓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正如蘇芊玲所說：「母親不是女人唯一的身分，女人在每一方面絕不可以在任何 名目之下被打折扣，不管她是不是一位妻子，更不管她是不是一個母親，在這兩 個角色之外，她就是一個人，是她自己」（216)。
陳曉蘭指出女性自我意識（female Self-consciousness）是女性覺醒的標
誌，是表現對女性自我價值的肯定，並意識到做為人的獨立存在（168），於是，
女性想從丈夫那兒獲得解放，首先便需在經濟上取得獨立，從私領域進入公領 域，從事公共事業，並將家務與育兒社會化，對馬派女性主義者瑪格麗特‧班斯 頓（Margaret Benston）而言，唯有家務及育兒能由私人活動轉移成社會活動，
女性所受集體的壓迫方纔能夠終止，所有每位女性都纔能夠得到她應有的尊嚴
（佟恩 90）。
因此，對於尋求「自我」的女性而言，走出家庭，走入公領域，爭取經濟 獨立，藉此達到與男人平等的地位，向男人要回「權力」，將權力的支配從男性 手中奪回自己手中。當女性能走入公領域工作，在經濟上獨立，不需仰賴男性鼻 息就能生存，女性便能找回自身的自由，進而依自己的意願做出抉擇。唯有當女 性不再拘泥於原有的固定身分，才能勇敢積極的去實現自己的慾望，求豐富自己 人生的機會，她的空間才得以開始寬闊，也才有能力接受人生原具有的或仍待開 發的許多複雜面相(陳玉玲 83)。正如傅瑞丹所言：我們再也不能漠視這發自女 性心中的聲音，這聲音正在說：「除了我的丈夫、小孩和家庭之外，我還別有所 求」（55）。
女性想要改變命運，依賴的當然還是自己的動力與實踐(陳玉玲 82)。家事 令人厭倦，主要不是在於它的煩瑣與費時，而是在於缺乏回饋，每天單調的家務 活動造成成就感的喪失，讓女性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也因此，寇莉喜歡從事 刺繡的工作，因為能將自己的思想透過刺繡呈現出來，這是有創造性及技巧性的 工作，而非單調無味的家事打理，作者以「藝術家」來稱呼寇莉，在文本中，透 過戴維夫人的描述來述說刺繡這項工作：「我認識一個會做高級紗麗的人，……，
他正在找擅長刺繡的女人。不過，他不喜歡只會模仿別人作品的人。他要找的是 具有原創力，有能力把創意變成作品的人。也就是說，他要找的是藝術家」（173）， 這項刺繡的才能展現使得寇莉得以靠自己的刺繡技巧賺取薪資，擁有自己的經濟 能力；而莎爾瑪則在男性工作領域的羊群買賣中成就了自己的事業，與男性一同 競爭，「她慢慢累積自己的羊群，也累積自己的勇氣，然後離開了她的丈夫。莎
爾瑪和法提瑪並不怕獨自過活，任何心懷不軌的人都得想清楚，她比大部份的男 人更有能力照顧自己」（126-7）。
這些走出家庭的女性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當女性一擁有主權，便很 難再次捨棄，所以，寇莉對瑞吉的求婚一直遲遲未答應，正因為寇莉想在婚姻與 工作中找到兩全的方法。文本中這樣描述著寇拉和達思先生的對話：
「……有一個這樣的丈夫，你永遠也不必擔心會挨餓、受凍。不過，寇 莉，你絕不能因此放棄自己的工作。他能體諒這點嗎？」
我把瑞吉為我搭建繡花小屋的事告訴了達思先生。
「啊！那太好了！那麼，你以後可以每隔幾個月來我這裡一趟，我會讓
「啊！那太好了！那麼，你以後可以每隔幾個月來我這裡一趟，我會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