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住民現況及相關研究

本節將呈現新住民母親在臺灣的生活現況及其教養觀。第一部分 為回顧新住民母親透過跨國婚姻在臺灣深根的社會脈絡背景，並進一 步瞭解其在臺灣的生活適應現況；第二部分則探討新住民母親之教養 觀。透過此節的文獻回顧對新住民母親在原生文化、跨國婚姻、文化適 應、教養子女等面項之背景脈絡有更深入的瞭解。

新住民母親的文化背景及其在臺適應現況

全球化的趨勢使世界各國出現移工、移民、跨國婚姻等現象，臺灣 自1980 年代開始，隨著政府推動「南向投資政策」而與東南亞等國在 經濟方面往來頻繁；資本與勞力的開放、自由化促使臺商轉往中國大陸 及東南亞國家尋求更低價的勞動力，如此的經濟體系轉變使臺灣的農 村勞工被迫失業。在經濟地位劣勢的狀況下，原本即處於婚姻市場弱勢 的勞工此時處境更加惡化，而開始了與東南亞國家、中國大陸女性的婚 姻互動（夏曉鵑，2000；林彩岫，2012）。

不同於留學、移民、工作等因素而形成的跨國婚姻，臺灣與中國大 陸、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婚姻背後更蘊含著資本主義下的國際分工。同樣 被資本化經濟排擠的女性勞動者形成臺灣大量的「婚姻移民」，這些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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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國家、文化背景來臺的女性配偶們大多想藉由跨國婚姻的方式來 改善原本的生活；對於臺灣家庭而言，透過婚姻仲介等方式迎娶外籍配 偶，最主要的目的則是傳宗接代、負責家務、照顧子女，有些也得同時 分擔夫家的家業、農務等勞力工作（夏曉鵑，2000）。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2019）的統計資料顯示，自民國 76 年起至 108 年 03 月止，臺灣的外籍配偶人數已累計超過 54 萬人次，雖然「外籍 配偶」泛指與本國籍人士結婚的非本國籍人士，但臺灣的外籍配偶以中 國大陸、港澳地區以及東南亞的女性為主。中國大陸配偶為數最多佔六 成左右，其次為東南亞籍配偶佔總人數約三成，日本、韓國與其他國家 則共計不到一成。中國大陸及東南亞跨國婚姻的驟增使外籍配偶的生 活適應、其下一代的教育等面向受到政府、學者及社會大眾的關注。

對於買賣婚姻中的「外籍新娘」，臺灣本地居民或多或少存有族群 歧視，再加上過去主流媒體強勢地灌輸外籍配偶的負面新聞，騙婚、詐 財、降低人口素質等印象被植入社會大眾的觀念中，迫使外籍配偶與其 下一代背負著污名與負面標籤（夏曉鵑，2000；莫藜藜、賴珮玲，2004）。 婦女新知基金會（2003）曾發起更名的徵文活動，認為臺灣本地居民以

「外籍新娘」稱呼這些新一代的移民女性將強化「外來者」的意涵，且

「新娘」的稱呼容易使大眾將她們視為是臺灣夫家的連結身分而忽略 了其本身的主體性，因此應該由新移民女性票選其最想要的稱呼；活動 最後以「新移民女性」獲得高票，而內政部於民國 96 年 10 月 1 日內 授移字第0960946753 號函，則重新將「子女出生時，其父或母一方為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另一方為非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之族群定義為「新住民」，因此本研究中將以新移民或新住民來稱呼跨 文化家庭中的女性配偶。

新住民的原生文化在氣候、語言、飲食習慣、教養態度、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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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面皆與臺灣有所差異，初來臺灣的新住民配偶將需要面對文化 衝擊、生活適應與族群認同等挑戰。尤其對於東南亞地區的新住民配偶 而言，語言溝通與識字是在新環境拓展新生活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政 府也推動國小補校教育、成人識字班等，希望能夠輔導新住民配偶快速 地融入社會（張雪君、劉由貴，2010）。然而需要省思的是臺灣社會大 多以「同化」的觀點對待新住民配偶，媒體、政府單位甚至夫家家庭要 求新住民配偶以最快的速度融入主流文化，使新住民配偶常在不同文 化間拉扯、協商、磨合（張菁芳，2008）。

相關研究（朱柔若、孫碧霞，2010）也指出，不論是中國大陸或是 東南亞地區的新住民配偶皆曾經有社會排除、經濟排除或文化排除的 負面經驗，新住民配偶的個人因素雖然會影響其在家庭及生活適應面 向上的融洽程度，但夫家家庭的接納度與正向支持也是新住民配偶適 應與否的重要原因。其他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除了新住民配偶個人的 積極主動性以及家庭的支持之外，社會網絡與空間的建構如街坊鄰居 提供生活面向上的資訊與協助、同鄉姊妹的聚會、社會團體的參與等，

皆能夠使其有更良好的適應（蘇駿揚，2007；邱珍琬，2014）。

呂靜妮、李怡賢（2009）訪問新北市二十位東南亞新住民配偶，分 析歸納臺灣新住民配偶的文化適應歷程，分為五個階段：夢想期、風暴 期、紮根期、萌芽期及綻放期；對於初來臺灣的新住民配偶而言，夢想 期的她們大多懷抱著嚮往及期待，然而生活中的文化衝擊常帶來適應 上的問題與挑戰，這段適應的歷程即為新住民配偶的風暴期；隨著參加 識字班或是獲得其他社區資源，新住民配偶的語言溝通能力增加、與夫 家成員關係也更熟絡緊密，此紮根期階段的生活越趨於穩定；而在萌芽 期中新住民配偶歷經懷孕、產下下一代，與新生兒的依附關係使其對於 生活和適應更有動力，並於綻放期拓展生活及社交圈，發展她們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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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多可能性。

近十年來國人生育率連年低落，在少子女化的浪潮中新住民配偶 為生育率帶來了一些紓解，大部分的跨國婚姻家庭平均在兩年內便有 下一代，新住民配偶此時處於適應婚姻與文化的階段初期，若同時需要 勝任妻子、媳婦、母親等角色的職責，難免會產生調適與應對上的徬徨 與無助（黃森泉、張雯雁，2003；莫藜藜、賴珮玲，2004）；然而從呂 靜妮、李怡賢（2009）的研究中可以發現，雖然產下子女後所需面對的 照顧與教養也是一大挑戰，但子女卻是新住民母親學習語言、適應文化 的最大動力之一。

面對臺灣主流文化，新住民母親學習成為文化期待下的「好媽媽」， 然而不論是新住民母親或是其子女，都應該對臺灣文化以及母親的原 生文化維持正向的情感，在不失去種族、群體的認同之下，其身心上的 發展或是學業成就乃至於職業的成功方得容易一些（林翠玲、劉智忠，

2009）。瞭解臺灣新住民透過跨國婚姻在臺灣深根的背景以及其生活適 應的現況後，接著將討論新住民母親在跨文化家庭中的教養經驗，以及 原生文化中的教養信念如何與臺灣家庭成員互動，堅持、融合抑或改變 而形成新住民母親對於子女之教養觀。

新住民母親之教養觀

至108 年 04 月止，新住民子女人數總計超過 260 萬人（內政部，

2019）；106 學年度全臺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的人數有 18 萬人，相當 於平均每九位國中小學生即有一人為新住民子女，且九成國中小新住 民子女的母親來自越南、中國大陸、印尼（教育部，2017）。雖然自民 國92 年起，政府實施外籍配偶境外訪談措施等原因而使得跨國婚姻逐 漸轉少，但是為數眾多的「新臺灣之子」仍是政府、教育行政單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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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學者們長期以來關注的重要對象。

許多新住民及其子女的相關研究聚焦在學業表現、適應、自我認同 等「問題」之上（黃森泉、張雯雁，2003；蔡榮貴、黃月純，2004；席 榮維，2005），探討這些議題形成的原因以及教師、家長、行政單位可 以因應的方法。然而如同前述所提及，新住民及其子女背負著污名化與 負面標籤，若以臺灣的文化觀點檢視並放大這些「問題」，將會忽略新 住民母親的原生文化，以及其原生文化如何與臺灣文化互動、交織而產 生跨文化家庭中親子互動、教養歷程。

原生家庭的經驗對新住民母親而言，代表著過去家庭的文化脈絡 與獨特性，當新住民女性來到臺灣、組成跨文化家庭，並需要養育下一 代時，通常會運用過去原生家庭中所承襲的經驗與態度做為自身教養 的實踐準則（吳欣璇、金瑞芝，2011；許秀芬，2009），每位新住民母 親以及其夫家家庭所擁有的教養經驗皆不相同，在教養歷程中可能出 現母親與丈夫或夫家成員的衝突，然而大多的新住民母親必須要以符 合家庭、社會期待的語言及方式教養子女，其本身的管教方式及親職信 念就可能在文化適應的氛圍中被調整（黃淑嫆等人，2010；鄧蔭萍，

2016）。

臺灣家庭中普遍仍是以「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分工，男性 多擔任工具性的角色，是家庭中經濟的主要提供者，女性則擔任情感性 角色，為家庭成員的主要照顧者。雖然現在許多女性投入職場，但這樣 傳統的分工模式仍然存在，女性工作之餘仍需要兼顧家庭，或甚至因為 照顧家庭而捨棄工作。在跨文化家庭中，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更是清晰 可見，即使為了分攤家計而外出工作，新住民母親仍需負起主要的家務 工作以及家庭成員的照顧責任（胡瑞芬，2011）。柯瓊芳、張翰璧（2007）

的研究就指出，臺灣、越南及印尼三個社會的性別化之親屬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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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ed kinship ideologies）以及親屬關係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均為 強調父系系譜為核心的家庭結構；相較於臺灣受訪者，越南和印尼受訪 者在家庭責任與子女教養態度上較為傳統，在重視盡人子與父母責任 的同時也強調性別化的價值觀。雖然這些傳統價值觀不一定會在臺灣 組成跨文化家庭時被複製，但仍提供我們對於新住民母親的教養觀有

（gendered kinship ideologies）以及親屬關係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均為 強調父系系譜為核心的家庭結構；相較於臺灣受訪者，越南和印尼受訪 者在家庭責任與子女教養態度上較為傳統，在重視盡人子與父母責任 的同時也強調性別化的價值觀。雖然這些傳統價值觀不一定會在臺灣 組成跨文化家庭時被複製，但仍提供我們對於新住民母親的教養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