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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討論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臺灣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討論

如果殷海光與徐復觀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相關議題有所關注與討論,主 要是起於當時中國正面臨西方文化浪潮來襲,人們無法知曉「中國傳統文化」在 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之下,是否仍能夠提供養分,並從中孕育出一個現代化中國,

讓中國順利走向他們所期待的「民主」與「科學」齊放的現代化道路的話,那麼 時至今日在臺灣的我們,脫離了那樣的時空背景後,再回顧這些討論時,還有什 麼意義?

本文認為其實現今的臺灣社會,也有屬於自己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困惑,

然而我們的困惑已不再是「中國傳統文化」是否有益於「民主政治」的建設,我 們的困惑可能已經轉變為,臺灣能否繼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或者臺灣是否 應該直接拋棄「中國傳統文化」?而這樣的困惑近年來已持續反映在我們不斷變 動的教育課綱上。

臺灣實行「民主政治」以來,開放官方教材重新編修,高中教材的修訂也因

此一路歷經各種紛擾,爭議時起,而這些爭議通常又與臺灣的執政黨輪替相關,

比如出自民進黨的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從 2003 年開始編訂的「95 暫綱」,和 接續修訂的「98 課綱」,都不乏「去中國化」的質疑聲浪,而 2017 年蔡英文總 統執政時所公布的「108 課綱」,也面臨同樣的抨擊;與之相反,出自國民黨的 馬英九總統執政時期,2014 年希望透過「課綱微調」所施行的「104 課綱」,在 課程正式教授之前,也面臨另一種「去臺灣化」的責難,並隨之引發一場「反黑 箱課綱微調」的抗議活動。由這樣的略述不難發現,每當臺灣頒布一版新課綱時,

總有質疑聲浪出現,無論伴隨而出的質疑是我們在「去中國化」嗎?或是我們在

「去臺灣化」嗎?其實都隱含著我們的下一代是否會因此失去「傳統文化」的擔 憂。

事實上,一個官方教材的修訂,會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而每個人作為一個社會公民,願意監督政府、為學生的學習教材把關,這於公民 社會而言也應該是一件益事,但是在臺灣,一個官方教材的修訂卻不是只有教授 知識對錯與否的問題存在,不可諱言的,還有同一個社會下,每個人不同的「國 家認同」問題存在,而每一份不同的「國家認同」,都可能影響到每個人面對「中 國傳統文化」所秉持的態度,即使我們已不處於殷海光與徐復觀的時空,但現今 的臺灣社會,仍然有選擇揚棄或擁抱「中國傳統文化」的遲疑,「中國傳統文化」

在臺灣似乎已陷入一種危急存亡之秋的狀態,而這就是筆者認為現今臺灣社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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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第二章討論有所連結,也最有感觸的地方,因此,在這一節裡,筆者希望能 附上此議題,並對此稍加討論,以期對臺灣社會的當前議題,能有些許回應。

臺灣官方教材歷年來不斷修訂,期間引發的討論聲音有許多,問題面向也很

廣,本文僅先選擇與討論「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內容進行呈現。2003 年,剛 卸任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的龍應台,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一篇長文〈城市文 化──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該篇文章自問自答「去 中國化」的內容是什麼?並質疑去掉種種「中國傳統文化」後,臺灣還剩下什麼?

龍應台認為,喊出「去中國化」的人其實沒有注意到,臺灣應該做的並不是除去

「中國傳統文化」,而是應該將重點放在「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人們必須明 白,我們不滿、並且需要除去的是「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中的沙文主義部分,

而這其實是人們面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並不是「傳統文化」自身出了問 題需要去除,在這樣的看法之上,他進一步認為:

是的,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就比如心臟是人體的一部份一樣。

我們不但不應該談「去中國化」──因為去了心臟還有自我嗎──我們還 應該與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 中國文化在台灣;中國傳統文化再造的唯一可能,在台灣;漢語文化的現 代「文藝復興」最有潛力發生的地方,在台灣。……。傳統中國文化在中 國也許被專制落後和老大帝國的劣根所困,在台灣民主自由與現代理性的 環境中卻能異樣地煥發燦亮,生命力充沛。這就是「台灣特色」。134 對於去除「中國傳統文化」後的臺灣,龍應台難以想像,也表現出對臺灣可能失 去「傳統文化」的擔憂,與此同時,他認為臺灣社會不僅不應該聞「中國」色變,

還應該讓「中國傳統文化」在臺灣的自由沃土上恣意生長,讓人們爭取發揚屬於 臺灣的「中國傳統文化」。

2014 年《天下雜誌》專訪余英時的文章,開篇直接提及:

台灣社會近年出現若干本土化課題,包括近日延燒的蔣經國歷史評價爭議,

以及曾引起滿城風雨的教育「去中國化」爭議。史學泰斗余英時接受《天 下雜誌》專訪時,完整陳述了他對這兩項爭議的看法。135

顯見當時議題之熱,而余英時針對當時相關爭議的看法,可說與龍應台相仿,他 也認為「去中國化」在臺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做到的事情,而且另外肯定了:

台灣可以證明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民主的絕對敵人,他可以有些障礙有些

134 龍應台:〈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面對大海的時候》(臺北:時 報文化,2003 年 12 月 22 日),頁 36。

135 何榮幸:〈專訪余英時之四──本土化篇〉,《天下雜誌》(2014 年 9 月 17 日),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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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基督教也給信徒造成很多障礙的,民主化、自由人權,都有的問題,

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136

說明臺灣應該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甚至透過「民主政治」的運行,讓中國能 夠以此為鑑,了解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施行與「中國傳統文化」並不衝突,言 外之意,或者還能聽出,今日的中國,也許不需要堅持走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民主」的道路。

前述二文分別刊登於陳水扁與馬英九總統執政期間,都可以與當時頒布的課

綱討論連結,而距今最近的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所擬定施行的「108 課綱」,也 同樣掀起熱議。「108 課綱」總綱於 2014 年發布,正式名稱為「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將影響未來十年的臺灣教育,因而獲得臺灣社會的高度關注,

2015 年「108 課綱」的相關公聽會開始舉辦,其後課程審查才陸續展開,而其中 引起最多輿論的部分,除了 2016 年研議國語文課綱時,就開始產生的文言文課 文比例調降爭議外,近期出現輿論的還有 2018 年 8 月 13 日通過課程審查的社會 領域歷史課綱。根據原先高中歷史課綱的架構,歷史教學是分為臺灣史、中國史、

世界史三個部分教授,但「108 課綱」中的歷史架構則更改為臺灣、東亞、世界 三個部分進行歷史教學,原先的「中國史」被更改放入「東亞史」的架構下討論,

這使得「中國史」的學習,不再如原先一般獨立存在,被納入「東亞史」中的「中 國史」,學習比重也不如原先高,因此被許多人強烈質疑是「去中國化」直接展 現,比如在此課綱公告後,就有臺灣作家王玉佩於《中國時報》發表意見,他認 為:

從來,我們的傳統文化講求的就是「慎終追遠」,真義即在「飲水思源」, 用白話說就是「不能忘本」。但民進黨當局的作法卻是反其道而行,既不 要「慎終」更不必「追遠」,似乎要我們的下一代全都「忘本」。為了政治 利益把國家搞成這樣,這非僅是不智,更是缺德了!137

嚴厲批評這份歷史課綱不講求「傳統文化」,可能導致下一代學子「忘本」。同月 22 日,臺灣文化與教育研究學會也廣邀多位學者,並召開記者會抨擊這樣的歷 史課綱,根據相關的新聞報導,其中臺灣師範大學東亞系教授張崑將表示:

歷史教育涉及公領域,應該是乘載國家集體記憶,現在中華民國和中國史 被稀釋到東亞史,讓學生在還沒準確的認識中國史就要去認識區域史,不 正視中華民國,會讓年輕一代「沒有文化的根」。138

136 余英時口述,何榮幸撰文:〈專訪余英時之四──本土化篇〉,《天下雜誌》(2014 年 9 月 17 日),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1335。

137 王玉佩:〈去中國化一場空〉,《中國時報電子報》(2018 年 8 月 19 日),https://www.chinatime s.com/opinion/20180819002744-262105?chdtv。

138 張梓穎報導:〈新課綱爭議 東亞學者:去中國化就是「人為台獨」〉,《中廣新聞網》(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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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言論,可以看見經過課綱更改,下一代學子假若不學習獨立的中國歷史,

確實會引起臺灣社會部分人士的擔憂,他們擔憂臺灣的下一代從此失去「中國傳 統文化」的傳承,並因此成為無法追溯文化根柢的飄浮之人。除了這部分聲音外,

臺灣課綱的規劃,其實也不只引起臺灣社會的關注,比如新歷史課綱課程審查剛 通過兩日,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即針對此事回答記者提問,他表示:

民進黨當局上台以來,……,如有關報導屬實,強行修改高中歷史課綱並 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史,就是在教育領域推行「去中國化」「台獨」分裂行 徑的又一實證,……,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臺灣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去中國化」行徑都無法割裂兩岸的歷史和文化連 結。……。「台獨」分裂活動數典忘祖,必將遭到兩岸同胞更加強有力的 遏制和打擊。139

除去國家認同的相關論述,馬曉光的發言也將此事定調為臺灣「去中國化」的活 動,並且指責這是「數典忘祖」的行為。此外,針對此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臺 灣史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室承辦的一場座談

除去國家認同的相關論述,馬曉光的發言也將此事定調為臺灣「去中國化」的活 動,並且指責這是「數典忘祖」的行為。此外,針對此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臺 灣史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室承辦的一場座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