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蒙古的歷史與音樂
第一節 蒙古近代歷史與發展之概述
一、 1921 年之前：草原上的遊牧帝國
在十二世紀末，一個稱作鐵木真的乞顏蒙古部族首領統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 部落，建立蒙古帝國；於1211 年開始對外進行遠征，並得到「成吉思汗」的稱號。
蒙古帝國的國土最大的時候，從西伯利亞到越南、從朝鮮到波蘭，總面積超過三 億平方公里。
根據日本的蒙古歷史權威學者杉山正明(2011[2013])所言，蒙古從四散的遊牧 集團形成一個大的共同體，並不是偶然。由於缺乏文字和書面史料，一般歷史學 者研究北亞遊牧社會，大都從中國的角度向北方看。但是在以中原為中心的農業 社會思考下，這些北方人終究是蠻族，歷史記載未免在言語上有偏頗；在斷代上 也是以中國為中心來撰寫，忽略了以草原為一個整體來觀看。因而，一些對於遊 牧民的偏見和刻板印象沿用至今，像是搶奪理論（杉山正明 2011[2013]:167）、無 紀律、野蠻、原始生活等等。這些對於遊牧的想像和刻板印象，使得一般人因而 難以想像他們如何在短時間內重組、整治，有紀律地迅速擴張領土。但是如果從 整個橫跨歐亞的北方草原角度來觀看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並不像中國史書記載的 散亂無章。
而關於「蒙古」作為一個「民族」，在杉山正明的歷史分析下，亦是在成吉思 汗於1211 年整治高原、出征後，才能夠稱得上形成了「蒙古共同體」的意識；在 那之前，則是以自己隸屬哪個部落或氏族來自稱。在成吉思汗整頓統編高原上的 遊牧民、誕生了「大蒙古國」，這些草創時期即加入的蒙古部遊牧民就成為成吉思 汗榮耀的「黃金家族」的一員。在這之後，亦有其他契丹遊牧民的加入；不過在 一般歷史研究中，大部分僅以為這些十三世紀所被整頓的、來自蒙古高原的蒙古 人為現代蒙古的祖先，忽略了之後加入的其他遊牧民。因此，在成吉思汗創立的
「蒙古共同體」形成之前，所謂的「蒙古民族」並不存在(2013[2011]:304)。
Caroline Humphrey 與 David Sneath 合著的 The End of Nomadism?: Society,
Stat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1999)亦重新審視西方世界使用 “nomadism”
這個詞來概括整個內陸亞洲（Inner Asia，包含蒙古、西伯利亞、中國內蒙古）社 會的遊牧生活與文化。 “Nomadism”這個字的原意，指得是「反覆變換居住場所的 人」，並非專指牧業（衫山正明 2013[2011]:29）；對於西方來說， “nomadism”除 了上述意思外，更包含了一種對異文化浪漫情愫的想像：簡單、自由的生活，同 時本身的科技能力低落，需要依附其他「定居」的國家。或許中文的「遊牧」反 而比 “nomadism”更貼近原本生活上的意思。在現代，同時由於共產主義國家政策 和城市化的影響，居住在靠近聚落的蒙古牧民已漸漸地不再逐水草而居，傾向有 穩定居所，以半畜養、半放牧的方式生活；但對於Humphrey 來說，「牧業」與「活 動性」對於內陸亞洲依舊是重要的，使用「活動牧業」(mobile pastoralism)一詞較
“nomadism”來得適合。
在這裡筆者不再贅述歷史細節，僅就「大蒙古」和「遊牧民」這兩個概念作 進一步詮釋。在還未統合、遠征之前，並沒有所謂的「蒙古」意識的存在；「蒙古 民族」也是此時期之後才出現的概念，亦即，所謂的「蒙古民族」並不是一個純 正的、單一的血緣關係。在想像中，遊牧民的確也是移動、不定性遠大於定居、
規律的民族；但是實際上，四季的規律、自己所屬的部落，在遊牧生活中也是很 重要的。在現代的研究亦可以看到，都市邊的遊牧民也遵行著依靠都市的生活法 則：一種新型的「活動牧業」(Humphrey & Sneath 1999)。雖然解構後來說，「大蒙 古」和「遊牧民」這兩個概念在想像上多過於實質，但是這兩個意象，對於現代 蒙古人的意識以及他者對於蒙古的想像，影響至深。
二、 1921 到 1990 年：共產政權與蘇維埃
在中國清朝，滿清以蒙古舊有的封建領地為基礎，推行盟旗制度以便管理，
表面上尊重蒙古地方部族，實際上是分化了蒙古的勢力。在1911 年清朝的瓦解中，
蒙古也提出了獨立自治，但直到1921 年，在俄國武力的幫助下，才得到正式獨立。
之後，蒙古在唯一的黨派：蒙古人民革命黨3 (Mongol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MPRP)與蘇維埃影響之下，維持了近七十年封閉的共產統治。雖然蒙古不屬 於蘇維埃聯邦之一，但與蘇聯維持十分親密的關係，屬於蘇維埃的衛星國家之一 (Soviet satellite)。在蘇聯的政策下，蒙古進行現代化與都市化的進程；由共產政府 領導的鄰近地區，包括中國與俄國，為了提升國家經濟，更在牧區與農村實施集 體農業制度(negdel)。這樣的制度使得生產力大為提升，但是也相形地更分化了貧 富差距(Humphrey & Sneath 1999:4)。
在這七十年裡，不泛國外學者嘗試進入這個神祕的遊牧國度。著名的丹麥探 險家：亨寧‧哈士綸(Henning Haslund-Cristensen)所著之《蒙古的人和神》(Men and
Gods in Mongolia)(1999[1935])一書，以深描淺出的文筆，描述了他在 1927 到 1930
年間參加斯文‧赫定4 (Sven A. Hedin)的中亞考察隊，進入蒙古的種種經歷。此支 考察隊經歷種種自然環境與政策上的困難，深入蒙古西部特殊的土爾扈特部落，受到政教合一的土爾扈特首領托音喇嘛的接見，賜予他們榮耀的「格根殿」－活 佛的金帳，至今仍展示在斯德哥爾摩的瑞典民族博物館。亨寧‧哈士綸是個探險 家、人類學家，同時也是個音樂學家。在他的旅途中，他學會蒙古語，以西方的 五線譜記錄下聽到的曲調；並且隨身攜帶便攜式留聲機，將他在 1927 到 1938 年 間四次進出蒙古的錄音集結成選集Ⅰ＆Ⅱ。
美國作家 O. Lattimore 以美國顧問和偕同的身分，在二次大戰期間多次進入 中國與蒙古。他的著作
Mongol Journeys(1943)以遊記的方式，描繪出 1930 年代蒙
古的地貌人文，並檢視鄰近國家：俄國、中國、日本對於蒙古的興趣，同時也繪 出蒙古對他們的態度：「所有講蒙古話的人，他們認為，都是akh-düü（兄弟），而
且應該站在同一陣線對抗那些非蒙古人。」
3 蒙古人民革命黨(MPRP)執政期為 1921 至 1996 年、2000 至 2004 年；於 2010 年決議通過將黨名 改回蒙古人民黨(Mongolian People’s Party, MPP)，與當初 1921 年創黨時的名稱相同。
4 瑞典的地理學家、地形學家、探險家、攝影家、旅行作家，同時也自己繪製插圖，是二十世紀初 最有名的中亞地區研究家之一。
在甫獨立之初，蒙古曾希望能夠建立「一個蒙古」的聯邦國家，將內蒙古、
布里雅特、圖瓦等地區包含進來。日本的軍事勢力也曾以這樣的「泛蒙古」思想，
主張內蒙古獨立，用以對抗中國軍隊的進入。但是這個夢想從未真正實踐(Sanders 1991:158)，相應的政治政策也在短短幾年間煙消雲散。
身為共產統治且受蘇聯影響極深的蒙古國，和處於蘇聯的圖瓦、布里雅特共 和國，與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的內蒙古，雖然由不同政權統治，但是心理上他 們依舊在整個第二世界的共產之下，依舊是「大蒙古」(big Mongol)的一員。這樣 的心理，在1990 年之後，在政局的變換和不同強勢文化的影響下，因而改觀(Bulag 1998; Humphrey & Sneath 1999)。這個「泛蒙古」思潮，直到現代，則是以另一種 面貌重新出現。
三、 1990 年：民主改革之後
1980 年代，在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perestroika)和開放政策(glasnost)下，蒙古 和其他蘇聯國家一樣，經歷了經濟的混亂崩壞。1990 年，蒙古政府通過了所謂的
「民主革命」，藉由投票和平地成為民主政體，並且舉行了第一次的蒙古總統民 選。蘇聯的瓦解，加上政體和經濟體的改變，代表蒙古必須面對除了俄國以外的 西方世界。這是蒙古人稱作「後蘇聯時期」的市場經濟年代。在這樣的動亂年代，
加上緊接而來的全球化、自由經濟，在面對更多世界強權下，筆者反倒認為「泛 蒙古」的概念又漸形重要，以另一種形式再度加強深植在蒙古國人民心中。
這 段 時 間 西 方 關 於 蒙 古 的 描 述 ， 有 Jill Lawless 的 Travel in the New
Mongolia(2000)。Lawless 以隨筆的遊記形式，記錄下她眼中剛從共產社會轉型為
民主的蒙古城市與鄉間，尤其是羊毛、礦業商人，還有觀光產業的興起。這些新 興行業的成功、湧進的外來企業，也應證了蒙古這個地大人稀的大餅所具有的發 展潛力。Ole Bruun 的 Precious Steppe: Mongolian Nomadic Pastoralists in Pursuit ofthe Market(2006)與他和 Li Narangoa 編著的 Mongols from Country to City: Floating
Boundaries, Pastoralism and City Life in the Mongol Lands(2006)則以人類學與經濟
學的面向，探討自由市場經濟和都市化如何影響遊牧家庭與社會組成。與土地、
自然關係密切的牧民，有很多人則因為連續幾年的天災(zud)導致牲畜流失而移居 城市，成為城市裡的牧民／流浪漢(nomads in the city) (Bruun 2006:180)。
從鄉下移居城市生活的，通常都是學生：在家鄉的學校得到好成績、進入城 市的大學讀書，接著在城市結婚生根，等到經濟有餘力，便將住在鄉下的父母接 到城市安養老年。但在烏蘭巴托，也有許多落得在城市邊緣的蒙古包區(ger
khoroolol)掙扎生存的移居牧民。筆者觀察到，位在市區北方邊界的蒙古包區，一
座座蒙古包沒有規劃地坐落，以木圍籬隔開家戶；沒有街道規劃、沒有醫療保險，基本上屬於三不管地帶。在鬧區裡，則有一群人居住在地下管線道中，平時以在 街上乞討、翻垃圾、做零工為生，晚上與冬天則躲在地下遮風避雨、靠暖氣管線 取暖。
自2009 年筆者第一次去蒙古以來，每年烏蘭巴托都變得有點不同：街上的流 浪童、乞丐減少了，百貨公司從一家變成三、四家、附上英文的招牌和菜單愈來 愈常見。在烏蘭巴托街道上，到處可見嶄新的玻璃帷幕大樓與俄式建築相間，在 它們後方則錯落著圍著籬笆的蒙古包；公車、私家車壅塞在僅僅幾條主要道路上，
商店超市的貨架上滿滿的是從韓國、中國、俄國和歐洲進口的家用品和包裝食物。
不變的是，一年到頭都可見的修路與建築工程在路邊揚起黃塵。在城市忙碌整建、
步調快速的同時，鄉下卻依舊維持她一貫的慢活；和現代的連結，只有電視廣告 上各種新穎的衣服和家用品、連續劇中展現的五光十色都市生活，和小商店裡賣 的進口糖果。要說都市中的貧富差距是蒙古的一大問題，城鄉間的教育和資源差 距亦是應該要解決的另一個大問題。這些社會上的問題，有許多嘗試唱出社會現
步調快速的同時，鄉下卻依舊維持她一貫的慢活；和現代的連結，只有電視廣告 上各種新穎的衣服和家用品、連續劇中展現的五光十色都市生活，和小商店裡賣 的進口糖果。要說都市中的貧富差距是蒙古的一大問題，城鄉間的教育和資源差 距亦是應該要解決的另一個大問題。這些社會上的問題，有許多嘗試唱出社會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