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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詮釋途徑與政策執行研究

詮釋途徑雖然是新興的分析方法,但因其能突破過去實證主義的窠臼,故 漸為學界廣泛應用。2006 年一群倡議後實證主義政策分析的學者在英國伯明罕 舉辦首屆詮釋性政策分析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Interpretive Policy Analysis),分享、討論詮釋途徑的研究方法以及各國的研究成果,其後 陸續在荷蘭阿姆斯特丹(2007)、英國艾賽克思(2008)、德國卡塞爾(2009)、

法國格勒諾布爾(2010)、英國卡爾地夫(2011)以及荷蘭的堤堡大學(2012)

舉辦年會,今年(2013)則於七月假奧地利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

舉行,會議主題是為從詮釋性政策分析的視角,探討如何處理政治和社會方面 的衝突議題(Societies in Conflict: Experts, Publics and Democracy),3足見後實 證主義所引領之「詮釋的轉向」已漸受政策分析領域之重視。各家學者分別以 其重視的焦點發展出三種主要的政策分析方式,有詮釋性政策分析、敘事性政 策分析及論述分析(Petković, 2008),其共同點為重視行動者之想法、挖掘行動 者使用符號的意識形態。因本研究主要應用詮釋性政策分析為研究方法,故僅 討論與其相關之研究。

本節首先說明政策分析的詮釋途徑,再簡介國內、外應用詮釋途徑進行政 策分析之研究案例各一,並概述其貢獻與限制,最後探討應用詮釋途徑於活化 課程政策分析之價值。

壹、 政策分析的詮釋途徑

本章第一節探討了政策執行理論、模式及課程政策實施模式的發展,顯示 不論是理論或是模式,均逐漸呈現後現代的多元觀點。而政策執行的研究發展 至此,也開始進入多元觀點並立的時代。由於多元觀點的興起,僅靠單一模式                                                                                                                

3 詮釋性政策分析的年會資料取自其大會網站 http://ipa2013.univie.ac.at/home/

根本沒辦法描繪政策執行過程的複雜性(李允傑、丘昌泰,2009),因此開始有 學者反思上述現有的政策執行模式背後的方法論,批判其以純科學理性與專家 知識為主,無法提供公民參與以及道德、價值對話的管道,自此研究焦點從科 學的實證主義轉移至強調公民參與的後實證主義(林子倫、陳亮宇,2009),

其最主要的主張之一就是重視「符號」的功能,並引入倫理的概念,Yanow(2007)

稱此研究焦點的轉移為「詮釋的轉向」,具相同理念的學者遂發展出政策分析的 詮釋途徑。另外,在課程實施理論方面,其研究方式也不若以往大量的證明或 否證固有的理論,改從量化實證研究轉向關注主體意義理解的質性研究,強調 開放的從利害關係人所累積的在地知識進行詮釋、理解,Pinar 稱之為「理論化」

(theorizing)的動態歷程(林進材,1999)。

政策分析的詮釋途徑是由後實證主義發展而來的一個政策分析支派,認為 在政策的規劃與執行過程中,雙方都需用「語言」或其他符號進行雙向互動,

強調雙方行動者的主體性與參與性,故政策過程絕非單純的單向影響(林子倫、

陳亮宇,2009)。有別於先前以實證主義為主的政策執行理論僅重視執行層面,

預設的立場是要「解決執行層面的問題」;秉持後實證主義之詮釋途徑則是企圖 呈現不同利害關係人之理解政策的不同方式,以及決策者原本沒考慮到的面 向、問題,提供我們多元思考的角度(彭渰雯,2008)。

與本章第一節提及的三種政策執行模式(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整合型)

或其他政策分析途徑相比,政策分析的詮釋途徑是一項相對新興的方法,沒有 固定不變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其哲學觀點主要受到下列學派的影響:詮釋 社會學(interpretive sociology)、Saussure 的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Bourdieu 和符號宰制(symbolic domination)、Edelman 的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

批判理論、Habermas 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以及 Foucault 的權力觀。這些學派的共同特色都是認為權力是分散的,行動者在使

的角度切入,才是最適當的政策分析方式(Petković, 2008)。

個體的權力行使也就是其價值觀、信念、感受的展現,這些隱性知識通常 藉由人工製品的符號展現,如語言、文字、行為等。因此詮釋途徑的學者相當 重視對符號的研究,並稱這些人工製品承載的是個體擁有之「在地知識」,也就 是個體從在地的情況與生活經驗而得之實用論據(Yanow, 2000)。換句話說,

個體之「在地知識」是與環境脈絡中的各項活動互動而得,將影響其理解、詮 釋外在事件的方式,係為動態的歷程,並透過各項人工製品表達之。

雖然詮釋途徑與由下而上的政策執行模式皆強調由執行者的觀點出發,然 而彭渰雯(2008)指出兩者有根本上的不同:後者對於政策處理的問題抱持既 定觀點,只是與執行者在政策目標上相互妥協、修正,並給予執行者更多的裁 量空間;然而前者更為宏觀,認為在政策問題、共識形成的同時,已經有「他 者」遭到排除,故要能理解包括執行者在內的各利害關係人對於政策問題之詮 釋,也必須深入瞭解他們的在地知識,讓我們重新檢視遭到排除的聲音,進而 能修正政策目標。有人認為將各種詮釋方式平等的呈現,會淪為相對主義

(relativism),也就是無從判定何種詮釋方式為真。然而阮新邦(1993)認為,

詮釋途徑的焦點不在於客觀地評判多元的詮釋,而是透過研究者與行動者相互 理解、詮釋的過程,啓發我們重新正視先前忽略的細節,如行動者所處的文化 脈絡等,進而覺察並反省自己的意識。

貳、 應用詮釋途徑於政策分析之研究

由於詮釋途徑是較為新興的研究取徑,應用於政策分析的相關研究數量不 多,因此研究者以下分別簡介國外、國內各一個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案例。

一、 國外案例:以

Yanow 研究 ICCC 政策為例

(一) 政策背景

Yanow(1993)於 1969 至 1981 在以色列境內針對設立以色列社區中心公 司(Israel Corporation of Community Centers, ICCC)之政策進行研究分析。當 時以色列境內有兩大社經地位差異甚大的移民族群:中東族群和西方族群。中 東族群主要是由北非、中東移民回國的猶太人,且多半居住在發展中的城鎮

(development towns);西方族群則是從歐、美移居回以色列的猶太人,多半住 在較繁榮的城市。以色列政府於1969 年於發展中城鎮成立第一座 ICCC,其為 獨立單位,由政府專款補助的公立機關,負責執行社會和教育政策。以色列政 府於文宣內宣稱此政策除了能提升發展中城鎮的居住品質之外,還能縮小中東 族群和西方族群的差異(Yanow, 1993)。ICCC 的創始執行長對此政策目標的認 知是促進社會整合、鞏固社會及文化價值、鼓勵個人及家庭善用休閒時間並改 善文化、休閒、娛樂等服務。其採取的措施為鼓勵個人透過學習成長、鼓勵團 體發展以達到社區的社會變遷、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以提升社會服務的消費水 準。至1981 年,以色列境內已超過一百座 ICCC 的分支,其組織規模、預算與 活動數量都相當引人注目,但多數 ICCC 的執行長認為目標族群(中東族群)

不常使用ICCC 設施或參與活動,反而是西方族群較為熱衷。

這12 年中,ICCC 並未達到其宣稱的主要目標:縮短族群差距,內部成員 也對組織目標莫衷一是,甚至每年執行長都要成員在年會上公開討論:「我們的 目標是什麼?」然而這看似執行失敗的政策,卻沒有受到任何居民的指責,反 而公開要求政府設立更多的ICCC。Yanow(1993)認為此政策若以量化典範進 行分析,則無法找到著力點,更無從解釋起,故宜用詮釋途徑理解、挖掘出脈 絡相關的、特殊的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與政策意義。

(二) 政策分析

Yanow(1993)指出,在這 12 年內,ICCC 已創造、傳遞了遠比建築物本 身更重要的隱性認同含義:在文化上同化並縮短中東族群與西方族群的差異。

此隱性意義一旦公開後將招致批判,然而所有與政策有關的成員、大眾都擁有 此一隱性知識,可從以下三方面來理解之(Yanow, 1993; Yanow, 2005):

1. 象徵的標的物:建築物本身和課程符號

作為一幢公開的建築物,ICCC 建構了象徵性的意義。與當地其他狹窄的 公共設施或簡陋的灰泥建造之民宅不同,ICCC 為一石造建築,輔以玻璃與木 造飾物,其佔地遼闊,還設有廣場、階梯、大型入口等與當地其他建築物不同 的空間利用方式。ICCC 的組織成員意欲透過這樣的空間與資源分配,創造視 覺上與心理上的距離感,型塑此建築物能提供當地居民暫時「逃離」他們過度 擁擠的住宅之概念,表達其獨特性。

另外,ICCC 提供的課程如攝影、減重、芭蕾等,在在都向中東族群傳達 了西方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並使其看來是可欲、可及的。以芭蕾課程為例,Yanow

(2000)觀察發現這是 ICCC 提供的課程中最受歡迎的一種,在訪談中,當地 居民也認為透過學習芭蕾舞,他們感到自己與城市居民間的落差縮短了,因為 芭蕾舞一向被認為是城市居民才有機會學習的。

2. 象徵的語言:組織名稱和隱喻

「社區中心」(community)是西方國家的概念,甚至在希伯來文都沒有相 對應的語詞,故ICCC 一度自稱為「文化青年運動中心」。此一名稱不僅清楚地 表達其提供之服務,也有宣稱其與城市文化中心、人民會堂等提供民眾活動的 機構不同之意涵。為了能更有效的使當地族群瞭解此設施的概念,並達到宣傳

的效果,ICCC 的組織內部成員將其概念具象成「超級市場」:提供「套裝」、「即 用」的活動及課程,民眾帶著「清單」來「消費」,並透過參與人數的多寡來評 判課程的優劣。

為何使用「超級市場」的概念,而非其它如「圖書館」或「博物館」等公 共設施呢?蓋因與其他的公共設施相較之下,「超級市場」在當時的時空脈絡

為何使用「超級市場」的概念,而非其它如「圖書館」或「博物館」等公 共設施呢?蓋因與其他的公共設施相較之下,「超級市場」在當時的時空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