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故事

Louis Giannetti（1992：388）認為，「故事是透過誰的眼睛看事件。意念與 事件是由敘述者意識及語言鋪陳。」這也就是為何民族誌影片大多是第一人稱的 敘述者。當敘述者是第一人稱時，攝影機記錄的便是他的眼所見的一切，這樣比 較能夠得到觀眾的認同。那麼，胡台麗的原住民影片是在拍誰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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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台麗（2003a[1991]：21）曾經詳細分析了法國人類學家、著名紀錄片導 演 Rouch 的人類學紀錄片創作，指出「Rouch 以文字書寫民族誌時大致遵守科學 性學術論著的規範，把自我隱藏起來。可是當他以影像作為表達工具，以攝影機 代替筆紀錄時，則大膽地讓個人的主觀性與想像力充分發揮」。

從選取民族誌影片的來看，儘管民族誌電影是通過攝影機完成影像紀錄的。

然而，從拍攝到剪輯整個過程並不是機器來處理的，影片終究是靠隱藏於攝影機 背後的人來完成。因此，拍什麼，怎樣表達，都具有主觀性。因此，Richard Barsam

（1996[1973]：420）才會強調，成功的民族誌影片衡量的標準是以民族誌（參 與觀察）的標準，而不是創造藝術上的形式。這就是民族誌電影與其他包括紀錄 片在內的影片的區別之一，就是民族誌電影是參與者與被觀察者之間互動的結 果。

在《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裡，一開始的旁白就已經表明身份：「五 年祭是排灣族最重要的祭典…我們拿著日治時期的舊照片」，畫面上，車子疾駛，

駛進內文村，胡台麗拿著日治時期的人類學家宮本延人在此地所拍的五年祭照片 想要詢問族人，企圖拼湊出這裡已消失的五年祭記憶拼圖。影片剛開始，是人類 學家去踏尋五年祭蹤跡的歷程，並將各部落對五年祭的看法匯集，但主角仍是人 類學家胡台麗，當她要前去拍攝五年祭時，畫面中，包頭目以急促的族語對祖靈 說著：「這些不同膚色習俗的外地人，來這裡就是要看你們的榮耀，請不要見怪，

他們要為我們的歷史作證，你們留下的傳統我們還沒有放棄。可是有許多地方遺 忘了，做法也許有錯，請原諒。因為時代在改變。」從這之後，影片開始真正進 入主題，主角是排灣族人。《矮人祭之歌》則有很明顯不同了，胡台麗開始漸漸 隱身於攝影機後，不用權威性的旁白來引導觀眾。

後來到了《蘭嶼觀點》引發了很大的爭議是來自於「觀點」，胡台麗努力將 自己的觀點隱藏起來。在該片開頭，胡台麗直截了當地表明瞭自己的漢人外來者 身份，這樣的表露預示在其後的訪談與拍攝 中，胡台麗會極力淡化自己的「他 者」形象，這種態度接近於人類學的主位研究法。胡台麗承認「有一些我隱藏的 部分觀點，雖然我刻意地強調，但仍然不夠明顯，這種苦楚我也嘗過了」（田玉

文整理 1994：29）。但在《蘭嶼觀點》裡，既觀照了雅美族的文化、傳統，也將 鏡頭拉近至族人現時所面臨的處境。呈現的手法不再是單向介紹，而是透過族人 和外族人的分別陳述來呈現開放式的觀點，這等於也邀觀眾一起來思考。

片名為《蘭嶼觀點》，究竟要呈現誰的觀點呢？胡台麗在影片一開始，就已 說明：

今天請你們來，是想請你們參與一部關於蘭嶼的影片。…我是在想說我 們四個人都有很不一樣的背景。Siamsn Rapongan 和夏曼‧藍波安你們 是雅美族，是在島上居住的居民，你們對蘭嶼島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麼田雅各雖然也是原住民，布農族，但來這個島也是外地人，來這邊 來這邊作醫生已經三年了，對於這三年中間也會有些特別的感想。我個 人是受過人類學教育的漢人，完全是外地人。我來過幾次，一直有特別 的感情。想要用影像來表達特別的看法。像這樣共同用影片來完成的想 法，不知你們覺得怎麼樣？

但看完影片後所舉行的座談會仍引發熱烈的討論，尤其是報導攝影家關曉榮 質疑：「當胡小姐以一種主觀的態度呈現所謂的《蘭嶼觀點》時，它並沒有明確 的指出原住民到底要什麼，…這部影片以一種消極的角色指出蘭嶼不需要什麼，

而不是蘭嶼需要什麼？」（田玉文整理 1994：24）。「也許胡小姐本身不自覺，但 是影片中那麼多人，胡小姐單獨選了他們三人來代表蘭嶼的雅美人觀點，這背後 已隱藏有胡小姐的觀點」（同上引：32）。胡台麗（1993c：21）表示：「從一開始，

就注定了這部影片無法僅以客觀不介入的研究者角度呈現。我確實不想拍一部四 平八穩、不慍不火的科學性紀錄片，而我也有觀點想透過他們的觀點表達。」邱 貴芬（2006：124）則以為「紀錄片必然傳達導演的觀點，而不可能是無介入式 的客觀呈現，已是當代記錄片理論的共識。」的確如此，《蘭嶼觀點》的三個區 段其實呈現的不只是影片中三個人或是導演胡台麗的觀點，同時也呈現觀光客的 觀點，我們可從影片片段中看到臺灣觀光客以「東方主義」的優越感在看待蘭嶼 的異文化。而在更深層一點，當畫面中有一雅美小朋友對著鏡頭大聲喝斥：「不 要拍照！」另一畫面卻是一位穿著丁字褲漠然從鏡頭外走入鏡頭裡，他顯然不知 有鏡頭的存在，而這對比的畫面，難道不是在諷刺拍攝者亦處於觀光客的角色，

正在「偷窺」。胡台麗（1993c：22）曾提及她早年訪談蘭嶼時，曾目睹一位蘭嶼

- 96 - 享權威」作法（Ruby 2000：207），胡台麗其實也這麼做了（陳美蓁整理 1993：

15），但是這不是絕對的，因為沒有人可以決定誰才有發言權？ 式來取代人類學者獨白式的單一發聲」（同上引：78）。這正是 Stephen Tylor

（2006[1986]：166-167）所提倡的對話和多聲道文本，多聲道最符合社會的形式

台麗口述 林杏娥整理 2011）

記得 Rouch 的「我是黑人」一開始，就是男主角的自述，他說了許多自己 的心聲，快說完的時候還很自然的說：『多虧這部電影，我才能這樣說出自己內 心的感受。所以，我要在這裡說聲謝謝。』」而我去蘭嶼訪問施努來時，提到《蘭 嶼觀點》，他很淡定地說：「這部影片是我當時年輕的想法和心聲，那時不成熟，

一心只想要幫蘭嶼做點什麼？那時也還沒回蘭嶼，後來回來了，才發現很多事情 是複雜的。但是現在要我說，我已經不知道要說什麼了。」說時看著前方的海，

那海，還是如影片般湛藍。

雖然說《蘭嶼觀點》引發了很大的觀點爭議，但也很起很大的迴響，甚至帶 動一股拍攝觀點的熱潮。

《愛戀排灣笛》是全然的把發言權交給族人，讓他們「自導自演」，我們看 不到胡台麗現身在影片裡，甚至她也尊重這些影中人穿戴著紋樣與色澤非常突出 而美麗的衣飾，胡台麗也從得到很大的啟發：「這次是面對攝影機的排灣族人自 發且有意識的選擇，改變了我對紀錄片『真實』呈現的一些看法。Stephen Tylor

（2006[1986]：166-167）認為，民族誌就是合作撰寫的故事（cooperative story making），理想的形式就是多聲道文本（polyphon text）。《愛戀排灣笛》說的是誰 的故事，是誰在說故事？答案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