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運動場域的發展深受國家政經情勢的左右，尤其歷經日治殖民時期、國 民政府遷臺、經濟蓬勃發展與國家民主化浪潮等社會力的作用下，形塑出臺灣運 動場域的基本樣態。國民政府遷臺前在體育方面所表現的文化思潮有民族主義、
自然主義、錦標主義、保種主義等四項較為傳統的概念思想；政府遷臺前期則呈 現全民化、競技化、教育化、軍事化等四項轉型中的體育思潮40；而在政府遷臺 後期迎向體適能化、休閒化、產業化、本土化等四項自由經濟與主體價值之體育 思潮(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a) 。在這個臺灣運動場域中歷經數度轉化，當然 這些文化思潮並非出現一項就代表另一項的結束，而是交疊並存於生活行為模式 與思考中，甚至持續發生深植於生活結構底層，例如：國民政府遷臺前的四項體 育思潮延續到遷臺後的體育政策與規劃，特別是人員與組織的運作在固有的作法 上與觀念上顯已根深蒂固。畢竟這是在臺灣這個運動場域中所累積的文化厚度，
不論文化、文明的優劣或是思潮的引導路線判斷上，都業已是既存的事實與場域 的慣習，不過卻可藉以作為提供更多文化思潮萌發與思路的選擇，仍有其社會價 值與意義。
以下試圖透過分述軍國主義化的框架、全民運動化的流轉、運動商業化的趨 使等三部分，說明臺灣運動場域內容的質變過程。
第一節 軍事體育化的框架
清末民初新體育的引進，德國、丹麥、瑞典體操的傳播，挾帶正當、自然 體育的倡導，併發洋、土體育的爭議。不過，一切就從中華民國建國初期軍國
40思潮乃指在一個特定的時代，存在於一個國家或族群之主流思想，該主流思想可能出現在當 朝或野黨，並隨著社會的脈動出現起落或興衰的趨勢；一個時代思潮的湧現，會有它的形成背 景，有它的形成過程，有它的核心概念，以及有它的影響層面。體育思潮就是在一個特定的時 代，存在於一個國家或族群之主流體育思想，該體育思想的體育乃是廣義概念的體育，內涵包 括學校體育、健身運動、競技運動和休閒運動(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a：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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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的兵式體操，到對日抗戰的體育軍事化、軍事體育化，無不都在列強環 伺下，作為保種強身，復國強兵的重要手段。而日治時期的臺灣，處處充斥軍 事化與規訓化的身體，更是殖民母國與殖民地軍國主義強烈的象徵。乃至二次 戰後，國情急危，兩岸對峙的情況下，一方面要滌除日治時期的痕跡，另一方 面還要複製遷臺前大陸時期的典章制度，亦需面對中國大陸刻意操弄下瞬息萬 變的國際體育情勢。因此，體育運動還是暫且無法擺脫現實政治的影響，特別 是在軍事用途方面的操作。
一、民族主義興起
19 世紀以來，全世界的文化、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各層面變革，皆受到民 族主義思想，促使殖民帝國紛紛的瓦解。在潮流所趨，及環境的壓力下，近代中 國也為民族主義的浪潮所席捲，並有著廣泛的回應。其中，如洋務運動、維新 變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甚至於對日抗戰，莫不是受到民族主義 的洗禮，而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蛻變痕跡。
其中，又以日本侵華存亡危機之自覺，讓國民政府在遷臺前與此時之際在臺 灣的人民都有受壓迫的知覺，因此外來殖民的侵略，便使得民族主義的意識快速 萌生。所以，自衛衛國的體育思想也就此開展，就體育思想的特質說，則是軍國 民教育的實施，培養民族體力的保種論，及尚武救國精神的加強。
事實上，從民國 3（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歐戰期間，中國所 受列強的侵凌，有增無減，尤其日本的強取豪奪，提出二十一條件所造成的國 恥，使得軍國民教育的氣焰居高不下，國民也因同仇敵愾，視人人皆兵為當然。
自衛衛國之體育思想已呼之欲出(許義雄，1996：12-14)。
當然，清末引進西洋體育之後，在體制上先是模仿日、德系統，繼之以美英 系統為體育改革的核心，體育思想之混亂，於焉形成。尤其 1904 年日俄戰爭，
日本以蕞爾小島，竟能一舉獲勝，引起中國仁人志士咸認：「日本崛起東方，乃 以彼所謂武士道者誇炫於宇內。」從而使國內「識時之上，漸知拳術之為國魂」，
12 故以尚武救國觀點，重新重視武術的推展，或以保種保國的角度，提倡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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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發展武術的要求。因此，一向被看成是「刁頑之民」所為的武術，甚至曾列為
「邪教異端」而嚴加禁止的武術，又再度受到垂青(周偉良，1989：253-256)。以 致於「兵操廢存」、「新、舊體育」之爭論，乃時有所聞。
誠如徐一冰所說：
民族主義思想，厚植抗日之力量。但是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則卻有增無減，一連串欺 凌中國的事件相繼發生。而在「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抗戰策略下，國民政府領導全民同胞百般 忍讓，積極充實國力，對日本作戰的決心早有定數，只因國力未充，期能多爭取備戰的時間而 已。此時，國民政府盱衡局勢發現：中國除了物質上的困乏之外，精神上的提振乃是一股無比 的力量，而決然提倡民族精神教育(引自戴偉謙 1991：48)。
就中國近代體育思潮而言，一方面受國家情勢及社會環境的制約，常在民族 主義教育體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又因體育的特殊功能，也常在中國近 代民族主義的諸多政策中肩負著特殊的使命。具體而言，中國近代體育，除作為 教育課程的一部分，達成個人身心均衡發展的教育目的外，也常因不同的歷史背 景及社會條件，而擔負諸如自衛衛國、培養民族意識、民族情操、民族精神及養 成軍事技能的任務。若以民族主義思想的觀點看，而體育除了作為個人健全身心 發展之主要科目外，在自衛的民族主義，文化的民族主義及主權的民族主義上，
始終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就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發展，民族精神（國魂）的培養，可說是體育思潮的 主流。一方面，可從立國精神、教育宗旨及體育目標看得出來。一方面，列強謀 中國未變，「五卅」，「九一八」、「一二八」事變迭起，當時為教育一環之體 育，自是受到民族精神教育之加強再加強。
民國肇建，政局混亂，其後南北政權分立，基於外侮壓迫，即便不同政權，
對體育政策與作法並無多大差異。尤其民國 17（1928）年國民黨完成北伐成功，
中國初見統一的局面，國民黨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三民主義理念，開始設法落實 於政府的施策，並轉化為具體的辦法，民族精神教育的規劃，尤見具體。如教育 宗旨的頒布，國民體育法之訂定，對民族精神教育均有一定程度之反應。其後，
面對對日抗戰前夕，民族精神之要求尤為殷切，「民族體育」之提倡乃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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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義雄，1996：21)。
強敵當前，面臨民族存亡之際的時代背景，當時的領導方向選擇了體育軍事 化政策，甚至是相當積極投入。因此，在民族主義教育的策略下，體育也就更坦 然而露骨的發揮其增進民族意識、提升民族情操的工具價值。具體來說，民族精 神教育，包括：發揚文化，鍛鍊健全體格，謀求群性發展等三大目標。而在體育 方面，為了增進民族的自信心與自尊心，以及武德的培養，仁、義、禮、智、信 的講求，自是事實所必要。經由這樣的過程，自是期待能達到文化的發揚，並藉 以增強民族精神。
也由於這種時代戰亂背景，社會集體思想傾向以救民族衛國家為首重，如此 方能聚合人心抵抗所面臨的困境與壓迫。不過也正因為這種工具理性的選擇，導 致後續吾輩接觸的體育運動經常性的被觸及愛國、國魂、民族等議題。看似合理 正當，卻徹底的違反運動的本質，這其中的選擇乃是由國家機器的公權力，化約 體育運動救國論，將體育運動直接視為救國救民族的唯一途徑。
二、體育軍事化
體育配合軍事化訓練，使國民體格達到充分的發展，以能為國用，達成文武 合一、術德兼修的教育理念，應也是民族精神教育的目標所在。而在群性方面，
體育活動中的禮儀、互助、合作等社會行為的養成，也無非是集體意識的建立，
使能服從於團體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團體紀律的遵守，無私的犧牲奉獻，也就是 團體大我的生成(許義雄，1996：22-23)。
民族體育是 1930 年代中央大學程登科，首先提出來的一種主張，其核心是
「全民體育化」、「體育軍事化」。民國 25（1936）年 10 月，程登科把「體育 軍事化」進一步發展為「民族體育」。其後再提出了所謂「十化主義」的體育目 標(中國體育史學會，1989：320)。又面臨對日抗戰前夕，國內民族精神之要求尤 為殷切，國內民族體育之提倡乃應運而生國，構成民族本位的中心思想之一。
程登科所謂民族體育思想，主要是基於發展體育，強國強種的意願，而提 出一套有關體育推廣應用方面的主張，以適應國貧民弱和抗日救亡的需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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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受法西斯式德國體育的影響很深，因而帶有濃厚的法西斯專制色彩。在抗戰 前的學校體育中，由於贊成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和自然體育觀的人在教育系統較 多，因而民族體育理論的影響不是太大；待至抗戰爆發以後，才成為所謂「戰時 體育」的理論基礎，對學校體育產生莫大的影響，並在體育教育中扮演極為重要 的角色(中國體育史學會，1989：323)。
中國近代體育，一方面努力於追求個人體力的充分發展；一方面，基於民族 意識與國家觀念，使這種發展出來的體力，必須是隸屬於民族的體力，而再貢獻
中國近代體育，一方面努力於追求個人體力的充分發展；一方面，基於民族 意識與國家觀念，使這種發展出來的體力，必須是隸屬於民族的體力，而再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