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測量政策回應與回應不平等的文獻檢閱與探討

社會科學家長期以來對於政治不平等、誰是政治上的無力者、誰的民意被回 應一直停留在理論階段，在研究方法上並沒有特別的進展。透過一般民眾的問卷 調查對比國會議員的表決行為與國會議員（從問卷中調查所得）的意向探討國會 議員行為與民眾意向之間關係的研究方法其實早在1963 年 Miller 及 Stokes 的論 文 ²²⁰中即已出現，在當時主要是研究民眾如何影響國會議員，主要操作的自變 數是議題領域，資料的來源主要包含對民眾以及國會議員的問卷調查以及投票紀

219 當然社會科學通常只有橫斷面觀察資料並不容易操縱變數（例如建立隨機分派實驗）解決內

生性的問題（當然還是有如建立追蹤資料、工具變數、Difference-in-Difference、Heckman 兩階

段迴歸、迴歸不連續、傾向分數配對等方法可以探討因果關係），但起碼大法官在這裡連最基

本第一階的跨觀察對象比較都做不到。

220 Miller＆Stokes, Constituency Influence in Congress, 57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5(1963)

錄，但並未延伸到政治不平等的研究。直到 2004 年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4 年的 Task Force report 提醒應該注意政治不平 等的現象後，²²¹運用類似 Miller 及 Stokes 的方法而測量政治（回應）不平等的 研究到近年（2003、2005 年左右）才開始發展而有突破。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沿 用 Miller 及 Stokes 等人的方法，透過比對民調資料中民眾的政策意向與國會議 員的議案表決紀錄，或是比對民調資料中民眾的政策意向與實際發生的政策結 果，或者是比對民眾的政策意向問卷及國會議員的政策意向問卷，瞭解兩者間的 關係，但把自變項改為人口變項，進而瞭解是誰的意見被代表，誰的意見被實現 在政策上。²²² 這類研究的分析單位是個人。另外也有研究是透過對比不同種類 的利益團體誰的訴求與主張獲得更多實現，這類研究的分析單位則是利益團體

（例如前述Gilens 及 Page 針對美國各種民主理論檢驗的研究）。

相關研究的測量結果例如政治學者 Martin Gilens 透過對比選民的政策意向 以及議員在國會的記名表決投票紀錄，衡量議員回應選民的程度。²²³ 他發現，

美國政府的政策走向與民意有關聯，不過更傾向於維持現狀；但是當貧富階層意 見不同時，政策傾向回應回應富人而忽略窮人與中產階級。John Griffin 及 Brian Newman 的著作 Minority Report，藉由比較不同種族群體的偏好政策被實現的可 能性，以及議員在國會中不同的代表行為，以探討不同種族群體的政治實力是否 不平等。²²⁴他們首先利用長期的問卷，調查不同種族群體對聯邦政府在不同六個 領域（國防、環境、教育、援外、對大城市補助、太空）支出的偏好（應增加支 出或減少支出），接著對照實際上發生的政策變化，藉以瞭解民意與實際政策產

221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ask Force,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2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651(2004)

222 See, Elizabeth Rigby＆C. Wright Gerald, Political Parties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Poor in the American States, 57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3); Yosef Bhatti＆Robert S Erikson, How Poorly are the Poor Represented in the US Senate?, in WHO GETS REPRESENTED?(K.

Enns＆Wlezien eds, 2012); Flavin,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licy Representation in the American States, 40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2012); BARTELS,UNEQUAL DEMOCRAC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2 ed. 2016); Stephanopoulos, Political Powerlessness, 90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527(2015); GILENS,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2012); NEWMAN＆GRIFFIN,MINORITY REPORT: EVALUATING POLITICAL EQUALITY IN AMERICA (2008); Martin Gilens,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69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78(2005); John D. Griffin、Brian Newman＆

Christina Wolbrecht, A Gender Gap in Policy Representation in the U.S. Congress?, 37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012); Bertrall L. Ross II＆Su Li, Measuring Political Power: Suspect Class Determinations and the Poor, 104 CALIFORNIA LAW REVIEW 323(2016)

223 Gilens,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69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78(2005)

224 NEWMAN＆GRIFFIN,MINORITY REPORT:EVALUATING POLITICAL EQUALITY IN AMERICA (2008)

出的關係（但是並未完整涵蓋所有政策，也沒有控制群體大小），另外也利用問 卷測量群體的意識形態，並透過國會的表決投票測量議員的立場，接著比較議員 的立場與不同群體態度間的相近程度以及回應程度，並且控制群體人口數。結果 發現：黑人和拉丁裔的偏好相較於白人更不容易實現，預算變動的方向與他們的 偏好相反，而他們對於議員的影響力也比白人低。Griffin、Newman 及 Wolbrecht 的研究透過問卷調查不同性別的政策偏好，在控制選區之後，藉由比較不同性別 群體反應在某特定法案上的政策偏好以及議員的投票，以瞭解哪一個性別群體在 法案上勝算較高，研究結果發現女性在議員為共和黨籍或國會由共和黨為多數時 較被低度代表。²²⁵。 最後，近年來政治不平等最多被引用的重要研究，Larry Bartels 的 Unequal Democracy 也透過分析國會議員表決紀錄析出意識形態，以及 分析社會調查問卷析出一般受訪者的意識形態，透過二者的對比得到兩者的相 關，發現美國國會議員的意識形態與高所得者高度相關而與低所得者低度相關。

226

國 外 的 法 學 者 也 有 關 於 誰 是 政 治 上 無 力 者 的 實 證 研 究 。Nicolas Stephanopoulos 在 Martin Gilens 的資料基礎上，增加了人口數的變項，並且區分 支持政策的強度，調整模型後進行研究，結果發現黑人的意向強度會與政策實施 呈現顯著負相關，但白人則呈現顯著正相關，拉丁裔的意向則顯著沒有影響。在 收入方面，收入最高10%者的政策意向與政策施行有顯著正相關，最低 10%者有 顯著負相關，進而在這一點的基礎上反駁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不將窮人當作嫌疑 群體的論理。²²⁷ Bertrall L. Ross II 及 Su Li 兩位的實證研究以民權運動時期反貧 窮運動的友善立法行動為例，說明因為該時期關於反貧窮的友善立法行動並非基 於窮人的影響力，而是因為整體社會的意識形態導致的，因而友善立法行動的存 在不代表受惠群體在政治上具有實力，不僅證明了窮人是政治上無力者沒有影響 力之外，同時對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提出的「政治上無力模型」──也就是 Frontiero 案 ²²⁸中著重的敘述代表到 Cleburne 案 ²²⁹中特定群體導向的友善立法行 動（favorable legislative actions）──提出實證質疑。他們同時也對比農夫、工會

225 Griffin、Newman＆Wolbrecht, A Gender Gap in Policy Representation in the U.S. Congress?, 37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012)

226 BARTELS,UNEQUAL DEMOCRAC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2 ed. 2016)

227 Stephanopoulos, Political Powerlessness, 90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527(2015)

228 Frontiero v. Richardson, 411 U.S. 677 (1973) (Supreme Court of the U.S.)

229 City of Cleburne v. Cleburne Living Center, 473 U.S. 432 (1985) (Supreme Court of the U.S.)

成員和窮人等群體的人數與議員投票結果，雖然人數對於議員在農夫或勞工的相 關議題投票有顯著的正相關影響，但是窮人的群體人數在貧窮議題投票上對於議 員沒有顯著影響，甚至是顯著的輕微負相關，顯示窮人已經邊緣化，沒有遊說力 也沒有影響力。²³⁰這兩篇論文著作一定程度澄清了權力以及群體概念的內涵，然 而除了對於群體概念有如先前所述並未納入多類別進行思考之外，也對於民主模 型的敘述並未多著墨，也沒有回答Ely 以及 Ackerman 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也 就是讓敵意、偏見或刻板印象持續的條件是否存在，而且也沒有探討權力的第二 層面或是政治參與乃至於民主模型的問題。

至於測量方法上，目前美國政治學界中主要用最適尺度法（optimal scaling，

optimal classification score，DW nominate）方式 ²³¹ 以及貝氏試題反應理論

（Bayesian IRT）方式 ²³²測量國會議員的政策理想點／意識形態，²³³ 這兩種方 式首先都透過投票表決（roll-call vote）結果觀察，假設議員的行為背後出於某些 特徵，而這些特徵會影響投票行為，進一步透過估計並解讀特徵的潛在意義而得 到特徵程度。在資料探勘處理的方法上都是一種資料減縮、縮減維度（dimension reduction）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的多變量方法統計 方法，試圖透過更少的變數能夠代表更多的變數；接著再試圖對比民眾的意向分 數（也是透過維度縮減而來）瞭解議員回應誰的民意。美國的研究發現所有國會 議員的投票紀錄主要可以由 left–right 維度以及 liberal–conservative 兩種維度組 成，能解釋國會議員的行為變異。利用這些研究上的發現，學者開始透過維度空 間中的因素分數作為意識形態或政策理想點基礎，進而再延伸出不同研究。

然而，在測量出國會議員的意識形態／政策理想點一點，美國由於其政黨紀 律較低的特性以及明顯以議員個人因素作為投票驅動力的特性，再經過實證研究 分析才可以成功解讀因素（解讀濃縮後的變數數值得出一個具體代表的意義）得 到政策可以將所有投票紀錄濃縮縮減集中在二個政策空間維度的結論。這種情形 對於西敏寺系統（Westminster system）的國家來說政黨紀律較強，類似 DW

230 Bertrall L. Ross II＆Su Li, Measuring Political Power: Suspect Class Determinations and the Poor, 104 CALIFORNIA LAW REVIEW 323(2016)

231 主要由 Poole 等人提出，Keith T Poole＆Howard Rosenthal, A Spatial Model for Legislative Roll Cal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7(1985); KEITH T.POOLE＆HOWARD ROSENTHAL,CONGRESS:APOLITICAL-ECONOMIC HISTORY OF ROLL CALL VOTING (2000)

232 例如 Joshua Clinton、Simon Jackman＆Douglas River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oll Call Data, 98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55(2004)

233 DAVID AARMSTRONG（等著）,ANALYZING SPATIAL MODELS OF CHOICE AND JUDGMENT WITH R 7(2014)

nominate 或是其他構面縮減的方式能不能適用就要先經過探索，在統計上一般來 說也就是需要使用探索性資料分析的方式。Spirling 及 McLean 也運用了 DW nominate 的方式透過分析英國國會議員的表決紀錄測量意識形態，結果發現測量 出來的結果再回推到議員個人的意識形態／政策理想點分數上的排序有誤，他們 指出問題不僅在於是否受黨紀控制或者是究竟因素個數（維度數目）究竟有多少 的這個傳統因素分析的問題之上，或是母數或無母數方法的爭論，而是在於在野 黨與政府（執政黨）對抗的（西敏寺）國會政治傳統（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會為反 對而反對）「策略投票」：反對黨會反對政府提案以能夠維持現狀，即便提案的政 策點(x1)會比現狀(x2)離反對黨的理想點(x3)更遠(x1-x3 < x2-x3)，執政黨的議員 如果想叛黨，在只能棄權或反對政府提案時，有時候反而會投票贊成比自己理想 點(x4)更遠的提案(x5)以反對政府提案(x6) (x5-x4>x6-x4)。也就是說，為了打敗政 府提案會組成策略同盟，因此基本上運用這類的方法在區分黨際間位置較有效，

nominate 或是其他構面縮減的方式能不能適用就要先經過探索，在統計上一般來 說也就是需要使用探索性資料分析的方式。Spirling 及 McLean 也運用了 DW nominate 的方式透過分析英國國會議員的表決紀錄測量意識形態，結果發現測量 出來的結果再回推到議員個人的意識形態／政策理想點分數上的排序有誤，他們 指出問題不僅在於是否受黨紀控制或者是究竟因素個數（維度數目）究竟有多少 的這個傳統因素分析的問題之上，或是母數或無母數方法的爭論，而是在於在野 黨與政府（執政黨）對抗的（西敏寺）國會政治傳統（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會為反 對而反對）「策略投票」：反對黨會反對政府提案以能夠維持現狀，即便提案的政 策點(x1)會比現狀(x2)離反對黨的理想點(x3)更遠(x1-x3 < x2-x3)，執政黨的議員 如果想叛黨，在只能棄權或反對政府提案時，有時候反而會投票贊成比自己理想 點(x4)更遠的提案(x5)以反對政府提案(x6) (x5-x4>x6-x4)。也就是說，為了打敗政 府提案會組成策略同盟，因此基本上運用這類的方法在區分黨際間位置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