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歲電影《大日子》（1 月 14 日）成功獲得市場與院線認同之外，陳慶祥（阿牛）
所導演的《初戀紅豆冰》申請國家電影輔助權益時，不受承認為「國家電影」反 被「國家電影發展局」以電影對白內容未以馬來語作為主要媒介，定義為「外語 電影」。
陳慶祥導演在這起「國家電影」事件中，成為了馬來中心主義下被邊緣化的 對象；但他並沒有接受國家政府所給予的不平等待遇，而是透過當時新聞、通訊
43
及文化部副部長王賽芝協助與上訴，以圖進行改革，同時藉由大眾媒體的散佈與 討論讓政府產生輿論壓力，終於讓「國家電影」等於「馬來電影」的馬來文化霸 權有了一絲妥協與鬆動，於 2011 年正式重新修訂與檢視「國家電影」的定義，
為馬來西亞華語電影多年來因為馬來文化霸權壓制下其尷尬地位的發展帶來改 革性的影響。
「當年阿牛陳慶祥在拍《初戀紅豆冰》時，發現票價的 10 令吉（馬幣）
中，有 2 令吉（馬幣）是政府抽的稅，只要你登記通過「強制上映」，
政府會退還給 20%娛樂稅，但那時只給馬來片，阿牛就帶頭去爭取（《星 洲新聞網》，2015.10.25）。」
《初戀紅豆冰》電影故事圍繞在八零年代的華人故事，其電影媒介以混雜性 華語為主，然而以上「國家電影」爭議事件主要是因為《初戀紅豆冰》不符合國 家官方所制定的「國家電影」標準，即電影內容使用語言必須達到 60％以上的馬 來語才能被視為「馬來西亞國家電影」，反之不符合標準者將被視為「外語電影」。
即使該電影製作團隊與資金結構都完全來自馬來西亞，卻依然無法享有「國 家電影」的特有優待措施，即馬來西亞國家電影發展局（FINAS）在 1987 年所實 施的「娛樂稅回扣」（Skim Pemulangan Duti Hiburan）優惠與「強制上映制度」
（Skim Wajib Tayang）政策。前者「娛樂稅回扣」，是指國家電影在上映後，可 以豁免繳交 20%的娛樂稅，如一張電影票卷為 100 元台幣，就得上繳 20 元台幣 給縣政府；而後者「強制上映制度」則是為了保護本土電影創作不被外國電影（如 好萊塢電影）壓制所制訂的，成功申請者可以在規定電影院的最大影廳連續播放 兩週（14 天）。
然而，研究者認為雖然以上兩政策皆為保護馬來西亞國家電影發展所制定，
但卻因「馬來中心主義」，使其他族群在馬來西亞政治環境下則一直處於「他者」
(others)的身份地位，馬來西亞作為多元文化共處的國家，國家電影卻以「唯一馬 來語」作為定義依據，不承認其他族群語言的電影存在從中也反映出馬來西亞政 府維護馬來主權與打壓他族文化的決心。
馬來西亞偏向馬來中心靠攏，導致本地電影市場於 2010 年前呈現「一言堂」
現象，馬來電影持續獲得政府輔助，反之非馬來語電影則因為缺乏政府政策支持，
44
難以申請相關電影輔助金或貸款，同時本地企業家投資意願也導向回報率高以及 擁有穩定觀眾群的馬來電影市場中。馬來西亞華語電影長期處於國家政策偏頗影 響下，相應產生資金援助與市場支持度不足等問題。
《初戀紅豆冰》被定義為「外語電影」的事件，引起本地媒體與娛樂業者發 出抗議，紛紛對政府提出「本土人創作卻只能作為外語電影？」的有關質疑，要 求重新檢視「國家電影政策」定義與標準；同時加上《初戀紅豆冰》電影演員陣 容以成名海外多時的歌星與著名演員組成，如梁靜茹、曹格以及李心潔等，因此 在明星光環加持下，也成功引起國外媒體關注。馬來西亞馬華婦女組主席王賽芝
（2010）認為：
「由於阿牛是國際知名藝人，加上他早前在台灣錄製《SS 小燕之夜》綜 藝節目時，高呼大馬政府 20％電影稅抽得太兇，繼而引起大馬政府的關 注(《光明新聞網》，2010.09.02)。」
最終馬來西亞國家電影發展局因為各方施壓，開始對「國家電影政策」作出 根本性調整，王賽芝（2010）表示其修訂後的新條例為 1、只要電影的 50%內容 為本地拍攝，2、並配有馬來文字幕， 3、電影公司的 51%股權為馬來西亞國民 擁有，即可被列為本地電影，享有 20%娛樂稅回扣，並可以申請在本地電影院強 制上映兩週 (《光明新聞網》，2010.09.02)。
（一）、2008 年大選馬來政黨霸權衰退-重新檢視「國家電影政策」
「國家電影」定義從馬來意識為主，轉為多元文化發展，這種政治妥協與轉 變卻是建立在馬來西亞政治霸權產生裂痕所因應實施「一個馬來西亞」政治理念 的補救策略上。
馬來西亞從英殖民時期開始，英政府因為恐懼於共產黨勢力的擴散，即特意 採用分而治之政策，透過積極推動馬來主權來削弱華人權力，從而致使當地華人 在政治與文化發展方面一直處於受政府打壓與邊緣化的處境，其中也包括了非馬 來族群的文化方面的發展。馬來西亞政府於建國後推行「新經濟政策」，試圖剝 奪與驅逐華人所建設的電影工業（邵氏與國泰）並取而代之，本地華語電影產業 在缺乏資源與工業基礎下而難以發展，並在後期制訂「國家電影政策」進一步穩 固馬來文化於境內地位，形成馬來文化霸權。
45
馬來中心的政治霸權於 2008 年馬來西亞第十二屆全國大選後才有所轉變，
政府代表政黨國陣（國民黨）於大選失利，面臨自建國以來，首次讓反對政黨贏 得五個州政權，占總選票數 49%，被當時媒體形容為「政治海嘯」（Political Tsunami）
的選舉，從而成為馬來西亞政治環境的重要轉折關鍵。
2009 年納吉上任馬來西亞第六首相，即推廣「一個馬來西亞」政治理念，試 圖進行新一輪的國族建構與召喚，為已經逐漸失去民心的國陣政府打造嶄新的政 治形象與聲譽，藉此挽回人民的支持與信任。「一個馬來西亞」強調建構「一個 更開明和真正提倡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關志華，2014.06.10），而這些帶有「開 明與多元化」政治改革也被實踐在國家電影政策裡，如《初戀紅豆冰》間接引致
「國家電影政策」被修訂事件，也體現出國陣欲推動「一個馬來西亞」政策以改 變政治局勢的決心。當新的國家電影政策被修訂後，本地華語電影製作不再存在 以馬來語作為國家電影標準的限制，華語電影也可擁有申請國家電影的相關特權，
如豁免 20%電影娛樂稅，以及院線強制上映制度。
然而「一個馬來西亞」理念本質上並沒完全實踐，以馬來文化為主的中心意 識依然存在，如本地華語電影於「馬來西亞電影節」被列為非馬來語項目，而不 是與馬來西亞國家電影同臺競賽（關志華，2014.06.10）；另外國內電影工作者林 麗娟（2014）也對此回應，「一個馬來西亞」的開明多元理念如同虛設，因為至 今國家電影發展局所設立電影輔助金，依然以馬來人優先，而不開放其他族群申 請（林麗娟；許維賢，2014）。
「我覺得這只是個政治口號，他們要得到非巫族的支持。但這些政治人 物對於做出結構性的變化，並不感興趣。他們要維持現狀，但又渴望得 到更多的選票（阿謬，2010；許維賢，2014）。」
馬來電影工作者阿繆對「一個馬來西亞」理念亦保持質疑的態度，並認為國 家政府只想利用此類虛設的政治口號來「暫時性」提升非馬來族群的支持，並不 想做出多元族群間權益的結構性改變，連帶原有友善政策也隨選舉結束做出調整；
如國家電影政策解放後，本地華語電影產量年產量劇增，但國家電影發展局卻解 除「娛樂稅豁免制度」，改以「影片創作獎勵金」(Insentif Tayangan Filem Cereka) 取代，該新政策將以電影票房 10％作為獎勵金，而獎勵上限卻定位為 500 萬臺
46
幣，讓本土電影製作重新面臨娛樂稅的問題，如同馬來西亞中文影視協會會長鄭 建國所說：「現在是根據票房的表現退還 10％的獎掖金，比如票房是 5,000 萬，
他就還你 500 萬，但 500 萬已經是上限，就算你的票房是 1 億，他還是抽你 2,000 萬，還你 500 萬（鄭建國，2015；《星洲新聞網》，2015.10.25）。」
另外作為馬來西亞國家電影頒獎典禮的「大馬影展」（Festival Film Malaysia）， 卻沒有因為本土華語電影獲得國家認可而做出修訂，如華語電影在參賽入圍卻被 安排在「非馬來語電影」組別中，而不是「馬來西亞電影」組別；該現象也進一 步說明國家政府依然執著於馬來中心主義，而不願面對多元文化社會存在的事實。
因此華人文化的邊緣化現象並沒有因為「一個馬來西亞」的實施而獲得改善，同 時該政治理念也僅僅是當局為了挽救民心所執行的「應急型」補救方案而已。
（二）、《天天好天》刷新票房，本土華語電影產量大增
「當時很多人都希望能看到《大日子 2》，想再看那幾個角色和喜劇性 較強的電影（周青元，2014；《在路上》，2014）。」
「國家電影」事件過去後，本地觀眾將目光重新放到因為《大日子》賀歲電 影成功而名氣迅速於馬來西亞華人社群躥升的周青元身上，要求延續《大日子》
的故事，重現電影中的「五虎」角色以及喜劇性較強的畫面。隔年周青元推出第 二部作品《天天好天》，因為上部作品的成功，《天天好天》已不需考慮資金與 院商上映的問題，所以希望以一個不同類型的敘事方式與拍攝手法來挑戰新作品，
藉以開創在電影製作上的可能性，如同周青元（2014）認為此次電影製作所需面 對的難題是「如何在鏡頭運用和場景選擇上，讓觀眾有驚喜？如何可以超越上部 作品（《在路上》，2014）？」。
本地華語電影製作繼《大日子》與《初戀紅豆冰》引起社會關注後，周青元 再度以賀歲喜劇作為題材，推出馬來西亞第二部華語賀歲電影－《天天好天》；
周青元在此部電影進行許多嘗試與突破，包括到台灣尋找音效師杜篤之作電影音
周青元在此部電影進行許多嘗試與突破，包括到台灣尋找音效師杜篤之作電影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