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50 港產片時代：成也新馬，敗也新馬
華語電影起源於 1897 年傳進中國的「西洋奇畫」，所謂「西洋奇畫」正是 當時中國民眾對於西方電影放映技術的俗稱；而早期這些「西洋奇畫」的放映功 能多是作為粵劇結束後加插的餘興節目，直到法國百代公司（1915 年）到香港設 立分公司出租影片與放映，影院紛紛建立，從此展開華語電影的發展。
中國在十九世紀的電影輸入，主要依賴兩大分別代表「國語片」與「粵語片」
的上海與香港兩大製片區；上海作為經濟發展中心，無論是資金抑或人才資源都 極為豐富，遠比香港電影業發展完善，直到 1937 年日軍進攻上海而淪陷，大量 影人才南移到香港，才讓上海電影製片地位產生動搖；1949 年，中國推行統一語 言政策，嚴禁粵語片進口，此舉雖然導致香港完全失去中國市場，但也讓香港發 展出獨立的港粵文化，正式脫離昔往上海的拍攝風格，並更依賴於東南亞的華僑 市場。
胡鵬所導演的黃飛鴻系列（1949 年）正是在這種港粵意識覺醒的氛圍中誕 生，黃飛鴻系列電影中的石堅則憶述：
「當時『黃飛鴻系列』是老闆的『救命靈藥』，製片家每逢周轉不靈，
便開拍該片，好向新馬院商拿『片花』（鐘寶賢，2004）。」
所謂「片花」是指製片人在電影開拍前先向院商或發行商收取定金，用作電 影初期製作費，而東南亞戲院商則是粵語片資金的主要來源，其訂金約是電影製 作總成本的 30％至 50％；香港製片家往往憑藉故事大綱，以及男女主角演員名 單，便可向院商支取拍攝資金，或由院商代支付男女主角薪酬（《大公報》，1976；
鐘寶賢，2004）。
著名演員吳楚帆（1956）指出，當時香港製片的兩大主力，皆來自於新馬資 金，分別是１、新馬戲院商邵逸夫家族 2、何啟榮家族。「邵氏家族」以南洋片 場作龍頭，間接控制香港的「世光」、「國家」以及「友僑」等數家片廠（吳楚 帆，1956；鐘寶賢，2004）；何啟榮在香港也擁有「四達」等片廠，以致這些片 廠和製片公司與東南亞有著密切關係，並主要依靠新馬院商集資拍片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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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粵語與國語片的產量（1952－1974）
年份 粵語片 國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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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廠展開集「製作、發行、上映」為一體的經營策略大量產製國語片，而粵語 片則因失去新馬市場與資金來源而衰敗。
（二）、1960「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時代
前文章節提出「馬來亞化華語電影」於六零年代興起，隨著馬來西亞（1957 年）獨立，以及官方政府所堅守與宣導的「馬來西亞認同」立場，本地華人也開 始排斥外來電影，轉向支持本地製作；「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形成分為「新 馬合併與建國」與「抵制他者與支持本土文化認同」兩部分。
1、新馬合併與建國
馬來西亞獨立之前，被稱為馬來亞2。英殖民政府在 1945 年將海峽殖民地、
馬來亞聯邦與馬來亞屬邦組成統一政體，而新加坡則單獨被分割為英屬殖民地。
日戰時期結束後，英殖民政府為了防止共產主義滲透，於 1948 年提出「馬來亞 化」政策，進行多項政策來削弱馬來西亞華人權益，扶植馬來民族勢力發展，增 強馬來亞3意識（Oong 139）；並在馬來西亞 1957 年獨立後，指定馬來語為國語，
以馬來文化作為國家文化，進一步鞏固馬來民族特權。
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認為新加坡腹地太小，若不與馬來西亞結合，將會對 國家經濟發展造成問題（崔貴強，2010），加上戰後曾是產品進出口地區的印尼 等國家皆已獨立，更基於戰後新加坡人口極速增長的考量，與擁有廣大土地資源 的馬來西亞合併，將是一個實際且經濟的需求（魏艷，2011）。然而，當時馬來 西亞認為自身並不缺乏港口貿易發展，因此以港口貿易為主的新加坡加入並無法 為馬來西亞帶來更大的經濟價值。同時，馬來西亞政府也不願意擁有近百萬華人 人口的新加坡加入，而造成馬來民族人口的優勢被破壞。
為了打消馬來西亞政府的疑慮與戒心，新加坡政府在境內積極推行「馬來亞 文化」，將國語改為馬來語等政策。馬來西亞所謂建國運動，其實就是擴張馬來 亞文化，鞏固馬來人特權。這些政策往往與剝削其他民族的文化與政治利益一並 進行 (崔貴強，1990）。因此隨著新加坡迫切合併建國的心態，這種「馬來亞化」
2「馬來西亞」獨立前被稱為「馬來亞」，1957 年在獨立後統稱「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此聯邦由 11 州(包括新加坡)組成；直到 1963 年位於東馬的沙巴與砂拉越 2 州併入，才 改稱為「馬來西亞」;為了更快切入本研究討論主軸即馬來西亞華人概況,將不再贅述「馬來西亞」
相關演變史，此後章節将直接以「馬來西亞」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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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愈加明顯表現在文化層面上，而當地電影人易水也借助官方所建立的建國憧 憬下，利用「馬來亞化」的核心理念，積極推行「馬來亞化華語電影」的本土電 影產制計劃。
隨著馬來西亞於 1957 年獨立並與新加坡合併建國，兩地間的華人也同時經 歷著「政治認同」的重要轉變。回顧華人移民歷史，大部分華人來自中國，清朝 時期內鬥紛爭，有些因受英國欲開發馬來西亞領土而被聘往當地擔當礦工（俗稱：
「賣豬仔」），而有些則是海外經商的中國商人暫時停留當地；無論是因經商抑 或勞力因素，來自中國的離散華人雖身處異鄉卻依然自持「中國身份」，而這種
「中國認同」也在後來馬來西亞建國獨立時期影響華人認同抉擇，中國政府於 1956 年 10 月中發出聲明希望新馬華人拋卻「中國身份」，申請當馬來西亞政府 公民，而這種效忠對象的轉換，也意味著新馬華人從「中國認同」漸漸轉換至「馬 來西亞認同」。
馬來西亞的獨立口號很快成為所有馬來西亞人最為關注的事，反之有關中國 類似辛亥革命、抗戰等海外救亡與革命活動的聲音則逐漸消失。隨著「馬來西亞 文化認同」於六零年代不斷升溫，獨立與建國的論調充斥各個角落，而當時興起 的「馬來亞化華語電影」更是被近代學者指為其擔當著建國計劃下的政治工具，
以圖透過電影中的「馬來亞化」景象，讓新加坡華人接受與承認其建國後所必須 面對的「馬來亞化」事實（麥欣恩，2009）。
2、「抵制香港電影」與支持本土「文化認同」的「馬來亞化華語電影」
馬來亞半島於 1898 年開始電影放映，至 1929 年才擁有十多間電影發行公司，
但這些公司只發行而不製作。其實從電影史角度探討，「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
時期，易水所製作的《獅子城》（1960）並非第一部反映新馬華人本地生活的影 片，在 1950 至 1960 年代，已有製片商製作過新馬題材的華語電影。
邵氏於 1947 年設立的「馬來電影製作公司」（Malay Film Production），就曾 攝製多部華語電影，如《新加坡之歌》（1947）、《星島紅船》（1955）、《零 雁》（1956）、《星島芳蹤》（1959）、《南島相思》（1960）、《蕉風椰雨》
（1960）等；另外同為發行院商的國泰機構也製作了《風雨牛車水》（1956）、
《娘惹與峇峇》（1956）、《星洲艷跡》（1956）、《吉隆玻之夜》（1958）等
（關志華，2015；引自 Yung，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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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上電影的演員與導演大多來自香港或福建，常利用來自「唐山」以香 港或中國的敘事角度觀望南洋。此類以南洋題材包裝的港產電影，雖以新馬作為 敘事背景，但故事結構缺乏再現當地新馬華人生活文化，這種攝製模式也被當時 本地電影工作者批為「南洋題材的港產片」，而非真正的馬來亞華語電影。其中
《翠翠》電影（改編自沈從文著名小說《邊城》），在語言與人文情懷的表現上 更完全無法突顯馬來亞的在地特色，而此類南洋題材港產片的產製引進新馬後，
亦讓本地電影工作者開始抵制香港電影，易水也曾撰文表示不滿：
「馬來亞少女哪有翠翠這一型？她們（林黛與鐘情）到底比瑪麗蓮夢露 更親切些；假如我們能找出一個更親近他們的偶像，相信馬來亞的華語 電影觀眾會愛護自己的明星遠勝於他們之傾慕的林黛與鐘情（易水，
1959；引自麥欣恩，2009）。」
從易水的文字中可發現，新馬觀眾能接受此類影片的原因是出自於文化親近 性；新馬華人需要「華語電影」這項娛樂文化時，卻因新馬僅產製馬來語電影之 故，只好轉往尋找鄰近華語電影輸出國-香港來填補這面「文化缺角」（麥欣恩，
2009）；一如易水所言，新馬華人從林黛、鐘情與瑪麗蓮夢露選擇了更為接近自 身文化、語言、種族的林黛與鐘情作為偶像，反之若新馬擁有屬於自己的明星班 底，觀眾必定會棄「港星」轉而擁護「本土明星」。
隨著六零年代東南亞民族運動風潮盛起，新馬經歷著由殖民到自治的政治轉 換時期，馬來亞意識覺醒，引發支持本土化華語電影產制運動等連鎖效應。同時 香港粵語片的品質問題，也引致新馬華人開始排斥並轉往支持本土華語電影，影 評人曾希邦（1957）便曾撰文抗議香港粵語片內容充斥色情與暴力的問題，其文 章《我們不要這種影片》中指出，港產華語片充斥「低級趣味」，港產神怪片乃
「荒誕不經，豈有此理」；武俠片則「打得昏天黑地，日月無光」，而歌唱片則
「香艷肉感，打情罵俏」，最後文藝片也被批「翻版、抄襲，掛羊頭賣狗肉」等 評語。
抵制香港電影聲浪隨著建國論調不斷提升，發起「馬來亞化華語電影運動」
的易水則是眾多香港電影抵制者中的領頭人物，曾多次撰文批評香港電影以劣質 電影充斥新馬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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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不能拍自己熟悉的故事，反而由對此地情形完全不瞭解的 外國人來越俎代庖呢（易水，1959；引自麥欣恩，2009）？」
「只是走馬看花掠取一些外景為背景，硬生生裝進了故事與人物。這些披
「只是走馬看花掠取一些外景為背景，硬生生裝進了故事與人物。這些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