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幸次郎的中國古典文學詮釋方法論
*連清吉
（收稿日期：105 年 3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5 年 6 月 27 日）提要
文獻的語言不僅是傳達事實的媒介，所有的語言皆有述作者的存在，審慎考察文字的 訓詁，探究追尋述作者於傳達事實之際的心理，是「讀書之學」的方法。旁徴博引的基礎 在於博學，而其究極則在於旁通文獻的記載，以闡明述作者著述立說的用心所在。亦即以 古典文獻為素材而從事「人間」（human）的研究，是博學的終極。解讀記載語言的表象 義蘊，窮究述作者的述作心理與意象世界，是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學詮釋方法論。 關鍵詞：讀書之學、「言―事―心」、杜詩創始、求是、心印、無雷同、發明 * 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院教授。 DOI：10.6238/SIS.201609.04一、古典解釋學即為「言―事―心」的探究
吉川幸次郎於《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一卷》的跋1 ，強調清朝古典解釋學是以古代語 言學的法則為根底，而以探究古典述作者之遣詞造句的心理為究極，是中國傳統學術最為 精密細緻的學問。史學以事實的究明為極致，而以文獻語言為傳達事實媒介的主張，雖有 見地，實則文獻的語言皆有「話者」或「作者」的存在，述作者以語言傳達事實，而蒐集 成書籍文獻。傳達事實的探究，旨在說明文獻記載的真實，而探尋作者傳達事實之際的心 理態度，則能釐析述作者傳達事實的用心所在。蓋「話者」或「作者」以語言文字述作的 行為，有個人獨特性和共通普遍性的兩層意義。述作者是個人的存在，個人以其沈濳涵養 所得的語言文字，或有意識的表述其當下的感受，或無意識的反映其當下的心理，其遣詞 造句要皆微妙的表現或反映述作者獨特的精神立場或深層心理。然而語言文字的形體音義 是約定俗成，有其共通普遍性的界定，是民族精神的象徴，亦為歷史的事實。故傳達事實 的述作者心理感受雖是個別的獨特存在，由於語言的共義性，其所表述則有普遍性的寓義 存在。蓋作者以語言文字傳達事實的過程中，必有著述態度與立場主張的發用，亦即作者 以「言」＝語言文字的音義，傳達「事」＝人間世界的事實，以表述「心」＝著述立說的 用心。書籍文獻是「人間」（human）精神的結晶，也是「人間」（human）研究的根本底 據，細讀古籍文獻而咀嚼作者的語言，解讀其論述態度和立場。「讀其書而知其人」是中 國學術傳承的理念。吉川幸次郎在〈讀書の學〉2 強調：文獻的語言不僅是傳達事實的媒 介，所有的語言皆有述作者的存在，審慎考察文字的訓詁，探究追尋述作者於傳達事實之 際的心理，是「讀書之學」的方法。於中國古典的閱讀，不取徑於日本傳統的漢文訓讀方 法，而以中國人直讀的方法，即以語言的節奏理解文意的脈絡，究明著述立說者創作詩文 的心境，是其祖述中日傳統古典解釋學的「讀書之學」。3 1 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卷（東京：筑摩書房，1968 年 8 月），頁 703-715。 2 日．吉川幸次郎：〈讀書の學〉，收載於《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25 卷（東京：筑摩書房，1986 年）， 頁 15-260。 3 吉川幸次郎於〈狩野先生と中國文學〉説：細密的讀書方法是狩野直喜的教示，見日．吉川幸次郎：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7 卷（東京：筑摩書房，1969 年），頁 247-261。吉川幸次郎與高橋知巳對 話的〈人間とは何かー文學研究への私の道〉則記述探究語言如何表現内在精神的文學研究方法， 是狩野直喜的啓蒙。見日．高橋知巳：《高橋知巳全集》第 18 卷，（東京：河出書房，1978 年），頁 554-570。又於〈留學まで〉強調：讀書若不細嚼玩味進而理解語言的涵義，就不是讀書，見日．吉 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22 卷（東京：筑摩書房，1975 年），頁 331-369。至於紹述清朝 經學、狩野直喜學問以及語言節奏即文意節奏的論述，見於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 卷，頁 703-715。〈言語のリズム〉一文亦有語言節奏與文意節奏關係的論述，見日．吉川幸次郎： 《吉川幸次郎講演集》（東京：筑摩書房，1996 年），頁 189-200。二、「書不盡言」義涵文言書寫是尚的「文學倫理」意識
有關中國古代語言與事實的論理，吉川幸次郎說《易・繫辭上》的「子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或有輕視語言的含意，然而考察孔穎達《周易 正義》的義疏： 書所以記言，言有煩碎，或楚夏不同，有言無字，雖欲書録，不可盡竭於其言，故 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意有深邃委曲，非言可寫，是言不盡意也。聖人之意， 意又深遠，若言之不能盡聖人之意，書之又不能盡聖人之言，是聖人之意，其不可 見也，故云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疑而問之，故稱乎也。4 則隱含以文言書寫是尚的「文學倫理」意識。「書」是書籍載記的文言記述，「言」是 語言的口語表達，「意」是文言口語的內在涵義與事實的事象。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是說「書」「言」「意」的三個層次，存在著前者不能充分表達後者的阻隔，於聖人言 說語意的理解亦然。孔穎達的義疏，首先說明「書不盡言」，即口語之「言」不能直述而 成為書籍載記文言之「書」的理由有二。其一是「言有煩碎」，即口語煩瑣冗長，不能直 述而符合文言的文氣「節奏」（rhythm），其二是「楚夏不同，有言無字」，即方言不但有 差異，而且未有符應的表記漢字，用以記錄方言的口語，故「雖欲書錄，不可盡竭於其言」。 換而言之，孔穎達或有口語與文言存在著乖離的思惟，蓋口語的節奏較為「煩碎」，以之 直接文書記述，不免有煩瑣冗長之嫌，未必符合文言記載的「節奏」。再者，「有言無字」， 雖欲筆錄所有的口語，卻存在著無表記口語之文字的事實，文言無法完全表達口語，故有 「書不盡言」的存在。 吉川幸次郎又說：中國正史的列傳，於人物的對話記述，或基於傳神寫實而偶有以口 語表述的現象。然而後世史家記載同一事實之際，則以「煩瑣碎」的口語表述，視為「文 學倫理」的禁忌，而以文言之「書」改寫記述的事例。如元李冶論述《舊唐書》與《新唐 書》於則天武后和狄仁傑對話文字的異同。《舊唐書・狄仁傑傳》的記載是： 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 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相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 4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 7，據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 1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8 月），頁 157-158。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悦曰此朕心也。5 「要一好漢任使」是口語直述，直截簡明的傳達年邁女帝欲破格任用的心境。則天武后和 狄仁傑的對話，《新唐書》改置於〈張柬之傳〉，並且改寫為： 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 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6 李冶評論曰： 《舊唐書》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新史》 則云朕要一奇士。《通鑑》則云朕要一佳士。佳士則風流蘊藉者也，奇士則懷材抱 藝者也。皆不盡好漢意，然好漢字大為渉俗，非史書語，但曰奇男子，可也。7 即「要好漢任使」的口語直寫武后老年的內在心理，是對話精彩生動的所在。而《新唐書》 改寫為「得一奇士用之」，是史書用語的文言書寫，不如《舊唐書》「好漢」一詞的靈動， 唯「好漢」一詞流俗，《新唐書》乃以儒雅行文的意識，以文言之「書」，改寫武后和狄仁 傑口語直述的對話。二書的文氣終有所差異。 吉川幸次郎強調二書行文固然有異，而二書最大的殊異，則在於同一事實的記載，而 行文字數有極大的差距。武 后和狄仁傑的下問質疑，《舊唐書》使用九十一字，《新唐書》 則精簡為五十三字。雖然如此，《新唐書》所記載的事實則多於《舊唐書》。記事増多於前 編，是歐陽修、宋祁等編修《新唐書》的用心，簡潔用字行文的意識，是北宋文人學者忠 實奉行「書不盡言」之「文學倫理」的所在。蓋《新唐書》與《舊唐書》於記事文字的差 異，意味著文學意識變革的事實，歐陽修是北宋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新唐書》的編修 是文體變革的重要實踐。 五代編纂的《舊唐書》，既以唐代《國史》為底本，又因襲唐代記述的文脈，加以擾 攘紛爭而世衰道微，文氣弛緩而記述煩碎冗長。故以簡潔之文言改寫唐代的歷史，彰顯大 唐帝國輝煌燦爛的文明，是《新唐書》著述的動機。至於其編修的旨趣，歐陽修主筆而曾 5 晉‧劉㫬等撰：《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頁 2894。 6 宋‧歐陽修：《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頁 4323。 7 元‧李治著，清‧繆荃孫校：《敬齋古今黈》，收錄於清‧繆荃孫編：《藕香零拾》（北京：中華書局， 1999 年），頁 790。
公亮上表完成《新唐書》的〈進唐書表〉說：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 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典册。8 大唐盛事燦爛，本應如實的記載於史策，然事實並非如此。蓋唐代《國史》的載記： 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 唐代《國史》記述既無法則，繁簡詳略亦不適度，以致文體曖昧不明，史實記載亦多所遺 漏。至於以唐代《國史》為基本史料而編纂的《舊唐書》，亦文氣微弱，乏善可陳，不足 以記存大唐粲然文采的史實。 商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 陋，不足以起其文。 三代以降，唯漢唐國祚長久，然唐朝之後的五代，鼎革頻繁而短祚，處於紛擾世衰的文士 亦積弱不振，所編修的《舊唐書》自不能樹立符應大唐盛世的語言文化。其結果是： 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 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 唐代《國史》之「文采不明，事實零落」，五代《舊唐書》之「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 皆不能「垂勸戒，示久遠」。幸得仁宗皇帝英明，勅令重修唐史，歐陽修、宋祁等學士侍 郎，「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然後得以發揮幽沬，補緝 闕亡，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前後「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 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 「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是歐陽修編修《新唐書》的「文學倫理」。文字簡 省是其自負，武后與狄仁傑之君臣問答的載記，《新唐書》文字簡省，僅《舊唐書》記述 8 宋‧歐陽修：〈進唐書表〉，收錄於宋‧歐陽修：《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卷 225 下， 頁 6471-6472。
文字的三分之二而已，是簡潔而「書」以盡「言」的實證。《新唐書》文省事増，記載的 史實多於《舊唐書》。趙翼《二十二史箚記》卷十七列舉〈新書增舊書處〉〈新書增舊書有 關係處〉〈新書增舊書瑣言碎事〉〈新書立傳獨詳處〉〈新書刪舊書處〉，論述《新唐書》和 《舊唐書》記事的差異。於〈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列舉： 房玄齡傳。（増）帝問創業守成孰難。玄齡謂創業難，（魏）徴謂守成難。帝曰玄齡 從我定天下，徴與我安天下，故所見各異。然創業之事，往矣，守成之難，當與公 等共之。此正見太宗之圖治也。 《新唐書》增多《舊唐書》所無記載的時事史實，而總結「以上七十一傳，新書所增事蹟 章疏，皆有關於時事政術者」9 。至於〈新書增舊書瑣言碎事〉列舉： 許敬宗傳。（増）敬宗辨濮陽之帝邱，及濟漯斷流。見其博雅。…… 嚴武傳。（増）武八歲時，擊死父寵妾。及節度劍南，最厚杜甫，亦屢欲刹之。李 白作蜀道難，為甫危之也。10 《新唐書》增加《舊唐書》所無的軼聞瑣事，有二十七條。《新唐書》的記事之所以增多 於《舊唐書》，乃以文省簡潔是尚之所致。蓋於相同的字數篇卷之內，以精鍊的文言書寫 記述，增多有關時事政治史實與軼聞瑣事。根據趙翼綜錄《新唐書》列傳記載的史實軼聞， 有《舊唐書》未見者的事例，可以說明簡潔記實是歐陽修編修《新唐書》的「文學倫理」。 亦即「書不盡言」是重視文言記述之傳統文學的「文學倫理」，而文字簡潔以精詳記述史 實，即以「書」盡「言」是北宋文人學者的「文學倫理」。11
三、「讀書要在讀作者」：以文獻語言學為基底而從事「人間」
（human）研究的學問
吉川幸次郎說：旁徵博引的基礎在於博學，而其究極則在於旁通文獻的記載，以闡明 9 清‧趙翼：《二十二史箚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 年），頁 222-229。 10 清‧趙翼：《二十二史箚記》，頁 229-230。 11 吉川幸次郎以《舊唐書》與《新唐書》記載史實的差異為例，説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義涵文 言書寫是尚之「文學倫理」意識的論述，見日．吉川幸次郎：〈讀書の學〉，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全 集》第 25 卷，頁 24-67。述作者著述立說的用心所在。亦即以古典文獻為素材而從事「人間」（human）的研究， 是博學的終極，換而言之，以文獻語言學（philogy）為基底而從事哲學（philosophy）之 「言―事―心」的探究，咀嚼書籍文獻的個別語言而探究「人間」（human）的思惟行止 方向是「讀書之學」的要諦。12
（一）陶淵明其人以及文學，讓陶淵明自身來敘述
吉川幸次郎的《陶淵明傳》引述陶淵明三分之一的詩文敘述陶淵明的傳記，強調「淵 明的土地，讓淵明自身來說」，吉川幸次郎的弟子一海知義說：「陶淵明其人以及文學， 讓陶淵明自身來說，此由內面貼切作品，為此書的目的」13 ，分析陶淵明詩文的內在涵義， 進而體得陶淵明創作詩文的心境為極致。 吉川幸次郎說：陶淵明詩語具有高密度的平靜，表面看似平靜，而字裏行間卻含藏複 雜且濃厚的深層意涵，如深淵之水，表面雖碧綠沈靜，而水中暗流迴旋，由於水流相互牽 引而保持靜謐的表面張力。陶淵明輒以「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第十一首） 為遮撥，解釋醉人之語本不易，覺醒人之醉語的疏理更難，於詩文的言外之意則不免要稍 加煩瑣的分析。如〈飲酒〉第五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與第八首「凝霜殄異類， 卓然見高枝」，陶淵明悠然超卓而南山亦悠然，松枝亦卓然，是主客合一，渾然圓融境界 的表述。中國文字渾沌多義，最適於作詩，陶詩之高密度的平靜是古典漢語的結晶，而其 具現則在「此中有真意」與飛鳥的意象。〈飲酒〉第四首：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 失群孤鳥之無巢可歸的沈痛悲鳴，或陶淵明離鄉求仕而徘徊岐路的自況。以飛鳥寫其 心境，詩語未必激烈，而心中的苦惱與矛盾則隱約浮現於字裏行間。陶淵明借物抒情的飛 鳥意象，既有「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之幸福真實的寄興，也有「日暮猶獨飛，徘徊 無定止」之孤獨悲鳴的沈痛，詩語雖簡潔而心境則複雜糾結，故〈飲酒〉第七首「泛此忘 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趣林鳴，嘯傲東軒下， 聊復得此生」，欲以「忘憂」之酒解消世間之無情，隱居田園而託林鳥之嘯傲東窗，復得 12 日．吉川幸次郎：〈讀書の學〉，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25 卷，頁 182。 13 吉川幸次郎之説，見於日．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東京：新潮社，1958 年），頁 53。一海知義 之説，見日．一海知義：〈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解説〉，收錄於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頁 194。人生的素樸真實，則曠達與頓挫的詩韻共響，寛闊與沈痛的心境並存而可感。蘇東坡評此 詩曰：「靖節以無事自適為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東坡題跋》卷二 〈題淵明詩〉）此詩固有曠達適得的超越，而未嘗無日落寂寥，獨酌聽鳥啼的孤獨感傷， 飲忘憂之酒而遠離世間的隱痛，溢於言表。遠飛八表而欲以抒發猛志是陶淵明前半生的寫 照，然當時政局的推移，赴任彭澤縣令，苦於物役，乃以倦鳥自喻而決意歸隱田園，終老 天年。陶淵明心境的浮沈既以飛鳥為諷喻，而人生進退抉擇的契機則取決於其與左右時勢 之政治人物的關係以及「潔癖」性格。14 至於飛鳥「晨去於林，遠之八表」或是陶淵明前半生仕宦而欲用於有道的寫照，入幕 出仕的生涯雖非處於政治的中樞要津，而與當時的權勢亦有所接觸。陶淵明長桓玄四歲， 少劉裕二歲，乃同時代之人，當時權勢的傾軋與陶淵明的傳記有不可解的交錯。陶淵明前 半生的政治局勢是以桓玄為中心，政局的推移亦波及陶淵明的進退。至於同在劉牢之幕下 的劉裕的顯赫騰達，或為陶淵明出仕歸田矛盾複雜心境的原因之一。 吉川幸次郎於陶淵明生平行誼的記述，乃以「舌人意識」15 為基調，以陶淵明的詩語 描寫陶淵明的處境與心境，或主客合一而直透詩意，或藉物抒情而物我融合。後者以飛鳥 的意象寄寓其心境，至於前者則全篇隨處可見主客合一，尤以第十章〈歸去來辭〉的分析， 通篇以「おれ」（「俺」）或「おのれ」（「己」），即吉川幸次郎（筆者・客）＝陶淵 明（作者・主）之主客合一的筆調，通過詩賦的語言，致力於體得陶淵明辭官返鄉與歸園 田居的心境。至於陶淵明如實表述內心衝突矛盾是陶淵明「真實」性格的表現，也是其文 學之所以為「誠實文學」的所在。再者，保有古典文辭的「渾沌」（khaos）而不希求詩 語的協調（kosmos），是陶淵明文學的特色，由於真實與矛盾的並存，所以陶淵明的詩語 雖平靜，卻是高密度的平靜，平靜的內裏沈濳著複雜且濃厚的意涵，是醉人之語不易解， 覺醒者佯裝的醉語益發難曉的論述，皆吉川幸次郎以向內集中（intensive）的方法，融入 陶淵明的詩文世界，緻密詮釋陶淵明詩語的內在含意，貼切體得陶淵明創作詩文的心境。 至於「時勢人物與陶淵明傳記有不可解之交錯」的論述，是吉川幸次郎以外部擴張 （extensive）的方法，論述陶淵明生存的時代背景，政治舞台的錯綜複雜，既如實的再現， 14 日．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頁 60-82。 15 武内義雄在所著〈王引之〉，説明王引之的學問宗尚在於「為三代之舌人」而致力於假借字的考究， 用以精確的訓詁古典的文義。見日．武内義雄：《武内義雄全集》第 10 卷（東京：角川書店，1979 年），頁 284-286。金谷治説：就（武内）先生的學問而言，文字學是其研究方法的根底，不過其文 字學不是如同説文學者往語源研究的方向推進，是將重點放在歸納使用例的訓詁方面，即旨在正確 解讀古典的文字學，而不是一味的探究文字的形音而已。這就是王引之的「舌人意識」的宗旨。見 日．金谷治：〈武内義雄《支那學研究法》《中國思想史ノート》解説〉，收錄於日．武內義雄：《武 内義雄全集》第 9 卷（東京：角川書店，1979 年），頁 429。其後收錄於日．金谷治：《金谷治中國 思想論集》下卷（東京：平川出版社，1997 年），頁 432。
而時局的變化與陶淵明傳記的交錯，乃形成陶淵明詩語雖平靜而沈痛，內心複雜矛盾而真 實表述的文學特質。一海知義說：如何統合向內集中（intensive）與外部擴張（extensive）， 是古典文學深度研究的重要問題，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的記述，內外融合而詳密分析 詩文的涵義，既體得作詩的心境，又細察時代動向與詩人進退的處境，是中國古典文學深 層研究的範例。16 雖師弟傳承的稱揚，洵非溢美之辭。
（二）
「文學倫理」轉換是元雜劇發達的決定性要素
吉川幸次郎於《元雜劇研究》主張「文學史研究是精神史研究的前提」17 ，文人之所 以創作雜劇，如王國維說：「余則謂元初之廢止科目，卻為雜劇發達之因」18 ，元初科舉 廢止是文人創作雜劇的重要原因，然吉川幸次郎強調「文學倫理」轉換，即背離詩文儒雅 傳統而以口語俚俗創作雜劇的科白歌辭，則是雜劇發達的決定性要素。至於「文學倫理」 轉換的形成，與元初政治形態與社會風土有重大關連的主張，則是「言ー事」詮釋的展開。 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所說：「古今之變，至秦一盡，至元又一盡」，元代是中國歷史動 搖最為劇烈的時代，吉川幸次郎強調元初社會風氣導致生活倫理的轉換是文人創作雜劇的 決定性要因，蒙古人的強制統治，促使中國人精神變革，形成轉換生活倫理的風氣。在中 國歷史中，社會變革持續發生，而元代，特別是元初社會的變革最為劇烈，故生活倫理的 轉換最容易形成。演劇世界的士人成為演劇熱心的聽衆是元初生活倫理轉換的具現。虛構 抽象的作品，本非中國傳統倫理的宗尚，然士人傾聽演劇是倫理轉換的顯現，至於士人從 事雜劇的創作而成為雜劇的作者，則是文學倫理轉換下的自然推移。元代雜劇的流行是受 到元代政治強烈的刺激而形成倫理轉換之社會變革的現象。演劇是以庶民的娯樂而發生， 而演劇受到廣大民衆的傾聽，乃蒙古強烈統治而形成倫理轉換之所致。至於蒙古朝廷於雜 劇的愛賞與付諸有司的管理，是雜劇勃興的助力。然而吉川幸次郎更強調文學倫理的轉 換，沈濳詩文的文人以真摯的文字創作明朗健康，清新靈運而毫無卑屈束縛的雜劇，則是 元初積極進取之社會精神的反映。19 吉川幸次郎說元雜劇前期作者重視「寫實」，以真切的言辭描寫社會的真實，以寫實 的精神刻畫人生的真實，是「愚直」心理的具現。分析文學作品的敷陳營為，以探究作者 16 一海知義之説，見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解説〉，收錄於吉川幸次郎：《陶淵明 傳》，頁 194-195。 17 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4 卷（東京：筑摩書房，1968 年），頁 610。 18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臺北：里仁書局，1993 年），頁 97。 19 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144。的創作心理，是「言ー心」的展開。吉川幸次郎指出元代前期雜劇情節的發展，一方面是 異於尋常而製造高潮的營為，一方面是解消異常高潮的過程而極盡合理真實。故奇異與真 實並存具在是雜劇的必要條件，尤其是情節合理推移的傾向是雜劇結構的特徴。至於作者 力求情節發展的合理性，是作者以不違真實之「愚直」的本性而敷陳雜劇奇異與合理並存 的結構。換而言之，不違真實的「愚直」是雜劇作者創作傑作精品的動力。如〈老生兒〉 於「楔子」敘述正末劉從善渴望生子，是中國人的常情，老妻李氏偏愛親生女兒而袒護女 婿張郎，亦是婦人常態。第一折營造小梅失踪的異常事件，讓正末由幻想陶醉的頂峰，陷 入悲哀的谷底。第三折安排頑固老妻悔過的事件，李氏於女兒墳墓前泣涙，深切感受到晚 境涼悲哀，雖異常而合理。第四折失踪的小梅平安返回，失踪與再現皆屬偶然，不甚合理。 然雜劇原是好奇心的對象，讀者或聽衆大抵期待異常情節的發生，作者巧妙掌握讀者聽衆 的心理，於緊張高潮之後，以團圓作結，而滿足讀者聽衆的期待。〈老生兒〉的作者以不 違真實的「愚直」架構雜劇情節，始終保持合理發展的伏筆，如第三折為營造老妻悔過的 結局，不僅敷陳正末曉以大義的說理，又添加張郎掃墓的傍因，張郎先祭掃張家祖墳，後 掃劉家祖墳，後到的掃墓者敲鑼打鼓的來到劉家墳前。張郎先祭掃張家祖墳，以示敬祖， 頗為合理，用以賦予李氏的悔過，更深層的合理性。就此意義而言，〈老生兒〉的情節雖 有異常的所在，然以「愚直」而産生的合理，又有不違真實的一面。奇異與真實並存而構 成最奇異而最真實的作品。20 吉川幸次郎以《元雜劇研究》，於昭和 22 年（1947）取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昭和 23 年（1948）於岩波書店出版。21青木正兒品評此書的優劣，指出吉川幸次郎論述深邃周 密，有發前人未發之精到所在。於雜劇作者的考證，元代傳記資料闕如，吉川幸次郎拾集 補綴隱微不顯之作者的事蹟，究明雜劇初期作者的才學，論斷初期作者非市井無學之徒， 發千古之幽微。又詳說雜劇為元人的古典而具有文學價値之所以，強調雜劇盛衰的主要原 因在於元代初期與末期社會風氣變遷，論述嶄新且合理，眼界博洽，考察透徹，足以解頤。 至於元人雜劇的妙趣在於口語的靈活運用與以「愚直」為描述人生真實的論考，精詳妥當 而痛快。至於可議者則是吉川幸次郎主於語言學的探究而疎於文藝學的論述，不能無失去 文學論重心的缺憾。22 針對青木正兒的批評，吉川幸次郎於昭和 43 年（1968）的《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 20 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254-255。 21 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4 卷，頁 600-605。 22 日．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學位請求論文審査要旨〉，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4 卷，頁 605-610。論文審査委員有青木正兒（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第一講座教授）、倉石武四郎（支 那語學支那文學第一講座教授）、那波利貞（東洋史學第一講座教授）。主審是中國近世戯曲研究的 青木正兒。
四卷元篇上・自跋》一文中，自覺反省的說： 現在我未必滿意《元雜劇研究》的論旨，未考慮雜劇上演時的效果，是最大的缺點。 急於說明元雜劇的歷史意義，而未論及「超越歷史意義的意義」，也是缺點之一。 更揚棄所謂「文學史研究是精神史研究的前提」的觀點，而主張「文學的尊嚴」。23 吉川幸次郎於昭和 35 年（1960）1 月，在《經濟人》發表〈日本の中國文學研究〉24 指出「文藝作品的內容與修辭藝術的研究」乃是戰後日本於中國文學研究的新取向。而由 「文學史研究是精神研究的一環」轉向「文學內涵的探究」，是其自身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取向轉換的宣言。因此，以中國文人典型的杜甫與中國詩歌結晶的杜詩為例，而展開文學 內容的解說、修辭藝術的鑑賞與理論性的分析，架構中國文學研究與文藝作品賞析的方法 25 ，為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研究泰斗的地位。又以「杜甫是我的古典」26 ，解讀杜詩，而為 杜甫千年之後的異國知己。
（三）
「為讀杜甫而誕生」
：探索詩人創作詩歌當下的心境，體得超越時空的共感
吉川幸次郎於〈杜甫の詩論と詩〉27 指出：歷來以〈戲為六絶句〉為杜甫論詩的作品 而詳細分析，然「戲為」乃即興之作，雖品評齊梁、初唐詩人的詩作，提出「不薄今人愛 古人，轉益多師亦汝師」的持平之論，而杜甫論詩的主要詩作，則別有他在，尤其是〈敬 贈鄭諫議十韻〉與〈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是其論詩的代表詩篇。〈敬贈鄭諫議十韻〉 的「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稱譽鄭虔文辭通達，早歲即以詩論之詩作而聞名。「詩義」 一詞，〈詩序〉有「詩有六義」之說，謂詩有六個原則存在，杜甫據以造「詩義」的新詞， 敘述其根據原則而創作詩賦的意識。至於「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 鬼神驚，毫髪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與〈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的「應手看捶鉤，清 心聽鳴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陶謝賦枝梧，風騷共推激，紫鸞自超詣，翠駮誰剪 23 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4 卷，頁 610。 24 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7 卷（東京：筑摩書房，1969 年），頁 605-610。 25 吉川幸次郎以為杜甫詩論性的研究，即理論架構性的文學批評研究是中國文學研究的新途徑。〈杜甫 の詩論と詩〉，1967 年 2 月 1 日京都大學最終講義，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2 卷 （東京：筑摩書房，1968 年），頁 627-628。 26 日．吉川幸次郎：〈わたしの古典〉，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2 卷，頁 706-707。 27 〈杜甫の詩論と詩〉一文是 1967 年 2 月 1 日於京都大學的最終講義，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 郎全集》第 12 卷，頁 593-628。剔」則是分析性的敷陳詩作的方式。吉川幸次郎訓解「詩義」的「義」為「みち」，即詩 作的「道」「路」，亦即創作詩賦的方向，進而主張杜詩有明晰「緻密」與超越「飛躍」的 兩個方向，清晰確實描述所見事物景象是緻密的方向，起興所見景物的意象而物我冥合是 飛躍的方向。凝視熟慮而明晰緻密的描寫，若稱之為「風景」，以比喻象徴而起興意象的 飛躍，則是「心象」。橫向緻密的風景描繪與縱向飛躍的心象起興，是杜甫用以架構詩歌 世界，表述創作心境的所在。 吉川幸次郎強調人間社會的所有事象皆可入詩，是杜詩的特色之一，細微描寫人間社 會真實的詩作亦不勝枚舉，而〈北征〉之以賦入詩，是杜甫的創始，蓋《文選》以「征」 為名，敷陳遠行旅次所見景物經過的長賦，如班彪〈北征賦〉敘述長安旅行甘肅之經過， 曹大家〈東征賦〉描寫洛陽至陳留之旅行，潘岳〈西征賦〉則敘述洛陽至於長安的所見之 景象。換而言之，歌詠遠行經歷是東漢魏晉「征賦」題材的文學傳統。然杜甫作七百字之 〈北征〉，敘述自行在往鄜州，於途中及到家之事，「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瘦妻面復光，・・・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 問事競挽鬚，誰能即瞋喝」，乃描寫「歸家悲喜」，詳細敘述妻子生活的情景，極「盡室 家曲折之狀」28 ，是漢魏六朝詩賦所未見的內容，而杜甫之後，亦罕見如此細密審視生活 環境而付諸文字的詩作。故杜甫〈北征〉堪稱劃時代的題材與詩作。29 至於〈寫懷二首〉 之「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的視線既細微又嶄新。蓋明月的吟詠是中國詩歌傳統題材 之一，如〈古詩十九首〉，曹植等詩人皆有述懷，大抵為「皎皎明月」之明月普照廣闊的 意象。然杜甫倚坐南軒，明月照膝，是細微觀察的「新視線」。30 吉川幸次郎說〈曲江〉「遊子空嗟垂二毛，哀鴻獨叫求其曹」之詠歎失所不遇的中年 28 清‧仇兆鰲：《杜少陵集詳註》（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年），頁 75。 29 吉川幸次郎於〈唐代文學考〉一文的「文學改革」一節中，強調六朝未有如〈北征〉如此巨篇的詩 歌，亦無緻密描寫人間細微之家庭生活的詩作。至於〈北征〉「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 興，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黒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之精密的自然描寫，也是六朝詩歌所未見，見日．吉川幸次郎：〈唐代文學考〉，收載於《吉川幸次 郎遺稿集》第 2 卷，（東京：筑摩書房，1996 年），頁 262-282。（〈唐代文學考〉是吉川幸次郎於昭 和二十四（1950）年度在京都大學文學部的講義，由前野直彬筆録。見筧文生的解說，收錄於日． 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遺稿集》第 2 卷，頁 573。） 30 吉川幸次郎於〈唐代文學考〉一文比較杜甫〈初月〉〈月〉與庾信〈舟中望月〉〈望月〉，強調杜甫雖 以月題材，却以月作為其精神的象徴，二首詩作的結尾皆超離「月」的描寫而表白其内心的感受。 至於庾信的詩作只是巧妙的安排有關月的故事，尤其二人皆有「獨輪斜」的詩語，庾信則無杜甫起 興心象風景之自覺意識。至於對句的營為，庾信只是二句並列，杜甫則上下二句相互呼應而形成對 句。尤其巧妙驅使助詞的效用，以曲盡隱微心理屈折的感受，如〈月〉「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髪明」 之「只」「能」的用法，是杜甫的創始，六朝詩歌未見。以緻密的外在描寫而起興内在心理婉轉屈折 的寫實自覺（realism）至杜甫而完成，亦反映唐代文學異於六朝的時代精神。見日．吉川幸次郎： 〈唐代文學考〉，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遺稿集》第 2 卷，頁 267-270。
如孤鴻哀號求友，是杜甫的自喻。而〈寫懷二首〉之「明月照我膝」亦非止於自然與自我 景象的描述，有起興人間真實，此中有真意的暗喻。故起興邏輯論理未探索的幽玄心象世 界，是文學的任務。描述的風景人事非止於風景人事的表象，是含藏廣衍義蘊而描繪的景 物，是杜甫的「自覺」。31 杜詩之所以卓絕，是杜甫的視線非止於細微的凝視而緻密描寫， 更延伸其視野至無垠幽玄的世界，起興其中越飛躍的心象境地。亦即明晰緻密的方向與超 越飛躍並存輔成，是杜甫作詩的理論。32 吉川幸次郎強調杜甫沈濳經典而創造新詞，如根據〈詩序〉之「詩有六義」而造「詩 義」一詞，說明作詩的原則方向，進而提出明晰緻密與超越飛躍是詩歌創作的必要條件， 二者圓融輔成而成就詩篇的理論。至於「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是漢魏六朝以來 的傳統文學觀，然而杜甫的詩作兼具賦之緻密與詩之飛躍的兩個方向，以賦入詩，如〈北 征〉，將辭賦「體物而瀏亮」的特質引入詩歌的世界，進而提出「體物」並蓄「受動」與 ｢能動」，主觀感受與客觀描寫的融合而形成體物緣情並蓄的新義，則是創始。再者，觀 照人間社會與自然景象的細微嶄新視線，如「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寫懷二首〉）， 「重露成涓滴」（〈倦夜〉）是杜甫凝視熟慮而緻密勾勒之獨特寫照的「新視線」，「曉 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瞋 喝」（〈北征〉）描寫「歸家悲喜」，極「盡室家曲折之狀」，是漢魏六朝詩賦所未見的 內容，而杜甫之後，亦罕見如此細密審視生活環境而付諸文字的詩作。「曲江蕭條秋氣高， 菱荷枯折隨風濤」（〈曲江三章〉），描寫秋風蕭瑟，菱荷枯折的凋殘景象，而起興遊子 流離失所，感時而孤獨寂寥的心境，則非漢魏六朝以來，以自然為唯美典型的「文學倫理」， 是杜甫熟慮而緻密的表現，為前代所無的新風景。故杜甫堪稱中國古典詩歌的「創始者」， 為中國古今第一詩人。33 吉川幸次郎於〈杜詩序說〉強調熟讀杜詩而深受感動，是研究杜甫的動機，究明杜詩 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是其講授杜甫及其詩歌的目標。進而標榜杜甫是古今第一詩人， 用中國語讀杜甫詩，猶如用英語讀沙士比亞的詩，用徳語讀歌徳的詩，於人類心靈的感動 是古今東西共通的。蓋三人的詩作是人類從古人的語言體得最深切感動的詩篇，就此意義 而言，杜詩是人類的寶庫，人類的古典。34 吉川幸次郎說「杜甫是我的古典」35 ，一生講述杜甫，注釋杜詩，堪稱當代寰宇第一 人，洵可謂杜甫千年之後的異國知己。 31 吉川幸次郎的「文學任務説」與杜甫的「自覺」，見日．吉川幸次郎：〈杜甫の詩論と詩〉，收錄於 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2 卷，頁 609-610。 32 日．吉川幸次郎：〈杜甫の詩論と詩〉，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2 卷，頁 612-614。 33 日．吉川幸次郎：〈杜甫の詩論と詩〉，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2 卷，頁 598-617。 34 日．吉川幸次郎：〈杜詩序説〉，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遺稿集》第 2 卷，頁 283-293。 35 日．吉川幸次郎：〈わたしの古典〉，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2 卷，頁 706。
四、結語：「發明」讀書「求是、心印而無雷同」的學問傳承
狩野直喜（1868-1947）於明治 34 年（1901）8 月留學上海，會晤羅振玉，明治 43 年（1910），到北京調査敦煌寫本，結識王國維。中國王朝鼎革，羅振玉與王國維渡海東 瀛，覊旅京都，相知相得於狩野直喜與內藤湖南（1866-1934）。大正元年（1912）遊歷歐 洲之際，王國維贈詩曰：「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東海東。平生未擬媚鄒魯，肸蠁每 與沂泗通。自言讀書知求是，但有心印無雷同。」36 不但是狩野直喜異國知己的持平之論， 也道破京都中國學的學問意識與尊尚。所謂「君山博士今儒宗」，是指狩野直喜為「京都 中國學的創始者」37 。至於「求是」，是清朝考證學的根柢，也是京都中國學的出發點38 。 而「心印」，是狩野直喜平生所尊崇的「心得之學」39 ，「無雷同」，則是突破創新而成就 京都中國學的所在。 吉川幸次郎是狩野直喜晚年的入室弟子，大學入學之前，「中國文學研究，唯有細密 讀書而已」40 的叮嚀，是啟蒙的門徑，「不咀嚼玩味一字一句的意義，就不是讀書」41 是憤 悱啟發而影響最深的箴言。「師弟授受，以一字之教為始，一字之教為終，……此為先生 對文學一貫的態度，一生最極力主張的方法。先生文學鑑賞的方法是細密咀嚼的尊重。…… 先生所嗜好的是耐人細密咀嚼玩味而緻密內涵的文學」42 ，或許就是「自言讀書知求是」 的旨趣所在。 吉川幸次郎於昭和 3 年（1928）至 6 年（1931）獲得上野基金會的獎助，到北京留學。 留學的目的是加強中國語的會話能力，體得中國人學問的方法。43 將近三年的留學生活， 吉川幸次郎體得的是中國人的價値觀與學問的方法。吉川幸次郎說： 36 王國維：〈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收錄於《觀堂集林》卷 24，《王國維遺書》第 4 冊（上海：上海 古籍書店，1983 年 9 月），頁 3-4。 37 日．新村出編：《廣辞苑》（東京：岩波書店，1998 年 11 月），頁 540。 38 吉川幸次郎於〈狩野直喜氏「魏晋學術考」跋〉説：「不誤不漏」是清儒的方法，精細解讀是狩野直 喜學問的出發點。（「自言讀書知求是」）日．吉川幸次郎：〈狩野直喜氏「魏晋學術考」跋〉，收錄於 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7 卷，頁 281-284。 39 同前注。吉川幸次郎説：狩野直喜平生所尊崇的是「心得之學」，於前人之言不能完全共感，絶無苟 從。友人王國維贈詩的開首：「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東海東」,「自言讀書知求是，但有心印無 雷同」，正是狩野直喜學問尊尚的所在。 40 日．吉川幸次郎：〈狩野先生と中國文學〉，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7 卷，頁 247。 41 日．吉川幸次郎：〈留學まで〉，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22 卷，頁 352。 42 日．吉川幸次郎：〈狩野先生と中國文學〉，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7 卷，頁 248。 43 日．吉川幸次郎：〈留學時代〉，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22 卷，頁 475-476。當時到中國留學的日本人，大抵以資料蒐集為目的，而其自身則以體得中國學者的 研究方法，書籍或前人學問之良善與否的價値判斷基準為目的。44 和中國學者相同的感受與思惟來理解中國的學問，是中國學研究的究極宗尚，中國典 籍汗牛充棟，唯一流學者的著作是取的判斷，是中國學鑽研的取徑。吉川幸次郎結束北京 留學，於返回日本之前，至南京拝訪黃侃。最受啟迪的是「中國之學，不在發現，在發明」 的論述。學問的真諦不在文獻資料的蒐集歸納，而在於文獻內在意義的發掘。大正初期， 日本京都中國學者以為權威的羅振玉、王國維的學問是傾向於資料至上主義的「發現」。 所謂｢發明｣是鑽研重要的典籍，發掘其中的要義。45 亦即發揮前人的學說，而以自身的見 解論證究明，進而轉益精進，或突破前人的論述而提出嶄新的學說，或從事新領域的研究。 至於體得清朝考證學的學問方法是吉川幸次郎留學中國最大的收穫。吉川幸次郎說： 日本所理解的清朝考證學乃以對應於文獻之外在證據為絕對的條件，亦即資料至上主義的 學問。然中國學者則以文獻內在意義的發掘為首要證據。換而言之，日本以為考證學專主 於歸納，然留學中國，則體悟考證學未必以歸納為究極，而更重視演繹。文獻的歸納是基 本工夫，非通貫學術脈絡的發展沿革，則不能演繹學問的旨趣，此為中國學問的根柢。亦 即中國學問的根柢在於辨彰學術的究竟所在，考證學術源流變遷，博綜通觀的底據在於結 合對應文獻之外在證據的蒐集歸納與文獻內在意涵的探究演繹，然後於剖析學術發展的脈 絡，考察文獻的定位。吉川幸次郎說：清儒中，最尊崇的是段玉裁，古稀歲前後著手杜甫 詩注，即以段玉裁學問的方法，而付諸實踐的作業。46 小川環樹推崇吉川幸次郎的學識博大精深，上下古今，以中國古典解釋學，即經學方 法應用於古典文學之言語表述與內容解析，而窮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奥秘。《尚書正義》的 校訂與譯注，咀嚼魏晉六朝以迄唐初經傳義疏的蘊涵，探究述作者說解經典的用心所在， 精密考索語言表現的事實，以成就「實事求是」的學問根底，符應清儒定訓詁而明經義的 經學方法。《元曲選釋》之格調雅正的漢文注疏，體得清儒經典注釋文的精髓，〈金錢記〉 〈酷寒亭〉的譯注，網羅俗語的用字例，以正確適切解釋元曲的語義，洞察元曲創作的心 理內涵。至於《元雜劇研究》，則是以語言為素材而論述「人間學」的結晶。《元雜劇研究・ 元雜劇の文章》於曲辭藝術性的論述頗多獨特的創見，既探究元曲作者愚直而活潑寫實的 創作心理，又指陳嫻熟驅使用典雅正的文辭而合理寫實的精彩所在。探究元曲的用的來 源，以正確注釋與考察作者講述創作的心理，是清儒經學方法的紹述，探尋確鑿的典故字 44 日．吉川幸次郎：〈留學時代〉，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22 卷，頁 418-419。 45 日．吉川幸次郎：〈留學時代〉，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22 卷，頁 420-421。 46 日．吉川幸次郎：〈留學時代〉，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22 卷，頁 421。
例與敏銳洞察述作心理的結合，以論說中國古典文學的「論理與倫理」，是吉川幸次郎學 問的宗尚。《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數卷大抵為說解文學「論理與倫理」的結晶，晚年傾 注心血的《杜甫詩注》，以詳實考證詩語的典故蘊涵，洞察詩作的幽微心境為基底而體得 杜甫作詩的心象風景，故能超越前人的注釋而成就風雨名山的不朽之作。47 吉川幸次郎強調「言―事―心」之讀書方法萌芽於《五經正義》的精讀，以語言的法 則，探究述作者著述立說的心理和用心所在，是清朝考證學者的遠紹。裁玉裁《古文尚書 撰異》，王念孫《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的方法，以文字的聲韻訓詁為根底，解讀經書記 載語言的語氣與文勢，以體察聖賢著述立說的用心所在為終極，是其《杜甫詩注》的圭臬。 又受黃侃「中國之學，不在發現，在發明」48 的啟示，繼承狩野直喜「咀嚼古典一字一句 的意義」的學問傳述，以語言的表述究明傳達事實的真象，探究述作者著述立說的心理和 旨趣。以文獻語言學（philogy）為基底而從事哲學（philosophy）之「言―事―心」的探 究，咀嚼書籍文獻的語言而探究「人間」（human）的思惟行止，是吉川幸次郎繼承清朝 考證學者與京都中國學創始者狩野直喜的學問，用以詮釋中國古典文學的所在。 47 小川環樹論説吉川幸次郎以經學方法應用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吉川幸次郎的學問是經學到文學 的歴程，見小川環樹：〈吉川幸次郎を悼む〉、〈經學から文學への道程―私の見た吉川博士の學問〉、 〈吉川博士の學問の特色〉，收錄於日．小川環樹：《小川環樹著作集》第 5 卷（東京：筑摩書房， 1997 年），頁 308-319。 48 日．吉川幸次郎：〈第一卷中國通說篇上自跋〉，收錄於《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 卷，頁 708。
徵引文獻
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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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趙翼：《二十二史箚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 年）。【Zhao, Yi. Notes on Twenty-two Histories. Taipei: Hongshi Publishing, 1974】
清‧仇兆鰲：《杜少陵集詳註》（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年）【Qiu, Zhao-ao. Detailed Commentaries to Du Shaoling’s Works. Taipei: Wenshizhe Publishing, 1973】
近人論著
日‧小川環樹：《小川環樹著作集》第 5 卷（東京：筑摩書房，1997 年）。【Ogawa, Tamaki. Ogawa Tamaki Chosakushū. Tokyo: Chikumashobo, 1997】
王國維：《觀堂集林》，《王國維遺書》第 1-4 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 年）。【Wang, Guo-wei. Guan Tang Ji Lin.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 Publishing House,1983】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臺北：里仁書局，1993 年）。【Wang, Guo-wei. A History of Song-Yuan Drama. Taipei: Lernbook, 1993】
日‧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東京：新潮社，1958 年）。【Yoshikawa, Kōjirō. Biography of Tao Yuanming. Tokyo: Shinchosha, 1958】
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8 年）。【Yoshikawa, Kōjirō. Complete Works of Yoshikawa Kōjirō. Tokyo: Chikumashobo, 1968】
日‧吉川幸次郎：《杜詩論集》（東京：筑摩叢書，1980 年）。【Yoshikawa, Kōjirō. Essays on the Poetry of Du Fu. Tokyo: Chikumashobo, 1980】
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講演集》(東京：筑摩書房，1996 年)。【Yoshikawa, Kōjirō. Lectures of Yoshikawa Kōjirō . Tokyo: Chikumashobo, 1996】
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遺稿集》（東京：筑摩書房，1996 年）。【Yoshikawa, Kōjirō. Manuscript Collection of Yoshikawa Kōjirō. Tokyo: Chikumashobo, 1996】
日‧金谷治：《金谷治中國思想論集》下卷（東京：平川出版社，1997 年）。【Kanaya, Osamu. Kanaya Osamu’s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Tokyo: Hirakawa Shuppan, Inc, 1997】
日‧武内義雄：《武内義雄全集》（東京：角川書店，1979 年）。【Takeuchi, Yoshio. Complete Works of Takeuchi Yoshio. Tokyo: Kodokawa , 1979】
日‧高橋知巳：《高橋知巳全集》（東京：河出書房，1978 年）。【Takahashi, Tomoki. Complete Works of Takahashi Tomoki. Tokyo: Kawadeshobo, 1978】
日‧新村出編：《廣辞苑》（東京：岩波書店，1998 年）。【Shinmura, Izuru. Kōjien. Tokyo: Iwanami Shoten, 1998】
Hermeneutic Approach of Yoshikawa Kōjirō to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Ren, Sei-kichi
(Received March 30, 2016; Accepted June 27, 2016)
Abstract
The language used in documented literature is a medium for transmitting facts; and within this language lives the author. Careful examination to the gloss of the wordings reveals the underlying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and his transmission of facts. This is the methodology to “the study of learning”. The fundamental basis to an extensive web of citations lies in the erudition of the author and his ability to cross reference and support his narratives. In other words, the ultimate goal to eruditeness is to use classic literature in worldly research. Deciphering the surface connotation of recorded language to explore the author’s writing intention and construct is Yoshikawa Kojiro’s hermeneutic approach to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Study of learning, “Words-facts-intention”, Creations in Du Fu’s poetries, Seeking of truth, Gaining of knowledge, No resemblance, Inventive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