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全球化與後殖民:中國大陸世界圖像的建構分析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1-2414-H-004-032- 執行期間: 91 年 08 月 01 日至 92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李英明 計畫參與人員: 賴皆興 ,胡清暉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2 年 11 月 14 日
一、前言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積極的融入全球體系運行之中,但在這種「面向西方、 面向世界」發展的過程當中,中共面臨一種全球化時代下全球/本土的悖論1 ,中國未 來的發展處於一種全球化趨勢與後殖民心態辯證發展的情境當中。自鴉片戰爭以 來,西風東漸的影響使得中國在自覺/不自覺中接受了許多西方的傳統與價值觀念, 並且以西方所建構出來的中國圖像和世界圖象來作為中國思考未來和進行現代化建 設的重要依據。這種由西方中心思維所衍生出來的後殖民心態,一度使得中國在二 十世紀中葉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處於盡量不與西方過渡接觸的狀態。 然而,後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覺醒到要建設中國成為現代化強國2 ,就不能自立 於全球體系的運行之外,所以中國開始積極的融入國際社會並且扮演重要的國際角 色,這一些行為充分顯現在中國對處理內政、外交、主權、國際組織和安全議題3 的 轉向上,同時也表現在中國大陸內部國家/市民社會4 、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的互動 1 關於這部份的討論,可以參見俞可平、黃衛平主編,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 2 按照德理克的說法,後社會主義指的是處於這樣一種歷史條件下的社會主義:一、社會主義作為 一種政治原理論(指對理論本身進行研究、分析或敘述的理論)已喪失其統一性,這是因為在其發 展過程,社會主義的信念已經受到削弱,社會主義國家覺得有必要將「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與資 本主義世界秩序的要求結合起來,還因為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因國情不同而帶有各國的特色;二、社 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結合,受各國「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結構的制約,這種結構為實行所有此類 結合規定了一個歷史發展前提。三、這個前提是,要對結合的過程保持警惕,確保不會使資本主義 復闢。後社會主義又必然是後資本主義,但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作為資本主義之後一的歷 史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而是指利用資本主義的經驗而又力圖克服資本主義發展中種種弊端的那一 種社會主義。阿里夫.德理克,「後社會主義: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齊欣編譯,世界著名政 治家學者論鄧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317-318。 3 中共自 1996 年開始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而後在 2002 年 7 月 31 日的「東協區域 論壇」外長會議中全面性的闡述此概念,新安全觀是根據冷戰後中共對世局的多極化評估評估而提 出的,這種新安全觀的建立其實更大程度是影響中共的外交決策模式發展成積極參與多邊機制的運 作。參見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發表於政大中山所與東 亞所主辦之「中共十六大之後內部暨國際環境評估」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 年 12 月,頁 4-2-11-13。 4 市民社會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不同的時代都有不同人士(例如亞里斯多德、洛克、黑格爾、 哈伯瑪斯等)為它做出與時代相應的定義,換言之,市民社會其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它是 隨著歷史的演變與時代環境的變遷,而具有不同的發展與意涵。不能將市民社會當成是一個僵化的、 具有一定所指意涵的概念,而必須將它與所處的時代環境連結,才能做出正確的時代意義,換言之, 市民社會是一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歷史辯證下的產物/概念。而中國大陸對市民社會的爭論集中在探 討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過市民社會?什麼是中國的市民社會?以及現階段市民社會發展的障礙或困 難點在哪裡?也有學者從西方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市民社會的現代性意義為何4。雖然當時的 學者研究仍然侷限於市民社會的定義和片段式論述,但也開啟了研究和關注市民社會存在/發展的事 實。當時學界對市民社會的看法和理解大概可以歸納成幾種:第一種是認為市民社會主要限於經濟 領域,它由以營利為目的的各種社會組織所組成。第二種認為市民社會除了經濟領域外,也包括非 經濟的活動空間和功能,如從事社會福利、文化和其他公益活動的各種民間組織,把「公共領域」 納入市民社會的概念。第三種則是認為市民社會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與國家相區別,即它具有
上。而中國積極融入全球運行體系的決心與在世界架構地位的日益重要,也可以由 中國終於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北京申奧成功獲得明證。但在中國愈來 愈與西方接軌的同時,中國長久以來一直想擺脫西方價值體制束縛的心態也就更加 強烈,可以預期的,伴隨著中國國勢的日益強大,中國將愈來愈擁有國際社會上的 發言權與自主權,而這將會使得中國在逐漸瓦解/取代國際體系上以美國為主的「一 超多強」架構時,發展出一套以中國為主體的世界圖象,換言之,伴隨著中國崛起 所發展出來的世界圖象,不再是單純的以西方現實主義作為立論依據,中國會在具 體實踐與理論揚棄西方傳統,重新建構一套屬於「中國的」的世界圖象。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中共在崛起的同時,受制於後殖民心態與全球化下的全球 體系格局,一方面希望走出自己的道路,一方面卻又必須更積極的融入世界體系以 求得發展,在這種情形下的中國,是會伴隨著國力的增強而逐漸走出後殖民心態的 束縛而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並且在一種「自然的」情形下成為全球體系的重 要成員甚至是領導者,讓整個全球體系的現實架構自然產生轉變,中共「順勢」建 立一種屬於自身的、「中國論述的」世界圖象?亦或是中共仍難以擺脫受殖的心態, 所以日益強大的國力會反而會使其更亟欲擺脫西方價值觀念體系的束縛,而使其急 於建構一套新的世界圖象來與西方建構的世界圖像分庭抗禮,縱使全球體系的運行 主導仍是以西方為主,中國仍試圖去打破/反對承認這種現象,並且膨脹中國在全球 體系中的地位與重要性,同時以這種心態建構出一種「為建構而建構的」、「反西方 的」世界圖象?然而當我們在思考中共在後者所言的「後殖民」狀態下所以建構一 套新的世界觀企圖打破自身的後殖民身份束縛時,是否有另一套思考模式/理論架構 可以讓我們不從後殖民心態/受殖心態的角度去看待中共的行為? 傳統西方的國際體系架構,不外是從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流派來探討國際 現勢的發展,由主流國關理論看來,當今的國際現勢是以一種「一超多強」、「多極 發展」的法則運行殆無疑義,中共作為一個新崛起的霸權,在世界體系上所扮演的 角色愈形重要,不但取代昔日蘇聯的地位,而且極有可能成為日後取代美國地位的 「市民性」/「非政府性」;另一方面,它又與以原始血緣關係為組合紐帶的社會群體(如家庭)相 區別,即它具備「社會性」/「普遍性」。第四種則直接認為市民社會具有五大特性,即自立、自主、 自律、個性自由及多種多樣性的社會組織。第五種則主張將市民社會從經濟系統分化出來,使社會 文化系統具有獨立的地位和自我運作邏輯,從而形成社會文化國家/經濟系統的三維結構,市民社會 成為一個公共領域和社會整合、文化生產的載體。這一部份可以參見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 難圓的夢」,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4 卷,1993,頁 177-182﹔鄧正來、景躍進,「建構中國的市民社 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1 卷,1992,頁 58-68。朱士群,「中國市民社會研究評述」,社會學研 究,1995 年,第 6 期,頁 41-45﹔蕭功秦,「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的三重障礙」,中國社會科學季 刊,第 4 卷,1993,頁 183-188﹔童世駿,「後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市民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第 4 卷,1993,頁 189---195﹔景躍進,「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學術討論會術要」,中國社會科學季 刊,第 4 卷,1993,頁 197-
東方霸權,徹底改變啟蒙以來的是世界體系發展定位,然而,在中國在日益壯大的 同時,別人如何在這個過程定位她?這個定位與真實的她有多少落差?意義何在? 而她自己又會如何/應該如何看待自己和其他人的地位與角色?在中國積極發展同 時為自己在全球體系中尋求一個重要地位的同時,是否會刻意去改變/顛覆傳統西方 社會所建構起來的國際秩序,還是仍然願意遵守這個體系的規範?或是這種改變/ 顛覆西方所建構起來的國際體系是一種必要/必然的發展與做為?關於這一點,我們 將從建構主義中去尋找答案。 本文由中國逐漸發展強大時所面對的全球化現實與後殖民心態為論述主軸,藉 由這種辯證發展的過程,來討論中國在面向世界發展自身的同時,如何由「受殖」 的後殖民心態轉換一種「解殖」的自我主體重構並由此建構出一套新的世界圖象。 在這裡,我們採用後殖民論述與建構理論的觀點,來分析中國這種「受殖心態」向 「解殖心態」轉換如何可能進行,並探討中國在這種情形下將如何建構出一套新的 世界圖象,中國的未來將如何依循這一套世界圖象發展的可能性。從鄧小平開始, 經過江澤民到現在的胡錦濤,中國大陸一方面積極的融入世界體系,另一方面也不 斷的強調中國自身的主體性,而且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強大5 ,中國也愈來愈 希冀建構一個以它為主體而有別於傳統西方主體認知下的中國圖像和世界圖象。中 國作為一個不斷向上發展的國家,其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愈形重要,而它的崛起勢 將改變現有的全球體系架構,它所建構的世界圖象將來必會衝擊現今西方傳統理論 所描繪的世界圖象,國際形勢又將會是一場新的變局。 二、中國發展中面臨的全球化與後殖民矛盾 什麼是全球化、全球化從何時開始、是否真的存在以及應該如何存在一直是一 個爭論不休的命題6 ,贊成全球化和反對全球化的人也都各自有其立場,但撇開嚴謹 5 所謂的「綜合國力」,指的是「一個主權國家生存與發展所擁有的全部實力---物質力和精神力以及 國際影響力的合力。綜合國力是一個綜合的概念,他反應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到底 有多大。而閻學通認為,這是後冷戰國際關係的一個重大觀念變化,不再認為國力的根本是軍事力 量,而將國力看成一個政治、經濟和軍事綜合力量的集合,於是有了「綜合國力」觀念的出現。見 朱以青、張立華主編,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80。閻學通、 王在邦、李忠誠、侯若石等編,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頁 44。 6 探討全球化的書籍文章十分眾多,圍繞的命題主要是何為全球化,全球化與國際化的同異,全球 化應該從何時開始,全球化的發展如何可能,全球化是一種實存還是一種建構,全球化的各個面向, 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如何運作,以及全球化現象背後所存在的規範/全球治理或倫理/全球倫 理應該為何?以及全球化/西方化或全球化/在地化所引起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全球化浪潮下所隱藏的 種種宰制與不平等、全球化可能帶來的迷思以及危機等。參見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 機,(台北,商務印書館,1999 年)﹔Robertson, Roland 著,梁光嚴譯,全球化:社會理論與全球文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楊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論前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的學術定義或道德倫理上的束縛,當人們愈來愈發現自己的生活很難脫離人群的影 響而按照自己的既定模式/規律生活,而且這個人群的範疇不只是出現在身邊看得到 的人,還包括那些似乎跟自己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人時,就代表一個以「整個地球」 為一個「生活單位」的時代來臨了,相對於以前的以一個村落、一個族群、一個社 會、一個國家為生活單位,這種因為資訊科技的發達造成人口流動、資本以及資訊 的運作/流通效應被放大到以全球為操作單位的時代現象,就可以被當成是全球化最 粗略的說法了7 ,特別是在經濟上,像是東亞金融危機造成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產生骨 牌效應的重創,911 後美國股市的崩盤造成全世界的經濟跟著大跌,甚至 2003 年上 半年 SARS(嚴重呼吸道感染症候群、中共稱為非典型肺炎)的流行都是例子,而在二 十世紀八0年代以前,礙於人類科技發展無法真正落實到以「全球」為日常生活的 運作單位,「全球化」只是一個講法、一個理想﹔是一種「片面的全球現象」,而不 是真正的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之前,必須先經過一段不同種族/民族/國家/社會互動的過 程/經驗,這種過程/經驗並不令人愉快,它是透過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來實踐的,這個過程往好的一面想是提供不同血緣、語言、文化的國家民族有了彼 此交流互動的機會,但負面效應卻是造成強國對弱國的統治/欺凌/宰制,同時也造 成優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壓制並產生同化,優勢的一方強迫性的將自己的思想/文化 灌輸到劣勢的一方,並且以一套進化史觀/現代性發展來合理化這種行為,使得弱勢 的一方在成為強者的附庸或殖民地的同時,也逐漸的喪失了自己的思想與文化。二 戰之後,雖然殖民現象正式宣告結束,但是這種「文化遺失」/「文化遺忘」的現象 並未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而劃上休止符,一方面是殖民地雖然在政治/主權上脫離了 殖民母國的控制而獨立,但是在思想文化上卻因為對自身文化的輕視或遺忘,而仍 習慣性的按照殖民母國的文化思想來作為,使得殖民地在文化/思想的層次上仍受到 殖民母國的制約。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現代化理論與發展觀念的提出,特別是全球化 時代的來臨,伴隨著經濟強權國家對弱勢經濟國家產生的優勢文化/劣勢文化的差異 比較,使得弱勢國家在思想和文化上受到強勢國家的制約與影響,並且在進化史觀 的影響下自覺/不自覺的產生了必須服膺於優勢文化的認知/要求,將強勢國家的文 化「移植」成為自身的文化,並且將自己的文化視為落後或退步的而捨棄,這種強 勢國家對弱勢國家在文化上的侵略被視為是一種「沒有殖民的殖民現象」,這種情形 2002 年)﹔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反思,(台北,生智,2003 年)。 7 麥可•哈德和安東尼奧•納格利提出一個相當新穎另類的觀點,他們認為全球化的發展並不是讓 國家/國際政治走向多元,民族國家主權的衰退不代表主權本身的衰退,全球化所帶來的並不是一個 多元時代的來臨,而是一個全球秩序建構時代的來臨,是一種新的主權形式,主權以一種新的、單 一的統治邏輯呈現,有許多國家與超國家組織聯合形成一個新形式的「全球性主權」,也就是一種新 的「帝國」。這種全球化論述是與其他論述截然不同的,但卻也未必沒有道理。參見 Michael Hardt、
充分的反映在二戰後的西方與非西方國家的相處模式上。隨著現代化理論、依賴理 論/依賴發展理論、一直到世界體系理論的提出,非西方國家由追隨西方的現代化腳 步到開始正視自身處於以西方為核心的世界體系的邊陲位置,並進而反思以西方中 心為思想所建立的種種知識論述是如何的取消非西方自己的文化、歷史和存在的特 質時,後殖民論述的提出成為一種必然的思想發展結果8 。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迫結束閉關鎖國的狀態而向世界開放,伴隨這種開放 而來的是西方世界將他們的思想與價值觀念源源不斷的傳入中國,其中也包含西方 對整個世界圖像的建構和對傳統東方/中國的建構圖像。無可否認的,對中國而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一個民族自信心缺乏的年代,中國人開始以西方為師, 希望可以藉由擺脫傳統、取法西方來獲得國家的富強壯大。而在中國人開始學習西 方、仿效西方的同時,也接受西方的觀點,不自覺的採用西方的視野來看待中國, 並為中國勾勒出一幅以西方觀點出發來建設/發展/看待中國的世界圖像,在這種情 形下,中國成為相對/附屬於西方存在的一個地理空間。換言之,中國在塑造集體認 同及自身的世界圖像時,的確是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引用了西方的「東方主義」訴求 下思考邏輯來作為建構基礎的9。 Antonio Negri 著,韋本、李尚遠譯,帝國,台北,商周出版,2002 年。 8 後殖民理論並不是一種具有清晰概念或嚴謹定義的成熟理論,它是第三世界(被後殖民地區)學 者藉由使用第一世界(殖民者)的話語與觀念對殖民者發出抗議並希望藉此喚醒被殖民者自我意識 的一種論述,嚴格上來說,後殖民理論本身並沒有一個十分統一且明確的概念,「後殖民」一詞的含 意也是含混而籠統,它往往被視為是一種包含多種文化/權力關係的批評性理論或話語。儘管學者們 對「後殖民」的定義及概念依然模糊甚至意見分歧,也有許多人對「後殖民」一詞抱持相當質疑的 態度。但不論如何,後殖民所探討的對象是十分明確的,便是西方對非西方世界在文化上的一種優 勢關係。這種優勢關係藉由我/他的區隔為起點,通過中心想像、想像建構、文化霸權、文化雜交、 認同混淆、歷史遺忘或重塑、他者建構與再現等等各式各樣的理論闡述出來。參見賴皆興,中共意 識型態中的後殖民意涵: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三個代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論文, 民 91 年,頁 9-10。
9 薩伊德(Edward W.Said)提出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觀念是後殖民理論中的重要論述,「東
方主義」是一種西方對東方的誤解,是一種西方對東方在方法論上一個十分嚴重的謬誤,簡言之, 西方以自己為主體,在片面式的、有限經驗的、甚至是錯誤的觀察東方某些態樣後,透過想像與建 構,再以西方為主體的觀點下建構出一個「西方眼中的東方」來,並將其視為真正的東方,所有有 關東方的一切,舉凡政治、文化、學術、社會莫不依循著這種觀點來開展其後的論述或研究。正是 在這種方法論上的謬誤,使得西方眼中的東方只是一種想像、一種西方中心觀下的「東方再現」,與 真正的東方相去何止千里。在東方主義的論述裡,東方的主體性全然消失,東方成為依附西方存在 的客體,而且是落後且靜止的,在「東方主義」的架構下,西方代表的是進步與動力,「東方」的存 在只是為了襯托出西方的自我。在這種二元對立觀點下,東方是缺乏主體、不被當成重視的對象。 薩伊德強調,長久以來,西方一直將自己視為是世界的中心,而對遙遠且有距離的東方抱持著一種 好奇、懷疑與揣測,對東方的認識來自片面的文獻與恆久不變的印象,當西方已經逐漸進入現代化 的同時,東方仍是處在一種野蠻、落後和亟待開發的狀態,當西方自覺在物質和精神文明皆已經到 達一定水平時,他們便開始對東方負有一種使命感,認為西方有義務且必須將東方納入現代化的行 伍中,而這種現代化的標準是以西方為仿效的,東方自己是無法進步的,東方所擁有的一切相對於 西方都是落後與愚昧的。西方用自己的眼光去衡量東方的一切,以類比的方式去否定東方的事物,
回顧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在西風東漸下,中國在重建自我形象和集體 認同的同時,的確是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引用了西方的東方主義訴求下思考邏輯來作 為建構基礎的。在「西方的東方觀」的思維概念下,西方認為「中國應該是怎樣、 應該是如何的」或「中國應當如何學習西方、超越西方」的思想,被源源不斷的引 進了中國且被當成中國自我建構的基礎。當時中國對自己和世界圖像的建構行為, 背後皆有一個擺脫不了的西方思維下的東方論述制約的陰影存在。而在中共建政以 後,由於意識型態上的制約,同時也為了擺脫西方的束縛和重建民族自信心,中共 在外交上選擇與西方世界體系「脫離」的政策取向,使得中國與西方社會之間存在 一道鴻溝,西方依舊以其想像的圖像不斷的勾繪出他們心中的中國圖像,而中國則 努力的希望藉由社會主義建設過程希望為中國開出一條屬於中國的美好未來。經過 毛澤東時代的實驗檢證,發現中國是無法自立於世界體系之外而獨力發展的,特別 是在逐漸邁向全球化的世界體系架構下。 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認知到這一點,所以開始推行「改革開放」, 以一種務實且積極的態度融入世界體系的運行規範。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大陸面 臨的是「全球化」與「走自己道路」下的矛盾,這種矛盾所帶來的便是西方所建構 的中國圖像與中國自己認知中的中國圖像間的衝突與不協調,西方的價值觀念與中 國自身觀念碰撞下使中國人民產生一種「後殖民心態」與「自我主體重建構」的反 省。在這種東方/西方交流衝突的情況下使得中國對西方始終是又愛又恨且欲拒還, 一方面強調自身的民族主體性與意識型態上的自主性,避免西方的價值觀念和意識 型態凌駕在中國自身的思想上而使得中國再次淪為西方的附屬品,所以強調走「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道路」,以「愛國主義」、「四個堅持」、「反和平演變」種種 口號與作法來抗拒/防止西方世界思想價值觀念與意識型態的入侵,但另一方面中共 卻無可避免的要接受西方源源不斷而來的資金技術與物質產品,並且阻擋不了西方 思想價值觀念伴隨這些西方物資技術進入中國,並且逐漸在中國大陸內部社會中傳 播、醞釀與發酵。 九0年代以後,隨著資訊傳遞和和網路科技的發達,人類突破了地理疆界和區 域時差等等物理時空的限制,讓資本的流動和企業的運作跨越了時空的障礙而成為 一種零時差/零距離的操作,伴隨著科技發達所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全新的、超越以往 地理疆界的經濟生態,這種經濟全球化的現象是一種以速度、質量取勝的競爭模式, 換言之,在西方的眼光中,東方簡直一無是處。薩伊德便是用西方這種自以為是的心裡來做批判, 開展整個「東方主義」的論述架構。參見薩伊德,東方主義,王志弘、王淑燕、郭菀玲、游美惠、 游常山等譯,(台北,立緒,1995 年)。
也是一種無遠弗屆、沒有疆界/邊界的競爭型態,這種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讓中國 大陸更難停下腳步來檢視自己的定位,而無可避免的被捲入這一場經濟全球化的浪 潮中,並且也讓中共的經濟不再只是靜態的、被動的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而是更具 有前瞻性、更具有野心的創造出更大格局的世界佈局。雖然中共對全球化現象與西 方霸權之間的關連仍有相當程度的疑慮,中國大陸學界對全球化的定義與內涵和存 在與否也存在相當大的爭論空間10 ,但是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與發展卻不是中共 可以抵擋的,這種「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化」在後社會主義/後資本主義時期為中共 創造了高生產力的同時,也讓中共被迫要回頭修正自己的許多意識型態上的桎梏和 不合時宜的看法,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內部也開始發展出許多順應時代發展的新理 論和新思想。中共一方面不想接受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思想與意識型態型態, 但是卻又無可避免的必須面對黨內一向奉之為圭臬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來自西方的事 實﹔一方面希望可以發展成在世界上具舉足輕重地位的超級強國,另一方面卻又不 想落入西方「中國威脅論」、「中國霸權論」的口實之中,在中共逐步按照自身的進 程發展成一個大國時,卻仍無法擺脫西方經濟體系運作與知識架構論述的制約,仍 必須按照西方的論述系統/文化思想來做為互動的前提/工具,相信這是中共所不願 意且亟欲破除的障礙。 鄧小平時代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中共政權的政治統治合法性做 出貢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共的經濟轉向做出理論上的依據,而到了江澤民 的「三個代表」,則更進一步的為中共的意識型態做出解套,強調在以「中國人民」 為主的大纛下,建設中國/發展生產力的一切必要手段都是具有歷史傳承意義,是可 以被允許的11 ,這說明中共已經逐漸走出西方的思想制約而回歸到以「中國人民/中 國」為主體來建構/發展自己的政策/理論。這些理論不只為中共的領導政權的正當 性做出努力,它背後所代表的也是中共亟欲擺脫來自西方、來自歷史(這一段歷史 10 這一部份可參見徐斯儉,「全球化: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收錄於宋國誠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 卷二: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 11 如劉昀獻在文章中提到,「三個代表」是對馬克思主義主義建黨學說的新發展,是對世界社會主義 運動和中國共產黨近八十年來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潘峰則認為,「三個代表」是建立在歷史唯物基 礎上的,具有深刻的科學性與客觀性﹔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理論基礎,因為初階論堅持 了歷史唯物論,從生產力及文化發展狀況給中國現階段以時空定位,理論核心在於社會主要矛盾論 和根本任務論,同時也是黨建設的基礎。殷書良、王曉方則認為「三個代表」是著眼於世界社會主 義運動前途和命運而提出的﹔是為了應對國內外形勢新變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而提出的﹔同時也是 針對黨的自我完善的新特點、新要求而提出的。可以發現,這些文章的著眼點皆在於「三個代表」 具有理論傳承性、國際性和黨建性上,而背後所支撐的便是「發達生產力」這一核心命題。參見劉 昀獻,「新世紀黨的行動指南:學習江澤民同志關於『三個代表』論述的體會」,河南大學學報,開 封,社科版,2000 年 4 月號,頁 1∼6。潘峰,「論『三個代表』的理論基礎」,理論前沿,北京, 2000 年 9 月號,頁 11∼12。殷書良、王曉方,「『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自我完善的時代選擇」,中 共濟南市委黨校學報,濟南,2000 年 3 月號,頁 74∼78。
是由西方建構或參與建構的)在當代思想文化上的束縛所做的努力。特別是中共已 經發展出一個區域性強權的同時,更必須建構一套可以與之相對應的文化來作為知 識論述和認同凝聚的基礎12 。 中共之所以想要建構一套自己的文化/論述系統,如果我們單純的將其認為僅只 是為了擺脫西方的思想文化制約所做的「為反對而反對」,那就落入了一種後殖民論 述的誤區中。毛澤東時代乃至鄧小平時代可能有相當程度的受殖心態而亟欲擺脫西 方思想/文化的制約13 ,然而經過改革開放這段時間的努力,中共已經在各方面取得 一定程度的成功與自信,江澤民時代的中共在各方面都已經「站得起去」而且還「走 得出去」,現今的中共已經愈來愈不是基於「受殖」的心態而亟欲「解殖」,而是真 正開始思索如何以自己為核心建構一套「適合中國」的知識論述了,這一套知識論 述自然是有別於西方的(或許仍有「刻意有別」的部分),特別是在中國的國際政治 上的地位與角色,這是中國在崛起後所必然產生的作為,也是任何國家在成為一個 大國後的必然作為,就如西方思想論述其實也可大分成美國和歐陸體系兩塊強權一 般,中國的崛起在現實層面和知識論述對世界圖像的解構與重建構已屬必然,這時 我們已不能再由後殖民論述來看待中國的行為,而必須改以建構主義來看待中國, 換言之,中共改革開放後的歷史,其實便可以視為是由「受殖」到「解殖」再到「建 構」的過程。 三、建構主義對國際關係理論的反思與修正 建構理論嚴格說起來並不算一個成熟的國際關係理論,這不僅僅是由於其派別 上的差異讓人很難真正將它視為一個成熟的理論14,也因為其「建構」的內涵很大 12 中國在近代發展的過程當中,雖然不曾被真正殖民過,但在心態上卻算是處於一種「半殖民」狀 態,也所以當西方的思想伴隨武力進入中國時,中國知識界在經過短暫的抗拒後,大多數人們便轉 而去接受或思考西方思潮所帶來的種種價值觀,並以此當成中國未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發展的指 標,而對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抗拒之情,也使得中國人民往西方思潮去尋求它的批判對手-馬 克思主義來作為抗拒的理論,並藉此在心理上得到一種慰藉,可以這麼說:西方的帝國主義、殖民 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合謀,讓中國傳統的意識型態處於「失語」狀態,而同時人們在接受西方思想觀 念的同時,對中國自信心與認同感的喪失,也使得中國人民去質疑自己的定位和認知,而變成由西 方的視野角度來看待中國、分析中國,並且把尊奉中國傳統的人視為是落後的、守舊的力量,而一 昧的追尋符合西方的價值與思潮。落入一種崇洋媚外的心態。這些現象,都為中國塑造一個奇特的 歷史情境:中國成為於一個沒有殖民的後殖民國家。這也使得中國的民族信心及由此而來的自我認 同/民族認同難以真正建立。 13 關於此段論述,參見賴皆興,前引文,第三、四章。 14西方建構主義可以大分為兩支﹔「現代建構主義」和「後現代建構主義」,主要的差別是分析上的 差異,前者強調世界政治中主客體的社會語言建構,後者強調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係,而現代建構 主義又可分為「體系建構主義」和「整體建構主義」。也有學者將建構主義分成「規範建構主義」和 「批判建構主義」的,前者著重在現存結構和代理者之間的互動,後者則強調運用社會科學知識和
程度是藉由社會學的觀念15,與傳統國際政治所研究的內容取向具有相當程度的落 差16,建構主義者通常不反對國家作為一個實體能動者的地位,但是更強調國家/國 際體系如何在國際政治運作中「建構意義」或說是「賦予意涵」的過程,將國際關 係理論一向研究的焦點,由「實存」的國家/國際體系間的互動關係與體系結構轉向 「建構」的國家/國際體系,強調國際體系結構是一種認知建構的過程。建構主義者 認為傳統國際關係研究中所假定的無政府狀態,以及伴隨這種狀態而來的種種國家 對權力、利益、安全議題的看法是一種「建構」。從身分認同與觀念建構作為思考起 點,探討在國家與國家彼此互動所產生的身分認同和觀念認知過程中,國家的權力 觀念與利益如何被建構與實踐,同時如何在這種建構與實踐的過程中,呈現出一種 「整體認知」/「觀念共享」的國際關係/文化體系來。所以,這種國與國之間通過 種種認同/觀念實踐型塑下所建構出來國際體系,並不是一種先驗存在的無政府狀 態,是一種發展式的、動態的、具有歷史意涵的辯証關係。 建構主義討論能動者與結構(建構/解構)之間的互動問題。而在主流國際理論 界,對國際政治的結構問題探討的最明確的當推華爾茲(Waltz K.)17,他將結構觀 念成功的導入對國家/國際政治互動的研究中,解釋了傳統現實主義純粹由國家本位 主義來解釋國際關係不足之處,他的理論也被視為結構現實主義的代表,然而華爾 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強調的是「結構」/「現實」之間的因果以及制約關係,研究的重 點在於「似乎已被給定」或是「已成定局」的結構如何影響國家的決策作為,以及 國家如何在結構中互動,卻忽略了為何是「這樣的國家」必須在「這樣的結構」中 批判工作。還有學者將建構主義分成支持社會科學的「新古典建構主義」、對科學立場持中間態度的 「自然建構主義」、以及否定社會科學的「後現代建構主義」等。如果將整個社會結構論在國際關係 的研究來看,則包含建構主義、英國學派和社會學制度主義,這些都可以視為是建構主義的相關流 派。參見瑪莎.費麗莫著,袁正清譯,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 頁 19-42﹔倪世雄等著,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23。 鄭端耀,「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評析」,美歐季刊,第 15 卷 2 期,民 90 年,頁 212。 15 郭樹勇認為,建構主義是結合韋伯的政治社會學、米德的符號互動論、哈伯瑪斯的批判社會理論 和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參見郭樹勇,「試論建構主義國關理論及其社會學淵源」,國際觀察,2002 年第一期,頁 3-5。 16 秦亞青認為,建構主義是將社會學的互動理論引進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從哲學層面和社會學角度 提出問題引發國際關係學界的反思。他也舉溫特寫給他的信中提到,建構主義首先是一種分析社會 現象的理論,是一種涉及國家本體地位的思考,鄭端耀也題出一些學者的看法,認為建構理論與其 說是一個理論,倒不如說是一個研究途徑來得恰當。」參見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建構--溫特及其 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二期,民 90 年,頁 257-258﹔鄭端耀,同前註,頁 218-219。 17 華爾茲在 1979 年出版《國際政治理論》一書,確立了新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學界的影響,也引 發另一波的大論戰,他將科學實證主義結合現實主義中權力和國家利益等核心價值做出嚴謹的理論 論述,並且提出體系結構的觀念,以權力分配作為國際政治的互動核心。Waltz, Kenneth , Theory of
互動,國家之間在認知的過程中何以必須假定是競爭何不能是合作關係?何以身分 認知必須是敵人而不能是夥伴?國際體系的存在何以必須是無政府狀態而不能是其 他情況?這是建構主義對結構現實的批判,也可以說是建構主義對傳統國際關係理 論的批判。建構主義在方法論上是採取先解構再建構的方式,破除由現實物質取向 思維下所建立/型塑起來的種種結構或價值指涉,再由歷史文化/觀念的向度去建構/ 詮釋一套新的的結構何以產生。在傳統物質取向下所形塑出來的結構,是一種靜態 的、去歷史的、放諸四海皆準的去時空的結構,而建構主義所想要呈現的結構觀念, 是一種在歷史條件所導引的文化、觀念、價值認知作用而形成的實踐產物,是以國 際/國家間彼此文化和觀念作為結構的建構元素,這些建構元素在互動與認知的過程 中產生種種的認識/觀念/想法,這些認識/觀念/想法通過實踐形成了結構,結構產生 之後會反過來去修正或強化這些認識/觀念/想法,如此循環發展的辯証關係,讓結 構與這些認識/觀念/想法成為彼此依託的關係,成為一種「實存」的共生關係。 然而建構主義最初並未受到國際關係學界的重視,是因為其著重用詮釋的方法 來看待建構的過程被主流理論認為是不科學且過於主觀,不能作為一個嚴謹的國關 研究理論。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之所以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具有不可憾動的力量, 是因為其以科學的解釋/分析方式,先作出假設前提(國際的無政府狀態、行動者是 以理性作為行動準則)和自變數(國家),再根據這種假設和自變數在不同條件狀況下 所會產生的種種行為結果作出符合經驗值與科學性的判斷,這種高度化約的理論建 構,讓國際體系結構與國家行為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內容,兩者也成為國際政治的 核心甚至該說是唯一變數。相對於結構現實主義,一向與之居於主流對話位置的自 由主義擁護者也由科學研究的向度下手,用同一套預設和思考邏輯對自由主義作出 修正而發展出新自由主義,所不同的是新自由主義雖然同樣承認與化約新現實主義 的種種基本前提,但其自變數卻是國際制度和國家行為,所關心/探討的也是國際制 度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制約。這兩套理論雖然各自有其主張,但基本的國際/國家/理 性預設卻殊無二致,也因此被視為「同一典範下的論戰」,同樣是國際政治中的主流 論述,所不同的只是「國家中心主義」和「多元中心主義」的運作主體而已18。而 其他的非主流論述,關注的是國際關係中的權力知識的非物質性與建構、話語論述 與權力關係之間的建構、結構和行為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國際規範等等,這些非 主流理論無法提出一套完整、可供科學檢驗分析的經驗法則或邏輯分析,又反對以 理性主義和物質主義作為觀察/分析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的起始要件,所以往往被視 為非科學、非實證的。這些非主流論述無法以一套科學實證理論作出高度簡約法則 來分析/解釋國際政治的發展,而只能概略的針對主流理論的不足之處作出批判與反 18 秦亞青,前揭文,頁 242-244。
思,所以被稱為「反思主義理論」19,難與兩大主流理論相提並論,更難成為研究 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的重要方法20。 真正讓建構主義成為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重要理論且帶動研究熱潮的代表人物是 溫特(A.Wendt)21,溫特所開展出來的建構主義很巧妙的避開了一般建構主義被主流 國際關係理論所批判的純詮釋/純批判的研究途徑,而將主客體之間的互動模式置於 一套可以用科學方法檢証與分析的邏輯下,使建構主義的論述內容一方面顧及國際 政治中的社會建構範疇,另一方面又不排斥科學研究方法/客觀實存論,藉此走出一 條融合理性主義和反思主義的中間道路。溫特的建構主義雖然由反理性、反物質主 義的,但是卻不是全然走向主觀唯心的道路,溫特承認國家的存在22,也承認社會 實體/國際體系的存在,但是他反對這種狀態是一種既定的、先驗的存在,這裡就帶 出他所強調的體系是由文化或說是共有觀念所構成的核心命題了。就如溫特所言: 「國際政治中權力分配的意義再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構的,利益的內容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觀念所建構的23。」溫特不全盤否定理性與物質作用/存在的立論點使 得他的建構主義可以獲得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界的諒解/容忍,他把國家和國際體系當 成客觀存在的事實來作為研究的起點,也讓國際政治研究者可以容許他的理論被應 用在分析國際關係上。溫特並不從根本上去質疑或推翻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的論述, 他不去否定國家或體系的存在,而是順著這種論述去開展另一條不同的道路,將文 化/觀念的作用由原來的「補充元素」轉換成是國際體系建構的「基本元素」,在強 調整體主義與理念主義的同時,也不排斥個體的作用與物質力量的存在與影響。這 使得他的建構主義能夠與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產生一定程度的對話。 在不否定主流國際關係論述的基本預設前提下,溫特強調國際體系之間的結構 生成是一種「建構」的過程,一種通過共有知識/文化/規範三者的認知/認同所完成 的建構,溫特提出了洛克、霍布斯、康德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並且指出這三者並 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過不同的國家互動模式/文化認知所建構出來的國際無政府
19 這裡是採用基歐漢的說法,參見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
Robert O.Keohane,ed.,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Westview,1989),pp.158-179.
20 這些冷戰後逐漸受人重視的非主流國際關係論述包含「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 「規範主義」、「歷史研究學派」等等流派,關於其內容參見倪世雄,前揭書,第五章﹔秦亞青,前 揭文,頁 245-248。 21 建構主義的派別繁多且分類亦雜,然而以溫特為主的建構主義集各家之大成,且最有與新現實/ 新自由主義產生交集對話的能耐,所以被視為是當前的建構主義的主流。見郭樹勇,前揭文,頁 2。 22 石之瑜認為,溫特擱置/處理不了建構主義對本體論的探討,而直接歸結到國家本位的探討上,使 得國家/國際體系的討論在某些議題上顯得不完滿且不絕對,同時也為對國家作為建構/被建構主體的 身份迷思與國際體系作為被建構實踐場域/結果之間是否存在異同未曾探討感到遺憾。參見石之瑜, 「作為藝術的政治學--兼評建構主義的科學哲學立場」,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頁 302-303 23 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67
狀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成的24,三者並且可以是同時並存的。這種將無政府狀 態當成是建構起來的文化觀點與傳統國際政治理論將無政府狀態做為給定先驗的存 在是截然不同的25。建構觀點也同樣適用於其他國家的認知與行為,不同的體系文 化造成不同的國家角色/定位認同,而不同的角色/定位認同也影響了包括國家主 權、安全、利益等的認知內涵與行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認知/文化都是在實踐的 過程中確立的,所以不是一成不變的,也因為是「建構」的,所以自然可以「解構」, 當實踐的過程出現文化/認知的改變時,國家/體系的行為/結構就會改變。只是由於 文化本身具有自我實現、自我加強的特質,結構的改變就代表文化的改變,所以這 並不是一個容易發生的過程,總的來說,建構主義強調的結構是一種文化實踐的過 程,國家身份/認同以及國際體系結構都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也只有在這個實踐 過程中國家和體系結構的身份/認同才有意義。 四、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對中國在世界體系中角色的制約 如果我們觀察所謂「國際關係」的演變,我們便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這 種觀察或是分析甚至在定義上都是相當「西化」的,而且是相當程度的「去歷史」 與「去文化」的。首先,「西化」的原因是來自啟蒙時代以來民族國家的興起和資本 主義的擴張以及地理大發現,讓西方國家成為主宰世界局勢發展和建構知識論述的 主體,而在啟蒙理性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交互作用下,西方的軍事力量夾帶著一 套西方中心知識論述主宰/建構了人們的思考與行為,使得十九世紀西方的歷史被當 成人類歷史的全部,「西方史」成了「世界史」,非西方世界的一切被淹沒在西方的 種種論述之中,西方以自我為核心建構了一套屬於西方/非西方的普世歷史觀和價值 觀,消去了種種不同地區的差異性和特殊性,也消去了各自歷史表述和文化表現的 能力,而以一套屬於西方的歷史觀/價值觀取代了一切。中國的歷史的獨特性在其中 也消失,留下的是被建構出來的中國/東方印象和殖民印象,這種充滿不真實且負面 的印象,所表現出來的只是代表西方在以自己為主體下對對中國進行的認知與書 寫,展現的只是一個西方歷史觀下的中國,這自然不是日漸崛起的中共所能接受的。
24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 Organization,Vol.46,NO.2,PP391-425. 25 國際關係理論對無政府狀態並沒有統一的定義,秦亞青歸納理性主義的無政府狀態時提到,在本 體論上,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基本事實,是不因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在方法論上,由於無政府狀態是 第一要確立的假定,既然是「假定」,也就不需質疑其真偽,袁正清也提到,國際無政府狀態並沒有 一個統一的定義,多數學者認為以「缺少政府」來對比於國內政治是較佳的「無政府狀態」的定義, 還有其他的看法,而在溫特看來,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的問題,國家的身份是在互動中確 立的,體系也是在其中被建立的,參見袁正清,「無政府狀態的建構主義觀」,太平洋學報,2003 年 第 2 期。
其次,國際關係的起點是以民族國家為出發點,這就無可避免的要由歷史發展 的角度來解釋近代民族國家的互動模式26,包括對領土主權的維護以及由此發出的 對權力的追求、安全議題的重視以及利益的獲取,而這些互動構成/建構了所謂的國 際關係。在這裡有兩個疑點值得被討論:第一,並不是只要有互動的出現便會自然 就形成國際關係/國際體系的,而是在這個過程中互動的雙方/多方彼此承認/意識到 這種互動所形成的「模式意義」以及這種互動下形成的「互動認知」,使得國際關係 /國際體系架構在這種互動中逐步發展而成。換句話說,民族國家的出現是經過交互 認可的,如果無法獲得他國的認可,一個「執政體」和內部人民就算以國家自視和 以國家身份和他國進行互動,卻不會被視為一個實存國家而只是一個「政治實體」 或「類國家」,這一點在十九到二十世紀許多民族或殖民地爭取成為一個國家的過程 可見一斑。這些政治實體或類國家其實已具備形成國家的一切條件,唯獨在意義上 不被他國所認可/承認,它的身份認同就難以確立,他和其他國家之間自然就不存在 國際關係上的意義。就像美國當年的獨立建國如果始終得不到國際的承認,那美國 今天還能算是國際上的霸權國家嗎?更不用提西方的霸權從十九世紀的歐洲轉移到 二十世紀的美國,「一超多強」會被人當成是一個現在「既定實存」的國際現象了。 這個原因也是何以中共會由最初的「另起爐灶」到後來的走入聯合國,積極與世界 其他國家建交了,因為他要的便是一個身份認可,一個國際間的國家認同。 第二,權力、安全、利益等等國家追求物的內涵究竟是什麼?這些涉及價值取 涉的概念不應該是鐵板一塊,而該是隨著時空變異以及因應環境條件的不同與因應 對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領土主權27、權力、安全、利益等概念,針對不同的環 境與對象會產生不同的認知與需要,是一個相對值、相對需要/認知而不是絕對的28, 26 關於民族國家的生成/建構是一個相當值得探討的問題,同樣也可以視為是一種建構主義下的產 物,班那迪克˙安得森從歷史的角度下手,將民族的起源與形成歸因於宗教信仰之領土化、古典王 朝家族之衰微、時間觀念之改變,特別是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與國家語言的發展,這 些因素使得民族主義成為一種顛覆不破且乍看之下似乎是自然生成的的意識型態。成為人類歷史發 展過程中因應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所形成的一種「想像的共同體」。這種民族概念挑戰了民族的成因 與必要性,認為民族本身並不是一種必然性且真正的「存在」,其「存在」是被歷史條件下伴隨著民 族國家的訴求被想像與建構出來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而 Ernest Gellner 認為,國家的出現 造成對人們民族主義的需求與渴望,這種需求與渴望使得人們回過頭來建構了一個完整的民族,他 在書中探討民族主義和以不在農業社會存在,到了工業社會才開始產生的原因,他在探討了國家、 統治者、文化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的型態與變遷後,認為「民族」只有在民族主義被需要的時代 才可能被界定出來,而不是由民族來界定民族主義的。參見班那迪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 共同體,(台北,時報文化,民 88 年)﹔Em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台 北,聯經,2001 年。 27 主權概念已由傳統的「硬主權」、「絕對主權」的概念轉變成一種「互賴主權」(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的概念,參見 Stephen D.Krasner, 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12-14.
28 關於此段論述的推演,可以參考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像,(台北,生智,2002 年),第一、
舉例而言,就像美國與北韓如果同樣擁有核武,英國不會擔心美國任意以核武攻擊 他人,但對北韓就多所疑慮,這是因為兩者表現出來的國家文化不同,帶給英國的 印象就不相同,然則如果英國的身份換成是伊拉克,那麼整個認知的觀點就全然反 轉,美國反而成為一個可怕且不穩定的敵人了,因為「敵友關係」並不是必然/先驗 的或是一體適用的,而是根據兩國之間的關係---具體來說是文化所導致的認知差距 來決定的。現階段,英國根據文化認知視美國為友,美國亦同樣﹔然而在伊拉克則 視美國為其寇讎,美視伊亦然,然則在兩伊戰爭時期,基於當時的認知考量,美伊 也是互視為盟邦的,所以,敵友關係的形成,不是實存的必然關係,而是經由認知 建構所形成的。冷戰結束,美蘇從「敵對關係」轉換成「朋友」關係,也是一種文 化認知上的趨近所帶來的轉變。 然而,這種認知建構卻很難明確的反映在中國的國際定位上,中國現今在國際 政治裡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讓人充滿疑慮的國家,一方面,由於中國共產國家/馬克 思主義意識型態的色彩與西方的主流價值不同,西方主流國家難以真的對它放心﹔ 二來則是中國在建政後的種種作風與在國際社會上的缺席,使得其他國家對它的認 識尚嫌陌生﹔第三則是由於它給人的印象充滿神秘與威脅,這就不能不歸因於西方 對中國的負面認知以及東方主義的建構29,三者彼此作用使得西方對中國始終不能 摸透,也更加強化西方「建構」中國是一個「威脅」的效應,而中國在面對西方時 的矛盾情節以及「認知」到來自西方的敵意,自然也根據歷史經驗和現實感受建構 一個相對於「中國威脅論」的「西方威脅論」/「西方陰謀論」的說法。 國際關係理論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一直存在著許多爭論,除了主流與非主流 之間的爭論外,主流的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也不斷的彼此爭論,然而我們必須 正視到,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研究畢竟是一個新興的學門,諸多預設與見解其實皆不 脫這兩三百年來的西方國家互動經驗,說得武斷一點,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理論所針 對的其實便是西方民族國家興起後所產生的種種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關係,是一種基 於西方經驗衍生/推導出的理論,並且將之用來解釋/詮釋/分析/判斷當今的種種國與 國之間的互動模式與行為。這種將西方經驗用來擴大觀察/解釋當今國際局勢的做法 是否妥切不無疑義,而隨著時空演進,國際關係已經由以國家為能動主體的「國際」 互動模式逐步發展到涵蓋以國家/非國家(跨國企業、NPO、NGO)為能動主體的「全 29 在西方民族國家興起之前,「中華帝國」就已經存在,而且內在的動亂所帶來的只是政權的更迭而 非帝國徹底的崩解,而在西方歷史上的大帝國如波斯帝國、東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或是回教的 阿拉伯帝國都已覆滅時,中國依舊存在,而且中國在元代曾向西方用兵,在清朝初期國力強盛雄據 東亞,相較於西方國家短短的數百年歷史,中國在「征服」/「侵略」和「用兵」/「戰爭」的經驗, 必然造成西方民族國家的疑懼。
球」互動模式30,國際關係理論應該隨著時空環境的改變受到修正,或是研究典範 必須整個受到轉移,相信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31,然而由這種時空變異的環境因 子去作思考,建構主義較之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更能作出詮釋力,因為建構主義從 本質上顛覆了傳統國際無政府狀態或現今國際情勢存在模式的必然性與正當性,從 而提供了現在與未來國際情勢變動的可能性與合理性,這一點對希冀走出國際政治 情勢與國際政治思想制約的中共而言,具有相當程度的吸引力。以現實而言,工業 革命以後到二十世紀這段時間,通過以民族國家為載體的西方國家/地區的種種作 為,包含帝國侵略和殖民政策以及資本主義的擴張,直接或間接影響、甚至是構成 了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的全部內容。在知識論述上,用來探討國家/國際問題的國際 政治/國際關係成為一門專門學科的時間不過一世紀,而且這一世紀中的知識建構/ 論述權力都是掌握在西方手上,其他國家/地區只能在西方認定的遊戲規則中建構或 強調自己的身分定位或國家位置。中共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強權,面對西方國 家動輒以霸權、威脅者來看待自己的一舉一動自會感到厭煩與不滿,自然會希望走 出西方的現時和理論框架的制約,發展一套屬於自己的國際定位論述。 五、從「解殖」到「建構」:中國自我形象與世界圖像的再建構之可能 如果我們承認現存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國與國互動的過程經由文化/共有認知所 建構出來的,那麼中國在國際上的角色/地位自然也是這種建構中被認知/決定的。 如果說後殖民主義/論述在自我認同上提供國家一個重新審思/反省自身所處國際體 系結構的契機,那建構主義便提供了一個改變/重構自我國際形象的方法,同時也提 供了影響/改變國際政治體系現存態樣/認知的可能。對中共而言,要走出全球化發 展與後殖民論述所引發的全球/本土的矛盾困境,最好的方式便是建構一套將兩者融 合在一起的論述,同時以這套論述做為實踐的依據。中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其實已經趨向這種建構,只是中共在實踐經驗的成果無法做為支撐/擴充理論建 構的依據﹔中國在鄧小平時代初期政治體制改革成效不彰,經濟上也無法達到大國 水平,而經歷文革十年浩劫的社會與文化更顯得蕭索沈寂,偶然發出的改革聲音或 檢討聲浪也很快的被壓制,「有中國特色」的說法只被視為是為了抗拒西方思潮或為 了在經濟上向資本主義靠攏所做出的手段性理論,是為了避免在思想文化上被西方 同化所致,伴隨而來的愛國主義與反和平演變的訴求都強化了這種認知,一些後殖 民理論家認為,中共這種一方面面向西方進入西方/全球市場,一方面卻又抗拒西方 的做法,正是後殖民論述所指出的「受殖心態」。 30 參見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像,頁 146-459。 31 關於國際化/全球化、國家中心主義/全球主義的討論,參見李英明,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第 一章。
無可否認的,中共在建政初期確實存在著受殖心態。中國雖然未曾被殖民,但 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受到列強的侵略與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使得中共認為中 國是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的國家,這種思考模式一直到毛澤東時代末期才逐漸 出現改變。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西方對中國的印象/定位也是通過毛澤東這種對西 方帶有濃厚敵意的思想而建構,將中國建構/定位成一個對西方「不友善」、「具侵略 性」的國家。然而,這絕不是中國早期在西方或說是國際政治體系上的印象。 西方長久以來雖然與中國雖然或多或少有著接觸,但對中國的印象卻始終停留 在模糊的階段,而最早將這種模糊印象通過具體化約的形象呈現出來的是一套「東 方主義」的論述模式,可以說,未趕上工業革命浪潮而發展卻猶自閉關鎖國、不問 世事的中國,在西方民族國家的認知裡,是經由「東方主義」的建構所呈現出來的 具有神秘、古老氣息卻又自大、落後且封閉守成的國家,而這套東方主義背後的目 的不是讓西方認識真正的中國,而是方便西方可以在最短最快的時間裡認識中國並 且思考如何與之接觸。所以當十八、九世紀積極的向海外擴張的新興西方民族國家 與中國接觸並且發現中國是一塊未經現代化開發的地區時,「東方巨龍」在西方人眼 中頓時成為一隻「肥羊」,於是種種壓迫和不平等接踵而至,而中國人的民族自尊與 民族自信在這個過程被不斷瓦解,遂引發其後一連串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 種種改革,並由此產生一種對西方又愛又恨的矛盾情解,一方面希冀藉由西方的幫 助和通過學習西方來幫助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另一方面又痛恨西方對中國在各方面 的宰制與侵略,破壞了中國千年來的優良傳統與文化,也因此,一種沒有殖民的受 殖心態因此而生。中國的「天朝」地位不保,對西方視為「蠻夷之邦」的傳統看法 也逐漸受到解構,中國以自己為核心的世界觀受到瓦解32,而瞭解自己是世界體系 中的一員,但卻是地大物博卻贏弱不振的一員,這對中國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也使 得中國民族信心受到挑戰,對「西方」侵略者形象的建構也就亦發鮮明。 這裡我們或許可以探討一下「西方印象」/「西方圖像」的建構與形成,這是相 對於中國/東方來說的,但是如果由西方的觀點來看,西方的「內涵」也不是鐵板一 塊,不是既定的而是建構的,十八、九世紀的西方勢力是以歐陸(英、法、義、奧、 德)等國為主體,但到了二十世紀經過兩次大戰的洗禮,美國的勢力取代了歐陸而 32 鄒讜在提到中國在面臨自我認同/建構的「全面危機」(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時認為,危機的 產生有三個原因,其一便是中國在世界政治體系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以前的中國的帝國和皇權, 有一個以自身為核心的世界體系,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整個世界中的地位改變了,從一 個世界體系的核心和主宰,變成了另一個世界體系(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份子, 便成是被主宰、掌控的國家,具體的表現就是戰爭的失敗,參見鄒讜,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從宏觀 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50-51。
成為中國/東方眼中的西方霸權的代表,所以,西方霸權的存在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 的狀態,它是一個歷史下的產物,是一個通過武力並且結合政治、經濟和知識論述 力量而產生的歷史產物33,這可以說是非西方對西方一種化約式的建構。這種建構 如同西方建構東方一般,都是通過以現實中的東西方互動實踐過程,逐漸建立起一 定程度的認知/觀念,再將這些認知/觀念通過具體的符號/印象建構或化約成明確清 晰的知識論述來完成的。 中國通過一套化約的西方建構將西方視為是一個「異己」的角色,而在在西方 眼中,中國畢竟是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大國,再加上歷史上曾出現的「黃禍」, 讓西方對中國的力量始終心存疑惑,所以西方一方面雖然將中國視為一個相當衰弱 的國家,但另一方面卻也擔心中國崛起/發展的可能,同樣也是一個「異己」。但一 直到民國肇興、歷經一戰、二戰乃至到中共建政之前,由於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外交 上的種種互動尚稱良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並未對中國顯現出敵意,但在 中共明確的宣示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才對中國 認知出現強烈的敵意。 順著這個邏輯,從二戰到冷戰結束,以西方國家為行動主體的國際體系其實也 經過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建構/解構的過程,「敵友關係」的認知也不停的轉換,終 於形成了現今「一超多強」的局面,而對國際政治體系的認知除了由最初的「多極」 到「兩極」再到「一超多強」,也增加了許多對非國家因素(跨國企業、NPO、NGO) 的重視與討論,這都是一種實踐所造成的認知改變。中國的西方印象和西方的中國/ 東方印象(在這裡我採用化約說法)也在這種過程中被不斷的轉換,特別是蘇聯解 體以後,意識型態的轉變讓蘇聯從西方眼中的軍事大國搖身一變成為貧窮落後的邦 聯國家,這也使得西方對蘇聯的印象不再充滿敵意,而將二戰以來馬克思/共產主義 的疑慮/敵意轉換到還高舉社會主義大纛且逐漸崛起成為世界強權之一的中國身上 34。 33 保羅.甘乃迪針對西方這五百年來民族國家的興起與其在軍事、經濟條件上強弱比較下所產生的 互動做過相當嚴謹的研究,同時也探討戰爭與民族國家的興起以及國際情勢的演變,是如何從歐陸 的多極強權轉向美國,並提出美國已經走向霸權下坡的警語,參見保羅.甘乃迪著,王保存、陳景 彪等譯,世界強權的興衰--公元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台北,風雲時代,民 78 年)。 34 閻學通認為,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從兩極走向多極化,中國、日本和德國都有可能成為新時代 的崛起勢力,而國際輿論何以特別對中國崛起最為關注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中國改革開放後 的經濟活力是日本和德國所不能比的。二是中國的綜合國力是俄羅斯、日本和德國所不能比的。三 是中國獨特的歷史傳統使得人們容易聯想到中國的崛起。見閻學通、王在邦、李忠誠、侯若石等編, 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43-46。
事實上,國際政治體系中的中國印象/圖像主要來自兩個部分,一是西方對中國 的想像/認知/建構,二是中國自我表現/宣傳的部分。前者正如「中國威脅論」、「中 國霸權論」、「中國即將崩潰」的論點,相當程度帶有西方對中國的負面認知或期待 在裡面,後者則是中國為了積極表現自己是和平大國的風範/身份所做出的努力,像 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與世界各國建立合作伙伴關係,在重要談話中強調維 護世界和平等作法,都是為了降低西方對它的疑慮。事實上,不管是中國威脅論或 是中國是和平的愛好者,在國際政治體系上都是一個「尚未存在」的事實,真正存 在的人們對她的認知程度,如果對中國的崛起心存疑慮而且懷有敵意,那中國的一 舉一動都會被視為是一種挑釁的行為,都可以被認知/解讀成具有威脅的意涵,但是 若相信中國會是一個可受國際制度規範且愛好和平的國家,則解讀/認知又自不同, 所以,「中國威脅論」的真正威脅並不是來自中國本身,而是來自那些對中國懷有敵 意的國家,這一點也正是建構主義所強調的認知的形成對國際體系建構的影響。 國際關係體系除了現實和自由主義兩大流派外,另一個具說服力分析世界體系 結構的論述當推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了,然而華氏的觀點明顯是一種建構:核心--半邊陲--邊陲從來都不是地理上實際存在的界限/分野,而是通過華氏的想像/分析西 方與非西方的關係後形成一套論述,然後再獲得國際政治的多數行為者認可,而形 成一個可以用來描繪當今國際體系的世界圖像/體系。中國的自身形象與世界圖像的 建構也是同樣的道理,中國在十九世紀以前的世界觀/歷史觀是以自己為論述核心 的,著重的是中國與四鄰(東亞區域)的關係35,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四夷來歸」 的泱泱大國,「天朝」的觀念讓中國認為自己是世界的核心。然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 西方的船堅砲利打碎了中國的天朝夢,中國的世界觀論述核心便開始轉往西方,之 後似乎中國歷史的任何發展都與西方脫離不了關係,中國歷史無法以自己作為論述 主體而單獨存在,中國的世界觀再也無法單純的以自己為主體而只能將自己視為是 世界體系中處於被動情形的一員,甚至必須通過西方所建構的東方主義來認識自 己。然而在現今中國在重新走上大國地位的同時,自然會希望擺脫長久以來西方對 自己的形象與國際地位的建構,或是必須藉由西方的存在來凸顯建構自身歷史與世 界觀的窘境,重新讓建構自身歷史與世界觀/世界圖像的權力回歸到自己的身上,而 且是以和平的、不讓人擔憂的方式來進行建構。 建構主義的觀點同樣可以解釋中國在這些方面的努力,中國通過對傳統文化的 35 王正毅認為,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要分成兩大部分來看,一個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現實歷史進程, 另一個則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思想歷史進程,而在現實歷史進程方面,中國在 1800 年以前是以「朝 貢體系」和東亞世界產生聯繫,而在 1800 年到 1945 年之後則是以「條約關係」和西方世界互動。 參見王正毅,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318-342。
重新詮釋/建構來尋回/重建自己的民族信心36,在外交政策上展現自己的大國風範 37,以及在重要公開場合的談話以及諸如加入區域結盟或世界組織乃至修改黨章等 等的作為38,都是企圖影響國際對中國的認知態度,一旦這種認知形成,國際體系 對中國的崛起就不會視為是一種「威脅」了,這是一種由霍布斯式的文化向洛克或 康德文化所做的轉移,而中國在這種建構的過程中,事實上也一步步的擺脫受殖心 態而往解殖的方向過度,當中國的自我認同/形象和世界圖像建構完成的同時,也是 中國徹底擺脫後殖民心態的時候。 六、結語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便陷入了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矛盾中,並且在這種矛 盾中產生了對西方愛恨交纏的後殖民心態,然而隨著中國國力的日漸強盛,中國開 36這可以以中國海外學者杜維明提倡的「新儒學」為代表,學者德理克認為,儒學的重新崛起是具有 歷史背景和時代意義的。西方韋伯主義暗示,中國如果想要發展資本主義或者實現現代化,就必須 拋棄儒學,而在近代西化思潮/價值影響下,儒學一直被當成是陳舊的思想,八0年代以後儒學伴隨 著經濟、社會與政治狀況的轉折。一夜之間突然改變的不是儒學的內容,而是對這一內容在現代化 問題上的評價,再如杜維明等人的鼓吹下,一直被視為中國現代化道路上頑固障礙的儒學,洋身一 遍成為現代化的一股力量,供別國爭相仿效。儒學的復興與大討論是在新的歷史形式發展起來的, 後毛時期中共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型態出現了危機,而中國文化區(Sinic area)中東亞經濟的突飛猛 進,使得全球盡皆關注這一出現經濟奇蹟的地區,這就中國而言,是邊緣接管了中心,紅色中國開 始對周邊社群的精義成功起而仿效,這些周邊社群則稱儒學乃發展之源,從而大大的推動了美國對 儒學的關注,一時儒學成為學者、大眾、跨國公司經營者,人人爭說儒學,東亞社群也因為經濟成 功而得以自信的維持自己的儒學背景,其後更將之做為自身的特色所在,這種儒學帶動經濟的說法 一方面是對西方中心主義下的經濟發展理論的一種反抗,另一方面也是對資本主義發展危機的一種 對照。然而也有人將這種新儒學的發展當成是一種中國「新保守主義」的出現,羅曉南整理一些學 者的看法指出,九0年代的「中國文化復興」或「國學復興」的「國學熱」,意味著西方中心的衰頹, 繼之而起的是一種同時能繼承並超越過去之古典性(華夏中心)及「現代性」知識型話語/論述的「中 華文化」的興起,但這種華夏中心主義所形成的「新國學」是一種「新保守主義」的表徵,反而是 落入了認同西方霸權主義要中國文化「走不出去」的陷阱。參見阿里夫•德裡克著,王寧等譯,後 革命氛圍,(北京,中國社科院出版社,1999 年),頁 232-233﹔羅曉南,「九0年代『反西化思潮』 理論探源,從『後學』的爭論談起」,東亞季刊,第 31 卷第 4 期,民 89 年 10 月,頁 5-28。 37 威廉姆•卡拉漢認為,本質上,外交政策就是處理與他者的關係並理解他者的問題,在這樣做的 過程中不斷的建構自我,他並且使用建構主義的觀點,來分析/解構在文明框架形成的大中華和東亞 區域政治的含意。見威廉姆•卡拉漢(W.A.Callahan),「文明與跨國關係--中國外交政策及其認同的 一種建構主義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 年第 12 期,頁 76-80。 38 如中共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和平理念,推動新安全觀,積極與其他國家建立伙伴關係,加入「東 南亞國協」及「東亞區域論壇」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都可視為是中共向要藉由融入世界體系 來改變/塑造自己於他國眼中的形象,建構自身的大國風範。另外中共於 2002 年 11 月 14 日通過「十 六大」黨章的修訂,在總綱第一段和其後各篇,都可見江澤民「三個代表」的影子,而三個代表其 實強調的其實也就是以中國為主體的生產力、文化、人民利益的發展模式。而在第一章黨員中,「十 六大」的黨章新增加了「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份子」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一般認為這是為私 營企業加入黨的合法性做出解套。參見邱坤玄,前引文﹔吳福寶,中共對外建立「夥伴關係」之研 究,(台北,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89 年),頁 18﹔中共十六大修訂的黨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