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的政治思想與實踐 - 政大學術集成

全文

(1)立. 政治大. ‧. ‧ 國. 學 Li Dazhao. n. al. er. io. sit. y. Nat. The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Ch. engchi. i n U. v. 研究生：陳進傑撰中華民國一○二年一月.

(2)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3) 謝. 誌. 還記得那日夜裡，杵在行政大樓旁候車亭的我，手中拿著剛通過不久的研究計畫，一邊煩惱著何時才能完成畢業論文。會如此擔心亦有原因，當時的我不僅還在政大修習日本研究碩士學分學程，同時又應尚志師之邀，回母校新北市清水高中任教一年。在這段一枝蠟燭多頭燒的日子，想想還是最適合用「刻骨銘心」四個字來加以形容了。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時常常在圖書館待到閉館，深夜獨自一人回家的生活；還有因壓力和作息不正常導致身體免疫系統變差，而攬上一身「皮蛇」的痛苦。可喜的是，寫作論文前前後後雖長達一年又七個月，但總算憑著執著和毅力，還有親友師長們的加油打氣熬了過來。. 政治大. 首先，要感謝我所上的指導教授，關向光師。全篇論文約二十三萬餘字，關師從頭至尾一字不漏的仔細閱讀，並糾正不少書寫錯誤，學生從中實在獲益良多。尤其是關師傳授的論文寫作十六字訣，更是一輩子受用不盡的財富。. 立. ‧ 國. 學. 其次，還要感謝擔任口委的王遠義師和克思明師。在大綱初審和論文口試中，. ‧. 王遠義師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觀點和修改意見，使學生對李大釗的研究有了更清楚而. io. sit. y. Nat. 深入的認識；而克思明師在口試過程中對於學生努力的肯定，則是學生最好的回饋。正所謂「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個人深切期望能以此論文作為檢討和改進的契機，作為往後人生學習道路上穩固的基石。. n. al. er. 在東亞所待了近四年半的漫長時間，感受到的是許多來自師長們的關愛。寇健. i n U. v. 文師對於教學的熱誠和學生的照顧，常使學生感懷於心；關向光師長年專於中共黨史的研究與教學，在所上開設的「大躍進專題研究」課程未能修得，則是令學生引為憾事；李英明師的研究方法課程條理分明、邏輯清晰，時時讓學生在速抄筆記之餘，歎為觀止。而每當一回到所辦，又總是能見到笑臉迎人的張姐，讓東亞所更是. Ch. engchi. 倍加溫暖。此外，還要謝謝伴我走過研究所人生的同學和朋友，在政大無數的角落，都曾有與你們相處的美好回憶，使得生命更增添豐富的色彩，在此就不一一具名。書寫至此，一想到要暫別政大，最思念的莫過於是走在冬陽下的楓香步道，還有欣賞後山宿舍區四處綻放的山櫻花了。最後，要感激的是我的父親陳坤仁先生和母親彭明玉女士。如果沒有你們生我、養我、栽培我，就不會有今日這本論文的誕生。我願以此書敬獻二老，報答您們多年的養育之恩。. 2013 年 2 月 3 日陳進傑于板橋家居書齋.


(5) 【論文提要】. 李大釗（1889-1927）是民國初年重要的政論家和五四時期的青年導師，同時也是中國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人物和中共成立後的北方革命領袖。西方和日本學界很早便注意到李氏在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意涵；相對地，自中共建政以來，由. 政治大. 於受到革命史觀和政治因素影響，以致長期對於李的歷史認識和評價晦暗不明。直到 70 年代末進入改革開放，中共在政、經方面的控制逐步鬆綁之後才有所改善，近年因而出現「李大釗熱」的研究現象。. 立. ‧ 國. 學. （critical case）觀察其政治深入研究李大釗的意義在於，以李作為「關鍵個案」. ‧. 思想的內涵變化，不僅有助於說明五四知識分子如何從自由主義民主轉向社會主義. al. er. io. sit. y. Nat. 革命的思想過程；透過與同時期重要人物的思想比較，亦能闡明李氏在中國革命史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它突破了過去以毛澤東為中心的單一黨史觀，使得中國共產革命有了更多元的面貌。基於此，本論文綜合了中外研究成果，縱述李大釗一生政治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並藉由李氏勾畫出早期中共在北方革命的圖像。全文一開. n. 始先是介紹李大釗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又透過歷史事件和相關文獻的分析，主要回答李氏如何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及為落實其政治理想的實踐過程。根據研究發現，李大釗政治思想的變化，除了受到歐戰和十月革命等外來因素影響，來自中國及其自身的內在因素也是重要的變因。尤其必須注意的是，李氏政治思想的來源，並非全是被動地接受外來思想，而是透過詮釋中國問題以「選擇」其思想內涵，進. Ch. engchi. i n U. v. 而提出相關的解決方案，其中蘊含個人的意志濃厚。這一點，在其後北方共產革命的過程亦有充分展現。中共成立之後，即使李大釗亦不免受到共產國際方針的外在制約，但其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發揮的互助與調和策略，使得李於現代中國革命者的序列當中，能夠介於陳獨秀與孫中山之間，而成為具有獨特、重要作用的中介者。. 關鍵詞：李大釗、民初政治、民彝思想、青春、調和、五四社會思潮、互助、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革命.


(7) 【目次】第一章. 緒. 論. 1.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二、文獻回顧與檢討 3. 立. 政治大. 三、研究途徑、方法與架構 9. 早期的生活背景和教育歷程從士人教養到西學教育 13. 第三節. 因自視缺然，負笈日本 43. al. n. 第三章. io. 以法政為志，救國為業 24. Ch. engchi. 民主憲政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第一節. 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國化 57. 第二節. 民族與國家的青春哲學 70. 第三節. 政治和社會矛盾的調和 81. 第四章. sit. y. Nat. 第二節. er. 第一節. 13. ‧. ‧ 國. 學. 第二章. 社會主義思想的醞釀到成熟. 57. 97. 第一節.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根源 97. 第二節. 社會主義思想上的發展 110. 第三節. 李氏馬克思主義的形成 136. i n U. v.

(8) 第五章. 在北方共產革命運動的實踐. 161. 第一節中共在北京的組織過程 161 第二節. 中共組織的聯合與鬥爭 174. 第三節. 國民革命的經過到犧牲 197. 第六章. 結. 論. 221. 附錄一：中國鐵路分布圖（1879-1948）. 231. 政治大附錄二：1930 年代前期的河北省 232 立. ‧ 國. 學. 235. ‧. io. sit. y. Nat. n. al. er. 徵引書目. Ch. engchi. i n U. v.

(9)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知識分子通常是引領國家、社會方向的重要角色。由於知識分子受過良好教育，有高度的知識學養，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社會皆有著深切的人文關懷。一如歐洲中古時期的基督教士（priest），不僅擔負延續西方文明. 政治大. 的重責大任，對王權政治亦有強大影響力，而且還是一般民眾信仰生活的導師。在. 立. 中國文化中，則有自周封建時代結束後逐漸形成的「士」階層。中國傳統士人常抱. ‧ 國. 學. 有「澄清天下之志」，以「明道救世」為目的，甚至形成以儒家學術和政治理想為主流的「道統」，與帝王權勢的「政統」互相抗衡，以期將國家導入正軌。. ‧. 但自近代歷經法國、俄國、中國三大革命之後，隨著現代化的加速進展，不論中西，上述傳統的「先知型」知識分子已有漸趨隱晦之勢，在二十世紀中葉取而代. Nat. sit. y. 之的則是出現愈來愈多的「專業技術型」知識分子。雖然在這分工愈趨精細的時代，. al. er. io. 後者能以其專業和技術貢獻於社會，然而相較於前者，他們卻沒有足夠的人文通識，欠缺對國家、社會整體架構的安排和省察的能力。1吾人以為，作為現代知識分子，. n. v i n Ch 事有「專精」固然重要，但那至多僅能獨善其身；若要達到傳統知識分子皆嚮往那 engchi U 兼善天下的大同理想，那麼必然要具備有超越性的道德關懷以及對於人間事物的「通達」觀點。基於此，本論文的初始動機即希望透過歷史人物的研究，闡發知識分子的本義，期許當代知識分子能重拾對於國家社會遠大的政治理想抱負。 1919 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重要的轉型期，雖然中國自 1905 年廢除科舉，中國傳統的「士」階層在名義上已然消失，但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都仍接受過傳統的儒學教育，所以即便在內憂外患以及新舊思想交雜的矛盾之下，他們仍能夠「以天下為己任」，思考救亡圖存的辦法。在五四中國的遽變中，因而出現許多有名的思想人物，其中李大釗值得吾人注意。李氏生於 1889 年，卒於 1927 年，. 1. 張灝，〈世界人文傳統中的軸心時代〉，載於張灝，《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2004 年），頁 24。.

(10) 其生存年代跨越「中國歷史未有之一變」，歷經清末立憲改革、辛亥革命、反袁運動、五四運動、中共建黨、第一次國共合作等等重大歷史事件，透過研究李大釗可以瞭解這一段波折的歷史發展情形。另一方面，與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相較，李大釗政治思想的變化不僅獨特，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謂的政治思想，其初衷是來自對於人間秩序一種合理化的安排。首先，李大釗最初即不滿於清末專制的腐敗，於是從立憲轉向支持革命。當辛亥革命成功，李氏冀望於西方的民主議會制度，能夠建立一個自由、獨立的新中國。然而，又因為對軍閥政治的失望以及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李大釗最終走向了激進的社會主義，成為中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前後不過短短十餘年的時間，李大釗的政治思想卻已歷經三變，可謂獨特。其次，在近現代中國激進與保守思想的發展過. 政治大. 程，基本上由於沒有政治「現狀」可守，當時保守主義很難有立足點，於是只能倒. 立. 2. 向激進的。在眾多趨於激進主義的知識分子當中，李大釗選擇艱澀的馬克思主義作. ‧ 國. 學. 為信仰，顯然是其中少數的異類，但由於李氏自保守走向激進而完整的思想變化，實可充分表現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心境轉變，因而有其代表性。. ‧. 雖然李大釗及其政治思想所呈現的歷史意涵相當豐富，但卻由於諸多因素，使得李大釗的研究長期以來被史學界有意地忽略。自從蔣介石「清黨」之後，在國民. y. Nat. sit. 黨的歷史書寫中往往將五四的青年領袖李大釗，描寫成一悲劇人物或是陰謀家。直. al. er. io. 到國民政府遷台到了現在，同樣是中共創黨元老的陳獨秀，相關的研究學位論文共. v i n Ch 東在黨內的得勢，一部遵從毛「正確路線」的中共黨史遂逐漸形成。因而如何書寫、 engchi U n. 計 10 篇。相較之下，名氣不比陳的李大釗則僅有 3 篇。3至於中共方面，由於毛澤. 評價毛的先輩李大釗，便成為一棘手的「政治」問題，而非僅僅是「學術」問題。. 一直要到中國改革開放後，雖因中共對創黨歷史的重視，出現一股「李大釗熱」的研究現象，然而其中有許多研究仍難逃「革命史觀」的論述。所謂「革命史觀」即是指以革命功績來衡量歷史人物的地位，它主要是為政治而服務，所以李大釗在中共官方的論述中便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具有獨到的歷史遠見，識破中國未來必然走向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其中曲折的細節往往容易被刻意隱晦。 2. 詳見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載於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1 年），頁 210。 3 三篇論文依年代序為：馬建白，《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台北：中國文化學院大陸問題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年）；宋教瑛，《中共建黨前知識份子思想探源（1915-1921）─論陳獨秀、李大釗思想之轉變》（台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林秋志，《李大釗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

(11) 五四精神早已強調「學術」須獨立於「政治」，而如今走出威權體制的民主台灣，已漸能擺脫過去單一的黨國觀念，學習從一個超然的學術立場來重新省視整個中國現代史，因此有利於對李大釗的研究。相較於前述中共的「革命史觀」，本論文的思考前提在於：沒有一個人天生就背負革命家的使命，李大釗亦然。吾人希望能從李大釗最初的思想出發，研究李當時生活的歷史背景與其個人與社會環境間的互動，分析其思想建構並觀察其政治實踐，以理解其政治思想的變化，說明李大釗由一名從事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者的過程。其中研究的核心問題是：第一，李大釗作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新舊時代的交替下，是如何成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二，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又是如何策劃中國革命的藍圖並予以實踐？透過分析李氏文章和相關的一手資料，本論文期許能夠回答上述問題，並透過. 政治大. 李大釗說明中共早期在北方發展革命的過程。. 立. ‧. ‧ 國. 學. 二、文獻回顧與檢討. 研究李大釗的思想，不可避免會帶出早期中共發展性質的問題，戰後西方的中. y. Nat. 國研究對此相當重視。如西方學者史華慈（B. I. Schwartz）和邁斯納（Maurice. sit. Meisner）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問題上皆有所探討。史華慈在中國思想史的研究. n. al. er. io. 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受到 1949 年後「新中國」和美國關係急凍的局勢影響，史氏最. i n U. v. 初的研究關懷即在於共產中國究竟是如何興起的；而邁斯納對於 1949 年後共產中國. Ch. engchi. 的研究，如其名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所散發出的學術光芒，似乎掩蓋了他曾經研究過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起源的貢獻。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問題，史華慈回顧李大釗和陳獨秀二人的思想內涵，認為他們都是在反傳統的基礎上吸收西方外來的進步思想。然而，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說明，共產革命只會發生在那些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顯然無法適用於當時中國的國情。即使李大釗於 1918 年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震撼，是中國第一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但他還不能算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史氏看來，馬克思主義真正進入到中國，最先是俄國十月革命給與了中國啟示，以及隨後共產國際顧問將馬列主義中革命組織的原理帶入中國而展開的。4 4. 史華慈（Schwartz）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頁 1~21。.

(12) 相較於史華慈，邁斯納將焦點放在李大釗和中國馬克思主義起源的問題。邁氏筆下的李大釗早年並無自成體系的政治哲學，李氏大都是在日本留學時期，間接吸收到許多西方政治思想，逐漸形成李在中國實踐民主立憲的思想。當李大釗自日本歸國後，隨即讓湯化龍延入有保守傾向的進步黨工作。然而民初政黨政治的混亂以及軍閥對政治的干預，不禁讓李氏失望，轉而選擇盧梭式的社會民主與群眾意志，並否定了個人的極端自由。5 邁氏更進一步分析，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初，馬克思主義並沒有馬上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迴響，6直到李大釗於 1918 年 7 月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才開始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意義提出正面評價。李氏在文中說明，俄國十月革命代表了世界進步的浪潮，這個浪潮將會席捲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到五四事件之後，7中國知. 政治大. 識分子分別成立許多社會團體，參與者有許多是後來的中共領導人。如當時李大釗. 立. 也在北京和天津地區，和他的學生張國燾和鄧中夏進行社會啟蒙運動。李氏真正接. ‧ 國. 學. 觸到俄國共產黨員也是在這一時期。根據俄方資料，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Г. Н. Войтинский）到中國協助中共建黨之前，Muller 和 Bortman 兩位俄共黨員已於此時. ‧. 和李大釗在北方接觸，並加以協助。8. 比較史華慈和邁斯納二人的研究，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加強了「十月革命」和「中. y. Nat. sit. 共建黨」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並強調共產國際在其中的指導作用。9中共成立的歷. al. er. io. 史在如此既定的敘事背景下產生，便沒有其他解釋的迴旋空間，而李大釗在其中所. n. v i n Ch 在接下來西方的研究世代，德里克（Arif e n g Dirlik）乃站在批判前者研究取向的立 chi U. 扮演的角色，自然也就容易被弱化。. 場，進行中國共產主義起源的研究。德氏雖也認同「俄國革命」和「共產國際」兩者是中國共產革命起源的重要因素，然而他更關注當時中國思想界中的無政府主義及其在中國共產主義思想形成中所造成的影響。易言之，中國的共產主義是以五四時期的激進思潮為基礎而展開的，李大釗在其中便成為主動而積極的思想媒介。. 5.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1-34. 6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p. 61-63. 7 「五四事件」是指 1918 年 5 月 4 日，中國因抗議巴黎和會對山東問題的處理態度而引發的學生愛國運動。而「五四運動」的概念，則涵蓋自民初以《新青年》的創刊為契機在北京發展而成的新文化運動，以及隨後的愛國運動；此後一直要到《新青年》編輯部轉移到上海，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主的刊物為止。 8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 115. 9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New York: Oxford Press, 1989）, p. 5..

(13) 德氏論述下的李大釗生活在內憂外患的五四中國，知識分子以為凡是有利救國的藥方皆可一試，於是當時思想界的混亂現象幾乎可以用「病急亂投醫」一語形容。德氏主張 1921 年之前的李大釗，並非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舉證李氏在〈階級鬥爭與互助〉一文中，甚至以俄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克魯泡特金（П. А. Кропоткин）的「互助論」（mutual aid），繞過馬克思主義對於革命暴力的論述，因此李氏馬克思主義乃建立在批判觀點之上。10與前人不同，德氏在此所要反省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布並非是完整地被中國知識分子無條件接受，然後中國就自然地走向共產革命；此處德氏強調要回歸到以「人」作為思想的主體，個人思想的建構具有自主，無政府主義思想在此也成為李大釗政治思想內涵的重要選項之一，甚的「選擇權」至成為日後李氏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但西方學者因其文化限制，多傾向從. 政治大. 外部視角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例子即是李大釗文章中屢談及的「互助」，其實更多. 立. 11 是在強調「同志間的相助」，而非德氏所認為無政府主義者的「互助論」意涵。. ‧ 國. 學. 較之西方，東方的中國研究則能以其文化優勢，從內部視角研究東方人的思想。以日本學者為例，早期後藤延子即對李大釗的思想有所研究，包括李氏的民主. ‧. 思想、東西文化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等。新一代的學者如石川禎浩及其所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歷經十餘年而完成。其中內容豐富，考證詳細，為五四運動到中. y. Nat. sit. 共一大之間的歷史提供了完整圖像。石川氏提出的重要觀點在於，中國的共產革命. n. al. er. io. 應從亞洲的範圍來考慮，中國、朝鮮和日本的共產黨幾乎是在同個時期成立，它們. v. 皆受到「十月革命」和「共產國際」的革命輸出影響，所以中共建黨並非偶然，而是亞洲整體的歷史脈動。. Ch. engchi. i n U. 石川氏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建黨前的必要條件，而日本正是亞洲馬克思主義宣傳的重要中心。12當時作為先進國的日本，由於對西學有系統的翻譯和介紹，使得日本成為留日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學的媒介。石川氏筆下的李大釗在留學日本期間，便曾接觸日本社會主義者的激進思想；此外李氏的時空觀和文明觀，還受到日本文明評論家茅原華山的影響，這在李的其後著作中都有跡可循。當李大釗歸國. 10.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pp. 51-52.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載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台北），第 13 卷，第 4 期， 2001 年，頁 486，註 3。 12 當時恐怕毛澤東也知道，在中共建黨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主要是以日本為中介的。詳見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序章〉頁 6。原書見石川禎浩，《中国共產党成立史》（東京：岩波書店，2001 年），頁 8~9。 11.

(14) 之後，其早稻田大學的學友陳溥賢，13即在北京《晨報副刊》刊登許多轉譯自日本且較有深度的馬克思主義文章，甚至被其他報刊爭相轉載，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貢獻甚大。14綜上所述，日本學者對李大釗的研究，除了直探李氏的思想世界，更著墨於李氏思想中來自日本的因素。中國學者早年對李大釗的研究觀點，受其革命傳統的限制甚大。中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萌芽自 1930 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其後中共史學家經過馬克思主義的訓練，學會運用唯物史觀和歷史的五個階段論來解釋中國歷史的發展。此舉不但將西方歷史所經驗過的現代化過程套用到中國的場域，在現實意義上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革命路線提供了理論指導。其後學者對其進行審視和批判，指出中共自建政以來，其史學即帶有一種「厚今薄古」的特徵，他們強調歷史必須為無產階級的利. 政治大. 益服務，此即是為政治而服務。此外，中共史學還必須符合「黨性原則」，歷史書寫. 立. 必須滿足黨的利益，而不能違背黨的意旨。. 15. ‧ 國. 學. 中共以馬克思主義觀點處理中國歷史的書寫，除了有濃厚的政治意涵，其中人類社會進化的階段論，正是五四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西方「現代化敘事」的極致表. ‧. 現。若無反省此研究觀點的預設立場，便容易將李大釗置入現代化敘事的框架。在其中，李大釗將成為五四時期引進外來新思想的重要人物，對於中國的現代化有強. y. Nat. al. er. io. 他將僅是在西方思想浪潮下扮演協力的角色。. sit. 大的推進作用。但如此的歷史詮釋，忽視了李大釗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主動性，. n. v i n Ch 批評，更透露出「革命史敘事」的基礎架構。中共在意識形態鬥爭的年代，長久以 engchi U. 此外，中共在黨史的研究領域中，對於「黨史人物所持政治路線是否正確」的. 來未能給予李大釗在政治上的定性和評價，其中自有原故。然而從 90 年代始，李大. 釗的創黨地位先後被江澤民、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公開肯定，引起黨史界對李大釗研究的旋風。如今李大釗在黨的革命敘事中，不但成為中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預知中國未來必然會走向共產世界。如此看來，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所構築的烏托邦的理解，僅僅是作為「先知」的角色，而不是從「未知」到「已知」的發展。換言之，在唯物史觀下的歷史發展已然受到限制，便是由下層經濟結構的變化，. 13. 陳溥賢，筆名淵泉。王遠義教授認為應該將「溥」更正為「博」。參見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 487，註 4。 14 石川禎浩著，王捷譯，田子渝校，〈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思想與茅原華山、陳溥賢〉，《文史哲》（濟南），第 5 期，1993，頁 12~19。 15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台北：時報文化，1979 年），頁 11~13。.

(15) 影響到上層建築的政治體制的過程。其中沒有人為作用，吾人僅能觀察李大釗的先見之明，而無法探知李氏是如何詮釋馬克思主義，以適用到中國共產革命的過程。當然，自始也有部分中國史家對馬克思主義史學有所反省。他們肯定中國長久以來的史學傳統，客觀運用西方的史學方法，相信歷史學追求的最高價值是「真」， 16 而非對抽象歷史規律的追求，或是將歷史用作「資治」的工具。尤其到中國改革開. 放之後，思想相對自由，經過方法論的省思，摒棄以論代史的寫作風格，中共學者對李大釗進行不少的考證工作，包括李氏的出生年月、17曾居於北京的住所、相關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時間；此外還包括關於李大釗的史料彙編，如張靜如的《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以及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出版的《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等等，成為研究李大釗的重要參考資料，這些基礎工作皆有助於還原李大釗的歷史真相。. 政治大. 對考證著力甚深的朱成甲，其著作《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運用厚實的. 立. 史料，成功地擺脫李大釗徹頭徹尾是一個共產革命者的形象。文中對李氏的生活年. ‧ 國. 學. 代有深入的了解，並以歷史環境襯托出人物價值。在朱氏筆下的李大釗，其思想轉變是由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變遷過程，他接受了李大釗早期的「反動」思想，走. ‧. 出過去易於扭曲史實的革命敘事立場，因此有利於對中共創黨領袖早期的思想淵源進行探索。其後學者對李大釗思想則有進一步的專題分析，如晉榮東對李大釗哲學. y. Nat. sit. 的研究，18以及胡漢全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研究李大釗，19這些後起研究從不同的觀點. al. er. io. 切入，並建立在史實基礎上，使吾人對李大釗能有更多元的認識。. n. v i n Ch 學教育進行發揮，說明李氏的儒家思想轉移到共產主義思想的三條路徑：以大同思 engchi U. 隨著中共日益重視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呂明灼則從李大釗早年所受的傳統儒. 想發展成共產主義思想，從仁愛思想發展成社會主義道德，由民本思想發展成無產. 階級民主。20雖然這篇文字具有現實目的，是自十年文革浩劫後，重新強調儒家文化是中國的代表文化；但此也說明了思想變遷的重要性質，因隨著時間的推移，思想的變遷應具有前後的連續性，而非斷裂、頓悟式的，它同時也提供以傳統儒家思想的視角來探討李大釗的政治思想。至於台灣方面，關於李大釗最早的研究是在 1979 年，當時兩岸關係仍舊處於國 16. 楊念群，《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序章〉，頁 4。 17 朱成甲，《李大釗早期思想與近代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6。 18 晉榮東，《李大釗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9 吳漢全，《李大釗與中國現代學術》（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20 呂明灼，〈李大釗對儒家理想社會觀的繼承與創新〉，《文史哲》（濟南），第 5 期，2000 年。頁 93~99。.

(16) 共鬥爭，馬建白的碩士論文《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即在此歷史背景下完成，其中雖能將李大釗放到當時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來看，然而其文卻將李氏定位為一個「犯了錯」的人物，「其歷史就是一個民初知識分子的悲劇史，待其死後還產生了更大的悲劇。」如在國共鬥爭的政治框架下，將無法客觀認識李大釗的思想。其後 1985 年，宋教瑛的碩論《中共建黨前知識份子思想探源（1915-1921）─論陳獨秀、李大釗思想之轉變》，作者以政治文化的概念探討陳獨秀和李大釗思想的轉變。政治文化不同於政治思想，文化表現的是一個可觀察到的現象，包含對政治的主觀認知、行為、活動，而政治思想則是指隱藏在政治文化背後的思想體系。換言之，從該文雖可見到李大釗外觀的政治取向，但卻無法深入理解李氏政治思想的結構變化。近期研究李大釗的碩論，是 2000 年由林秋志所撰的《李大釗馬克思主義史學研. 政治大. 究》，該文主述李氏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及唯物史觀，其中僅用一章探討李大釗的早期. 立. 思想發展，但史學觀念和政治思想無法斷然劃分，所以亦不能輕易忽視，因馬克思. ‧ 國. 學. 的「唯物史觀」更直接影響到李大釗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選擇。此外，近來值得注意的是王遠義師研究〈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的單篇論文，其中參考中外前人. ‧. 重要的相關研究成果，認為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超越」（或誤解）了馬克思，並提出了一個適用於中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21該篇論文使得台灣史學界能夠和李大. y. Nat. sit. 釗研究的學術接軌，並闡發李氏思想研究的價值。但有鑑於台灣對李大釗的政治思. al. er. io. 想和實踐仍未有完整的認識，竊以為此乃一塊相當值得耕耘的學術園地，有進行整. n. v i n Ch 總體而言，中外學者對李大釗研究的關注焦點，仍然放在李氏如何成為馬克思 engchi U. 理研究的必要。. 主義者的過程。這個問題的歷史意義在於，中國知識分子為了建立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在方法上是如何進行認識和選擇的。五四時期，西方新思想不斷引進，在各思潮團體間彼此競爭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又是如何被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和重新詮釋的。李大釗作為中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吾人能透過對李氏的研究來理解這段論爭過程，也能觀察到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特徵。在理解問題的意義和重要性的同時，必須對中西學者的相關研究提出質問。在新的研究起點上，首先必須避免隱藏在研究者身後的大敘事立場；它所反映的問題在於，研究者自身受到文化環境影響而無法擺脫的思考前提。其次，對於中共創黨前後的歷史論述，要儘量能提出中國本位的觀點。過往研究過於偏重西方外來因素 21.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頁 477~513。.

(17) 的影響，尤其是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革命的介入被視為決定性的因素，如此便容易忽略了另一條由中國激進主義分子在五四運動前後所領導政治活動的歷史線索，及其和中國共產革命起源的關係，如能重新省視李大釗的研究，無疑對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能夠提出新觀點。再者，要重新看待極端的「文化本質論」問題。此論認為中西文化兩者沒有共通性，是完全相異的兩個實體，因此它認為東西文明在近代的文化接觸沒有溝通和交流的可能，如此自然會給中國一種神祕且滑稽的印象。22在李大釗研究上應突破文化本質論，強調中西文化具有共通性，如此才能對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內在思想過程，有更清楚的認識。雖然前人已闡明李大釗的歷史角色和作用，但建立在對上述問題的反省，撰者期望能將李大釗的思想轉變過程作一整體的觀察和分析，將李氏的思想變遷分作三. 政治大. 個階段觀察：第一，為接受中國傳統儒學教育的階段；第二，是吸收西學後轉而信. 立. 仰自由主義，並應用在政治上的階段；第三，則是蛻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並實踐. ‧ 國. 學. 其政治理想的階段。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是希望能以「人」為中心的生命史研究觀點，強調李大釗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 sit. y. Nat. 三、研究途徑、方法與架構. n. al. er. io. 受到 19 世紀孔德（Comte）實證主義的間接影響，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i n U. v. Ranke）說明歷史是一門有「系統求知」的科學。231903 年英國劍橋史家比瑞（J. B.. Ch. engchi. Bury）更直言：「歷史是科學，不少也不多。」24但到了後現代，當歷史學界對「絕對主義」的實證論有所懷疑並進行檢討之後，吾人則更傾向於相信科學的性質是一種「相對主義」，尤其是在人文學科領域。這也就是美國科學哲學家孔恩（T. S. Kuhn）曾提出的概念，學術研究的方法論也有屬於它的歷史，當它受到外在環境刺激，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便會產生典範轉移。25或許吾人不必相信處於極端的後現代主義 22. 柯文（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 2005 年），頁 262。 23 詳見汪榮祖，《史學九章》（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頁 60。 24 原文出自 J. B. Bury,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augural lecture of January 1903. 轉引自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9 年），頁 370。 25 「在一套規則指導下進行的遊戲，無意中產生了某些新東西，為了消化這些新東西就需要精心製作另一套規則。當這些新東西成為科學的組成部分之後，科學事業，至少是這些新東西所在之特殊領域的那些專家們的事業，就再也不會與以往相同了。」引自孔恩（T. S. Kuhn）著，金吾倫、胡新和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48。.

(18) 者，及其所宣稱的歷史虛無主義；但不可否認的是，後現代主義為吾人找到歷史研究的新典範。撰者以為，歷史研究就像是三稜鏡一般，它必須觀照到三個方面才能算是好的歷史研究。第一，歷史具有科學性。史家收集史料，運用科學方法分析，進而產生對歷史的理解，它是有根據而非想像的。第二，歷史又涵有藝術的成分。藝術強調的是史學作品的可讀性，同時它還帶有個人的主觀意念，而主觀性正是歷史研究常被批評的重點。史家在選取材料和產生論述的過程當中，難免會有個人喜好和文化因素，但基於「文化相對主義」觀點，如能接受多元的歷史觀以相互參照，反而恰能呈現歷史的真相。第三，歷史研究具有對現代的啟發意義。正如義大利史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所言：「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26歷史研究者生活. 政治大. 的時代背景，往往為他們提供了研究的興趣和關懷，正因為歷史研究關注於當代課. 立. 題，才能夠引起社會的共鳴。. ‧ 國. 學. 相較於西方學者的中國研究，本文的研究策略則期望從中國的角度探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布的相關問題；李大釗因在其中扮演積極角色，因而成為此問題的阿. ‧. 基里斯之腱（Achilles' Heel）。但是，如研究李大釗的個人生命史，史學工作者仍必須事先拋開李氏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起源的關聯，以避免預設立場。. y. Nat. sit. 對於歷史人物的研究，本文強調「個人」與「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分析。個. al. er. io. 人行為乃是受到社會環境刺激所造成的反應；而個人的社會反應，又同時會反過來. n. v i n Ch 如李大釗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必然會面臨該時代獨有的政治難題；並依據其個人的 engchi U. 影響到社會環境；所以「個人」與「社會環境」兩者是循環互動且相生相成的關係。. 政治思想，提出相關難題的解決辦法。而在難題解決的過程當中，李氏亦不斷地調整其思想和策略以適應時代環境，這就造就了個人思想變遷的過程。研究歷史人物. 必須要考慮到，個人是緊緊地被「鑲嵌」（embedded）於其生存時代的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則說明當時的政治狀況、經濟條件以及社會集體意識等等環節，彼此相互交扣且相互影響的狀態。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透過李大釗相關文獻的分析，梳理出李氏政治思想變遷的過程。為了能正確解讀文獻，首先必須清楚理解民國前後內政和外交方面的重大歷史事件，並將李大釗置入該時代的歷史脈絡來觀察。如此. 26. 詳見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著，安思利（Douglas Ainisilie）英譯，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2。.

(19) 從李氏的政論文字中，便可見到當時的政治議題，以及當時人的時代意見。這雖僅是對一個民初菁英分子的研究，但卻能側觀五四前後思想界的狀況，並同時了解民國初期歷史發展的梗概。其次，解讀李大釗文字務求入情入理。為能夠對李大釗進行「同情的理解」，撰者也選擇在生活中關懷台灣社會的重大議題，因而可以體會到李大釗在國難當前，那種憂國憂民的複雜心緒。若能如此，對李大釗的文字自能達到心領神會。一個有新意的歷史研究，必然奠基於史料的廣泛閱讀之上。本文使用的史料，是以 2006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李大釗全集》為主。《全集》當中搜羅了李氏在各報章發表的政論文字，以及未刊的書信、詩詞、布告等等，是目前最為完整的版本。將李大釗在不同時期所發表的政論文章依照時序編排，大致可以明白其思想變化的. 政治大. 時間縱線。為避免侷促一隅，在其他材料的選擇上，李大釗曾經待過的相關報刊社，. 立. 例如章士釗在日本創刊的《甲寅》，或是由湯化龍主持的進步黨報紙《晨鐘報》等，. ‧ 國. 學. 其中文章也相當值得參考。透過同時期的時論文字，則可在時間的橫斷面上了解該時代整體的思想環境，和不同於李大釗的其他思想意見。此外，為與其他五四人物. ‧. 進行思想比較，如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年譜、文集，也是重要的參考資料。在闡明李大釗政治思想變遷的同時，將李氏和同時代重要人物的政治思想進行. y. Nat. sit. 比較，也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作；因為透過思想比較，才能知道同時代人物思想的. al. er. io. 共通性和該人物思想的獨特性。而在思想比較之前，撰者以為政治思想的結構可以. n. v i n Ch 的差別為例。第二個層次是自宇宙觀延伸出的價值觀，屬於思想的中層，可以儒家 engchi U. 分作三個層次討論。第一個層次是宇宙觀的部分，屬於思想的內核，可以中西文化. 思想、民主思想或社會主義為例，此處也是政治思想比較的重點，為何李大釗會從民主思想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有些人則否，其中可能受到來自不同的內、外因素影響。第三個層次是思想的外圍，包括自價值觀延伸出的主張、方法或策略，是最容易比較出異同的地方，也是屬於思想的實踐層面，如李氏從擁袁到反袁的過程。比較思想的目的，是希望能突顯李大釗的政治思想在同時代人中的特殊之處，彰顯李大釗人物的歷史特色，這是本文所期望能夠達到的目標。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分為緒論、本文的二到五章以及結論六個部分。緒論著重在文獻回顧和研究方法，旨在說明撰者的研究關懷和問題意識。第二章主要介紹的是李大釗的求學經歷，包括李氏從傳統儒學教養到西式學堂教育，以及留學日本的過程，目的是要理解李大釗的知識背景，以便掌握李氏政治思想變遷的基礎。第三章.

(20) 指出李大釗在民初時期的民主憲政思想。在政治思想上，「民彝」觀念的提出，即是將西方民主中國化的思想工程，為的是要讓中國人易於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在政治實踐方面，李氏則主要希望透過西方民主議會實現中國的民主。第四章主要探討李大釗政治思想從自由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過程。由於來自內、外因素的影響，使得李大釗不得不放棄原有的議會民主觀，轉而投入到激進的社會運動，最終成為一馬克思主義者。第五章要說明的，是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的政治實踐活動。在中國革命理想與現實環境的兩難中，可見李大釗富有彈性的革命策略和政治手腕。最後的結論，則要總結各章內容，進而理解李大釗在中國現代史以及中共黨史中的歷史意義和具體作用。.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21) 研究歷史人物的早年思想有一定程度地困難，因為個人思想尚未成熟，沒有定型的內在架構可循；同時，研究人物思想的一手史料，包括個人的文字、書信也相對不足。如要呈現歷史人物思想的早期風貌，實有必要旁敲側擊。本文的研究對象李大釗是清末民初的歷史人物，為了找到李氏政治思想的起點，首先必須對清末政治和思想情況有大致的了解，才能明白李大釗政治思想來源的基礎。其次，李大釗. 政治大應將李大釗和同時代進步知識分子同樣放入西風東漸的歷史脈絡，觀察其政治思想立的西化轉向。當青年李大釗初步完成教育，具備基礎知識，便順著清末的立憲運動. 早年接受的中國傳統士人教育，對其日後思想發展亦有重要影響。必須注意的是，. ‧ 國. 學. 潮流，以法政為志，救國為業，從此踏上改革中國政治的艱辛道路。. ‧. 第一節. 從士人教養到西學教育. sit. y. Nat. io. er. 傳統中國的士人教養，是清末民初知識分子早年必經的教育過程，儒家教育對李大釗早年思想和價值觀的形成，至關重要。從李氏的文章即可發現，他對中國文. n. al. Ch. i n U. v. 化思想和歷史典故相當嫺熟。隨著西學大量湧入，清末亦開始重視西式教育，在教. engchi. 育制度的改革下，新式學堂紛紛建立起來；更重要的是，1905 年科舉制的廢除，對當時仍重視功名的士人社會而言，無疑是很大的打擊；然而這卻促使李大釗往後進入永平府中學堂就讀，初步接受中西合璧的教育。就在此刻，李氏與同時代的中國知識人一樣，從傳統士人格局中跳脫出來，奠定日後成為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的基礎。為了更清楚李大釗政治思想的產生背景，有必要簡介清末民初的政治和思想。. 一、清末民初的思想背景清末以來，內憂外患雜沓而至，中國最後一個王朝走向覆滅，其原因多端，尤其因內政不修，導致地方農民揭竿而起。1851 年興起的太平天國，洪秀全雖以宗教.

(22) 為號召，實則為反滿的民族革命。1他的主要目的在於重整歷久而崩壞的土地制度，以實行「土地公有」的理想；但在曾國藩、李鴻章所率領的地方團練的圍剿下，起事終歸失敗。在平亂的過程中，由英、法組織的常勝軍也發揮了作用，對於這些外來者而言，穩定的政經環境將有利於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帝國主義對東方的壓迫，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從中英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中國被迫輸出許多利權，其中尤侵犯國家主權者，包括割讓土地、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等等。在見證西洋武器的強大之後，清末的有識之士，如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馮桂芬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觀點，2它們日後成為洋務運動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基礎。然而，因為這些高階士紳的思想過於保守，在自視中國為「天朝」的同時，僅注意到. 政治大. 「夷狄」器物的優越，而忽略了他們的政法制度，於是中國在甲午戰爭敗給明治維. 立. 新後的日本，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因而失敗。. ‧ 國. 學. 在內外交困的環境，尤其是受到西方所帶來的「現代化」衝擊，不得不讓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一方面自詡為儒家道統的繼承者；另一方面，要合理化其所處的環. ‧. 境，以達到經世目的。這是思想變化的兩種面向。換言之，前者以思想作為主體，思想者為客體，象徵中國思想一貫的保守性格；後者則是以思想者為主體，思想作. y. Nat. sit. 為客體，並以此解釋瞬息萬變的世界，形成文化創新的力量。例如甲午戰後的中國. al. er. io. 面臨列強瓜分危機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聯名上萬言書要求光緒變法。不同於前. n. v i n Ch 標準，學習洋人技藝的同時，應包含相對應的制度內涵，非此不能達到富強之目的。 engchi U 者「洋務派」的思想，康、梁等變法人士認為，中國傳統的「道」已非絕對的價值. 隨著時勢變化，「變法派」不得不改變原有思考方式，作出彈性的選擇。. 在思想上走得更遠的是「革命派」的孫中山，他自稱洪秀全第二，要進行打倒滿清的民族革命，建立民主的共和政府。雖然孫氏和康、梁同樣都主張要建立一民主政體；但不同的是，孫認為非打倒滿人政權，不能結束傳統中國以皇帝為中心的專制思想。孫中山的革命行動，隨著甲午戰敗、因義和團而引起的八國聯軍事件而日益堅定，最後在眾人對庚子後新政的失望下，群起協助革命派，使得辛亥革命因而成功。晚清政治思想從洋務、變法到革命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保守」與「創新」兩種力量相抗的辯證性發展。. 1 2.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頁 238~241。馮桂芬，《校邠盧抗議》（台北：學海出版社，1967 年），頁 151~152。.

(23) 由歷史觀之，整體時代的思想變化特色是緩慢的。隨著時勢轉變，當它朝向新的方向前進時，又時時會受到舊思想的牽引，這在每個時代中的個人，也都具體而微的展現出來。以個人原來接受的教育為基礎，當他面臨到一個變化快速的環境，就不得不產生新舊價值觀的矛盾；然後又跨越這暫時的矛盾，尋得內心世界與外在環境的統一。如此思想轉變的過程，往後都會重覆出現，李大釗的思想變化亦然。這一點，可以在他從一個狹隘的地方知識階級，提升至全國性乃至於世界性的大知識分子的歷程中看見。然而，日後李氏政治思想雖經過不斷改變，但其保守性格亦不能忽略；李大釗所接受的傳統儒學教育，其中過於迂腐的觀點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淘汰，但儒家對大同世界的嚮往及其終極理想，卻會長駐於內心。以下，便先從李大釗的出生和教育背景開始談起。. 政治大二、出生環境和傳統教育立. ‧ 國. 學. 李大釗，乳名憨頭，少年時名耆年，字壽昌。後改名為大釗，字守常。清光緒 15 年（1889）10 月 29 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 ‧. 樂亭縣位於華北平原的東北隅，地處清河之東，灤水之西，橫山之南，渤海之. sit. y. Nat. 北。其地自古由於近海，非交通要地，亦非兵家必爭之所，所以極少刀兵之禍，於是古稱「樂安亭」，取其為人民安居樂業之地。雖然該地免受戰亂，但是灤河常常於. io. n. al. er. 此處發大水，造成洪災。自然界的災難造成人民流離失所，卻也因禍得福，樂亭縣. i n U. v. 的內地土壤肥沃，主要便是由灤河夾帶大量泥沙沖積而成，樂亭縣人民有務農者，. Ch. engchi. 於是向有「冀東糧倉」之稱。此外，該縣人民除了專事農業，亦精於經商：清代以後，樂亭人到東北經商的人很多。據《樂亭縣志》載：「邑地近邊關，經商者多，出口貿易挾貨營運謂之財主，代人指籌為之伙計，故謀生之道也。」因為樂亭在東北三省經商的人很多，所以在東北商界有「樂亭幫」之稱。3 分析樂亭人民經商的理由，不外乎三點。第一，從積極的想法來看，經商是為了累積財富，購置地產，成為地主，以提升宗族的社會地位。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從事商業累積財富與參與科舉取得功名，同樣是提升社會地位的途徑，尤其土地甚為重要。「土地不僅是財富的來源，還代表著穩定的社會地位，只有擁有土地才有生活和 3. 參見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5。.

(24) 向上流動的權力，任憑知識和官員權力，難以長久地躋身上層階級。」4第二，因地近之便。清軍入關建立清王朝後，由於中國東北原為滿人的祖業之地，於是長年嚴禁漢人進入開墾。自晚近俄、日帝國主義進窺東北，清廷才逐漸開放漢人進入開墾，行移民實邊之故事。樂亭縣地靠東北邊關，便於和關外居民互通有無。第三，消極且最為可能的動機是為維持基本生活之溫飽。樂亭縣雖然土壤肥沃，但畢竟瀕臨渤海，多為無法開墾的鹹鹵之地，加上旗人又圈地自用。於是農暇時期，各民戶必須兼營傳統手工業，像是紡織、日常用品以補貼家用；或是將子弟送往東北當店員、伙計，藉以謀生，否則鄉民生活實難以自給：邑東南近海，西北臨河膏腴之地可屈指，計入國（清）朝順治年間，盡歸旗. 政治大斗餘，所賴以養生者惟在旗地。豐年償租外，聊以糊口；凶年則所入不供所立償。又有壓租借租等名，租已先交而所收不給，坐以賠累者甚多。邑中非無圈地之屬，民者不過十分之二，率者皆水洼沙灘。農以勤力勝之，畝穫不過. ‧ 國. 學. 水利，而不種水田，不講蓄泄之利，耕耘之外一聽之天。麥田甚少，粱、谷、棉花為最。三、四月得雨，麥乃熟，六、七月雨甚下地，率多淹浸。旱年或. ‧. 有蝗災……。自灤河東徙，水患始除，然高上之田，每虞干旱；卑濕之地，. io. al. er. 5. 有逃荒要飯，流落關外謀生。. sit. y. Nat. 仍苦淫雨。……若年谷難望順成，且地隘人稠，糧食難以自給。窮苦農民只. 李大釗自小生活於大黑坨村，該村在樂亭縣城東南 30 華里（1 華里約等於 0.5 公里），. n. v i n Ch 向南距離渤海僅 20 華里，早年經常鬧倭寇。其建村始於明永樂二年（1404），李家 engchi U 據傳是自山東遷徙而來，最初即為參與建村的居民之一。大黑坨村之所以稱為「坨」，主要是因為當地具有沙丘的自然環境特徵，凡在草木叢生的地方，沙隨風積，時間一久便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沙土高丘。當地居民為了逃離灤河水患，便會聚居於高地之上，於是村莊多以「坨」稱之。至清末明初，大黑陀村已然發展成為樂亭縣東南沿海的大村莊，全村土地共 5700 畝，居民 250 戶，人口約 1200 人。當地望族有谷家和趙家，他們掌握村裡大部分的土地，十有六七皆集中在這些富戶手裡。李家在當地算的上是小戶，衣食用度尚且自足。上述便是李大釗早年生活環境的概況。. 4. 朱開宇，《科舉社會、地域秩序與宗族發展：宋明間的徽州，1100-164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4 年），頁 8，註 11。 5 原文出於《樂亭縣志》。轉引自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4~5。.

(25) 接著來看李氏宗族。李大釗的直系曾祖父，李為模，字廣訓，生於嘉慶六年（1801），卒於同治十一年（1872），生李如珍、李如珠和李如璧三子。值得介紹的是長兄李如珍，因他膝下無子，於是根據當地傳統習俗，過繼二弟李如珠的次子李任榮為嗣。李任榮，字華亭，因他敏而好學，知書達禮，是個尚未考取秀才的童生，未來有志於功名，讓李如珍很是喜愛。但李任榮體弱多病，而且又受到地震驚嚇，不久即於 1889 年因肺病過世。李任榮的妻子周氏，則於該年生下李大釗，周氏因悲傷過度，在李大釗出生不過 16 個月，亦離開人間。李如珍便成為了李大釗的祖父，對於李任榮的思念和期許，便轉移到孫兒李大釗的身上。有關李大釗早期生活的一手史料不多，根據其〈獄中自述〉所言，李氏的身世悲苦，「在強褓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姊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成人。」 6. 政治大. 於是在李大釗早年的求學過程中，祖父李如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立. 李如珍，生於道光七年（1827），卒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其一生好學，青. ‧ 國. 學. 年時期曾到關外學做買賣，並於長春、萬寶山等地經營過貨鋪，擁有 90 餘畝的土地。此外，他還戴著從九品的「登仕佐郎」官銜。7如今已無法確知其官銜是因正途抑或. ‧. 是捐官而得，但可以確認的是，李如珍雖出身農家，不僅習於經商營利，還相當重視傳統士人的功名。為提升社會地位，除了經商一途，便是讓家族的男性參加科舉. y. Nat. sit. 取得功名，以光耀門楣。於是在祖父的調教之下，李大釗自小就接受了中國傳統的. al. er. io. 儒學教育。李自 3 歲起便已開始認字。4、5 歲時，學習蒙學，讀《百家姓》、《千字. v i n Ch 才，相當喜愛李氏，李大釗少年時期的名字即由單氏所命，取其長壽之意。李大釗 engchi U n. 文》和《三字經》。87 歲，進入本村的谷家私塾讀書，師事單子鰲。單子鰲是一位秀. 從此正式接受傳統私塾教育，學習四書經史。.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 7 歲進入私塾教育的這一年恰為 1895 年，中日之間發生了甲午戰爭並簽訂《馬關條約》，當時康、梁等進步知識分子主張變法，孫中山正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籌組革命。而要大上李大釗近 10 歲的陳獨秀，也於次年考中秀才；其出外見多識廣後，亦開始鄙薄科舉。從這個時間點，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在代際之間，對於中國現狀有著不同的想法。有趣的是，可以想像到在中國有許多像是大黑坨村這樣的地方，它們大多和外界隔絕，無法緊跟時代潮流的脈動；地方. 6 7 8.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5 卷，〈獄中自述〉，頁 226。朱成甲，《李大釗傳（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8。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1。.

(26) 基層的士大夫多是墨守成規，仍未受到西方文化衝擊。9當清廷急於應付甲午戰後的殘局，而進步士紳正忙於求變的同時，地方思想觀念的遲滯卻也完全展露無遺。因河北有早婚習俗，且家中亦無人，於是李大釗在 10 歲時，即與本村的趙紉蘭結婚。趙紉蘭出身農家，正直樸實，賢慧熱誠，往後在李大釗於天津求學的日子中，獨自操持家務，典當挪借，以支持丈夫就學，是具有傳統婦德的典型舊時代女性。同年，單氏請李如珍為李大釗另尋名師。1900 年，發生義和團事件，引發八國聯軍。這一年李氏 11 歲，進入本村張家專館跟隨趙輝斗學習。趙輝斗曾接受李大釗岳父的資助，到北京國子監念書，具「增廣生員」資格。1013 歲，李大釗轉到城北井家坨村，到宋舉人那求學。宋舉人原名宋森蔭，設了宋家學館，延請黃玉堂為師。黃玉堂亦為樂亭縣人，於城北小聖廟村，也曾在北京國子監學習過，當時也是個「優貢」。 11. 政治大. 李氏刻苦求學，成績優異，亦受到黃玉堂讚賞。有一次，黃在課堂曾談及太平天國. 立. 12 和洪秀全的政治主張，李大釗一聽便激動地說，將來要效法洪秀全。在黃先生那接. ‧ 國. 學. 受了三年指導，李氏也即將要踏上傳統中國的科舉之路。. ‧. 三、從詔廢科舉到永學堂. sit. y. Nat. 李大釗第一次參加科舉的地點在永平府。永平府下轄一州六縣，一州為灤州，六縣包括盧龍、遷安、昌黎、樂亭、撫寧和臨榆，永平府治設於盧龍。1900 年時值. io. n. al. er. 庚子，當義和團事件一發生，盧龍城內的拳民便將教堂盡皆焚毀，而後八國聯軍為. i n U. v. 討滅義和團，亦曾進入盧龍。所以相較於大黑陀村，李在永平府更能親身體驗來自. Ch. engchi. 義和團「扶清滅洋」所蘊涵的民族思想，以及近距離感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威脅。 1905 年秋天，李大釗 16 歲，經過 10 年寒窗苦讀，背負著宗族期望，李氏來到永平府參加府試，但沒想到「試未竟，而停辦科舉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學校肄業，. 9.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載於《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文化，1985 年），頁 25。 10 「增生」一詞，始自明代。明初凡在學生員皆給廩食，但有一定名額；其後逐漸增加在學名額，至宣德年間，增廣之名額與給廩之名額相等，於是增額者稱為「增生」。清代沿襲此制，二者名額規定，仍舊相同。詳見楊紹旦，《清代考選制度》（台北：考選部，1991 年），頁 52。 11 「優貢」亦稱優貢生，清代始有之。初僅規定府學二名，其餘各學一名，起送赴（國子）監肄業，而無「優貢」之名。至雍正十一年（1733），始分析貢、監名色，凡優生由廩、增生升入太學者，准作「優貢」。乾隆四年（1739）起，規定嗣後舉保優生升入太學，除確訪品行，考試經義外，並限以大省不超過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如不得人，寧缺勿濫。詳見楊紹旦，《清代考選制度》，頁 58。 12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20。.

(27) 在永讀書二載。」13該年，張之洞與袁世凱奏請廢除科舉，清廷不久便於 9 月下詔：「即自丙午科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14也就是說，李大釗在應試的過程，因廢除科舉的詔令而中途停止。根據相關研究，李大釗不但通過初試，也參加了複試；而複試的通過已非 15 為甄選秀才，而是決定能否進入永平府中學堂就讀的資格。李大釗於府試後順利地. 進入永平府中學堂，想見李大釗的資質在同年齡層的孩子中，相當出類拔萃。從宗族立場來看，族人能進入府治就學亦能感到榮耀，就好比是考中秀才。但不可諱言的是，清末新政的「廢科舉」和「興學堂」政策，著實給予中國傳統士人社會巨大的影響，對李大釗以及同時代的讀書人來說，內心所受衝擊可以想像。為更清楚了解詔廢科舉對李大釗及其所處社會的意義與影響，吾人可以從明清. 政治大. 社會史的角度觀察。清代地方社會組織的形成，不能忽略「科舉制度」以及「宗族. 立. 組織」兩者，它們彼此的關係是相互倚賴的，然而這些中國地方社會的傳統因素，. ‧ 國. 學. 卻也造成地方思想觀念的遲滯。. 先由科舉制度談起。中國傳統士人的科舉之路，一去便難以回頭。從最初的秀. ‧. 才，通過地方鄉試，成為舉人；再以舉人身分，通過北京舉辦的會試，而成為進士；最後進到皇城，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決定官職品位。透過從地方到中央一. y. Nat. sit. 層一層的考驗，篩選出全國優秀人才，成為天子門生為皇帝所用。他們皆屬於中國. n. al. er. io. 傳統社會的高級士紳，而全中國的士人亦無不以成就至高功名為最終目的。16可惜的. v. 是地方考試均設有重重關卡，各地方的錄取人數亦皆有定額。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 13. Ch. engchi. i n U.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著，《李大釗全集》，第 5 卷，〈獄中自述〉，頁 226。 14 轉引自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 29。 15 朱成甲，《李大釗傳（上）》，頁 32。 16 當時人對於科舉功名的看法，也可以從陳獨秀自述的個人經驗來觀察：「因為在那一時代的社會，科舉不僅僅是一個虛榮，實已支配了全社會一般人的實際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時捐班出身的官，人們還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須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時還未發明），做大官才能發大財，發了財才能買田置地，做地主（那時存銀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還未發明），蓋大屋（並非洋房），欺壓鄉農，榮宗耀祖；那時人家生了兒子，恭維他將來做剛白度（即買辦）的，還只有上海十里洋場這一塊小地方，其餘普遍的吉利話，一概是進學、中舉、會進士、點狀元；婆婆看待媳婦的厚薄，全以兒子有無功名和功名大小為標準，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頭上，沒有功名的連用人的氣都得受；貧苦農民的兒子，舉人進士狀元不用說，連秀才的好夢都不敢做，用盡九年二虎之力，供給兒子讀幾年書，好歹能寫出百而八十字，已經算是才子，如果能夠跟著先生進城過一次考，胡亂寫幾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場就榜上無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頭地，窮兇極惡的地主們，對這一家佃戶，便另眼看待，所以當時鄉間有這樣兩句流行的諺語：『去到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先爭口氣』。農民的兒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將來做土豪劣紳的基礎，一生吃著不盡，所以無論城鄉，屢考不中的人們，往往埋怨祖墳的風水不好，掘出屍骨來改葬，這便是那般聖人之徒揚名顯親的孝道；在這樣的社會空氣中，在人們尤其是婦女的頭腦裡面，科舉當然是一件神聖事業了。」引自陳獨秀，《實庵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年），頁 31。.

(28) 許多士人仍徘徊在下層士紳的地位。但從地方的角度來看，這些地方級的下層士紳雖然功名不高，但在地方上卻又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再由宗族制度觀察，中國傳統社會屬於父系社會，其觀念向來是安土重遷，重視族系的薪火相傳，生育後代的男性繼承人便成為宗族的重要大事。然而僅僅生育男性是不足的，最好是使宗族的男性能夠接受儒學教育，通過政府舉辦的科舉取得功名，以發揚宗族聲望，提高社會地位；所以宗族香火的興旺與否，除了是否有男性繼承者之外，和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亦是息息相關。而那些通過地方科舉，而未進一步取得較高功名的下層士紳，由於天高皇帝遠，在地方上更成為重要人物；地方士紳除了主導民間公共建設，如建廟、造橋、鋪路等等之外，在民眾發生爭論糾紛時，還運用傳統儒家那套「春秋決獄」來化解地方爭議。這不但是士紳階級的權力，也是其對於地方的責任。. 立. 政治大. 自南宋形成的「科舉社會」以迄明清，下層士紳一直發揮著積極的社會功能，. ‧ 國. 學. 他們不但維繫著地方秩序，還是天子在地方上的代言者。然而此種以「科舉制度」和「宗族組織」形成的地方社會結構，在中國面臨西方列強的威脅時，卻仍舊維持. ‧. 其傳統社會具有的遲滯性：第一，從制度面看，地方士紳忠於清廷，對於科舉制度仍舊信任，惟有取得功名才能光耀門楣。第二，從思想面看，在新政還未開始前，. y. Nat. sit. 各地的新式學堂尚未普遍，地方士紳對於西學所知不多，思想上所受的衝擊亦不大，. al. er. io. 所以也無現代的「民權」思想。第三，最重要的是，地方士紳的觀念僅局限於地方。. n. v i n Ch 國家整體事務未能知悉，較不會有所謂現代的「國家」概念。地方的遲滯性，便倚 engchi U 他們安逸在地方上的管理，滿意鄉人對他們的敬重；其關懷的重心多在地方，對於. 賴在這群地方士紳於道德和管理上的權力而維持下去，而受到管理的庶民們，更不用說會有突破現狀的想法出現。早年李大釗在應試前的心理，或能從上述地方社會的三個層面來揣摩。首先，他會認為參加科舉，除了符合祖父的期望，還希望能夠考上秀才，這是中國傳統士人功成名就的最初夢想。其次，李大釗自小受到中國傳統儒家教育，透過閱讀儒學經典，內化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和世界觀，這部分亦展現在日後李大釗的著作之中。再者，李大釗出身自樂亭的李氏宗族，此時觀念大概仍舊局限在於地方。仍未受到外來刺激的李大釗，當然也不會有所謂的民權和國家觀念，小小的心靈裡更多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這些早期思想在李大釗往後經歷更多的人生體驗之後，才能有所突破和轉變。.

(29)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地方士紳並非全是停滯不前，其中也有例外。那些受過西方教育和學術影響，政治上傾向激進和改革，能從國家利益角度去思考的人，便成為了進步士紳，例如前文曾提到的變法派和革命派。為了瞭解李大釗早期思想的突破過程，不妨參考梁啟超、陳獨秀的經驗。晚清進步士紳擺脫地方遲滯的途徑，不外乎外地經驗，以及接觸外來新思想。梁啟超為廣東新會縣人，小時候的啟蒙教師亦是祖父，名為梁維清。梁同樣是在 2、3 歲便開始識字，4、5 歲讀《四書》、《詩經》，6 歲後從父梁寶瑛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 8 歲學為文，9 歲便能綴千言。11 歲中秀才，16 歲參加廣州鄉試中舉。梁啟超的功名之路可謂相當順利。其思想的轉折，發生在他 17 歲那年參加北京會試落榜之後，途經上海購得《瀛環志略》一書，「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並「頗有怵於中外強弱之. 政治大. 迹」。17這一年是 1890 年。秋天，梁啟超和同學通甫一同拜見當時「舉國目為怪」的. 立. 康有為，梁當時內心受到的震撼，有如下動人的記述：. ‧ 國. 學. 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 ‧. 舉而摧毀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 sit. y. Nat. 故壘，罔罔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 io. n. al. er. 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18. Ch. engchi. i n U. v. 自康、梁二人相見之後，梁身為舉人，竟拜康秀才為師。次年，梁又受業於廣州萬木草堂，前後共四年光陰。到 1895 年參與康有為的公車上書，1898 年成為震動全國的戊戌變法代表人物之一。這件事說明，梁啟超對於過去追求傳統功名的自我產生了懷疑，思想開始有很大地轉變；而康有為講述的西學，縱使有中體西用的痕跡，但那正是梁過去曾未接觸過的新學。於是梁在此後，可以算是從一位局限於地方社會結構的士紳，蛻變成為關懷全國事務的進步士紳。再舉陳獨秀為例，日後與李大釗有密切關係的陳獨秀，是安徽懷寧縣人。看他早年的學習，從 6 歲到 9 歲也是跟隨著祖父陳章旭讀書，教以四書五經。12 歲始， 17. 梁啟超，〈《適可齋記言記行》序〉。載於梁啟超著，吳松、盧雲昆、王文光、段炳昌點校，《飲冰室合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30。 18 梁啟超，〈三十自述〉。載於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點校》，頁 2223。.

(30) 改由兄長執教。但陳獨秀極不喜八股文章，卻偏愛《昭明文選》。1896 年，陳獨秀時年 18 歲，便通過童試，中秀才。在他應試的過程中，有著一段有趣的回憶：像我那樣的八股文程度，縣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試，宗師（安徽語稱學院為宗師）出的題目是什麼「魚鼈不可勝食也材木」的載搭題，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給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縐著眉頭足足有個把鐘頭一聲不響，在我，應考本來是敷衍母親，算不得什麼正經事，這時看見大哥那種失望的情形，卻有點令我難受。. 政治大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立. 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 19. ‧ 國. 學. 上述陳獨秀鄙薄科舉的想法，雖是對往事的追憶。但從中亦能感受到科舉在當時人的想法，以及陳對於科舉的不滿。陳獨秀的不滿，也並非來自外來新思想的刺激，. ‧. 更多地是反映當時普遍對於傳統八股取士制式化的批評。19 歲時，陳獨秀參加江南鄉試，未中；但南京此行，陳卻閱讀了梁啟超主編的進步報刊《時務報》，思想於是. Nat. sit. y. 開始產生變化。「談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灿然可. al. er. io. 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20隔年，陳獨秀入杭州求是書院。這是一所新式書院，傳授新式教育，課程有英文、法文、天文學、造船學等新學。1901 年，陳到日. n. v i n Ch 本東京留學，並結交其他的留日學生，開始由改良路線走向革命運動。到了 1904 engchi U 年，陳獨秀回鄉自辦《安徽俗話報》，並發表了〈論國家〉一文，從中可見陳獨秀已然完全突破地方格局，成為中國的新知識分子：以前，在家裡讀書的時候，天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那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什麼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八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 19 20. 陳獨秀，《實庵自傳》，頁 33~34。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第 2 卷，第 2 號，1916 年 10 月 1 日。.

(31) 消受，我一個人如何逃脫得出呢。我想到這裡，不覺一身冷汗，十分慚愧。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個大家的大義。……自古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中國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到各國，查看一番。21 從梁啟超到陳獨秀早期的學習經驗和所受的思想衝擊來看，外在世界的刺激顯然相當重要。他們都是從地方開始往上爬，共同參與科舉，走過士人的必經之路。當時在中國各大城市，資訊顯然要比地方發達，思想受到刺激的機會很多。只要地方秀才到各省大城參加「鄉試」，22便能增廣見聞，對現狀產生懷疑；而李大釗同樣能透. 政治大小 16 歲，較陳獨秀則小 10 歲，其生活背景與先進前輩相比自然有些距離。1905 年立廢除科舉，連帶的政策是建立新式學堂，李大釗正好搭上這班新政策的首班車，這. 過上述模式，在思想上突破地方局限。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李氏在年歲上較梁啟超. ‧ 國. 學. 個特殊的歷史因素，也決定了李大釗往後和梁啟超與陳獨秀二人的不同。李大釗就讀的永平府中學堂建立於 1902 年，1903 年初開始招收學生，並開設 2. ‧. 個班，學生共 80 餘人，學制 4 年。1904 年又增設 2 個班，學生增至 160 餘人。但早. sit. y. Nat. 期學費幾乎全由學生負擔，所以學生來源多具有官紳背景，少有貧家子弟。1905 年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時，政府挹注更多的經費於該校，該學堂正式成為官辦學堂，. io. n. al. er. 像李大釗這樣的貧窮學生，也因而能負擔得起學費。在學習內容上，根據當時清廷. i n U. v. 規定，中等學堂必須開設中國文學、外國語、歷史、地理、算數、博物、物理、化. Ch. engchi. 學、法制、理財、圖畫、體操等 12 門課程。此外還強調講經課程，每周要上 9 小時，占總時數的四分之一，未脫離張之洞在辦學時強調的「中體西用」精神。至於李大釗進入永平府中學堂的 2 年間，究竟在思想上受到多大的衝擊，能夠看到的一手資料並不多。在李氏於留學日本期間，以英文撰寫的〈我的自傳〉中提到：「我到了永平府，在中學校裡學習啟蒙科學。這是我學英語的開端。在那兒我度過了兩載光陰。」此外李也開始接觸新學，閱讀康、梁文章，初步了解西洋的政治. 21. 三愛（陳獨秀筆名），〈說國家〉，《安徽俗話報》，第 5 期，1904 年 6 月 14 日出版。轉引自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7~18。 22 此處的「鄉」，非同於今日行政單位中的鄉。科舉制度的鄉試，多是在地方上的大城進行，例如廣州即是鄉試的舉辦地點，而台灣在清治時期未設省之時，考科舉尚要渡海到福建與試。考上鄉試者即為舉人，接著就是上北京參加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