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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迎向社會主義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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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李大釗的政治理想幻滅之餘,並無傾向南方國民黨的意向。反而是從人道主義立 場,從西方社會主義中汲取新的養分,以重新築起民彝思想的大廈。

第二節 社會主義思想上的發展

1917 年後半期,李大釗的政治思想雖然出現矛盾,但有漸由保守朝向激進的社 會主義跡象。1918 年初,李氏經由章士釗推薦進入北大,與當時的學生團體和社會 運動有了更緊密的聯繫。1919 年五四事件發生之後,李大釗則更樂於公開闡述並信 仰馬克思主義。前後兩年間,李氏政治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轉向,主要還是受到 當時國內、外環境的影響。過去中共史家解釋馬克思主義如何於中國傳布的問題,

多強調「外因」說。即認為 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為中國帶來了馬、列的社 會革命思想。36其後中國共產黨的降生,主要也是得力於共產國際的扶助。如此詮釋,

主要還是受到毛澤東早年對中共早期歷史觀點的影響。它是一種政治語言,其歷史 解釋常常隨著政治立場而改變。它充分反映當時中蘇關係的變化。37本文則企圖兼顧

「內因」的解釋。前節曾說明李大釗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形成接受社會主義的心理 基礎。在本節則要繼續述說,李氏是在何種內、外條件的契機下,逐步接納社會革 命思想的心路歷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外因沒有什麼重要性。個人內在思想的變 化,仍須先從外在的大環境開始談起。

一、迎向社會主義的契機

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發展,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清光緒年間推動維新變法,

引起知識分子對西方政治思想和制度的興趣。西方社會主義思想也在同時,伴隨民 主立憲思潮一起進入到中國。他們接受西方知識的渠道,主要來自留外學生的引介,

以及日本相關的西學書籍。雖然早在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已將社會主義思想納入他

36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在處理中蘇關係的歷史問題上,宣稱「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 克思列寧主義。」這一段話為往後中共早期的歷史書寫,確立了基本論調。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 政〉,《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4 卷,頁 1471。

37 其後,有關中共早期歷史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說明共產國際在中共建黨的過程,僅僅扮 演著後起的角色。這個歷史問題的本質,在於探討中共究竟是俄國革命輸出,還是本土革命運動的 產物。如在當下的政治環境中,它同時也是個政治問題。詳見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 成立史》,頁 89~91。原書見石川禎浩,《中国共產党成立史》,頁 1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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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生主義。作為中國第一個正式社會主義組織的中國社會黨,其創始人江亢虎,38 也開始宣導重視婦女平等與教育問題。但根據廣東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復對他們的評 論,孫和江都並非倡導社會革命,而僅僅是提出社會政策。39換言之,孫、江二人的 社會主義思想,皆傾向社會改良,而非推翻既有的社會體制。當時政治上的改革路 線,主要還是聚焦於如何在中國落實西方的民主議會制度,而非社會各階層之間的 平等與社會正義。但不容否認的是,傳統中國的大同思想與現代西方社會主義在中 國的相遇,使得中國理想的烏托邦社會能夠在一個新的思想基礎上,持續地對中國 知識階級造成影響。不論他們所信奉的是何種救國的主義,對於未來希望中國能夠 達到「盡其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普遍成為民初新知識分子在政治社會改 革上的終極目的,李大釗亦不例外。

即使西方社會主義思想很早便傳入中國,且知識青年一直都懷有世界大同的理 想,但它真正要成為中國政治社會改革的主流,還必須等到 1919 年「五四事件」的 發生。因為一次大戰結束的幾個月後,中國社會輿論對巴黎和會的結果表達不滿,

導致國內反日本帝國主義愛國運動的興起。反帝國主義,同時也意謂著反對其背後 支持著帝國主義的官僚體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是在這樣的思想環境條件下,產 生了接受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契機。

李大釗也是在 1919 年 5 月這一場激進思潮的洪流當中,歷經對民初民主議會制 度的信心崩潰,以及對美國總統威爾遜無法在和會上堅持其十四點和平原則的失望 之餘,從而傾向激進的社會革命。然而作為「中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

其接受社會主義的契機為何,常常為中共史家所聚焦,並產生許多不同的說法。依 據相關歷史人物的回憶記述:第一,有許多史家指出,李氏在民國建立之初,便曾 接觸中國社會黨的社會主義思想。第二,也有學者認為,李氏在留日時期,即間接 受到日本社會主義思潮影響。這兩者的共通點是:他們皆傾向認為在李大釗成為馬 克思主義者之前,有所謂社會主義思想醞釀階段的存在。40

38 中國社會黨領導人江亢虎,最初在海外接觸了社會主義思想,於 1911 年 7 月在上海發起社會主義 同志會。辛亥革命成功後,將其改組為中國社會黨。其政綱如下:贊同共和;融化種界;改良法律、

尊重個人;破除世襲遺產制度;組織公共機關,普及平民教育;振興直接生利之事業,獎勵勞動家;

專徵地稅,罷免一切稅;限制軍備,並力軍備以外之競爭等。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頁 146~147。

39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2006 年),頁 132~133。原書見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 Calif.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40-141。

40 實際上,關於李大釗最早接觸到社會主義的契機問題所引發的爭論,反應出史學研究者背後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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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的回憶和說法可信,那麼李大釗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醞釀,將引導李氏 日後成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但如此形成的歷史論述,將產生許多未能解釋的問題。

例如,當時李大釗究竟是在何種環境下,以何種方式接觸社會主義。要持續追問的 是除了馬克思主義,其他社會主義思想的成分,是否曾在李氏政治思想的內涵中留 下痕跡。上述的重要問題如未能解決,便很難明白李大釗往後對於社會主義內涵的 理解和調適。如要探討李大釗接受社會主義的「契機」,就有必要考慮當時整體的思 想環境和李氏個人的思想狀態。

首先,是關於李大釗早期加入中國社會黨的問題。根據部分回憶錄記載,1912 年冬,在北京的李大釗曾在曹百善引薦下,與負責籌辦中國社會黨北京總部的陳翼 龍見面。陳、李二人相談甚歡,李氏隨後便加入中國社會黨。其後,陳翼龍因宋案 反袁而遭政府捕殺,江亢虎等中國社會黨人亦被通緝,李大釗則避居樂亭縣祥雲島。

41有學者依據這項材料,認為李大釗早在加入中國社會黨時,就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 影響。42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僅僅根據回憶錄很難證明李氏曾加入中國社會黨。

即使李大釗未曾加入中國社會黨,從其他相關資料佐證,李氏至少和該黨有密 切關係。43但這是否就可以認定李大釗的政治思想從此受到社會主義影響,仍有疑 問。如從李氏所處的思想環境來看,辛亥革命後中國政治思想的主流,是如何建立 西方式的民主政府。當時的思想衝突,主要還是發生在封建傳統壟罩下的新舊勢力 之間,而非社會階級之間。李大釗早期參與中國社會黨的興趣,似乎不是因為他對 西方社會主義內涵的理解,而很可能是對於傳統中國烏托邦思想的一種心理投射作 用。如檢閱當時李氏著述,便可以發現其主要關心的政治議題,仍集中在政府的組 織架構。李大釗談論政治的立場和態度,仍侷限於民初既有的民主政黨體制。甚至 有一段時期,李還加入了擁袁的保守陣營,且主張集權政府。換句話說,當時李大 釗的政治思想與思潮主流相當符合。

其次,是關於李大釗在留日時期的思想學習問題。早期日本學者曾根據李大釗

族立場。強調民初中國社會黨對李氏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重要性,也就削弱了外來國家影響的因素。

相對的強調留日時期的重要性,則突顯了李大釗思想當中的日本因素。這兩種觀點,雖然都強調了 早年李大釗有一段社會主義啟蒙時期,但仍是處於一種對立狀態。如中國學者朱文通便認為,李大 釗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啟蒙,應該是在 1912 到 1913 年間,而非日本學者所說的留日時期。朱文通,

〈李大釗社會主義思想發展歷程新探〉,《河北學刊》,第 27 卷,第 1 期,2007 年,頁 115~116。

41 詳見張次溪,〈陳翼龍先生事蹟匯錄〉。該文收錄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 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60~61。

42 朱文通,〈李大釗社會主義思想發展歷程新探〉,頁 117。

43 詳見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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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環境和思想條件接納激進的社會主義。在李大釗對民初議會政治失望之前,李 氏所嚮往的,是透過民主議會實現新中國的願望。換言之,李大釗那時是關注在政 治制度層面的實踐,而非社會革命,甚至社會改良似也未曾考量。即便當時有接觸 過社會主義思想,如就李氏整體思想內容而言,也僅具消極的作用。李大釗接受社 會主義的前因後果,仍必須從外在環境和內在因素來加以觀察,才可能明白李大釗 政治思想前後的變化和程度。所謂契機,也就是在內外條件綰合的情況下才可能發

分的環境和思想條件接納激進的社會主義。在李大釗對民初議會政治失望之前,李 氏所嚮往的,是透過民主議會實現新中國的願望。換言之,李大釗那時是關注在政 治制度層面的實踐,而非社會革命,甚至社會改良似也未曾考量。即便當時有接觸 過社會主義思想,如就李氏整體思想內容而言,也僅具消極的作用。李大釗接受社 會主義的前因後果,仍必須從外在環境和內在因素來加以觀察,才可能明白李大釗 政治思想前後的變化和程度。所謂契機,也就是在內外條件綰合的情況下才可能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