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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單方面的指示，或是為醞釀未來中共組織的解釋，自有其偏頗之處。這和過去 中國歷代開國君主都會為其祖先進行追諡的動作，是同樣的道理。
當李大釗忙於社會組織的聯合，上海的維經斯基與陳獨秀，便開始著手各地中 共組織的布置活動。在運作過程中，陳獨秀和李大釗之間雖有書信往返，但在政府 嚴密的監視之下，信中對組織中共的事，也不可能談得太清楚。於是就必須透過一 個往返南北的信使，負責傳達準確訊息。當時已受李大釗思想影響的張國燾，是一 個相當合適的人選。因張與北京政府的對立愈加激化，於是他在 7 月下旬又南下上 海。在滬期間，張拜訪了陳獨秀，而且對於組織中共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張國燾於 8 月下旬返京，又將與陳獨秀的談話內容轉述給李大釗。李略經考慮，
也就毫無保留地表示贊成。259 月，他們開始進行多方聯繫。10 月，正式成立「北京 共產主義小組」。11 月，建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北京社青團」）。最初 的「北京小組」成員，包括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以及無政府 主義者黃凌霜、陳德榮和張伯根、華林、王竟林。26而「社青團」中除了張國燾、羅 章龍、劉仁靜為中共黨員，也有如陳廷璠、陳德榮和王伯時等無政府主義者參與。27 雖然不久後，他們即因革命立場和原則問題，紛紛退出中共。但由此可見，最初「北 京小組」的產生，和此前李氏領導的社會組織聯合運動，實有前後的繼承關係。
三、北京中共的準備活動
1920 年 8 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象徵中國共產黨的成立。28其中「黨 綱」明確規定了共產主義的基本信念及實踐手段。但在「政綱」方面，有關實際的 重要政策和進行步驟的詳細內容，對一個新生的社會革命黨而言，卻仍然在求索階 段。陳獨秀最初即對張國燾說過，我們只求做一個「邊學邊幹的馬克思主義學生」。
25 張國燾，《我的回憶》，頁 104。
26 吳家林、謝蔭明著，《北京黨組織的創建活動》，頁 105。
27 此為 1921 年 3 月 16 日，「北京社青團」會議當中出席的無政府黨人名單，其中有來自北京政府密 探「關謙」的第一手資料。「北京社青團」最早的活動狀況，大致可由這些資料掌握。原文出自《北 洋政府步軍統領衙門檔案》，載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
（1889-1927）》，頁 506。
28 司馬璐依據中共早期史料認為，上海「中共臨時中央」的存在，沒有疑問。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 立於 1920 年 5 月，維經斯基與陳獨秀晤談之後。而中共臨時中央，則成立於 1920 年 8 月間。當時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同時在上海宣告成立。陳獨秀等人，實已具備條件從個別的小組，進入大張 旗鼓的活動。參見司馬璐編著，《中共的成立與初期活動─中共黨史暨資料選粹（第二部）》（香港：
自聯出版社，1974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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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這句話明白的表示，中共早期的創黨人物大多是懷抱理想主義的青年。他們要搭上 十月革命的順風車，要朝向世界歷史的盡頭前進，然而在這一條開山闢路、披荊斬 棘的過程，也將會表現出他們稚嫩、脆弱而缺乏經驗的那一面。
李大釗等人鑒於早期大部分共產黨員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都不深，所以第一步 就是研究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這個工作主要是「研究會」的核心任務。由於擔 心社會有過激指責，於是李大釗於 3 月秘密在北大成立該會。但那時僅僅是作為學 術性社團。最初加入者亦以北大學生為主，包括張國燾、劉仁靜、鄧中夏、羅章龍、
高君宇、何孟雄、朱務善、黃日葵、范鴻劼等人。中共成立之後，它儼然成為北京 黨的下屬單位，負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其經濟來源主要靠會費和捐款，廣泛 蒐羅各國有關馬克思的外文圖書，編譯、刊行馬氏學說的論文。羅章龍等德語系學 生，便嘗試翻譯《馬克思傳》、《共產黨宣言》以及《資本論》等原文書籍。此外，
會員不但要參加各專題的研究小組，還要定時召開討論會、講演會。李氏便曾於 1922 年 2 月受邀參與該會第一次公開講演，講題為「馬克思經濟學說」。
「研究會」的活動得到北大支持。由校方提供北大第二院，西齋宿舍的兩間房，
作為該會主要的活動場所。因同校長室相距不遠，又有校警站崗，於是閒雜人等不 得入內。根據羅章龍回憶，會員們親切地稱呼它為「亢慕義齋」，或是簡稱「亢齋」。 其中「亢慕義」是來自德文共產主義的音譯。全文意思為「共產主義小室」（Das Kammunistsches Zimmer）。「研究會」的書籍都蓋有「亢慕義齋圖書」的圖章。「亢 齋」屋內的牆上，則掛著馬克思的肖像。其兩側有對聯曰「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 兼有北方強」。語句皆出自「南陳北李」。上聯說明研究馬克思主義，出來搞革命，
就要有隨時進入監獄的覺悟。下聯則是冀望「研究會」中的南、北人，能夠團結互 助、同心同德。此外，又加上了兩個口號曰「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其意在於破除 校內舊思想勢力，建立一新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精神。當時被稱為「北方之強」的李 大釗和其他「研究會」成員，便時常在「亢齋」舉辦內部聚會。30該「研究會」及其 活動，要等到隔年 11 月才正式對外公開，12 月正式召開成立大會。
其次，相較於抽象的理論研究，中共在實際工作上極為重視社會各階層的組織、
聯合、動員和宣傳。尤其是陳、李二人皆曾提及對青年統戰工作的重要性。31不僅要
29 張國燾，《我的回憶》，頁 96。
30 有關「亢慕義齋」及其活動的回憶，詳見羅章龍，《椿園載記》（北京：三聯書店，1984 年），頁 87~90。
31 李大釗對知識青年的期許如下：「我們很盼望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後盾。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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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料限制，僅知舊有四部之一為調查部，還有二職分別為書記、會計。最初團 員不多，自然他們會選擇依照個人興趣、專長進行任務編組，將每個團員明確劃入 四部，而四部直屬於書記。所以各部團員之間彼此「互無關聯」。但隨著團員增加，
便容易將責任推向少數的主要團員身上，因而產生權力集中的隱憂。如改以執行委 員會，其好處即在打破各部邊界，讓每個團員都能跨委員會工作。如此各團員之間 便能形成緊密聯繫。更重要的是在團的決策方面，使得每個執行委員的地位均等，
形成權力均分的「合議制」，象徵著「公議公決」精神。這是早期中共組織決策的重 要特色，也讓多數團員都能成為實際上的負責人。最後這個改組提議獲得多數通過，
於是即刻進行投票改選。各類執行委員合計 11 人如下：公推張國燾為書記委員；劉 仁靜為會計委員；顧文萃、高君宇、祈某為組織委員；宋价、王伯時、某人為教育 委員；李大釗、鄭振鐸、某人為出版委員。此外還決議執行委員會在每星期集議一 次；團大會則每月集議一次。
「北京社青團」的主要活動，亦可由幾次大會的決議內容得知。其活動事項繁 雜，其中包括：（1）由於團內大多是知識分子，於是成員建議要多向全國中學生及 工人宣傳，使其入團、（2）有關黨、團員赴俄調查，及赴俄留學事、（3）調查北京 的平民學校、講演所，並使之社會主義化。（4）有關工人組織運動。較重要者，是 籌備 1921 年 5 月 1 日的勞動節慶祝活動。為此，「社青團」擬成立「五一運動委員 會」，35負責在活動中指導群眾遊行，並舉行勞動大會。還要印刷、刊行宣傳小冊子，
訴求工人基本權利。其宣傳內容大概是：每日工作 8 小時、在日常工作時間加薪、
星期停工不扣薪金等等。不僅在北京地區，「社青團」更派員就近到天津、唐山和長 辛店協助運動。其中長辛店工人在勞動節這一天，首度組織了「現代的」工會。36
經由上述活動，可以明確「社青團」在北方黨的定位。如就整體而論，北京小 組代表著黨中央的意志。它堅守黨的理論、原則和方向。但地方黨領導人亦非外派，
而是由地方意見領袖擔任，於是它又不失其地方自主性。在地方黨之下又指揮了兩 個對等單位。其一為「研究會」，專責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其二是「社青團」，以
統領衙門檔案》，載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 頁 507。
35 1921 年 4 月 25 日，關謙，〈關於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大會情形報告〉，《北洋政府步軍統領 衙門檔案》，載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合編，《李大釗史事綜錄（1889-1927）》，頁 510。
36 中共工運領袖鄧中夏指出，所謂「現代的」工會主要是為了與傳統中國勞動者組織的「行會」、「幫 口」和「秘密結社」作出區別。而且，即便是有現代工會的形式，但如工會本身不具備階級革命性 質，那麼仍算不得是「現代的」。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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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進的知識青年負責地方組織活動，對象包含一般青年、工人和婦女。37由此可見，
中共在地方基層的實踐，主要即是以「社青團」為主體向外推展，而李大釗在其中 則是居於指導中心的人物。
還須補充的是，中共除了黨、團，還包括外圍組織。例如五四期間的「北大平 民教育講演團」。中共成立之後，它自然成為向工農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工 具。此外，還有李大釗在 1920 年 12 月成立的「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其主要 工作是編譯社會主義叢書、請名人講演。但實際上它還附帶聯合其他非共產主義青 年的任務。該會宗旨是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它的目的，則是要討論解決「現在中國 能否即刻實行社會主義」的方法問題。38
還須補充的是，中共除了黨、團，還包括外圍組織。例如五四期間的「北大平 民教育講演團」。中共成立之後，它自然成為向工農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工 具。此外，還有李大釗在 1920 年 12 月成立的「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其主要 工作是編譯社會主義叢書、請名人講演。但實際上它還附帶聯合其他非共產主義青 年的任務。該會宗旨是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它的目的，則是要討論解決「現在中國 能否即刻實行社會主義」的方法問題。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