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客家發展的文化政治： 跨國連
結、彈性關係與文化詮釋
柯朝欽
*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本 文 引 用Aihwa Ong（王愛華）關於海外華人的「彈性公民」 （Flexible Citizenship）分析取向，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近年來的社團 活動與其客家論述為分析對象，探討新加坡客家文化發展的模式特質。 依此，本文並不著墨於公民權的討論，而是著重於跨國資本流動與客家 文化詮釋之間的關係。本文藉由對客家社團的活動分析指出，新加坡客 家的獨特性正是在於對客家精神的文化彈性詮釋，不管是上個世紀的30 年代，還是21 世紀的近 15 年來，都明顯的鑲嵌於跨國政商網絡的關係 建構之中。高度經濟全球化的新加坡，其客家文化的特質就是在跨國商 業關係網絡的連結之中伴隨著對客家文化的彈性詮釋創造，兩者其實共 構並行，相輔相成。這樣的新加坡客家特色事實上從上世紀的30 年代 延續至今。 關鍵字：新加坡客家、客家精神、海外華人、彈性公民、跨國性 * E-mail：[email protected] 投稿日期：2017 年 3 月 9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7 年 7 月 11 日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17, 9: 7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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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ingaporean
Hakka: Transnationality, Flexible
Relation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Chao-ching K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Aihwa Ong’s ( 王愛華 ) perspective on the “Flex-ible Citizenship” of overseas Chinese to analyze The Nanyang Khek Com-munity Guild’s activities and discourses on Hakka and identity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Singapore’s Hakka. By study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Hakka Association, 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at the Singapore Hakka’s uniqueness lies the flexibility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n Hakka spirit. From the 1930s to the present day, this spirit has facil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and business network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s a nation that has integrated itself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Hakka culture is similarly characterized by its transnational commercial networks.
Keywords: Singapore Hakka, Hakka Spirit, Overseas Chinese, Flexible Citi-zenship, Transnationality
* Date of Submission: March 9, 2017 Accepted Date: July 11, 2017
一、前言
新加坡的客家社團近幾年來對於客家文化的提倡、保存與發揚，展 現了極為有活力與旺盛的企圖心，並獲得許多成果。例如，以茶陽（大 埔）會館為例，2008 年的 10 月 3 日到 5 日，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舉辦了隆重的慶祝成立150 週年大會。慶典主題是：「心系家園・志向 四方」。可以看到茶陽會館的慶典有意呈現既以新加坡作為「家園」， 又試圖凸顯作為海外客家移墾歷史的拓展「四方」精神。而從邀請的 來賓可以看到茶陽會館「連結四方客屬」的盛大陣容，與會來賓除了地 主貴賓新加坡總理也是茶陽會館榮譽顧問的李顯龍之外，重要貴賓還有 「中國駐新加坡大使張小康、梅州市書記與常委李純德、梅州市政府副 市長陳衛平、縣書記丘小宏、縣長謝志雲、大埔縣委、大埔縣政府代表 團、大埔鄉親……等人」；來自台灣的則有「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劉 盛良率領的代表團13 人……再加上世界各地客屬相關團體。這次慶祝 大會邀請的來賓總共高達1,600 多人（《世界客報》(The World Hakka Report)，2014）。1 根據《客報》該文的報導與描述：在慶祝150 週年的活動之前，為 了迎接這次的150 年慶，更早之前的幾個月，「在 2008 年 6 月到 9 月， 茶陽會館聯合19 個客屬會館團體舉辦了『客家文化節』，以開拓國人 眼界，讓新加坡其他族群更加暸解客家文化。此活動引起熱烈迴響， 1 上述報導引用一篇來自受邀參與者江彥震（世界客屬總會會長辦公室主任）發表於「 《世界客報》部落格」網站的現場報導文章。《世界客報》(The World Hakka Report)，〈 茶陽會館150 周年慶〉江彥震。http://john380920.blogspot.tw/search?updated-min=2014 -01-01T00:00:00-08:00&updated-max=2015-01-01T00:00:00-08:00&max-results=50 擷取 於2017 年 2 月 20 日。跨國連結、彈性關係與文化詮釋
80 並因此成功籌款一筆金錢來贊助三家中醫院的設立」。而就會館近幾年 的活動力情形來看，該文寫道：「近年來茶陽會館活動頻繁，不斷吸納 新會員，啟動多元文化節目。開創客家歌曲傳唱，掀起熱潮，在短短三 年內，使得幾近絕跡的客家歌曲傳遍四方，大眾津津樂道。客家文化研 究室成立，出版論文集，舉辦文化座談會，積極推動客家文化，成績顯 著」，「茶陽會館稟承中華文化優良傳統，走在時代前端，形象鮮明開 放，會務蓬勃發展，成為新加坡最活躍的華社團體之一」。 茶陽會館的慶祝活動確實是成功的，並且其推廣客家文化的諾言也 不只是一個船過水無痕的慶典節目語言而已。從事後成果來看，截至 2016 年為止，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茶陽會館不只斥資成立客家文物 室、成立客家文化研究室，無論在贊助研討會、結合學術機構、出版客 家書籍或者引發年輕一代投入客家文化探詢上，可以說都取得豐富的成 果，不僅使新加坡迅速成為南洋客家研究的一個中心，而且也可以說使 新加坡成為南洋客家人的一個網絡連結輻軸中心（何炳彪 2014；黃賢 強 2013）。 除了各式活動慶典，在作為集體記憶的歷史編撰上，新加坡的華人 歷史書寫也高度重視客家人在新加坡歷史發展上的特殊地位。「新加坡 宗鄉會館聯合總會」2為了紀念建國50 週年暨總會成會 30 週年，集結 了新加坡的華人學者合力撰寫了一部厚達823 頁的《新加坡華人通史》 （林孝勝2015），以資作為「新加坡國史的經、史典範」（序言）。其中， 在敘述華人的各幫群歷史時，它如此描述客家人： 2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是新加坡獨立後於 1985 成立的一個統屬所有新加坡華人 會館的總機構。
客家人是一個勇於闖蕩、富有冒險精神的族群。早在18 世紀， 客家人已經在西加里曼丹的三發（Sambas）及坤甸（Pontianak） 一代開採金礦，人數達兩萬餘人，大多是梅縣、大埔及海豐陸 的客籍人。他們組織了許多公司，如「大港」、「三條溝」及 「蘭芳」公司等。18 世紀末，客家礦工遭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 鎮壓，潰散到砂勞越的石門（Bau）。早期新加坡的客籍移民， 可能一部分來自西加里曼丹，砂勞越及檳甲（按，指檳城與麻 六甲）等地。（崔貴強 2015：59-60） 這樣看來，當新加坡於1819 年開埠時，幾乎建城一開始就有客家 人來居住了。南洋客家人的拓荒歷史也成為新加坡華人歷史敘事中不可 或缺的一環。 根 據1881 年公布的人口調查，新加坡華人中最多的是福建人 （24,981 人），依序則是潮州人（22,644 人）、廣府人（14,853 人）、 海峽華人（9,527人）、海南人（8,319人）、客家人（6,170人）、其他（272 人）。可見在19 世紀末，新加坡的客家人口甚至比海峽華人（峇峇人） 與海南人還少，僅佔人口數的7％（林孝勝 2015；李小燕 2007）。在 19 世紀中葉後，新加坡雖然成為華人勞工貿易的輸入中心，每年有大量 的客家男性移工登岸，但可以想見大部分只是把新加坡當作轉進馬來半 島錫礦場的出入口而已。此後，新加坡客家人的人數雖有持續成長，但 在華人人口的比例中卻持續往下降。1891 年的客家人有 7,402 人（佔華 人6.1% 比例），1901 年為 8,514 人（佔 5.2%），1911 年為 11,947 人（佔 6.6%），1921 年為 14,572 人（佔 4.6%），1931 年為 19,222 人佔（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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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1947 年為 39,988 人（佔 5.5%）（李小燕 2007）。1947 年之後為阻止 共產黨員擴大，禁止了華人勞工的移民，而獨立後的新加坡，人口統計 不再按福建人、廣東人等分類，新加坡政府承認的「族群」劃分是華人、 馬來人、印度人、歐亞裔等等，所以沒有正式的客家人統計人口。但是 一項對於語言使用情形的調查，卻指出客家語的使用比例在新加坡非常 的低。獨立後，在雙語政策以及講華語運動的影響下，2010 年的語言 使用情形調查統計資料顯示，在華人人口中說福建話者僅剩9%，說廣 東話者剩4%，潮州話者是 5%，其他華人方言者只剩 1%。這 1% 包含 了客家話、海南話、福州話……等等（謝國斌2013）。 綜合以上的描繪，幾個現象很快的凸顯新加坡客家文化發展的特異 之處。首先，即使客家人在新加坡的人數最少，即使客家文化顯然較少 城市文化元素，但是從上個世紀的30 年代開始，新加坡還是出現了像 「南洋客屬總會」這樣的組織，並且成為整個南洋海外華人「客家共同 體想像」的輸出地，以及組織南洋客家人的中樞（沈儀婷 2007；張容 嘉 2014）。因此，令人好奇的是，在新加坡華人中只佔 5% 左右，而 使用客家話的華人甚至不到1% 的情況下，當前蓬勃發展的新加坡客家 意識是建立在什麼樣的文化與社會基礎之上呢？其次，當一個「勇於闖 蕩、富有冒險精神的族群」，生活在一個像新加坡這樣建立在國際資本 匯集的商業城市國家中，到底還能保留多少客家元素並來支撐其客家意 識呢？在華人社會中客家人是少數，而這裡既沒有廣大的土地空間可以 形成客家聚落，甚至城市中也沒有客家人社區（新加坡有馬來人區、小 印度區、牛車水唐人區等等），殖民時期的華人主流語言是福建話，而 獨立後說的是英文與打壓方言與傳統幫群意識的華語運動，新加坡這個
極度追求國際化、現代化的商業城市顯然不能容許太多傳統文化元素的 殘留，那麼近幾年來似乎蓬勃展現活力的新加坡客家文化發展是建立在 什麼樣的動能上？有什麼樣的社會基礎呢？ 本文試圖以社會學家王愛華（Ong 1997）對「海外華人」（oversea Chinese）的「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的分析觀點來嘗試對新 加坡客家文化的再生產提出一個文化政治的詮釋模式。因為本文分析的 對象是客家社團活動，因此本文特別著重在海外華人的跨國資本流動與 華人文化的彈性詮釋的相互作用上，而不著重在法律框架下的新加坡公 民權的討論；而另一方面，儘管有關聯到，但本文也不以新加坡國家政 府在客家文化生產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僅在於藉由分析客家社團近幾年 的活動與跨國連結現象，來呈現新加坡客家社團對於什麼是客家文化的 詮釋如何與跨國資本的連結息息相關，從而指出新加坡的客家文化其動 力與生產基礎具有跨國資本連結的深層影響。3 在方法上，除了使用現有的新加坡客家研究成果外，本文主要以兩 大新加坡客屬社團為研究對象，從會館發行的刊物以及實際的拜訪觀察 中，分析近幾年新加坡會館的跨國經濟流通與客家文化的相互建構關 係。在最後結論之處，本文試圖論述，高度經濟全球化的新加坡，其客 家文化的肇始與特質就是在商業關係網絡的連結是伴隨著客家文化的彈 性詮釋上，兩者其實共構並行，相輔相成。這樣的新加坡客家特色事實 上從上世紀的30 年代延續至今。 3 因本文採用王愛華的「彈性公民權」論述，因此本文的兩位評審分別建議筆者就新加 坡的「公民權」狀態，以及新加坡政府的「國家」角色，兩者加以分析討論。但就寫 作篇幅與本人所可取得的資料下，本文僅能著重在「文化詮釋」與「跨國資本」的相 互關係這面向上進行論述，另兩個面向或許留待下階段的研究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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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為跨國連結的新加坡客家文化
從上一小節的引文中可以推測，最早一批定居新加坡的客家人應該 不是新進才從華南下洋過番的移民，而是早就在南洋地區四處流動移墾 的客家人。因為當新加坡於1819 年建城開埠後，很快的在 1822 年就有 嘉應州的五屬人士組成了「應和會館」，而且就在同一年，「惠州公 司」也成立了（後改成為「惠州會館」）。我們可以從「惠州公司」中 的「公司」這個名稱推測，這些最早一批來新加坡定居的客家人應該是 在18 世紀中後葉就已經在南洋四處從事開礦相關活動的客家人了，因 為顯然新來到港的單槍匹馬移民不可能快速地以「公司」的名義相互組 織起來。從早期新加坡客家人的主要行業也可以推測，他們之所以來新 加坡居住，可能是主要從事於建築、木工、鐵匠等工作與擁有這幾項相 關技能的人，一般來說，一個新興擴建中的商業城市非常需要這類技匠 工作。 新加坡開港建城後，展現了持續的發展繁榮景象，並且隨著鴉片戰 爭後通商口岸的開放以及移民勞工的自由開放，因此吸引一批又一批的 華人移民，但是客家人卻一直在新加坡的華人人口比例中是最少的。 「大概是由於新加坡是一個國際貿易港，而客家人擅長的是開礦與墾 殖，所以新加坡對客家人吸引力不大。反觀馬來半島、砂勞越、沙巴、 加里曼丹等地，礦產豐富，地大豐富，足供客家人大展拳腳，所以這些 地區都曾是客家人的聚集地區」（崔貴強 2015：60）。 作為一個貿易商業城市，該如何將這群「四處闖蕩」，到處拓荒墾礦的客家文化吸納為新加坡城市歷史的一環呢？為什麼在南洋地區最早 倡議客家意識與客家文化的不是在擁有眾多客家人的礦場地區，而是誕 生在新加坡這個城市中呢？當然，直接的答案是因為新加坡是南洋地 區的中樞神經城市，因此像上世紀30 年代胡文虎這樣的企業家自然會 選擇在這裡組織「南洋客屬總會」，並且一邊辦報紙一邊宣傳民族意 識，一邊宣傳客家精神；一邊促進華人／國民的文化現代化，一邊宣傳 自己的商品；一邊鼓勵華僑愛國大團結（積累政商人脈），一邊凝結 客家人成為客家領袖（擴大社會支持）（沈儀婷 2007，2013；張容嘉 2014）。因為不只胡文虎如此，更早之前的清廷南下設領事館以統攝華 人、康有為南下鼓吹維新運動、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等等，顯然，想要 影響南洋華人都必須以新加坡作為基地而展開（黃賢強 2011）。 然而，如果那個時代有這樣的海外華僑時代精神背景作為基礎，那 又要怎樣理解近十多年來新加坡客家意識的蓬勃發展呢？當新加坡已經 獨立成為一個新國家並歷經半個世紀的新加坡國民意識打造後，當英語 已成為主要通行語言，當經歷多元族群融合政策以及去方言與消解傳統 幫群意識的種種政策之後，在只有幾乎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才會使用客 家話的現在，新加坡近幾年的客家社團活動卻顯得比以往更加具活力與 發展！要如何回答這個城市國家中特有的客家文化持續發展的動力呢？ 在一個高度國際化、商業化、資本化的城市國家中，作為傳統幫群文化 之一的「客家」（社團／文化）卻比以往更加推廣客家文化，這個現象 有什麼社會文化的基礎可以解釋呢？4 4 關於新加坡客家社團的活動請參考本文最後附錄所載「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2000- 2015 年各式活動一覽表。而相關新加坡客家研究與客家文化蓬勃發展的相關成果可參 考黃賢強（2013）、王力堅（2012）、何炳彪（2014），以及茶陽（大埔）會館與國 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所合作的一系列出版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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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現有的相關研究似乎是將這現象歸因於新加坡國家政策的轉向，認 為在國家的帶領與鼓勵下，是80 年代以來傳統會館文化復興的原因（王 力堅 2012）。然而，國家或許帶領提倡華人文化，但是沒有跡象顯示 國家提倡客家文化。顯然除了「國家」這個角色之外，似乎有必要再尋 找另外的社會基礎與動力來源。 本文認為，其實近年來新加坡客家文化的發展現象顯然凸顯了承載 客家意識的兩大社會學因素：資本與國家。過往在探討客家族群問題時， 往往比較忽略這些人群分類意識背後的社會力量，往往理所當然地以籍 貫劃分和語言使用來定義客家人，然後再將這樣定義下的「客家人」現 象視為理所當然的客家現象。可是，新加坡客家話的使用顯然跟客家文 化沒有必然的關係（至少沒有正相關）：一個逐漸消失、越來越少人使 用的語言並不必然導致表示這個建立在這語言之上的文化會消失或不被 重視。而且，新加坡不像台灣一樣歷經客家族群運動—— 經由族群的 政治社會運動而將「客家」從一個方言群體建構成一個「族群」（王甫 昌 2003）—— 新加坡的官方族群劃分裡面沒有客家人這個制度性的族 群分法。因此，本文認為，正如前面所述，關於新加坡客家發展的歷史 特性，顯然不能忽略資本與國家的社會建構性因素。 從新加坡的國家發展特性來看，資本與國家的影響最明顯而直接的 表現就是跨國連結的特性上。這個特性從上個世紀30 年代胡文虎籌組 客屬南洋總會中就可以得到表現。王力堅（2012）的研究指出了新加坡 國家在80 年代華人社團的文化轉型中扮演了作用，可是他沒有明確指 出新加坡的華人文化復興運動與80 年代中國開放與後來的經濟崛起有 關（即使他這個研究的訪談稿部分強烈的暗示這點）。換句話說，正如
胡文虎看到與南洋各地（客家）華僑和整個中國跨域連結網絡有助於其 企業的擴展，同樣的，李光耀也預見中國的開放是一個擴展新加坡經 濟連結的一個重要市場（李光耀 2011）。因此，不能忽略新加坡 80 年 代的文化轉向背後所隱涵的跨國連結的經濟理性策略，這種跨國連結 幾乎可以說就是作為商業城市國家的新加坡的「國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另一方面，相對於福建人、廣東人或潮州人來說，「客家人」 的認同本身就更帶有一種跨國、跨地域的屬性。劉宏、張慧梅（2007） 的研究指出了新馬地區客家意識中與其他華人不同之處：「相對於潮 （州）人社群和其他次社群（如福建人），新馬的客家社群具有兩個比 較明顯的特徵，即方言認同強於地緣認同以及身份認同的超地緣性和泛 華化。正是這種對普遍性的強調和論說，構成了客家人的特徵之一」（劉 宏、張慧梅 2007：325）。他們指出，與潮州人以一個固定且明確的原 祖籍認同不同，「客家人原祖籍地具有多重性與相對模糊性」，這使得 客家人有更多的方言認同傾向，而正是這種方言認同使客家人更易於建 立起一種全國性，甚或全球性的客家認同與聯繫網絡。因此，劉宏與張 慧梅認為，（新馬地區）客家認同的一個特殊性就是「地方─ 全國 ─ 全球─ 祖籍地之間的多重網絡聯繫以及超地域的方言認同」（劉宏、張 慧梅2007：310）。並且，因為缺少一個具體固定的祖籍地認同，客家 會館「無法同潮州社群一樣，透過一個具體的家鄉概念及其文化傳統來 號召及團結本社人民」，而只能從精神層面上提出一種具有客家特質的 「客家精神」做為凝聚本社群的重要力量，「這種差別使得客家社群不 像潮人社群那樣執著於一個具體的地域，其觀念和活動都具有跨地域化 和泛華化（trans-local and trans-Chineseness）的特徵」（劉宏、張慧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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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2007：318）。 本文同意新馬地區的客家認同相對於其他方言群的特點就是這種 「地方─ 全國 ─ 全球 ─ 祖籍地之間的多重網絡聯繫以及超地域的方言 認同」特性，這完全表現在「南洋客屬公會」、「世界客屬懇親大會」 或「台灣世界客屬總會」等等的名稱上。但是，造成這種客家認同的屬 性（泛華化）的原因為何？5是否單單只憑藉抽象的「客家精神」便足 以支撐起客家的跨國連結與跨國認同基礎？顯然，我們很難相信單單宣 揚關於「客家精神」的內涵，就能導致客家認同的普及，以及進行廣泛 的跨國連結活動。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以客家精神為名的跨國連結與 網絡建立，可能需要更進一步去尋找支撐這種跨國網絡的社會建構基 礎。如何解釋客家人為什麼相對於潮州人或福建人更具有一種「地方─ 全國─ 全球 ─ 祖籍地之間的多重（跨國）網絡聯繫」特性，筆者在多 次實地走訪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各客家社團後發現，可能需要從資本與 國家的政治— 經濟 — 文化的社會學角度來加以分析補充（這在新加坡 尤其明顯）。而在這方面，顯然王愛華（1997）關於「海外華人」的跨 國經濟理性與跨國華人文化分析，顯然也適用於分析新加坡這裡的華人 社會中關於「什麼是客家人與客家文化」的論述生產與再生產。 5 劉與張認為，形成客家人認同的這個特性是因為一方面客家人是少數使然，「這一非 主流地位所帶來的不利處境」使得客家人更需要跨地域祖籍的團結壯大，另一方面則 是客家人的祖籍分散性特點及其對華人性的強調，使得客家社群更傾向於透過方言的 紐帶來建立聯合性，乃至於全球性組織，並成為海外華人中最早走上全球化之路的次 族群」（劉宏、張慧梅 2007：319-320）。這裡，筆者不同意客家人之所以走上跨國 化連結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一個明確的原籍地地域性認同使然，本文後面將會論述，其 實在南洋客屬總會誕生之前，新馬地區的客家會館的名稱都是以明確的原祖籍地的州、 府、縣名稱來命名的，並不能說原祖籍地太廣泛與模糊。相反，祖籍地的模糊化倒是 因為有了客家認同才導致的結果。而且，祖籍地域性認同的模糊化，也是因為客家認 同一開始便鑲嵌於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之中（柯朝欽 2015），而使得客家人意識 與一個地域性的認同意識有了性質上與階序上的差別，從而弱化或模糊化了客家人的 原鄉認同。
王愛華認為，海外華人關於什麼是「華人文化」的跨國文化論述， 其實是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有關。她以「彈性公民」一詞來指稱： 東亞或東南亞的華人為了應付對快速變化的全球經濟變動所帶來的危機 與機會，因此在資本積累、旅行、定居等等方面，面對多重的後殖民的 民族國家政治環境，往往採取策略性「彈性／靈活」的居住行動與文化 邏輯。如果放到本文脈絡上，簡單說，這裡的「彈性」一方面指的是民 族文化與國民身份的雙重性與非同一性（例如是新加坡公民，但是是具 有中華文化認同的新加坡「華人」）；而另一個「彈性」意義指的是， 什麼是「傳統華人文化」，則是一個可以隨著公民權、選擇移居、旅行 或生命情感認同而來的彈性詮釋空間。例如什麼算是「客家食物」、福 建話算不算是華語…等等。王愛華以新加坡在80 年代的「儒學運動」 的經驗為例指出，在一個高度資本跨國流動的「後資本主義」社會中， 民族國家框架下的文化與公民身份認同已經受到改變，這特別表現在 海外華人中關於什麼是「華人（性）」（Chineseness）引發了困難的認 同與詮釋分歧6：作為一個「種族」（race）的華人與作為一種「文化」 （culture）的華人，顯然難以區分。「華人」既可以指稱一個根據民族 國家地域界限的道德（情感）連帶實體，也可以指稱一個超越國界範圍 的無疆域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力量。因此，她提醒說， 當我們提到「華人」一詞時，其意涵顯然包含著一方面存在著民族國家 的管制與界線劃分，但是另一方面又有跨區域合作以及流動的、非固定 的全球自由化資本流動的曖昧現象。這種彈性的文化詮釋行動，隨著經 濟資本與人力資本的跨國流動，更加使得「華人」這個模糊曖昧的詞， 6 本文對 Chineseness 這個英文字，後續的行文會依文句的順暢與需要分別會譯為「華人 （性）」、「華人（文化）」或「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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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在這幾十年來在相互限制又相互競爭的（全球化）經濟環境中造成了 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尤其是新加坡）兩方分別採取了重塑什麼是 「華人（性）」的文化詮釋工作（Ong 1997：55-57）。 本文並不準備討論關於彈性公民的公民權選擇的面向，本文主要論 題關注的作為傳統中華文化之一的新加坡客家文化，如何在海外華人的 社會中加以詮釋與創造發展。因此，本文更注重的是王愛華對海外華人 如何對傳統文化的「彈性」詮釋的背後動力所提出的詮釋框架。她認為 海外華人之所以對傳統華人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詮釋，背後一個重要的動 力其實是與「經濟理性」的計算有關。例如，她認為海外華人對「關係」 的運用很值得注意：「（海外）華人謹慎地利用著關係人脈和實用主義 的家風，在帝國邊緣建立家族生意，但事實上這些習慣、態度和規則 並不必然是一些本質化的『傳統華人特質』的延續傳承」（Ong 1997： 55）。在一個資本全球化流動的時代，海外華人的「經濟理性」直接表 現在跨國關係連結的選擇策略上，在這脈絡下「注重關係」在華人謹慎 的經濟理性策略下，被順勢詮釋成為「傳統華人文化」的一個重要內涵。 因此對王愛華來說，東南亞華人所注重與強調的「關係網絡」其實只是 一種歷史上的偶然現象，並不必然是一種傳統華人文化的「本質」， 「而其它諸如強調實用主義、關係人脈、事必親恭不愛授權、講求性別 差異，或講求年資長老等級等等所謂的『華人（文化）』，其實只是 一種（後）殖民形成的習性，並不必然有其華人文化本質傳統」（Ong 1997：57）。 總 之， 在 關 於 華 人 的 跨 國 網 絡 的 經 濟 理 性 策 略 中， 她 認 為 對 什 麼 是「 華 人 的 文 化 特 質 」 進 行 彈 性 詮 釋 很 重 要，
因 為 這 牽 涉 到 如 何 建 立 跨 國 ／ 跨 域 人 脈 關 係， 進 而 產 生 經 濟 連 結 的 實 踐 策 略 息 息 相 關。 在《 無 根 的 帝 國： 當 代 華 人 跨 國 主 義 的 文 化 政 治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ihwa Ong and Donald Nonini 1997）（書名暫譯）的編輯序中，她指出：海外華人的中華文化認同並 不是建立在一個確切的文化實體上，而是建立在一個多重的跨國關係網 絡之中。商人、政治人物、留學生、觀光客、勞工…等等，不同的華人 隨著身處全球資本運轉的不同位置與關係，形成了多樣的「華人性」與 不一樣程度的文化認同。因此，唯有從文化政治與政治經濟學的交叉匯 合，才能進一步深層的去分析海外華人的跨國流動、民族國家與文化實 踐之間的關係。 本文將指出，王愛華的分析雖然主要以海外華人的家族企業為對 象，但是這樣的分析觀點，筆者認為也適用於東南亞的華人會館，特別 也適用於新加坡相關客家會館組織的活動上。而雖然王愛華的「彈性公 民」主要是指海外跨國活動的「華人」而不專指「客家人」，但是她所 提出的海外華人如何運用「華人（性）」的文化政治邏輯，筆者也認為 可以適用於海外華人中如何進行「客家文化的詮釋」上。這當然也特別 適用於分析像新加坡這樣一個跨國資本流動中心，以及不斷需要打造公 民權認同的海外華人城市國家。因此，本文將採取王愛華的觀點，以「海 外華人跨國離散群體」之一的「新加坡客家社群」作為對象，來探討其 如何對「華人（文化）」之一的「客家文化」進行「彈性」詮釋與創造， 進而重構其公民身份、文化認同與經濟理性的跨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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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加坡客家的形成：南洋客家
即使從最生活性與直接性的語言使用來說，早期東南亞華人中是否 存在著一種客家方言的認同感，恐怕也很難獲得嚴謹的研究支持。例 如，麥留芳（1985）在對檳城、麻六甲與新加坡三個城市中的早期華人 的人群分類認同研究中，他從早期的人口普查資料中的居住區位與華人 碑文的相互交流中加以分析。發現「福幫人士的方言群認同的程度，實 較廣、客幫來得強」，福幫不僅表現在「公塚」較封閉，同樣的「福建 人的地域性會館如永春會館，要比廣、客人的寧陽、應和及茶陽會館來 得封閉」。因此，麥留芳提醒那些經常會有的預設，即認為東南亞的華 人會以方言群作為分類與區隔認同的假設事實上是站不住腳的。他認為 （早期）客家人並沒有明顯的語言（方言）認同，反而是經濟地位較富 裕、人口比例較多（使用較主流的福建話）的福建人會館，才顯得比較 封閉與具排外意識（麥留芳 1985：189）。他認為，至少在整個 19 世紀， 東南亞並不存在著一種以方言作為認同的意識。或者這樣說，有方言群 的意識，但並沒有方言認同的意識。事實上，從社會生活的角度來看， 要在東南亞這樣的高度移民混居的地區，產生一種建立在華語方言的族 群認同是很難的。麥留芳認為19 世紀出現的私會黨、宗教祭祀活動， 以及會館組織等的興起，無疑是取代與沖淡了華人的方言群體所造成的 隔閡分類。祖籍、宗族、姓氏、地域性原鄉，甚至階級地位等等，才比 較可能在華人內部產生人群分類的劃分。 或許，我們可以撇開既有的族群形成的認知框架一下，在既定的籍貫、地域性或方言認同等等因素之外，試著以另一種可能性來想像早期 南洋地區作為一個高度人群流動與工商業社會的華人移民社會，其人群 分類框架或許更與資本機會的關係凝聚息息相關。因此，新馬地區客家 人最早形成的排他性集結，或許並不是建立在語言認同上，而是建立 在一種跨國政商關係的連結上。儘管在南洋的城市中，客家人一直位居 華人社會中的少數或非主流勢力，但至少在十九世紀末，新加坡歷史學 者黃賢強指出，大約1890 年代一直到 1930 年代之間的南洋地區的華人 社會中，就出現了一個跨地域、橫跨政商上層的「客家集團」（黃賢強 2011）。這個集團是由張弼士、張煜男、謝春生、梁碧如、戴欣然、戴 淑原等人所組成，他們共同的特色都是從大埔與梅縣來的第一代貧窮移 民。然後在南洋事業成功、成為富商與僑領之後，他們都回中國原鄉進 行經濟投資、慈善救濟以及興辦學校，並成功建立與中國的工商政界的 密切網絡連結。這些人之所以可以稱之為一個（客家）「集團」，是因 為他們有著「共同的志業」，並且有著「密切的親屬或事業上的關係」， 從而凝結成一個相互呼應的「幫群團體」。作為客家人，他們在檳城的 閩幫與廣幫之外形成了「第三勢力」。黃賢強從檳城華人領事、極樂寺 的興建，以及檳城的華人學堂辦學這三個面向來分析這個（客家）集團 如何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進行交互的網絡連結，進而達到 政治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相互積累。而且重要的 是，一旦這個跨域網絡的模式成功建立後，在馬來亞半島上挖錫礦致富 的客家人也紛紛加入這個模式與網絡，「與北蘇門答臘的客家富商類 似，霹靂的客家富商也前往檳城置產及開拓新商機，並投入慈善與文教 事業，順利進入檳城華人社會的領導階層」（黃賢強20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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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不過，這群最早在南洋形成跨域網絡連結的客家富商階層，並沒有 任何高舉客家意識的論述與組織。也許他們的連結不過是對於閩幫或廣 幫勢力的一種「第三勢力」的反應。儘管這裡可以看到在19 世紀末「南 洋客家」就逐漸形成了一種跨行業、跨地域、跨國家的關係集結，但他 們並沒有進行一種跨地域、跨國家的客家文化論述生產，畢竟這時候的 「客家人」作為一個特別的族群論述才剛開始在廣東華南一代初步的形 成中。儘管他們也進行著關於「華人（性）」的文化政治詮釋工作，並 以此來擴大與連結他們的跨國經濟— 政治關係網絡，但這主要表現「辦 學」與檳城「極樂寺」的興建上，「客家」並不在他們的主要意識中。7 從新加坡各相關客家會館成立的歷史順序來看，「南洋客屬總 會」應該是第一個以「客家」名稱命名，並以客家進行號召的社團 組織。在這之前，新加坡與南洋各客家人會館都以祖籍地區來命名。 例如，從歷史發展來看，新加坡客家人的會館依照成立時間先後分 別 是： 應 和 會 館（1822 年），惠州會館（1822），茶陽（大埔）會 館（1857）， 豐 順 會 館（1873）， 豐 永 大 公 會（1882）， 廣 西 暨 高 州 會 館（ 原 稱 三 和 會 館 ）（1883），永定會館（1918）等等。從上 述可以看到，一直到「南洋客屬總會」於1929 年成立之前，並沒有 出現任何以「客家」作為號召凝聚的會館。所以，「客家」意識在 新 加 坡 的 出 現， 關 鍵 年 代 應 該 是1920 年代。而從 19 世紀新加坡客 家會館的分立多樣，也可以看到其實就那時的廣東、福建移民群體 來說，「客家（人）」並不是一個有效與熟悉的人群分類方式。例 如，剛開始客家人的公塚義山就與廣東人共用，而從會館的名稱與跨 7 關於檳城極樂寺興建過程中的文化政治分析，參見薛莉清 （2015）、黃賢強（2011） 的分析。
幫協力網絡來看，廣東與福建的原鄉籍貫仍是一個主要的人群分類方 式。另一個例子是，當「永定人」因為語言不通而不被閩幫納入、受到 閩幫排擠時，他們也沒有因此而形成「客家人」的自我意識，而是另外 成立永定會館。所以我們可以從上述會館的名稱與成立沿革上看到，客 家人一開始是以祖籍地域意識來進行分類聚合的，而不是一開始就以 「客家」進行分類。 儘管「客屬總會」的出現可以更早追溯到「1923 年，湯湘霖等人鑒 於客籍人士南來日眾、散佈區域日大、人事交接日繁，因此興起組織客 屬公眾機構的提議」（汪芳紅等 2007：63），但這提議經過多年的籌 備始終一事無成。在胡文虎兄弟來到新加坡之後，南洋客屬總會在獲得 胡氏有力人士的出錢出力的倡議下，才終於於1929 年成立。而我們也 可以看到，一直到這時「之後」，新加坡才開始分別出現以「客家」為 名的會館與組織，例如，武吉班讓客屬公會（1937 年）、南洋客屬陳 氏公會（1947）、客屬林氏公會（1950）、客屬劉氏公會（1951）、新 加坡客屬寶樹同宗會（1957）、星馬客屬廖氏公會（1964）等等。從這 些會館組織的名稱與歷史沿革，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南洋客屬總會」的 成立對於新加坡的客家意識發展扮演了關鍵的開基角色。換句話說，儘 管新加坡一開埠就有客家人定居，但是新加坡的「客家人群意識」，更 嚴格來說，其實是在胡氏兄弟捐助「客屬總會」成立運作之後才開始出 現並蔓延的。胡文虎個人對於南洋客屬總會的建立可以說扮演著舉足輕 重的關鍵角色（沈儀婷 2007；王力堅 2012；張容嘉 2014）。 依據湯湘霖在《總會十週年紀念特刊》（1938，下簡稱《特刊》） 上寫的〈本會十年史略〉即說到：「惟客人之南渡，……雖亦百數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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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然有組織之大團結，則尚始於十年前，即客屬總會成立時也」（重點字 為筆者所強調）。在《特刊》的另一篇文章〈本會創辦經過〉中，他敘 述了總會成立的緣由，大致是因廣、客共用的青山亭公塚義山被政府徵 收遷移之後，經過交涉獲政府歸還一處土地補償，但是這塊土地要怎麼 使用則未定，因此湯湘霖提議在這塊土地上成立一個像漳州人的八邑會 館或潮州人的十屬會館那樣的更大型組織，來統屬人數日漸龐大的客家 人。這個構想中，原本文章中所謂的「客屬」，其實還原到十年前只是 一種地域性概念的進一步擴大而已（因此他特別比喻成像潮州人與漳州 人那樣的更能統籌資源的大型會館）。即使如此，儘管大家都同意成立 這樣一個比既有會館更高階的組織，但總會之所以得以成立，胡文虎還 是扮演了關鍵性的臨門一腳。湯湘霖在〈本會十年史略〉中提到，總會 成立後，後續的募款卻不甚理想，一直到1926 年，獲得胡文虎、胡文 豹兄弟的贊助，會館大樓才得以動土開工。而即使大樓建好，預計會務 開展的五大項目：辦學、文化（圖書館、出版日報）、體育（球場）、 娛樂（休閒設施）、招待等，其所需金錢也籌不出來。一直要到1935 年， 由胡文虎等人擔任領導幹部之後才獲得解決，「胡文虎先生昆仲，獨捐 鉅資，創辦民眾義務學校」。20 年代的新加坡客家人捐款如此不甚理想， 筆者認為一個原因是客家意識並不高昂。 其實胡文虎對南洋客屬總會的影響並不只是在金錢財物上而已，更 在於對「客屬」這個概念的提出與改造。剛剛說到，事實上原本客屬總 會的成立過程就跟一般華人會館的概念一樣，只是一個更大的地域性人 群的凝聚而已。但胡文虎對於「客屬人士」的概念想像，並不僅只是一 個地域性人群概念。十週年的紀念《特刊》上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胡文虎
的〈本會十週年紀念遊藝籌賑祖國難民大會宣言〉。胡文虎一開始便感 嘆：「……在今日檢討這十年的過程，我們在總會領導下，對於宣傳僑 屬、組織僑屬、改善僑屬、救濟僑屬等任務，雖有些部分已經做到，然 而精神渙散、自我觀念、地方色彩，這一切的黑影，還籠罩著少數人的 身心，因此，團結合作的精神，也就不十分充實…」（重點字為筆者所 強調）。胡文虎期盼從客屬總會能摒棄自我中心，從堅固「吾屬」的小 團結，進而擴大到「祖國」的大團結。 如果意欲摒除「地方色彩」，那麼，胡文虎本人對於「客屬」（客 家人）這個人群分類的想像是什麼呢？《總會十週年紀念特刊》的最後 面附錄了幾篇在週年紀念之前各新加坡星系報紙相關的社論作為「論 著」，除陳嘉庚集團的《南洋商報》的社論以外，應該可以視為能代表 胡文虎本人的想法。分別是：〈胡文虎先生之宏願〉（1938.12.4，《星 洲日報》社論）、〈客家精神論〉（胡文虎，1938.11.29，《星洲日報》）、 〈客屬團結與民族團結〉（1940.8.23，《星洲日報》社論）、〈客人與 客屬代表大會〉（1939.8.23，《星檳日報》社論）、〈所望於客屬大會 代表者〉（1939.8.24，《南洋商報》社論），共四篇文章。（按，《特 刊》收錄的這些社論文章不知為何並沒有按日期先後排列，而原本出處 所引日期均為民國紀元，筆者為文章統一自行改為西元紀年。） 按發表時間先後來看，1938 年 11 月 29 日的〈客家精神論〉從其 第一段內容來看，是為了配合宣揚客屬總會到南洋各地成立分會的號召 而作。因為到南洋各地成立客屬分會，「此議原為鄙人（胡文虎）所提 出」，「故今當開始進行之際，鄙人爰就吾人傳統的客家精神，申述其 略，已告本屬兄弟…」（《特刊》：92）。接著，胡文虎闡述了「客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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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系出中原，為漢族之嫡裔」，然後自唐末避亂而開始南下遷移，或被稱 「客籍」，或被稱「客家」，或被稱「客屬」。客屬人士不只輾轉遷移 於華南各地，「同時更繁衍於英荷邏緬越屬」。但是無論如何，「客屬 之在中國民族之下，乃不能不嚴然自成一系矣」（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自成一系的基礎在於，「吾客屬人士，本於其先天的遺傳，長具有如下 之特徵：「所謂客家精神者，不外為刻苦精神，勇武精神，奮鬥精神， 團結精神，冒險精神的結晶體」。在胡文虎的詮釋下，客家人／客屬之 所可以成為自成一個「民系」的分類，其內涵並不建立在一個固定範圍 內的地域性人群分類，而是在於一個「先天可遺傳」的「精神特質」上。 作為一個並不具固定地域屬性的客家人，客屬民系的特徵在於移民過程 所展現的「精神特質」。 在《特刊》收錄的另外三篇社論中，胡文虎藉由星報的論述說明他 之所以提倡客家精神論，絕不在標榜立異，另立幫會組織：「胡文虎先 生……向不以省籍地域之偏狹的見解自限」，他的慈善義舉遍及南京、 上海、廣州等地，國內與國外，並不限於閩省，「本來所謂客屬者，不 過漢人中之一支，與一般漢族同胞，同其原祖，故無自外於他屬之必 要，特以其語言關係，自趨於聲應氣求之勢，因而為便於團結起見，亦 正不妨因勢利導而使成為國民中之一種總組織，與其他以職業志趣等為 分野之組織，大略相同。果能運用得宜，自未嘗不可杜其流弊而收其良 效」，「自本埠客屬總會成立，更以奠定統一南洋各屬客幫團結之良基， 特以主持諸人，初無憑藉團體以營謀任何利益之心，故未積極為組織之 工作。今胡氏…挺身而起，以謀團結南洋各屬客幫弟兄，為有組織有系 統之行動，以圖增大其致力於國家民族及同橋社會之各種偉大切實工
作之效率，其心胸至為光明…」（〈胡文虎先生之宏願〉，1938.12.4， 《星洲日報》社論）。胡文虎以愛國愛鄉的民族團結論述來證成其組織 南洋客屬總會的光明磊落。在另外一篇社論中，他則提出另一個緩和的 說法。 「客人雖成一名詞，並無區別之意味：客人之對非客人，非客 人之對於客人，亦不應有區別之意見」（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那麼，為什麼又要盛大召開客屬代表大會呢？社論的回答很妙： 「蓋個人在社會之中，有種種交錯中之關（係）：如區域，則 曰某處人，如職業，則曰某界人，如學歷，則曰某校出身， 如政治主張，則曰某黨人，每一個人，可分隸於各種關係，而 所以為之結合者，則其中有一共同之點，就此共同之點中，而 謀內部之互助，及集結其力量，以謀各種關係中之合作，…… 無 論 為 地 域、 為 職 業、 為 黨 派、 可 以 為 損， 亦 可 以 為 益， 事在人為，為在善用之耳」。（〈客人與客屬代表大會〉， 1939.8.23，《星檳日報》社論，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至於陳嘉庚的《南洋商報》社論可以代表福建幫群的看法，他們同 意客家人這樣的人群分類有意義，也同意客家人是漢人中原正統的嫡 裔，「這是現代中外研究東方民族的學者所公認的」，但也呼籲在國難 當頭的時刻，更要大力秉持客家精神來投入團結救國的行為（〈所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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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客屬大會代表者〉（1939.8.24，《南洋商報》社論）。 從這些社論的寫作中可以看到，「客家人」這個華人內部的人群分 類觀念在當時的海外南洋華人社會中，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儘管有 聲類相似的客家話存在，但畢竟當時的幫群分法還是以祖籍地域為主， 除了知識份子，一般身處於移民社會中下層的客籍移工，事實上很難有 一種超地域的客家意識。並且，在人聲雜處、四方移民混居的南洋華人 社會中，號召一種新的客屬集團分類，不免會引來緊張。因此胡文虎不 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地域、職業、黨派、語言等等的人群分法中解釋為什 麼要進行「客屬」的組織與分法。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如果南洋的客家意識是由胡文虎所引發與發 揚，那麼胡文虎的客家意識又是從哪裡來的呢？學界對這個歷史過程還 很少有研究。據楊君、楊瑞虹（2008）的說法，早在 1921 年，當胡文 虎在香港開設第一家「永安堂」分堂時，他就加入了與當地客家社會名 流人士所欲籌組的「香港崇正總會」的籌備活動中了。他不只捐了兩萬 元，並在1928 年還當選了香港崇正總會的會長，繼而被授與了「永遠 的名譽會長」頭銜。（不過楊君、楊瑞虹在這篇文章中並沒有引用歷史 資料佐證，所以這個說法有待進一步檢驗。）筆者認為，可以做大致的 推論如下：胡文虎的政商人際網絡使他認識了像羅香林與創立香港崇正 總會那群「客家知識份子」，因此在受影響之下，反應敏銳機靈的他， 將羅香林等人的客家論述帶到新加坡，並捐錢成立南洋客屬總會，以此 來進行整個南洋海外華人中客家團結的號召動員力量。細看總會的成立 過程便可以看到胡文虎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19 世紀末，當西方傳教士開始將客家人作為一個族群加以區分出
來並研究之後，客家人的獨特精神氣質便是一個論述的重點，並成為 「客家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內涵，仔細看胡文虎的客家精神的論述內 涵，可以說繼承了羅香林1933 年發表的《客家研究導論》的內涵，並 加以個人的「彈性」改造，因此可以視之為羅香林論述的（南洋）海外 版。8胡文虎把它運用於南洋海外華人的情境以及個人的企業家形象加 以詮釋，並進一步鑲嵌於當時如火如荼的「華僑救國」的運動之中，例 如他說：「而此（客家）諸種精神者，實為人生欲圖創立偉大事業者所 必需，而尤以當此國難嚴重時期，凡我皇帝子孫，有志於復興民族挽救 國家者，所迫切需要，然則吾客人之客家精神，及擴而大之，使成為中 華民族之精神可也。或善運用之，使成為救國精神，亦無不可也」（〈客 家精神論〉，《特刊》:92）。 最後，胡文虎所詮釋的客家精神是不是有其經濟網絡關係的「彈 性」文化詮釋之用意？筆者認為這就是新加坡客家一開始存在便具有的 特徵所在。前面引述的十週年紀念社論中所謂的「集結其力量，以謀各 種關係中之合作」，以及「事在人為，為在善用之耳」…等等，這樣的 自我辯解正好符合了王愛華關於海外華人的「彈性」（公民權）「關 8 關於羅香林的客家論述源流，參考林正慧（2015）、施添福（2014）其來源可追溯到 最早一批西方傳教士與人類學家在粵東地區對客家人的研究論述。受太平天國的影響， 這些西方人對於客家人懷有一種特別的想像。而在清末民初與廣東人的論戰中，客家 原鄉地區的知識份子援用這些論述形成了客家人的論述。羅香林於 1933（1992）年出 版的《客家研究導論》特別專闢一章來論述幾點客家人的特殊特性：1. 客家人一般過 著大家庭的生活，並且每個大家庭內很注重將人力資源分散到各行各業；2. 客家人重 視婦女的能力與地位；3. 客家人勤勞與愛整潔；4. 客家人（男子）好動（指離鄉活動） 並具有野心；5. 客家人具冒險與進取精神；6. 簡樸與質直；7. 剛愎與自用。羅香林對 於客家人的這幾個特點，除了依據自己的實際觀察與生活經驗之外，有學者也認為是 受到19 世紀第一位以民族學方式進行客家研究的傳教士歐德理 (E.J. Eitel, 1838-1908) 的影響。歐德理把客家人與鄰居兩個人群（廣東人與福佬人）加以比較後，指出了幾 個客家人的特性：1. 客家較不熱衷於偶像崇拜，客家比較重視祖先崇拜，因此在客家 地區祖祠重於廟宇；2. 客家人與廣東或福佬人比起來，是個最愛唱山歌民謠的種族， 不論是工作、休閒，或悲歡、離合皆能以歌來表達情緒；3. 客家人雖普遍貧窮，但富 有反抗精神；4. 重視教育；5. 刻苦耐勞以及工藝技術優良；6. 客家婦女比較過著自然 自由的生活，但跟廣東婦女比起來卻比較沒教養與不那麼整潔乾淨。（施添福 2014：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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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係」論點，其實早在30 年代的胡文虎這樣的海外華人企業家中就已經 開始實踐了。而胡文虎將羅香林等的客家論述加以移植到海外南洋，並 加上「創業精神」等的客家精神論，更顯示了關於「華人（性）」的 彈性文化詮釋的典型表現。我們可以用胡文虎在客家精神之外的幾個例 子，來顯示這種海外華人的「華人（性）」彈性文化詮釋如何在30 年 代服務於或鑲嵌於一種跨國商業資本的政商網絡建構之中。依沈儀婷 （2013）對星系報業的新聞網絡與永安堂虎標藥品的商業網絡加以分析 指出，「胡文虎擅長建立跨區域的網絡」，胡文虎的企業關係開始擴大 的過程起自20 世紀初的「國貨」運動，運用這個局勢，胡文虎因此積 極的將自己的永安堂塑造成一個「國貨」（事實上那時他公司註冊之地 是隸屬英國），而他本人是一個勇於捐款，大筆投入慈善行動的「愛國 商人」。他因此成功的打入上海商界與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高層。從 20 年代到 50 年代，胡文虎的星報系列分別在下列城市中發行報紙：新 加坡、汕頭、廈門、廣州、香港、檳城、福州、曼谷。藉著跨國與跨域 的報紙和大眾文化（沈儀婷 2013；衣若芬 2015），在這些報紙上，胡 文虎的虎標藥材廣告，大量的連結與運用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現代化運動 素材，例如「體育強身精神」、「增強企業競爭能力精神」，以及「抓 緊時代動脈」等等的修辭，將其類比於他的藥材可以治癒的中國（作為 國體的身體）。沈以胡文虎刊登自己的泳裝照片指出，「這似乎在暗示 著其健康強壯的體魄、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逆流而上的奮鬥精神。這 個意象不只是將個人與家庭幸福聯繫在一起，甚至於與整個民族與國家 的命運前途息息相關」（沈儀婷 2013：224）。例如，他的《星報》系 列報紙之所以取名為「星」，主要是著眼於「如同指南針指引人民與國
家行在正途上」。因此，胡文虎的慈善公益贊助、體育贊助、衛生醫療、 新聞傳播、文化教育、經濟建設，乃至大眾文化等等，無不沈浸與鑲嵌 於當時積弱振奮、救亡圖存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時代氛圍之中，「乘 著時代的巨浪，胡文虎滿足當代人的心理需求—— 藉著虎標藥品緩解 他們的痛苦，藉著星系報業滿足他們對於祖國訊息的渴求，藉著廣告中 的故事帶給他們希望與追逐夢想的動力。虎標藥品無所不醫的宣稱…… 成為20 世紀上半葉的一道獨特風景」（沈儀婷 2013：258）。
四、「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對客家文化的
第二次詮釋
在本節中，筆者要藉由新聞、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年度發行的會刊 與特刊，以及筆者親自走訪的觀察為基礎，來論述當前新加坡客家文化 復興運動的特性。筆者將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印行的《南洋客屬總 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2009）以及三期《客總會訊》（2013， 2014，2015）為主要材料，來分析近年來新加坡的客家文化，如何在一 個新的時期進行一個跨國連結的客家文化詮釋。這四本刊物的內容恰好 對於南洋客屬總會自2000 年以來（大約到 2015）所進行的跨國交流、 客家文化活動、以及客家學術研討等活動，有一個連貫性的大事紀方式 的記載。而記載相關活動的文字中也都會提到相關客屬社團（如茶陽會 館）的參與動態。對於分析2000 年以來新加坡客家的相關活動非常具 有參考性。另外，關於南洋客屬總會於80 年代在新加坡政府的主導下 所進行的一系列文化轉型的活動則可以參考王力堅（2012）研究，他集跨國連結、彈性關係與文化詮釋
104 中分析了南洋客屬總會在新加坡獨立後的沈寂狀態，以及在80 年代隨 著新加坡政府主導的「儒家運動」、「說華語運動」等的文化轉向下重 新復甦活力的過程。而本文所分析的則主要集中在2000 年之後的活動， 至於中間的90 年代則有待後續的相關研究。 為了顯示這時期新加坡客家的文化復興活力以及其跨國網絡連結的 特性，讓我們來看兩個場景： 場景一 這裡，我們重複一下一開頭引言的2008 年的 10 月 3 日到 5 日新加 坡茶陽（大埔）會館慶祝成立150 週年大會的場景，並作進一步的後續 報導來鋪陳本節對於新加坡客家社會對於什麼是「客家文化」的文化詮 釋。以下引用一篇來自受邀參與者江彥震（「世界客屬總會會長」辦公 室主任）發表於「《世界客報》部落格」網站的報導文章來大致呈現這 次的慶祝活動內容。首先，這次的慶典主題是：「心系家園・志向四方」。 可以看到作為客家社團之一的茶陽會館，在慶典主題的立意上，有意呈 現既以新加坡作為「家園」，又試圖凸顯作為海外客家移墾歷史的「拓 展四方」精神。而從邀請的來賓就可以看到茶陽會館「連結四方客屬」 的盛大陣容。與會來賓除了地主貴賓新加坡總理也是茶陽會館榮譽顧問 的李顯龍之外，重要貴賓還有「中國駐新加坡大使張小康、梅州市書記 與常委李純德、梅州市政府副市長陳衛平、縣書記丘小宏、縣長謝志雲、 大埔縣委、大埔縣政府代表團、大埔鄉親……等人」。來自台灣的則有 「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劉盛良率領的代表團13 人……再加上世界各地 客屬相關團體，這次慶祝大會邀請的來賓總共高達1,600 多人（《世界 客報》(The World Hakka Report)，2014）。9
9 《世界客報》(The World Hakka Report)，〈茶陽會館 150 周年慶〉江彥震。http://john3 80920.blogspot.tw/search?updated-min=2014-01-01T00:00:00-08:00&updated-max=2015-0
報導為了呈現新加坡兩代領導人不只都是客家人，而且都重視客家 人的貢獻，因此特別把李顯龍的致詞與李光耀於1991 年 2 月的致詞加 以對比呈現。當時已經退居為資政的李光耀身兼茶陽（大輔）會館榮譽 顧問，1991 年受邀向新加坡宗鄉總會和中華總商會進行一場演講，他 說道： 「新加坡成功的一場最強有力的因素，就是 50—70 年代那一 代人的文化價值觀。由於他們的成長背景，他們肯為家庭和社 會犧牲。他們也有勤勞簡樸和履行義務的美德。這些文化價值 觀幫助我們成功……」（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然後十多年後的2008 年 10 月，在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舉行成 立150 週年慶祝活動上，總理李顯龍（李光耀之子）強調： 「勇於開拓，善於適應」是客家人的特性，『四海為家，冒險 進取，敬祖睦宗，愛國愛鄉』則是客家人的族群精神 …… 在 政治領導人中，除了李光耀資政之外，好幾位前任部長也都是 客家人，包括韓瑞生、胡賜道、侯永昌和李炯才，以及我，他 們對國家的發展做出很大的貢獻」（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茶陽會館最近售賣產業後獲得一億多元的資金……，我建議 會館考慮支持一些重要的文教活動，特別是那些能夠激發學生 對華族文化和語文興趣的活動，例如資助學校添購華文書籍， 1-01T00:00:00-08:00&max-results=50 擷取於 2017.2.20。
跨國連結、彈性關係與文化詮釋
106 或者贊助學生觀賞華族文化演出，……在族群文化傳承方面， 本地客家社群所面對的困難不小，這跟整個華社所面對的情況 一樣」。 他以茶陽會館的中英雙語網站和豐永大公會的『客家先賢文化紀念 館』為例子，鼓勵華社以「更活潑生動的方式呈現傳統文化，讓年輕一 代覺得容易親近。」（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根據《客報》該文的報導與描述：在慶祝150 週年的活動之前，為 了迎接這次的150 年慶，「在 2008 年 6 月到 9 月，茶陽會館聯合 19 個 客屬會館團體舉辦了『客家文化節』，以開拓國人眼界，讓新加坡其他 族群更加暸解客家文化。此活動引請熱烈迴響，並因此成功籌款一筆金 錢來贊助三家中醫院的設立」。該文寫道：「近年來茶陽會館活動頻繁， 不斷吸納新會員，啟動多元文化節目。開創客家歌曲傳唱，掀起熱潮， 在短短三年內，使得幾近絕跡的客家歌曲傳遍四方，大眾津津樂道。客 家文化研究室成立，出版論文集，舉辦文化座談會，積極推動客家文化， 成績顯著」，「茶陽會館稟承中華文化優良傳統，走在時代前端，形象 鮮明開放，會務蓬勃發展，成為新加坡最活躍的華社團體之一」。 場景二 依據南洋客數總會發行的《慶祝八十週年紀念特刊》上的一篇年 度重要活動報導：「2009 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梅州・世界客商大 會』在世界客都－梅州隆重舉行。全球21 個國家和地區，中國的 14 個 省（市、自治區）的1500 多名客商菁英、卓越經營者、學者專家等出 席了大會。與會者通過這個盛會，凝聚智慧、交流經驗，共謀世界客屬
地區的合作發展」。《慶祝八十週年紀念特刊》是一本印刷極為精緻、 硬裝書皮、16 開本的特刊。依據內文所述，「2009 梅州・世界客商大 會」是由中共梅州市委、梅州市人民政府首倡，由世界各地74 個知名 的客屬團體（商會）和84 個具有影響力的客屬商界人士共同發起，新 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新加坡應和會館、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是倡議 發起單位之一，而客屬總會會長、劉智評副會長和賴涯橋副教授為倡議 發起人之一。「2009 梅州・世界客商大會」，以「崇尚論道、彰顯卓越、 聯誼合作、共謀發展」為宗旨，以「全球客屬商業菁英匯集，和世界客 屬地區合作發展的盛會」定位，以「世界性、客屬性、工商性」為特質， 著力於建構客屬地區之間、客商之間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弘揚客商精 神，展示客商風采，促進共同發展」（重點為筆者所強調）。 該文並且強調，「2009 梅州・世界客商大會」創立的定位和 1971 年創立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有著不同的性質：「前者（按，應是指 「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強調的是『團結、友誼』，強調的是『鄉情』； 後者（按，指的是「梅州・世界客商大會」）則凸出『商情』，是全世 界客商及商會之間的合作交流的平台。整體而言，懇親大會是全世界客 家鄉親的大聚會，而客商大會則是全世界客屬商界精英匯集的盛會。另 者，在命名上，客商與地域性的晉商、徽商、潮商、浙商等有所不同， 是以民系命名，以文化為紐帶。……同時，客商具有濃厚的儒商色彩， 客商亦稱為『儒商』。客屬商界人士大多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徵，崇 尚詩禮傳家，崇尚節儉，完整保存了客家人的獨特語言和生活習俗。客 商一般『商味』並不濃」等等。正如客商大會倡議書所言：「客家是世 界上著名的大遷移民系之一，以獨特的遷移歷史，堅韌的進取精神，執
跨國連結、彈性關係與文化詮釋
108 著的鄉土情懷，成為一個舉世矚目的強大民系。千百年來，勤勞勇敢的 客家人，在世界各地拓荒開埠，建基立業，勤奮拼搏，銳意進取，湧現 了一批又一批事業有成的客商和客屬團體。客商組織迅速發展，客商事 業不斷興旺，全球影響力越來越大」（《南洋客屬總會成立八十週年紀 念特刊》，2009）。 當然，這些文字與各式各樣新成立的客家組織，明顯的是中國（地 方）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招商策略而已。從特刊該文所附的照片來看， 「2009 梅州・世界客商大會」在 10 月 12 日舉辦剪綵儀式之後，13 日 的會場改佈置成「2009 世界客商名優產品展銷會暨項目簽約儀式」， 主辦者是「2009 梅州・世界客商籌備會」，參展的地區有：香港、台 灣、印尼、馬來西亞、美國、龍岩、贛州、三明、漳州、泉州、廈門、 北京、南寧、海口、廣州、深圳、汕頭、梅州……等等（引自照片中的 大會獎台布幕文字）。從事後回顧來看，這個服務於招商投資性質的「梅 州・世界客商大會」顯然並沒有發展到像世界客屬懇親大會那樣成為一 個常態性、國際性與知名性的跨國客家組織。然而，不管其直接具體的 目的為何，作為合作首要發起人之一的南洋客屬總會，這個場景事實上 非常能具體而微地凸顯出本文所要論述的新加坡客家文化特性，也就是 其「跨國關係網絡— 跨域資本流動 —（華人）文化詮釋」，這三者的 共構相互鑲嵌的特性。 接下來，本文將利用當時身為南洋客屬總會的副會長賴涯橋教授在 《八十年紀念特刊》上的文章來與上一節30 年代胡文虎論述的「南洋 客家」的論述做比較。進而以凸顯出新加坡客家在21 世紀對於客家文 化的彈性詮釋，所具有的更明顯商業性與跨國性關係連結的特性（雖然
這個跨國連結主要還是與中國的連結為主）。時任客屬總會副會長的賴 涯橋教授有多篇文章刊登在《南洋客屬總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 中。首先，關於會館的未來發展與角色扮演上，在一篇談到未來新加坡 客家會館與社團的展望時，他鑑於新加坡在語言、會館義塚與國家意識 （國民認同）等面向已經有不可改變的新現實，他建議會館未來的創新 發展要更多的投入在客家文化保存發揚與客家研究上，「在全球化經濟 發展的今天，客家人應該稟持強韌不拔的開拓精神，變革求新的意念， 在不忘本身是客家人的同時，放眼世界，積極融入到各所在地的經濟文 化中磨練自己，進而影響周圍全體，建立起強大的客家文化藝術和經濟 圈，為國家社會創造財富，並增值自己的事業。」接著，在特刊的另一 篇文章中，他詮釋了客屬會館的徽章—— 梅花 —— 的意義，梅花的徽 章源自客家原鄉梅州，而梅州的梅花精神是「不屈不撓的骨氣與清氣」， 他希望在賦予新的詮釋下，新加坡的客家會館能秉持這精神，進而「影 響客家人在利益相關之間講求誠信和互惠互利，在事業經營和日常生活 中能奮勇當先創造價值」（重點為筆者所強調）。而在八十週年紀念特 刊的第三篇文章中，賴涯橋接著介紹了南洋客屬總會率團參加廣東梅州 的「世界客商會館」的開工暨「歸讀公園」的落成剪綵儀式（這兩座建 築物都有新加坡各個客家會館的捐款參與）。最後，第四篇文章標題是 〈客家動力與梅州的社會轉型〉，文章大略的談論梅州的未來經濟發展 方向與客家文化的關聯，文章邊頁以大字體「摘要」出文章中的重點文 句：「梅州有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蘊，可通過繼承、挖掘、提升客家文化， 提高文化軟實力，服務於經濟世界的發展。此為經濟發展的王道，也是 匯集全球客家人力量助推世界客都梅州加速崛起的捷徑」（重點為筆者
跨國連結、彈性關係與文化詮釋
110 所強調）。 印刷特別精美厚重的《南洋客屬總會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可以 視為是總會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出版品，因此這樣的編輯政策事實上可以 很精確的反應出新加坡客家文化的特性，具有典型王愛華所分析的海外 華人關於「華人（文化）」的詮釋如何深深的鑲嵌在跨國經濟網絡的建 構之上，從而可以視需要加以不斷的重新彈性詮釋。 接著，除了上述的客家文化的彈性詮釋分析之外，本文依南洋客屬 總會發行的《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2009）以及《客總會訊》（2013 第59 期、2014 第 60 期［紀念特刊）、2015 第 61 期）中所刊載的客屬 總會歷年活動事紀，來呈現客屬總會與新加坡客家會館「跨國性連結」 的大致輪廓。儘管可能有些重要的活動與連結關係可能不會在這些公開 的會訊行事曆中被報導或呈現。但是將這本客總刊物的活動事紀加以彙 整的話，則剛好是從2000 年到 2015 的歷年活動總成，因此可以提供 一個會館15 年來對外跨國連結的大致情形。而且編輯者剛好也依「文 藝／文化活動」、「接待拜訪」、「學術」等屬性加以分類，因此也可 以用以分析客屬總會的主要活動形式的類別屬性。以下各表是筆者依 據2000-2015 年的活動事紀內容自行加以分類與統計，儘管每期的分法 不太固定，但筆者可以依照文字所述的活動內容判斷分類，以呈現總會 主要的活動屬性為何，以及主要連結交流的對象為何的一個大致趨勢走 向。而整個完整的活動大事紀則作為附錄於本文最後，讀者可以自行參 閱。
表1 2000 年至 2015 年的跨國互動 （含接待、拜訪、文藝與學術等各式活動） 台灣 中國 馬來西亞 印尼 港澳 其他（註明國名） 次數 19 97 23 3 2 韓國1 夏威夷1 資料來源：整理自《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 從表1 可以看到，南洋客屬總會 2000 年至 2015 年以來，跨國交流 與連結的對象是以中國為主，其交流次數比其他國家與地區交流的總和 還要更多。 表2 2000 年至 2015 年的活動內容比較 政府機構 招商/ 商 務 文藝表演 祭祖 各國客家社團交流 學術活動 其他 次數 49 12 38 1 44 10 1 資料來源：整理自《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 從表2 可以看到，南洋客屬總會的交流活動中，與「政府機構」的 往來占最多，而雖然「招商/ 商務」才占 12 次，但如果考慮到活動分 類的困難與模糊性（「各國客家社團交流」這項目中其實也含有政治性 與商業性），我們可以看到南洋客屬總會的例行正式活動中，事實上政 治— 商業的連結是最多、最主要的活動。壓倒性地比文化交流更多。 表3 2000 年至 2015 年與中國互動交流的模式比較 政府官方 招商/ 商務 文藝表演 祭祖 各客家社團交流 學術活動 其他 次數 42 11 16 1 23 4 0 資料來源：整理自《成立八十週年紀念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