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營造與地方探討--以新竹市金山社區與內湖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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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緒論記得第一次認識「社區總體營造」概念，是在大學的課堂中，當時社區總體營造對我而言，是個遙遠又陌生的名詞。某次的課程作業主題是探討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案例，在這樣的機會下獲得金山社區參與社區營造的資訊。金山社區位於新竹科學園區旁，當時社區面臨科學園區的威脅，高鐵經過社區導致老樟樹面臨砍樹的命運，當地組織與專業人士、媒體合作，企圖建立一套地方的文史價值觀。在瀏覽金山社區營造相關網站時，深刻感受當時大規模绑紅布條的社區運動。但是，自己的老家也位於金山社區，當時竟未獲得相關訊息，或許是因為老家被科學園區徵收而搬離，因此錯失獲得金山社區總體營造的資訊，但也因此對於金山社區的社區營造多了一份好奇，這麼多年來，歷經土地徵收、外來工作者移入、社區總體營造後的金山社區將呈現何種面貌呢？於是，開啟了田野調查的第一步。田調過程中同時搜尋社區相關文獻，發現另一與社區相關的名詞--「社區規劃師」，其任務是協助社區居民規劃社區空間。然而比較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制度，社區總體營造本來就有聘任專家協助社區參與營造工作，那麼為何還要另創社區規劃師角色呢？這兩者在任務上、角色上與社區關係上、有什麼不同呢？所以，開始篩選新竹市曾有社區規劃師規劃的社區，尋找符合以地方歷史文化為營造主題的個案，最後決定前往內湖社區初步調查。一進社區入口，可明顯觀察到社區被「規劃」的痕跡，例如社區入口意象，地面鋪設了石磚，在視覺上的確與金山社區不同，金山社區外觀上看不出來有社區營造的印象，這樣的比較讓人不禁發問，社區總體營造的專家與社區規劃師兩者之間到底有何不同？另外，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發現金山社區在營造的過程中，曾在社區專業者的引導下發起保護老樹運動；而內湖社區的營造過程中，社區規劃師與居民反而產生衝突，甚至導致社區規劃師離開社區，市政府與社區規劃師的一番美意，爲什麼當地居民不領情呢？為什麼同樣是社區營造，兩個個案的居民在接受專業團隊上有如此大的差異？究竟在營造的過程中，發生了什麼問題？ 1.

(2) 因為好奇心的驅使，使得我進入這兩個社區，展開田野調查。. 研究動機. 回顧台灣社會的發展歷程，民國 76 年解嚴是一個分水嶺，台灣解嚴之後，本土文化逐漸受到重視，民間自主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例如新港文教基金會與九份文史工作室，社會運動亦蓬勃發展，例如新竹李長榮化工環保抗爭事件以及宜蘭反六輕運動等等，這都顯示了台灣民眾力量的發聲；另一方面，民國七十年代後，電子相關產業興起促成台灣的經濟奇蹟，大量的離鄉人口爲了就業機會湧入都市，從核心與邊陲理論看都市與鄉村，大批人口移出鄉村、移入都市，人口移動對於核心區的都市與邊陲區的鄉村在經濟方面、文化傳承上，都有很大的影響，例如南投原住民部落，青壯年離開部落到山下的埔里，甚至台中唸書、就業，在都市中面臨認同、經濟的壓力，而原本的部落也面臨文化傳承與勞動力不足的問題。新竹的部分社區也面臨這樣的問題，例如本研究的兩個個案：內湖社區與金山社區，內湖社區位於新竹市郊區，人口組成以小孩與老人為主，青壯年因為工作緣故往外就業，人力資源明顯不足；而金山社區因科學園區進駐，從農村邊陲位置進展成工業化的核心地方，社區因為工業化、都市化帶動而快速成長，但是也造成負面的影響，例如土地徵收打散原有的人際網絡、原本務農的生活方式改變為租賃業，三合院的建築消失，轉變為現代性的建築，社區湧入大量的外地就業人口，純樸的農村社會與客家文化面臨前所未有的挑戰。都市化對於台灣鄉村、都市造成的問題慢慢浮現，再加上過去戒嚴的鉗制思想，斷絕了社區的自主力量，使社區居民鮮少參與社區事務，社區共同體的感覺逐漸淡薄（黃世輝，1996）。爲了挽回社區的生命力，政府修正了治理社區的方向，例如 1991 年將社區組織改訂為人民團體的社區發展協會，1994 年文建會提出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這是台灣的新名詞與新概念，概念源自於日本的造町與英國的社區建築，社區總體營造是一個下而上的社區改造運動，以社區共同體存在為前提，藉著社區居民積極參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意識，培養社區自主能力與配合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 2.

(3) 使各地社區找回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黃世輝，1996）。在社區總體營造的背景下，台北市爲了落實民眾參與、社區規劃與社區總體營造，於 1999 年推動社區規劃師制度，除了呼應中央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台北市社區規劃師制度的產生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1990 年代初期浮現了社區運動，在加上民進黨執政爲了拉攏中產階級市民的選票，市府尋求落實「市民運動」、「社區主義」的可能。首創於 1999 年的社區規劃師制度，鼓勵更多的專業者走進社區，並鼓勵民眾參與，故此制度是爲了提升民眾下而上參與與提升社區專業而設計（郭麗金，2004）。其運作的模式由市民提案，獲選提案的社區在都發局的委託下，結合專業者進行規劃設計，社區規劃師扮演市府與社區居民之間的溝通橋樑。新竹市於隔年跟進社區規劃師制度，但是考量其城市行政資源條件之差異、整體市民意識之不同以及城市發展課題有輕重緩急之分等問題，故新竹市「社區規劃師」制度理念之實施，施行以「都市更新社區規劃」、「國宅社區營造社區規劃」、「眷村改建社區規劃」、「地區環境發展社區規劃」為最優先之實施範疇（引自都發局網站）。所以，新竹市的社區規劃師制度與台北市的社區規劃師制度在運作模式上是有差異的，台北市是開放給民眾提案再徵選，但是新竹市的運作模式是都發局先決定規劃的社區類型，再推薦社區規劃師進駐社區規劃，由政府規劃最優先實施的類型例如：「眷村改建社區規劃」、「地區環境發展社區規劃」等，「最優先實施」的立意隱含社會正義的意味。然而，從落實面看新竹市的社區規劃師制度，有些問題需要被討論：首先，在居民毫無提案能力的背景下，社區規劃師「空降」進入社區的形式真的能夠發揮社會正義嗎？還是只是一種變形的機器去傳達公部門實施工程的宣傳並消除底層反對的聲浪呢？另外，社區規劃師必須具備空間規劃的專業背景，但是面對社區龐雜的人脈網絡、深層隱性的社區規範，僅具空間背景的社區規劃師如何妥善處理工程任務同時兼具溝通角色呢？另外，比較社區規劃師制度與社區總體營造，雖然社區規劃師制度是因應社區總體營造產生，但是社區總體營造本來就有專業者角色協助社區營造工作，那麼社區規劃師與社區專業者的差別在那兒？這樣的社區營造工作者如何與地方互動？互動的關係對社區本身產生哪些改變呢？ 3.

(4) 研究目的. 新竹市金山社區是社區總體營造的營造點，而新竹市的社區規劃師制度是移植台北市社區規劃師制度，並選定新竹市內湖社區為第一個社區規劃師制度的試辦點，目前所呈現的面貌是社區規劃師規劃完後的景觀，初步觀察結果是社區老街鋪設地磚、圍牆塗鴉彩繪。兩個案共同特質皆是歷史悠久的社區，然而，金山社區經歷工業化、都市化、仕紳化、土地徵收後，過去累積的人際網絡被切斷，地方人士與專業人士合作想要挽救日漸消失的地方文化，運用社區總體營造下而上的理念，如何能凝聚分裂的社區意識與喚回地方傳統價值呢？由傳統農村轉變為工商業化的金山社區有助於反思社區總體營造過程中執行的困難。內湖社區是新竹市最南邊的聚落，過去是繁榮的港口老街，但是面臨港口淤積，老街衰頹後，壯年人口紛紛出走，老街居民以老人與小孩居多，由於幾乎是數十年老鄰居，鄰里關係深厚，社區規劃師在傳統的社區中，「外來者」的身份更加突兀，社區規劃師如何引導這些居民從事社區參與的工作呢？這個社區在社區規劃師改造之後，是否改頭換面變得朝氣蓬勃更勝以往呢？依據上述脈絡，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 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制度探討。 2. 地方意義的討論。 3 比較社區專業者與社區規劃師之於社區空間營造角色、任務的不同。 4. 了解社區營造過程中，專業者與社區的關係及其影響。. 研究架構. 本研究分為七章，第一章說明研究的動機與研究目的，第二章是文獻探討，此章節將回顧社區、社區總體營造、社區規劃師、行動者網絡與社會資本等理論。回顧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制度，除了比較二者差異，亦將與社區的本質對話；利用行 4.

(5) 動者網絡的理論可分析社區營造過程中動員的機制與論述的意義，並可了解那些行動者因為那些資源與管道被徵召進入網絡，而那些事件或人物的離開導致網絡的失敗，行動者網絡有助於了解社區營造過程中網絡形成的機制與網絡成員。社會資本鑲嵌於社會關係中，強調信任、規範與網絡，回顧社會資本理論不但可理解社區中社會資本的網絡擴大與累積，以及了解那些人選擇參與，那些人選擇不參與等原因，也可運用社會資本中網絡關係的強弱與信任的類型理解兩個案中為什麼一個接受社區營造專業團隊，另一個個案卻排斥社區規劃師。第三章是研究方法，本章說明使用質性研究與個案研究的原因，並說明研究者的倫理與進入田野的方式。第四章說明金山社區的個案，金山社區從原本的農村到被園區徵收土地，歷經社區營造等過程與目前的狀況。第五章敘述內湖社區的個案，內湖社區原本是一個商業性的聚落，這兒過去因為鄰近漁港故有熱鬧的老街與絡繹不絕的人潮，但隨著港口淤積而日漸沒落，本章主要了解社區規劃師重建老街的過程。第六章是田野與理論的對話，用行動者網絡與社會資本分析這兩個社區。第七章是結論，總結研究發現，並提出本研究的限制。. 5.

(6) 第二章文獻探討. 台灣從原住民部落開始，直至明鄭時期的屯墾與清代的血緣、地緣性的移民，皆是人群聚居的型態，雖然此時尚無社區名詞的出現，但各個村落可視為社區共同體的原型。過去以氏族為基礎的鄉里或以血緣、家族或地緣認同為主，與現今公民社會為基礎的社區不同。社區的概念是台灣光復後引進，由英文 Community 一詞翻譯過來，原本是社會學上的專有名詞，後來亦運用於行政事務中，譬如台灣早期的社區發展或社區建設等，使得社區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詞（蔡宏進，2005）。然而，過去的台灣社區一直被當作政治操作的最小單位，甚至社區的單位有時與行政的村落單位是雷同的，由於政治戒嚴的箝制與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進展，社區共同體的觀念顯得淡薄。民國七十六年解嚴後，台灣社會經歷了社會運動（例如新竹水源里反對李長榮化工）與民間自主團體成立（例如新竹市公害協會）的洗禮，底層的聲音開始活躍，文建會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提出了社區總體營造的概念，其最主要的精神是充權（empowerment），由原本國家主導的上而下模式改由下而上的社區經營模式，鼓勵民眾參與並凝聚社區意識，社區營造的工作在各地展開，例如宜蘭的白米社區。台北市為了將社區參與落實於在地，而提出社區規劃師與社區認養等工作（胡寶林，2003）。社區規劃師制度賦予社區規劃師溝通的角色，扮演政府與居民之間的橋樑，一方面上而下地宣達政府政策，並適時下而上地反映底層民眾心聲，進而刺激民眾參與社區的意識。依循上述的脈絡，本章第一節將回顧社區、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等相關理論。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制度其目的都是使社區充權，鼓勵社區居民自主參與社區事務，而兩者最大的差異是社區營造專業者所賦予的角色與任務有所不同，透過兩制度的比較，能夠理解兩個案在營造過程的不同與分別所面臨的困境與難題。第二節將回顧行動者網絡理論與相關研究，行動者理論包含四個轉譯的過程：界定問題、互為實存、動員、徵召，社區營造的過程牽涉社區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例如社區工作者、里長或社區發展協會等，研究社區營造的過程必須理解那些行動者基於何種理由被徵召參與營造工作，行動者理論有助於分析營造過程中行動者與網絡的關聯。第 6.

(7) 三節將回顧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係指人際網絡，強調信任與規範，社會資本分為橋樑資本與連帶資本，其中橋樑資本強調異質網絡的連結，連帶資本屬於同質網絡，初步了解兩研究個案，發現社區居民與社區營造專業者的關係差異很大，而社區營造團隊與社區組織屬於異質網絡，如何將兩異質網絡連結呢？專業者身分的社區工作者以何種身分進入社區，互動的模式是合作或是專制？而居民又如何反應？使用社會資本有助於理解影響異質網絡連結程度的原因與社區內居民聯繫的強弱與接納外來專業者態度的關聯。. 7.

(8) 2.1 社區相關文獻回顧. 本小節將回顧社區理論，包括探究社區定義、探討台灣社區政策中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制度的起源與意涵，透過制度的探討與現實個案比對，以了解台灣社區所面臨到的問題與困境。 2.1.1 社區定義的探討社區源自於英文 Community，此詞彙有社群、社會、社區、團體的意思，國內翻譯成社區，日本翻譯成共同體，Community 係指有共同利益、習慣、種族的集體，比較台灣與日本的翻譯，共同體較貼近 Community 的本義，強調社會關係，然而，社區一詞較容易被誤解為單純的空間意義。而國內外皆有不少文獻闡釋社區定義，例如 Hall and Porterfield（2001）認為許多人對於社區一詞誤解，社區不是隨意道路、下水道的集合，也非在美國大都會區中任意可以找到的購物中心與辦公大樓，他們引用 Merriam-Webster’s 字典的解釋：「社區是在共同區位中，各式各樣的人一起活動、互相合作，並擁有共同利益與特質的一群人。」藉此說明社區擁有共同特質的基石，例如價值觀、傳統道德、決心與創造等，另外他們亦引述了 Philis 與 Legates 書中的社區三大特質（1）共同區位（2）共同特質（3）共同認同，Hall and Porterfield 認為若使用這三大指標來檢視美國戰後的社區，大部分社區恐怕都無法通過，因為社區可視為一種概念，一種歸屬感，一種生活方式，基於共同目的所展現的多樣性，若少了共同性，社區只是一個空間的容器罷了。Peterman（2000）亦對社區有類似的看法，認為社區不僅是個地方，而且居民擁有共同特質，例如利益、職業或宗教信仰，居民可能都是教堂內的成員，或是小孩都念同一所學校。林振春（2004）認為社區包括五個因素：人、家庭、組織、固定地理疆界、互動。「組織」指的是太極拳，土風舞，歌唱班等，而互動指的是人與人、家與家、組織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互動強度多寡，可以影響到社區的意識，如果這一個社區互動極差，互不往來，那麼這個社區是沒有太大的團結感。蕭家興（2002）則認為社區的構成要素有五點：（一）一定的人口數量並進行者社會活動。（二）一定範圍的地域，提供人群活動。（三）一套相對完整完備的生活服務 8.

(9) 設施，包括商業與服務業與文化，可以滿足社區住戶在精神上與物質上的需要。（四）一種特定的文化，包括語言、風俗以有別於其他社區。（五）地域內的居民對於自己所屬的社區並長期共同生活的社區在感情和心理上產生一種認同感的社區意識。蕭家興所定義的社區是詳細且客觀的，例如他談到社區擁有「一定」範圍，而非「固定」範圍，使用「一定」描述範圍是較客觀的，因為社區的認同是居民自我意識判斷，所以在邊界上未必像容器般清楚。另外，蕭家興提出了社區的獨特性—社區擁有異於其他社區的特色，社區的組成單位是人，人與人之間所產生的互動是錯縱複雜的，就算在交通、自然環境相仿的社區，也會造成不同的社區風格。另外，蕭家興亦提到社區意識的概念，社區意識是透過人際互動、人地互動後產生的結果，此定義加強了社區的歸屬感與認同感的概念。推動台灣社區工作者陳其南（1995）認為一個村莊是一個社區，一棟公寓、一條街道、一個小鎮、一個公寓都可以是社區，但是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居住在這個有限範圍裡面的住民，都具備共同體社會的認同意識。由上述的整理我們發現，不論國內或國外的學者都認為社區不僅僅有特地的區位與成員，並且在心理上彼此認同，有歸屬感。討論「社區」定義後，發現社區或共同體強調歸屬與認同，這其實就是所謂的「地方」。Cresswell（2006）引述政治地理學家阿格紐（John Agnew,1987）描述地方具備三個基本面向：區位、場所、地方感。區位指的是位置，場所意指社會關係的物質環境，例如大廈大樓，地方感包含人類對於地方主觀與情感上的依附。換句話說，地方是對於某一特定的人有價值、有意義、歸屬的空間，例如命名是賦予空間意義，使之成為「地方」的方式之一。因為「地方」在某一特定居民的心中是有價值的，Cresswell （2006）更進一步指出局外人與局內人觀看地方方式的不同：局外人看的是「地景」，而局內人看的是「地方」。例如威廉斯（Raymond Williams,1960）在他的小說<<邊界國度>>裡，主角普萊斯在英格蘭大學度過許多年以後，回到在威爾斯邊界的童年地方，一到那裡，已經忘了這裡成為「地方」的生活特質，而在心裡以「地景」取而代之，他反思自己的觀點，發現自己像是觀光客般只留意山谷的地景，等到待了一段時間才融入村莊的日常事務中，山谷不再只是地景，又再度成為地方。上述了例子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發，此例闡釋了社區局外人與局內人的差異，導致 9.

(10) 對於地方的認識方式有所不同，局外人必須長時間待在地方，與地方人民互動融為一體，才有可能認識到在地的地方。综合上述的討論，地方與社區的本質是相似的，政治地理學家阿格紐（John Agnew,1987）描述的地方須具備三個基本面向是區位、場所、地方感；而 Philis 與 Legates 書中所謂的社區具備的三大特質是共同區位、共同特質、共同認同，比較兩者不難發現社區與地方皆強調某一特定範圍的居民彼此認同，由此可知，社區或地方是透過認同所建構出來的單位，透過建構我群（局內人）與他者（局外人）的界線（boundary）以鞏固地方的獨特性。這樣的認同需要空間尺度（某一特定範圍）支撐，更需要時間尺度的累積，在歷史脈絡中沉澱居民習慣，形成一套當地居民獨特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不刻意、不知不覺的表現在居民的行為上，這樣的認同是異於地方之外的。桑德斯提到關於傳統社區的特色：一個傳統社區不會對過去的是與非產生懷疑，當有人問起為什麼他們要按既定的方式做事，他們的回答很簡單：「那是習慣」（徐震譯，1982）。習慣是歷史發展的結果，是我群共有的行為模式，他者未必了解與發現。這便是我群與他者的差異。傳統社區長時間累積人與人，人與地的互動關係，在公領域潛藏著不易發現的社區習慣與秩序，但是我群與他者觀看社區的方式卻不同，透過我群/他者的概念提供對於社區專業者的思考面向：社區規劃師或專業者這些局外人（他者）進入社區時，如何能理解局內人的社區呢？可見這些專業者必須擁有理解並融入當地既有公共秩序與習慣的能力，若能洞悉社區潛藏秩序，營造工作將可事半功倍，但是若無鑲嵌於地方傳統之上，恐有事倍功半的後果。本小節探討了社區的定義，發現社區的精神同等於地方，重視人際關係與認同感，那麼，既然社區本身的存在著自然而然形成的地方感與認同感，但為什麼會有以重建社區或改造社區為主要號召的社區總體營造或社區規劃師等制度的設計呢？我們將回顧台灣的社區政策演變以了解這個疑問。. 10.

(11) 2.1.2 台灣社區政策演變. 文建會文化白皮書（2002）指出：「追溯起來，早在傳統中國社會的鄰里組織之中，便有類似社區的組織。不過，國內引進社區制度是受到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社區主義的影響，尤其是因應聯合國的社區發展政策。西方社區運動開始於十九世紀末，但直到民國五十年代，聯合國推行社區發展才開始對我國產生影響。」由此可知，台灣的社區制度是源自於西方，自從民國五十四年行政院頒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後，確立了「社區發展」為我國社會福利措施的七大項之一，民國五十七年行政院頒訂「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民國七十二年修訂為「社區發展工作綱領」，台灣早期的社區被視為國家建設的一部分，政府透過綱要或綱領統一上而下管理社區，社區儼然成為一個類似於村或里的行政單位。這樣的發展模式在民國八十年代產生了改變，民國八十年行政院修訂發布「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採用人民團體型態運作，社區發展協會一一成立，該組織主要的內容在於推行社區公共設施、生產福利、精神倫理等三大建設；主要項目包括建置活動中心、辦理精神倫理建設活動、辦理社區守望相助等（黃源協，2004）。除此之外，民國八十三年代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緊接著民國八十八年台北市都發局展開社區規劃師制度，此二政策在執行上屬於不同單位，但是精神卻都包含充權（empowerment）的概念，鼓勵民眾下而上參與社區。從民國八十年代開始，由於政策的推動，導致與社區相關的活動蓬勃發展。比較五十年代與近期的社區政策，發現國家對於社區的干預反映在政策上，而政策反映著台灣社區面臨的問題與指引台灣社區的走向，只是政策真的能解決目前社區所面臨的問題嗎？我們將在下節透過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政策分析。在此，我們先分析到底是什麼樣的時代背景促成台灣社區發展在八十年代的變革？將以政治轉型、經濟轉變、社會運動與學界加入等面向分析： a.政治的轉型台灣社會從民國七十六年解嚴後有了很大的轉變，原本高壓下的保守氛圍轉變成為多元、開放的社會，例如淡水、九份、清水、台南各地已出現地方的文史工作室，政府開始釋放對於民間社會的掌控，部分知識分子開始活躍於社區文化，企圖重建並 11.

(12) 保存家鄉的文化獨特性。 b.經濟的轉變從民國四、五十年至今，台灣社會從原本的農業社會轉變成現代的工商業社會，原本人與土地的互動是密切而深刻的，例如水稻的栽培，翻土、插秧無不觸碰土地，而人與人也是一樣，因為收割等等的工作需要大量的勞力支援，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親密的。但是經歷工業化、都市化的洗禮後，人的生活空間與生產空間分離，人與土地不再親近，人與人也不再親密互動。都市社區中，人口擁擠卻又陌生，大家忙於工作而趨於冷漠，原本應存於社區的地方感需要被重建，而鄉村因為壯年人口大量外移，也面臨產業發展與文化傳承上的問題。 c.社會運動的萌芽工業化的影響，人的生活環境遭受了前所未有的威脅，所以，都市居民開始展開抗爭的環保運動，例如新竹市水源社區的李長榮化工事件，或是台北福林社區的河岸規劃等，還有抗議房地產惡性炒作的無殼蝸牛運動，都顯示了一個從無到有的社區認同打造過程。有活力的鄰里關係逐漸形成（文化環境基金會，1999）。 d.學界的加入上述的那些社會運動，觸動了學界的社會關懷者，於是對於社區規劃有興趣的學者，紛紛加入了規劃的行列，台灣首宗建築規劃純粹社會服務的案子是由夏鑄九與其研究生在九份聚落所做的文化保存的研究與行動（文化環境基金會，1999）。另外中原大學建築系的「台北市都市景觀計畫」、「我愛永康街」與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台北市中山區詔安段更新計畫」亦帶動了專業界社區營造民眾參與行動的熱潮（胡寶林，2003）。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制度皆以社區為單位，重新改造社區的環境與居民社區意識，然而這兩種制度的理念為何呢？兩者之間又有何不同？真的如理念般重建社區嗎？我們將由下述兩段說明。. 12.

(13) 2.1.3 社區總體營造. 社區總體營造是民國八十三年出現的新名詞與新概念。此概念最早是由前文建會主委申學庸女士提出，文建會有感於台灣過去長期忽視社區，社區在社區發展計畫下多淪為形式，為了因應新時代環境的需求，以人為主體的社區概念必須成為政府政策與民間社會運動的中心，申主委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所做的報告「文化建設與社會倫理的重建」，開始呼籲透過文化重新整理社區文化與社區意識，（文化環境基金會，1999）。之後，前總統李登輝先生亦提出「社區意識就是生命共同體的意義」的概念（林清文， 2006）。社區總體營造概念來自日本的造町、英國的社區建築（Community Architect）和美國的社區設計（Community Design）等（黃世輝、宮崎清，1996：78），其理念是透過下而上的方式，為了改善社區環境，由民眾自發性的參與社區事務。然而，這種下而上的方式，並非意指社區營造的主體僅社區居民而已，蔣玉嬋（2001）認為社區總體營造並非是居住社區的人們，單方面對於行政機關作無理的要求，乃是結合社區居民、社區產業、社區行政三者，有效地保持密切的關係，並確實全力以赴，朝最多數人的最大幸福邁進實踐。所謂社區總體營造就是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識作為前提與標的，藉著社區居民的參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意識，建構社區自主能力，創造屬於社區的文化特色，經由全面性的參與、規劃、創造的過程稱之為社區總體營造。形塑社區總體營造的概念後，各單位開始著手推動相關計畫，各地陷入了社區重建的熱潮中，例如中央開始重視社區的經營，行政院隨即在民國八十三年提出十二項建設中列入了有關硬體與軟體的文化建設預算，大致上可以分為四個部分：「充實鄉鎮展演設施」、「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輔導縣市主題展示館及文物館藏充實」及「社區文化活動發展」；其中前三項屬於硬體的建設，而社區文化活動發展則屬於軟體的建設（監察院，2005：2）。民國八十八年文建會策辦「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畫」，輔助推動「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係指文化的資源轉而變成促成社區營造，宣告未來是一個地方的時代、文化的時代，文化不是一種只會消耗國家資源的事業，而是真正能夠累積資產的資源（文化環境基金會，1999）。唯有透過認同 13.

(14) 自己社區內的文化，才有可能站在文化的基石上愛惜自己的社區，認同自己所住的地方。相關的政策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九十一年度社區總體營造主要工作計畫」、「九十二年度社區總體營造年會」、「行政院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心點子創意徵選活動要點」、「內政部創造城鄉新風貌」、「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之新故鄉社區營造」等等，都顯示了政府對於社區總體營造的重視。上述關於社區總體營造的整理，可以歸納其幾點特色：首先，社區總體營造的理念在於充權（empowerment），充權是一種能力的建構，使人民有能力解決社區問題、處理社區事務、勾勒社區願景，透過充權讓人民自發性的參與社區事務；第二，社區總體營造是基於過去歷史的認同價值，勾勒出未來美好的願景，而願景是凝結居民意識的關鍵，所以社區總體營造是重建過去的歷史文化，建構今日居民的能力，營造美好遠景的共同體。然而，如何建構社區居民的能力呢？社區總體營造推動機制，分為兩個階段，首先，是由政府政策的推動、刺激民眾，最後漸進式的由民眾來主導規劃設計參與整個社區營造，恢復社區的生機。故第一階段需要社區專家的協助，充權的過程由「為社區而做」（doing for community）到「與社區做」（doing with community）再到「由社區做」（doing by community）（黃源協，2004）。所以，社區總體營造中對於居民能力的培養，是一種漸進的過程，從上而下的引導慢慢的轉移至下而上的執行。社區總體營造不僅侷限於硬體的造景工程，更包括了軟體的造人工程。陳其南曾說：『社區總體營造不只在營造一個社區，實際上它已經是在營造一個新社會，營造一個新文化，營造一個新的「人」，因此陳其南說：「這是「造人的工作」』（林振春，1995： 31）。上述這段話中「造人」的意思即是充權，透過社區充權，讓社區動起來，然而，這段話到底是口號的成分居多亦或是行動的成分居多呢？在社區總體營造實行數年後，我們必須謹慎思考這樣的問題。社區營造工作的議題始終環繞著充權，雖然口號都是推動「下而上」，但是實質運作上卻難逃「上而下」的命運，許多的政策背後提供著經費的補助，而經費往往是社區推動活動的補助來源，各個社區摩拳擦掌無不想分一杯羹，然而，在爭取經費過程中，社區動起來的目的到底是為了迎合政策，還是真的為了願景而努力呢？另外，黃協源指出（2004）社區總體營造多年的實行經驗，實際上受惠的並非社區大多數的人， 14.

(15) 而是少數特定份子，這些人士可能已是社區中相對的強勢人士，甚至是依賴社區營造維生的專業人士或團體。在「上而下」或「下而上」的激辯中，我們該思考「上而下」或「下而上」並非是對立的，在水平互動、對等的狀況下，可以創造結合兩者的夥伴關係。 2.1.4 社區規劃師台灣的社區規劃師根源於 1996 年台北都發局所提出的「地區環境改造計畫」，此制度是呼應中央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而地區改造計畫的出現，大結構的環境因素是反映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城市市民民主意識的覺醒。另一個因素則是第一屆民選市長拉攏城市中產階級的策略運作，當時的台北市長陳水扁在 1995 年競選市長時以「社區主義」、「市民主義」、「多做小建設，不做大工程」為重要的競選政見（譚鴻仁，2004）。台北市於 1999 年推動第一屆社區規劃師制度，新竹市於 2000 年跟進。社區規劃師的理念是下而上把地方的聲音呈現出來，讓政府了解民意，另一方面是由上而下傳達好的政策，而社區規劃師就是在其中上下協調（新竹市政府，2003）。台北市的社區規劃師制度運作方式分成數個階段：1.鼓勵民眾或團體與規劃專業者合作組成工作團隊共同提案 2.獲選提案在都發局的委託下結合專業者進行規劃設計，過程中透過持續不斷的民眾參與凝聚改善意識 3.進行發包施工。新竹市的社區規劃師制度延用台北市社區規劃師制度的概念，然而卻考量到城市行政資源條件之差異、整體市民意識之不同以及城市發展課題有輕重緩急之分等因素，採用任務型導向的工作目標，由公部門提出行動地區，再交由社區規劃師駐地認養。故新竹市社區規劃師的理念雖然是下而上將地方聲音傳達出來，然而在第一年的實行上仍屬於上而下執行。社區規劃師被賦予非常多的期許，除了居中作協調的媒介之外，社區規劃師還有其存在的意義，例如營造日常環境、爭取環境權、突顯環境不公、創造環境正義、刺激公共參與等（Randolph、張聖琳，1999）。Hall and Porterfield（2001）認為社區規劃師必須體現社區遺產的內涵並應用此創造當今的社區；Tobey 認為設規劃師必須將社區的價值、習慣、主體性表達出來（引自 Hall ，2001）；Peterman（2000）認為規劃 15.

(16) 不僅是物理環境的營造，更是鄰里關係的營造。由此可知社區規劃師必須扮演多重角色：協調者、導師、醫生、設計者，所包含的層面很廣且各個層面都需要專業的知識，必須是空間專業設計者、亦是溝通者，更必須站在社區的立場出發，發揮社區的獨特主體性，所以社區規劃師如何調節這些角色之間的差異，反映著他們如何規劃倫理、社會正義以及公共利益這樣複雜的價值觀問題（譚鴻仁，2004）。回顧過去國內相關的研究中，最主要要核心處理的問題就是，社區規劃師制度執行至今，那一些理念需要檢討與修正？社區規劃師制度應該要如何運行才會是最佳的運作模式，公私部門應該如何協調呢？社區規劃師要面對的對象主要有兩個，第一，必須要面對社區的居民，第二，必須要面對聘任他們的政府官員，在這三者間，如何取得平衡，正是社區規劃師制度得以運作下去的關鍵。首先在社區規劃師與人民關係而言，余敏雄（2001）認為規劃師與社區居民的關係：講求信任與認同、爭取資源的工具、協助參與式的規劃、協調各方衝突。而莊錫全（2004）認為社區規劃師與社區居民的互動較多希望是夥伴式的參與和專家式的諮詢。由此可知，社區規劃師與社區居民的關係，應該是以居民意見為主，而社區規劃師扮演的是協助的角色，引導居民透過社區改造的工程，由內而外發自內心喜愛這一個社區。其次是社區規劃師與公部門之間的關係，郭麗津（2004）認為從台北市開始並擴及其他縣市的社區規劃師制度具有原創性，但是檢視社區規劃師的制度後提出一個重要的質疑，因為社區規劃師制度畢竟是體制內制定的，此制度對於社區自主究竟是善的嗎？還是一個變形的機器把反對力量吸納，轉化成更集中的市府治理權力呢？而葉青修（2003）也認為如果政府對於社區規劃師的角色與定位沒有相當的重視，只是當作一個發聲機，沒有做整體的規劃與支援，只有社區規劃師一頭熱地栽入，那麼最終將是灰心的。余敏雄（2001）研究社區規劃師與都發局之間的關係，經費補助從陳水扁市長到馬英九市長的縮減、社區規劃師的限制與評選以及資源的提供只能讓社區規劃師「兼職」從事社區改造工作。從這一些研究發現中，我們看到了社區規劃師的難處，政策對於社區規劃師的定位不是非常清楚，此角色到底有多少權限可以發揮所謂的「專業」？這決定於市政府給予社區規劃師的定位，到底是傳達市府的意思呢？還 16.

(17) 是想借重規劃師的長才深入社區協助呢？這都影響了社區規劃師可拿捏的尺度。另外，我們也發現另外一個問題：政黨的輪替是否可以將上述所謂的『定位』接續下去呢？社區工作是長久的，而政黨輪替卻是每隔幾年就風雲變色，故可能換了一位市長，就換了新的社區政策，導致許多的社區工程只做了前面，不見後面，前期給一筆經費，後期卻無經費可用，到頭來只是做白工。若此種制度沒有用法規給予一個規範與保障，永遠都是只看到頭，而無法做到尾的窘境。社區規劃師對上必須處理公部門，對下必須處理社區的事務，所以，特別重視的是溝通的能力，因為社區規劃師對上必須面對公部門，對下必須面對社區民眾，如何將雙方意見有效傳達？溝通能力不可或缺。莊錫全（2004）所做的問卷調查結發現：「社區規劃師所須扮演的角色是溝通者參與者與諮詢者，最不需要扮演的角色是決策者與領導者。」的確，社區規劃師除了要面對社區內的人際關係處理，還要面對公部門的態度與要求，在面對社區內人際關係處理方面，例如社區改造有一定的經費，假使社區規劃師處理不當，社區內的居民會認為社區規劃師進來社區的目的是瓜分經費，社區居民未必有使用者付費的觀念，甚至是把社區規劃師當作公部門的一員，而不了解為什麼社區規劃師要拿用一部分的經費。社區規劃師要處理的是一個複雜的社區，執行至今的確還有一些需要檢討的地方，首先，就社區規劃師的訓練而言，邱俊良（2004）認為社區規劃師因為缺乏證照式的認證方式，只有資格式的訓練方法，所以在認定上比較寬鬆，而就社區訓練的徵選資格而言，主要是以空間專業相關者為為主，但專業養成背景會決定社區規劃師進入社區後觀看社區問題的方式，葉青修（2003）認為社區規劃師社區規劃師在進入社區時，是以空間改造為主，這是與社區規劃師的出身背景有關，而部分的社區規劃師會以凝聚社區意識的軟體工作為主，例如社區歷史、社區文化等等。社區是一個複雜的領域，不可能在受訓時上了一兩堂的溝通課程，就變得具備良好的溝通能力，或是具備有領導居民啟發社區意識等能力。若政府將社區規劃師納入體制內，有法規與一定的經費保障，那麼，大學在培訓人才時，會更特別重視這一塊，而加強開設相關理論與實務的課程，例如溝通理論、社區實習等，才能更進一步累積社區規劃師的經驗與能力。 17.

(18) 經費是社區規劃師所面臨到的一道難題，經濟壓力也是讓許多社區規劃師裹足不前的原因，例如王千文（2005）指出在台北市參與地區環境改造計畫的社區規劃師，在策略規劃階段，從公開甄選到計畫收件截止的時間無法讓社區規劃師估算出執行該計畫的成本效益，由此可知「參與規劃前不知道回收利益」是讓社區規劃師為難的項目，這是一個現實面的考量。社區規劃師制度與社區總體營造在立意上是類似的，其主題是「社區充權」，只是，社區規劃師的角色比起一般社區工作者是更多限制的，例如工程的實施與監工、扮演下而上、上而下的溝通者的橋樑，甚至在專業背景上被要求必須具備空間專業背景，在這麼多的限制與框架中，社區規劃師如何面面俱到呢？這也是目前社區規劃師制度所面臨到的問題。本節探討了社區、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等面向。社區的本質與地方的意義是相似的，只是過去政策的方向視社區為統一的政策執行單位，但是在解嚴後，國家政治與經濟環境改變，社會風氣開放，經濟帶動地方發展也使地方人情淡薄、文化式微，所以，開始有了社區總體營造、社區規劃師的概念，這兩政策皆是以「充權」的基調出發，喚起居民的社區意識與參與能力，這樣的立意是良好的，但是在操作上，卻有許多需要被檢討的地方，畢竟社區是個龐大的有機體，如何使社區動起來？內部成員、組織及其權力關係的運用是一大關鍵，故下節我們將探討行動者網絡的理論，作為分析社區營造過程中，那些居民參與、為什麼參與的理論基礎。. 18.

(19) 2.2 行動者網絡理論（Actor-Network Theory, ANT）. 社區營造的過程中，有許多的角色涉入，例如社區展協會理事長、社區工作者等人，然而，這些角色在社區營造的互動中，牽扯錯綜複雜的權力關係，例如合作、主導、反對等，若未將社區內各個角色的權力關係釐清，將無法了解個案中社區營造的困境與預期應該達成而未達成的目標。為了了解個案在營造過程中社區內部的組織與成員關係，並了解如何創造他們的策略，所以選擇使用行動者網絡理論為分析背景。. 2.2.1 行動者網絡概念討論. 行動者網絡發展於 1980 年初期，代表性人物 Latour 的巴斯德研究強調知識形成的對等性，實驗室內與實驗室外，人類與非人類在知識形成中皆扮演相同重要的角色，在 Latour 的研究中最大的貢獻是提醒世人非人類行動者對於知識形成的重要。Laws （1986）認為 ANT 理論為了達到預期的效果，必須徵召其他的行動者進入網絡，所以行動者網絡是說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關於某些技術發生效應的支配過程。Callon （1986）認為行動者網絡又可稱為社會學的轉譯，提出的四個轉譯的時機：（1） problematization（界定問題）：潛在轉譯者定義著其它主體（entities），此階段潛在轉譯者的目標可解決其他主體的問題。（2） interessement（互為實存）：透過阻礙其他可能的聯盟，其它主體被吸引進入這個計畫。（3） enrolment（徵召）：在此階段行動者的角色被定義且被分配。（4） mobilization(動員)：這個階段再現不斷的被展現。 Callon 強調此四個階段未必每一個都發生，四個階段亦有可能重疊發生，轉譯是行動者徵召其他行動者進入網絡的方法。Callon（1986）以三個科學家在法國 St.Brieuc Bay 研究的例子說明行動者網絡，此研究有三個行動者：扇貝、漁夫與科學團隊，Callon 提出行動者網絡的建立，每個行動者必須要有共同的強制通行點（obligatory passage 19.

(20) point（OPP）），此例的強制通行點是海扇貝能附著，主體的目標能被實現。第一個實驗的結果是成功的。然而，隨即 Callon 提出第五個時機 dissidence（異議），扇貝的幼蟲拒絕附著在科學家的收集區，這代表者扇貝離開科學家的計畫，亦即退出強制通行點，並被另一群行動者帶走，這些扇貝被認為是異議者（dissidents），另外一群漁夫不再服從他們的發言者，這麼一來，兩個異議者的退出導致三個科學家的行動者網絡宣告失敗。從 Callon 的例子中，值得注意的重點有三：（1）非人的行動者亦影響建構行動者網絡的成敗（2）轉譯的五個重要時機是分析行動者網絡的關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導致行動者網絡失敗的異議者（3）行動者網絡的權力是轉譯的，而非散布的；權力是存在於關係之中、聯合的，而非各個主體內。 Woods（1997）使用行動者網絡解釋政治衝突，他認為使用行動者網絡之於鄉村衝突有四個吸引力：（1）賦予權力新的觀點：從權力分散給每一個人到讓成果可以達成的網絡建構，轉譯的策略（tactics of translation）提供了解聯盟如何達成、建構的架構（2）行動者可以是人，非人，同時包括機構與組織（3）為了定義長期目標，為了互為實存文化與意識形態的探索，必須把注意力集中在明確的行動者（4）計畫會隨著行動者的加入與對手反計畫的計畫而改變。這可以用來理解，政治運動或議題的本質如何隨著環境的轉變而改變。Woods（1997）選擇的案例在英格蘭西南邊 Somerset 郡的 Quantock 支持獵鹿與反對獵鹿的案例，衝突的原因在於禁止狩獵與否，研究的期間從 1993 年到 1995 年。文中，作者先介紹了行動者網絡的理論，接著用說故事的敘述性方式分析兩種對立聯盟形成行動者網絡的過程並探討成功失敗的主要因素。研究的動機源於作者閱讀過去研究政治衝突的學者 Murdoch 與 Marsden 的白金漢郡挖礦的例子，作者認為此案例無法突顯行動者網絡應用於政治衝突的必要性。作者處理的狩獵個案的順序為先介紹當地狩獵的歷史在二十世紀初期就開始了，這樣的鋪陳在告訴讀者狩獵原本就是地方的傳統。接下來先解釋反對狩獵行動者網絡的建構過程，再解釋贊成狩獵行動者網絡的建構過程。兩者在問題形成（problematization）的階段時，對於”鹿’的看法發展出兩套不同的論述：反對的行動者網絡認為鹿在食物鏈的位置位於最上層的，不需要被追趕；科學研究發現鹿被追趕是痛苦的；鹿是毫無防禦能力的動物。而贊成的行動者網絡認為鹿會損壞農作物，故需要被控制；狩獵是這是合乎“自 20.

(21) 然＂，因為鹿被定義為除了人的干擾，鹿不會自己控制數量。因為雙方對於鹿有不同的論述，對於狩獵的現象有了主觀的評論，反對狩獵的人認為狩獵是殘忍的行為，而贊成狩獵的聯盟認為禁止打獵者是非真正的鄉村人，且非真正了解地方。不同的論述形成不同的強制通行點，在轉譯過程中，徵召認同某一論述的行動者進入網絡中。我認為本研究最大的貢獻在於說明行動者網絡的成敗在於論述的代表性，作者在文中指出贊成打獵與反對打獵這兩個網絡的成功與否在於誰指出的代表性能更具代表性。例如說贊成打獵者認為這本來就是地方上的傳統且合乎自然，並對於當地的產業有一定的貢獻。而反對打獵者認為打獵是殘酷的，且鹿是痛苦的。這兩種論述成功與否，在於誰說的是更具有說服力。誰最具有代表性或誰最具有說服力，必須回歸到傳統的地方性，如台灣義民文化節的祭豬公例子可與此研究相呼應，義民節祭豬公是歷史悠久的傳統，更是鄉村居民的盛會，然而，保育團體卻認為祭豬公儀式是不人道的作法，提出希望去除儀式，引發正反雙方的辯論。不論是打獵或祭豬公都是當地的傳統，其深植於地方產業、宗教、娛樂等人文活動中，這樣的傳統文化本身不易被廢除，因為它本身就是地方的一部分。然而，在鹿此一非人行動者的詮釋是值得被討論的，若將 Woods 研究中的鹿與 Callon 研究中的扇貝相比，同樣都是非人的行動者，扇貝的影響力遠超過鹿，扇貝的幼蟲拒絕附著在研究者的收集區中，成為了異議者，最後使科學家的研究宣告失敗，但是在 Woods 個案中的鹿，顯然不具主動的位置，鹿的影響力是人類賦予牠的定義，李承嘉（2005）認為 Woods 的案例中無法突顯鹿在地方發展的重要性，故此案例在詮釋非人與人類之間的對稱性並不理想，我贊成李承嘉的說法，此個案中鹿對於行動者網絡成敗的影響力是薄弱的，重點在於雙方人馬論述的代表性。將此觀點回顧我的研究個案金山社區中，同樣也面臨老樹非人的行動者，雙方人馬對於老樹砍與不砍的看法產生社區運動，老樹類似於鹿，老樹的意義是取決於人類的詮釋，故在分析我的個案時，必須特別強調老樹論述代表性的形成。另外，行動者網絡中強調行動者為了某一利益目的而被徵召動員，然而哪些行動者包含在內？哪些行動者不包括呢？Woods（1997）在文中指出誰包含在內，誰不包含在內不應該被侷限性的討論，重點在於如何將權力關係交代清楚並合理的分析。我很認同這樣的觀點，同樣一個地方若由不同的研究者用行動者網絡分析，他們所詮釋的行動者多少有一些出 21.

(22) 入，這可以回應質性研究的本質，沒有絕對標準的公式，而在於蒐集資料的完整性，並提出一個合理的解釋與方法。另外，行動者並無領域的限制，Woods 的研究個案中，反對狩獵者除了當地區民之外，還有國際性的反狩獵團體，例如 IFAW（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綜合上述討論行動者網絡的原則，歸納其重點如下：（1）行動者可以是人或非人（動物、組織、機構等）。（2）行動者網絡強調的是行動者彼此間權力的關係，而非存在於個體內的權力。（3）行動者透過轉譯的過程進入網絡。（4）行動者並無疆界的限定，可跨越空間產生遠距行動（act at a distance ）。. 2.2.2 行動者網絡的空間與權力. 空間一直是地理學界處理的議題，對於空間的討論主要可分為兩派：有人認為空間只是一個容器，有人認為空間是無邊界的、流動的，行動者網絡對於空間的主張傾向後者，認為空間是流動的、不確定的，認為獨立、僵化的空間並不存在，存在的是社會關係與其過程中所形塑的特定時空。而網絡如何形塑特定時空呢？透過動員、累積、重組等過程，透過這些過程，將特定主體聚集進來，同時也將部份某些人屏除在外。這些過程也可以稱為轉譯。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聚集的過程，並非大雜燴的全部吸收，而是當進入網絡入口時，必須被限定。Murdoch（1998）提出轉譯後的空間類型：規範的空間（space of prescription）與協商的空間（space of negotiation）。規範的空間指的是穩定的、一致的、核心人物所說的話就代表全體，規範的空間相對協調，且呈現出異質社會關係中的正規與標準；而協商的空間則是不穩定的，分歧的，很難去建立一個標準的，成員容易被其他網絡徵召。然而，就算是規範的空間仍然需要再協商（re-negotiated）的機會，透過再協商的過程定義網絡的秩序。作者提出這樣的分類在於這是一個分析的策略，不但可以維持行動者網絡的優點而且可解釋網絡的建構與網絡的空間。然而，由於行動者網絡理論的空間是變動的，故不論是規範的空間或協商的空間不是二元對立，它們像是硬幣的兩面，缺一不可。 22.

(23) Leigh Star（1995，引自 Murdoch，1998）認為空間就是優先的管理權，當標準化網絡越來越深入社會生活，它們會將標準化的優先權加諸在流動的事物上，這些優先權將銘刻於社會的管理中，後來持續配置行動者與機構。當然，當這一組的優先權成功的將標準化規準施加與保存於某一既定社會中，將有助於下一回合優先權的取得。若將優先權的概念套用於規範空間與協商空間，即可解釋兩者為何非二元對立，因為當標準化的規範空間的優先權進入不穩定的協商空間時，協商空間有可能逐漸成為規範空間的一部份。這兒所指的優先權即是權力關係，Fox（2000）曾回顧傅柯的權力關係與行動者網絡的關係，文中提到權力是無所不在的，網絡中的權力不是某些人持有且利用權力主導或強迫，它是聯繫的、關係的且有影響力的，故這種權力真實存在於社會中，並非抽象的定義。從空間與權力的面向看行動者網絡，可清楚知道行動者網絡所強調的是一種社會過程，在動態的社會過程中，因為彼此的權力關係而建構特定的社會空間，此一社會空間是在特定時間與空間的過程中形塑，可視為動態的空間。. 2.2.3 行動者網絡與社區研究. 本段將回顧台北市大理街的相關研究與屏東林邊黑珍珠之鄉的案例，大理街是個老社區，亦是個受矚目的社區，因為社區行動的議題總能獲得注意；而林邊黑珍珠之鄉的案例則成功的運用文化轉譯的過程，詮釋為何社區能動起來，藉此了解行動者網絡對於社區研究的貢獻。（一）大理街的相關研究陳幸均（2000）老市中心社區之空間實踐—萬華大理街社區之個案研究，此論文詳細記錄了大理街社區自抗爭到勝利的歷程，其理論依據是柯司特的都市變遷理論，都市變遷不應該只是形式的改變或機能的修改，更應該注意支配與反支配之間所產生的都市意義，作者著重描述社區如何組織並形成對抗時勢的基地。雖然最後居民受到高容積的誘惑，但是這幾年的運動實踐，的確賦予了社區空間新的意義。陳德君（2002） 23.

(24) 危機與轉機—追蹤萬華大理街社區的空間實踐這一篇論文像是上一篇未完成的續集，繼續追蹤了爭取到的公二公園，社區如何去實踐它。在文章中，作者探討了「主體性」意涵與分析了大理街的主體性，作者認為公二公園拉攏了兩里的居民，但是也疏離了兩里居民，探究其原因作者分析了社區的動員太依賴關鍵人物，且專業團隊在主要權力的掌控下無法發揮其作用。戴伯芬（2002）透過大理街的行動者網絡與動員詮釋社區運動。其研究指出社區組織化行動是鑲嵌在地域性的網絡基礎上，不同社區的空間發展歷史、人口組成、族群文化構成社區面對不同議題的差異動員，大理街過去因為台糖與成衣、報社等產業網絡，製造了組織動員結構因素，大理街的居民利用了攤棚集體討論，自由空間的獲得與善用，提供了理性溝通的對話場域。根據當地的特殊地域性組織了政治動員、經濟動員與人力資源動員。譚鴻仁（2007）都市更新中的社區治理：萬華的個案研究，在該文中，作者處理了兩個概念：治理性與行動者網絡。大理街之所以成功，在於它能擴張，召喚許多行動者形成遠距行動進入行動者網絡。在爭取公園時，治理邏輯是提昇生活品質與理性的溝通。但是在公園成立之後，行動者網絡縮小至社區內部，治理邏輯注重人情關係。然而治理性的轉變，也將帶領社區變遷與轉型。回顧這四篇有關大理街的研究，陳幸均與陳德君對於故事的鋪陳非常的詳細，陳幸均重點在於如何將被支配基地轉化為主動反支配的基地，陳德君認為主體性建構是成功的關鍵。但是那些行動者較容易被動員？何以被動員？社區運動的過程較難有進一步的分析，然而戴伯芬的研究指出社會網絡是鑲嵌於原本的地域中，並因不同的網絡啟動不同的動員，譚鴻仁（2007）也指出大理街社區運動能成功在於它的網絡擴張，召喚許多的行動者進入網絡。故行動者網絡之於社區研究的意義在於更清楚哪些角色在網絡上啟動資源動員，如何啟動，此理論能夠清楚處理動態的過程。（二）黑珍珠之鄉的案例作者處理本個案的主旨在於釐清社區如何動起來，作者認為最主要的機制是---文化轉譯。然而，如何啟動文化轉譯呢？「實作經驗」是公共團體與傳統村落雙方必須要接受的，像是林邊的河堤認養就是居民與團體認養河堤，親自美化的成功案例，透過動手做的過程，才能了解對方的興趣，並調整彼此的標的。面對成果，也必須要做到功勞分享才行。在這裡，作者提出了兩個顛覆以往傳統的看法：. 24.

(25) 1. 不一定需要專家：河堤認養之所以會成功，是因為當地歷史悠久的「師傅文化」實作身體的展演，此處的師父包括水電師傅、泥水師傅、建築師傅、木工師傅、園藝師傅，在師傅進場後，身體劇碼爭奇鬥艷，環境改造的領域也活絡了起來，作者文中說道：「相較於外來專家主導的社區環境改造，在地師傅也讓我們發掘到一種相對容易跨越的專業權威。」 2. 「實作優先」勝於「企劃優先」：我們一般認知的社造程序是社區規劃師提案後，進社區辦說明會，有共識之後，委外發包工程，但是，不難發現社區說明會只是一些村里民代表、媽媽教室成員、社區發展協會等活躍於社區的成員，這樣的居民參與太過於空洞，作者認為「實作優先」有個好處，這樣的行動模式一旦眾人對任一階段不滿意，可以繼續再修補。「先於實作而出現用以申請補助經費的企劃書或規劃圖，或者先於實作而出現的參與式會議討論，都無法使社區真正動起來。真正的企劃與藍圖，只有從在地師傅所帶領的集體實作之中，才能引發有效的意見爭議，進而在實作中持續修補而完成。此案例的作者雖然沒有明確說明使用行動者網絡理論，但是，實際上確實是使用行動者網絡解釋社區營造，例如上述的文化轉譯，其實就是行動者網絡所指的轉譯，而實作優先勝於企劃優先的意思亦即回應上述空間管理的優先權，實作優先是在地師傅的生活經驗遠勝於專家所組成的團隊，在地師傅由於時間累積的經驗與認同，故較能形成統一、穩定的對策的空間，在空間管理上取得較優勢的管理權，動員居民從事社區營造工作。行動者網絡應用於社區研究中，有其不可取代的長處，例如可分析過程中動員的對象與動員的機制與彼此之間的權力關係，運用行動者網絡可將動態呈現社區營造的過程，然而，行動者網絡卻無法處理誰在網絡中，誰不在網絡中，以及社區專業者與社區居民的關係連結程度，為了彌補行動者網絡的不足，將在下節討論社會資本的概念。. 25.

(26) 2.3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上小節回顧了行動者網絡，行動者網絡有助於理解從事社區營造的專業者，如何運用轉譯將行動者納入網絡，但這僅能從社區專業者角度出發，理解兩個社區專業者營造手法的不同以致於徵召行動者結果的不同。在討論社區參與時，除了專業者的操作手法需要留意之外，社區內部本身對外的接受程度，內部成員連結強弱程度、地方人士的態度亦影響著其與社區營造專業者的關係以及社區營造的結果。為了理解兩個個案社區內部的差異，擬採用社會資本解釋。社會資本鑲嵌與社會關係中，透過人際或組際間互動產生信任與互惠，其源自於 1980 年代，法國學者 Bourdieu 提出後，廣泛運用於社會學、公共行政、企業管理、區域研究中。林國棟（2006）指出社會資本是多重人際資源網絡，為真實或具有潛力，包含共同的價值、信任與態度，可以用來動員特定的社會與政治行動。關於社會資本的詮釋， Putnam 有了不起的成就，Putnam 爲了詮釋社會資本，他同時比較物理資本與人類資本，他認為物理資本係指物理物質，人類資本係指個人的資產，社會資本則是連結個人，強調互惠、信任，Putnam 並將社會資本分成連帶資本（bonding capital）與橋樑資本（bridging capital），連帶資本（bonding capital）屬於同質網絡，強調緊密的社會網絡增進社會凝聚力，其代表的看法為 Coleman，Coleman（1988）認為社會資本由信任、規範、互惠所建構，緊密的網絡（closure of social networks）不僅能讓規範存在，更能增加信任度；而橋樑資本（bridging capital）屬於異質網絡，將原本不認識的人連結起來，強調透過關係連結創造更大的網絡，其中 Burt 的看法最具代表，Burt（1992）提出結構縫隙（structure hole）的看法，認為太過緊密的人際網絡反而容易造成結構縫隙，阻礙資訊的流通，故若有行動者位於結構縫隙的位置連結雙方網絡，不但可以增進雙方資訊的交流，此行動者也可因為掌握雙方網絡的交流而獲得利益。王中天（2003）認為一個人位於橋樑位置較易掌握資訊流通而獲利，組織內成員向外擴展的能力本身也是因為社會連繫而生成的社會資本，此種橋樑又稱為結構縫隙，結構縫隙類似於上節回顧行動者網絡理論中的「強制通行點」，因為透過結構縫隙與強制通行點提供徵召 26.

(27) 新的行動者進入網絡機會，同時亦擴大社會資本的機會。由此可知，社會資本存在著連帶資本（bonding capital）與橋樑資本（bridging capital）兩種看法，其實這兩種看法並不完全矛盾，兩者都存在著社會資本主要的核心精神：信任、網絡與規範，只是連帶資本強調內部的緊密，橋樑資本強調與外界的網絡連結，當社區專業者進入社區時，社區需要扮演結構縫隙的行動者，才能巧妙地將社造專業者網絡與社區內部網絡結合，有機會創造更大的社會資本網絡。若將社區視為一個學習群體，如何使用社會資本檢視呢？王振寰（2003）使用社會資本中的網絡、信任說明。以網絡看學習強弱能力，王振寰認為密集的互動與充分的信任是學習的基礎，但是太過緊密的社會資本反而不容易學習，強連帶（關係緊密但是缺乏對外聯繫）經常造成封閉的系統，不利於吸收新知識與資訊，即所謂的弱競爭。反觀弱連帶反而較能吸收新知識，即所謂的強競爭；以信任看學習強弱能力，王振寰認為信任是造成合作的基石，而信任有人際關係與專業兩種類型，緊密的人際關係較為封閉，而專業較為開放，王振寰歸納出弱競爭的學習群體存在著強連帶與人際關係信任的特徵，而強競爭的學習群體則是專業信任與弱連帶。歸納上述的整理可以發現，社會資本有其優點與缺點，社區內部越緊密的社會資本固然增加了網絡的信任與規範，但是若以吸收新資訊的角度來看，內部越緊密的社會資本喪失了許多吸收資訊的機會，不利於流動，這對於社區未必是一件好事。接下來，我們將從民眾參與以及充權的面向繼續探討社會資本。. 2.3.1 社會資本與民眾參與研究. 王俊隆（2004）研究新店與竹南的焚化爐設施避鄰現象，運用社會資本了解民眾參與避鄰現象中對於參與和不參與的影響並以社會資本了解強化、擴大參與的社區力量。王俊隆發現避鄰現象的產生，必須伴隨著居民動員組織產生的力量，動不起來社區不會有能力站起來對抗焚化爐的設施。而什麼樣的階級或身分的人扮演著動員的角色呢？王俊隆指出兩個個案都是民意代表身分的人，一方面民意代表掌握政府的消息管道，另一方面民意代表的可以動用在地網絡人脈，將資訊傳達到各節點，動員里長 27.

(28) 與地方議員，但是初期民意代表並不十分了解避鄰設施的知識，他們只能監督、要求公部門做好審核的工作。後期由民眾為主體的新組織產生，在對抗的過程中，學習法律、組織的相關知識，民眾主體的出現打破了專家與非專家的界線，不但吸收了專業的知識，也消除了專家的傲慢態度以及增加對話的可能。民間團體在抗爭的過程中，也扮演著溝通政府與民眾的橋樑，將專業的知識傳遞給地方民眾。所以，參與焚化爐避鄰運動的人包括了關心此議題的居民、民間團體與民意代表。而不參加的人，其因素包括理性的因素，例如要工作等，或是因為聽說焚化爐要停建而放心沒有繼續關心此議題等，也有一些人是因為沒有在網絡上。王俊隆的研究中，清楚分析了參與的人與不參與的人，在地方動員的過程中，指引了利用社會資本中的網絡關係，作為分析的理論。簡汝育（2007）研究南投魚池紅茶產業的發展，指出農村中社會資本的負面效應，將其負面效應解釋於南投大雁村澀水居民與專業者「吳老師」的關係上，九二一地震後，南投澀水地方急需重建，故吳老師當時所提出的重建社區作為強制通行點，進而動員組織居民，吳老師在重建初期是地方依賴的對外窗口與專業者。然而，在工程完工後，工程不再這麼重要，吳老師的外地人身分又開始浮現，澀水地區領域外與領域內的界線分明，造成吳老師後期的離開。簡汝育解釋此現象，認為澀水地區是以姻親關係構成網絡，對內擁有高度的聚合力，但是對外產生封閉性，雖然一度開放外來者的合作，一旦重建社區不再是一個強制通行點，那麼網絡又將封閉。由此可知，社會資本有其優點，亦有其缺點，可以成為擴張網絡，得到資源的助力，但另一方面，卻也是內部封閉的因素。而此研究也反映了專業者與社居居民本身難以建立長期信任的關係，外地人與本地人的身分，在特定時空因為急迫的利益，可建立暫時的信任，但是這種信任是建立於利益之上，一旦急迫性與利益降低，則產生異議，原本建立的網絡關係將瓦解，回歸過去更穩定的社會關係網絡。. 2.3.2 充權（empowerment）與社會資本. 「充權」一詞源自於英文 empowerment 的翻譯，在國內翻譯成賦權、培力、充權 28.

(29) 等意思，按照字面上的詮釋，就是使人有權力，根據 Cornell Empowerment Group 的定義，認為充權是社區內一個意圖持續的過程，包含很多方面，例如照顧，團體參與等，這些人們缺乏公平地分享資源，而嘗試得到這些資源（Bagley，2006），Zimmerman 認為充權有三個層次，提高自我效能、批判角度思考問題與個人參與集體（Bagley，2006）。換句話說，empowerment 就是使能…達致…，使社區居民發聲，採取集體行動，爭取應該獲得的資源與公平。從充權角度看民眾與政府的關係，應是一夥伴關係(partnership)，政府權力下放給人民，由原本上而下（top-to-down）轉為下而上（bottom-up），透過夥伴關係，將部份權力還諸人民，合作，協調的夥伴關係，有助於人民適時參與社區事務與資源分配。有許多針對夥伴關係所做的研究，但是都發現充權無法真正的落實，例如 Davies（2002）透過行動者研究理論探討英國 1996~1999 實施永續社區夥伴計畫的成效，其研究目的在於了解夥伴關係是否真實分配權力到大眾、一般無菁英群體的身上？文章從行動者網絡理論切入，談到 1990 年代市民運動的展開，從白金漢郡延伸到劍橋郡，行動者有政府組織 Going for Green、當地政府、當地組織、劍橋大學委員到一般民眾，由於這個網絡牽涉不同層級的接觸與大範圍的經驗，所有權、專家、責任與控制形塑了個人與組織的交互作用，作者從行動者理論四個階段切入，談行動者之間的權力關係，例如在形成問題（problematization）與互為實存（interessement）階段，強制通行點為永續社區，但是，令人傷腦筋的是目標過於彈性，有人認為是全面強化穩定性，有人認為是美化環境，目標不同容易導致緊張衝突產生，例如問題（problem）產生於國家領導運動與當地需求之間，當地人民認為太多的上而下壓力必須遵行。在徵召（enrolment）與動員（mobilization）階段，出現樂觀與悲觀兩派觀感，樂觀的人認為這是積極的政策，給予社會學習，但是悲觀的人卻不認為人民可以涉入其中。總結本篇研究，穩定的夥伴關係需要明確的目標，並需要更多的革新，穩定關係標榜的是權力重新分配，但是實際上權力仍集中於公部門上，本篇文章最大的貢獻除了再次證明行動者網絡研究相關社區的重要性，亦提醒當代社區發展重視地方需求，唯有真正的下而上，才能建立永續的社區夥伴關係。 Bagley（2006）研究英國 1997 年工黨政府所提出來的第三條路政策，其目標在於 29.

(30) 建立夥伴關系，核心宗旨是充權的論述需要專業者與社區內成員合作，他更進一步指出社會資本與充權的關係，他認為有效利用社會資本，可以使充權更容易。由上述概念看台灣社區發展經驗，鄰里間存在既有的社會資本，例如以寺廟為核心的委員會、產業為核心的產銷班、以里長或社區發展協會為核心的固定班底，姑且不論社會資本的負面影響，這些社會資本的確凝聚社區內部的意識與有助於資訊的傳遞，故下而上的社區政策若要落實充權概念，可以運用這些社會資本，例如社區規劃師的進駐，一個原本與社區毫無相關的角色要深入社區並非容易的事情，必須依賴相關人士的支持與推薦，然而強制通行點的確認才能使不同網絡基於共同的目標動員。總結本章所探討的文獻，最根本的核心概念在於社區本身的意義，社區就是共同體，基於地方感緊密的結合，故社區即是建構我群/他者的領域，類似於地方的概念。然而在過去政策的干預與經濟結構改變影響，社區共同體的精神有式微的危機，不僅社區意識需要被喚起，重要的是社區能力必須建構，才能使社區走向有願景的未來，而這正是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劃師制度的產生的背景，兩個社區皆以「充權」為精神中心。然而，社區內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如何能清楚分析社區營造過程呢？行動者網絡的四個轉譯過程可以幫助我了解兩個案營造中號召、動員的過程。但是，兩社區在面對社區營造專業者的態度是不同的，回顧社會資本時發現結構縫隙的有無有助於理解社區營造者與社區居民的關係，故我將以「地方」、「行動者網絡」、「社會資本」三個理論分析我的個案。. 30.

(31) 第三章研究方法如果說研究的主體是做菜的材料，那麼研究方法就像是烹飪的方式與過程。透過烹飪，能將菜的特色與美味呈現出來；同樣的，研究者透過研究方法，回答研究發問，並將研究問題的意義與價值呈現出來。回顧前面兩章，主要在探討問題意識與文獻回顧，在本章中，主要說明如何回答問題的過程，其內容主要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的選擇，第二節為研究資料的搜集、處理與驗證，第三節為研究的倫理。. 3.1 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論文主要研究新竹市的社區政策，政策的擬定是公部門的工作，然而接收政策並實踐的場域，是各個社區。同一個政策於不同的社區中，會有不同的反應，明明同樣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有些社區躍躍欲試，但有些卻興致缺缺；社區的不同在於社區在時間與空間尺度上累積出深層的社區文化，人際關係錯綜複雜地糾結在經濟、政治權力之中，這需要長時間透過訪談、對話、觀察等方式，才能了解該社區的地方文化。故本論文採取個案研究、質性研究的方法蒐集、處理資料。. 3.1.1 個案研究. 蕭瑞麟（2006）指出，個案研究其實說穿了就像是在說一個故事。但是個案研究也不是只有資料的堆砌，如果只是堆砌，這個只是一份訪談紀錄而已，個案研究的目的，是對社會情境作詳細的敘述，勾勒出情景所發生的問題的全貌，讓我們能看出社會的「深層結構」，也就是說個案研究不只讓觀眾「看見劇情」，也希望讓觀眾「看見」自己在社會人生中真正的角色（蕭瑞麟，2006）。所以，個案研究不只僅於說故事而已，這個故事必須還要說的有意義，有價值，有啟發性，將深層的意義浮現出來。 31.

(32) 個案研究有兩派說法，一派是傾向一個個案研究深入，說的精采；另外一派則主張作四到十個個案研究。在個案研究中，個案的選擇是依照著理論的相關程度，而非統計上的樣本數（蕭瑞麟，2006）。所以，個案研究中，個數的多寡，並非是主要探討的因素，重點是選擇的個案能夠回應解決所提出的問題，並建立一套價值。本研究擬定新竹市的兩個社區個案，目的在於比較同樣位於新竹新竹市邊陲的社區，有無社區規劃師對於社區營造的影響。什麼樣子的個案可稱之為「有價值」呢？回顧兩個社區的營造結果，都有許多值得反省之處，在成功的典範中，我的個案並非具有成功的代表性，但是，個案的價值與否並非從成功論斷定。在我認為有價值的個案在於能呼應理論並能提出反省。在定性研究中，個案的選擇是為了解某一社會現象，樣本選擇是考慮個案與理論的相關性而非代表性（蕭瑞麟，2006）。. 3.1.2 質性研究. 在研究方法中，主要有兩種研究方法，量化研究與質性研究。量化研究指的是利用統計的方法，去驗證某一個理論，主要去追求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真理；而質性研究是深入探討個案，透過訪談與觀察，客觀呈現出一個地方的故事，並透過研究者主觀的觀點，去詮釋這一個現象，從這一個過程中，生產出知識（蕭瑞麟，2006）。這兩種思惟沒有對錯，更不是互斥，有些研究者會以質性研究為主，量化研究為輔，反之亦是。蕭瑞麟（2006）指出，和宗教一樣，思維也有不同門派。所以，質性研究與量化研究是深層思維模式差異的結果。量化研究是實證主義的，認為世界有一個標準的準則，不同的研究者運用量化研究的方法，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而質性研究是建構主義者，認為事實是建構出來的，事實意義的解釋端看研究者看事情的方式。陳向明（2002）認為社會科學必須「客觀地」觀察行動者的行為和思想狀態，同時依靠研究者「主觀」直覺和理解對這些行為和思想的意義作出判斷。由上述可知，質性研究是一個事實的建構，透過客觀獲得的資料並加以整理分析，建構出一套有意義價值的論述。諾貝爾物理學獎得主 Percy Bridgman 曾說：「沒有所謂科學或不科學的方法，方法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