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聶魯達與 波瓦的明信片
— 打通鍾喬創作觀的任督二脈
Postcards from Pablo Neruda and Augusto Boal
– Creativity Viewpoint of Chung Chiao
于善祿
Stanley YU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專任講師來自聶魯達與 波瓦的明信片
— 打通鍾喬創作觀的任督二脈
Postcards from Pablo Neruda and Augusto Boal
– Creativity Viewpoint of Chung Chiao 于善祿
Stanley YU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專任講師
前言
做
為一個受到影響的創作人,鍾喬(1956-)體現 在外最明顯之處在於:拉美解放神學延伸而生的 文藝創作觀,結合了聶魯達與波瓦的創作精神養 分,鍾喬同時以理性的態度對體制提出批判並對 弱勢族群施以人文關懷,以感性的筆調落實到詩 的包容與昇華,從影響研究及跨文類研究的角度 觀之,鍾喬都是個有趣的研究個案。本文以鍾喬 及其所創立之「差事劇團」所製作、搬演過的作 品為研究的對象,藉由相關資料的判讀、影像資 料的分析,觀察兩大源流(聶魯達、波瓦)對鍾喬創 作觀的影響模式及其效應。從聶魯達的詩到「聶魯達咖啡館」
「我是在寫詩之後許久,才知道我寫的東西 叫詩。」這是台灣的創作人鍾喬經常引述的智利 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 1904-1973)1的一句話語
(鍾喬,1999a:85),它原本是聶魯達這位一九七
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對於部分文學評論家 的回應,因為這些評論者認為長年派駐(1927年之 後)、流亡(1949-1952年之間)在外的聶魯達2,身上 所顯現的鮮明的左翼政治立場(聶魯達和古巴強人 卡斯楚、拉美革命戰士切•格瓦拉、智利總統阿 言德等都有誠摯的私交,這些人的政治立場都是 極左路線),使得他的作品充滿了對於政治現實的 關注,而缺少了對於文學美學的觀照;然而聶魯 達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我的詩中,我不可能 關閉通往大街的那扇門,我同樣不可能把我這個 青年詩人心中通往愛情、生活、喜悅和悲哀的那 扇門關閉。」(轉引自鍾喬,1999a:90)由此看 來,聶魯達並非只關注他所處環境的局勢變化與 社會解放運動,他同時關心人類內心情感的喜怒 哀樂;經歷過一九三○年代西班牙內戰的聶魯達(當時派駐在馬德里),認為詩應該以一般民眾為對
象,記載勞工的血汗、人類的團結以及對愛恨的 歌頌,這是他所謂「詩歌民眾化」、「詩歌當為平 民作」、「詩的社會性」的觀念,他曾寫下:「世 界變了,我的詩也變了。有一滴血滴在這些詩篇上,將永遠存在,不可磨滅,一如愛」的詩句,
也曾寫下如是的悲嘆:
「當第一顆子彈射中西班牙的六弦琴,流出來 的不是音樂,而是血。人類苦難的街道湧出恨 和血,我的詩歌像幽靈一樣頓然停步。從此,
我的道路和每個人的道路會合了。忽然,我看 到自己從孤獨的南方走向北方 ─ 老百姓,我 要拿自己謙卑的詩當做他們的劍和手帕,去抹 乾他們悲痛的汗水,讓他們得到爭取麵包的武 器」。(轉引自陳黎、張芬齡,1998:xiii) 這在鍾喬的眼裡,認為聶魯達的詩創作能夠安頓 政治,而不致於成為服務政治的口號。(鍾喬,
1999a
:84)能夠藉由詩的創作,持續參與政治改革,並在販夫走卒之間,傳誦詩作3,結合了社會 觀察與人文關懷,以詩、報導文學等表現形式,
堅持對台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環境提出反 省與批判,並透過劇場參與與互動的方式,讓更 多民眾不僅坐觀而思,進而起身而行,這是鍾喬 創作多年來所抱持的堅定理想。
當鍾喬還在台中一中求學就讀時,唸到高三 那一年,不顧家人的反對,向學校申請由理組轉 為文組,「開始胡亂地吞吃起課外讀物,似懂非 懂地翻閱了一本又一本的翻譯書籍」,這個時期他 所閱讀的書籍包括存在主義文學作品或理論、五 四新文學作品等,甚至於「在課堂上拼湊晦澀的 詩句,下課後到唱片行買西洋流行歌曲的唱片」
(鍾喬,1999a:21),在台灣的升學主義教育機制
下,他「莫名底帶有某種叛逆、蒼白的氣味的青 年 類 同 , 總 覺 得 自 己 的 身 體 裡 , 淌 流 著 一 股 灰 暗、憤懣的血液」(鍾喬,1987:19);雖然在大學 聯考放榜之後考上台中中興大學外文系,他的所 有課外書籍卻被他的母親通通一把火燒掉了,然 而在那一段青澀的高中文藝青年時期,透過大量 的閱讀與嘗試性的、強說愁式的創作,「文學見 證人生活的事實」這樣的思苗已經在他的心底慢 慢地、悄悄地滋長。有兩個契機使得鍾喬在大學及研究所的求學 階段與畢業之後,讓他越發篤定文學藝術必須發 揮社會功能。首先是在一九八一年他大學畢業、
考上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的那段期間,台灣
社會發生了幾次衝擊性極大的政治事件,主要是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在高雄所發生的美麗島事 件及其接下來的一連串逮捕與審訊,大量的報導 與討論出現在街頭的報章雜誌,對於當時的鍾喬 而言:
「個人長久、窒悶的內心凝視,是一種自我世 界的浮沉,在碰觸到較大社會層面問題的衝擊 時,難免蔚為個體信念上的危機。誠然,就作 為一個喜愛文學的青年而言,這些浮泛、多量 的政治討論,並未曾給與自己多麼深的啟發,
甚而,在一段時間的理解之後,便自明地走了 出來。但,這是一個反省的開始。從此,文學 的社會功能,成為鞭策我由浪漫、玄想的彼岸 世界,回到具體、現實的此岸世界,相當重要 的 信 念 … … 。 」 ( 鍾 喬 , 1 9 8 7 : 2 3 - 4 ; 朱 雙 一,2002:106)
其次,在抱持著這個重要信念之際,鍾喬在 當時陳映真所主持的人間雜誌社裡頭謀得了一份 採訪編輯工作,常有機會走訪台灣各地,接觸社 會上各個階層的民眾,他開始以他詩化散文式的 筆調,在《人間》雜誌寫出了一篇篇發人省思的 報 導 文 字 , 並 且 「 從 這 些 人 身 上 , 這 一 張 張 樸 易、結實的臉龐中,」鍾喬他在自己的詩集〈自 序〉中寫道,「總算是比較明白生活是怎麼一回 事!人又是如何經由勞動、奮勉、窺見了明天的 希望。感知著心酸、挫敗的背後,其實正點燃著 一盞迷惘中的明燈。這盞燈正是趨迫生命莊嚴起 來、挺直起來的無形力量啊!」(鍾喬,1987:25)
這兩個「創作必需關懷社會」的契機(社會動 盪、編採工作),幾乎定下了鍾喬二十多年來創作 內 涵 的 基 調 : 採 集 於 社 會 底 層 與 邊 緣 的 生 命 故 事,經過詩化散文的報導文學筆調與身體表演文 本的言說,所冶煉出來的一篇篇文字作品與一齣 齣戲劇作品,都是身為知識分子的鍾喬對於台灣 這塊土地某種真切的、理性的批判與反思,「舉 凡環境保護、民眾生活、社會運動以及原住民、
都市邊緣人……都是他關注的對象。其特點,一 是他並不拘限於就事論事,而是常將對象放置於 大的時代、社會背景中加以考察,從而得到較為 深刻的結論……其二,鍾喬努力貫徹以『人』為
中心的理念。」(朱雙一,2002:107)
從詩的創作到劇場的參與與互動歷程當中,
鍾 喬 透 過 友 人 的 資 助 , 在 台 北 市 的 和 平 東 路 二 段、大安森林公園南面的一條小巷子裡開設了一 家咖啡館,店名就叫做「聶魯達」4。這是一個很 有趣的空間,一樓作為鍾喬與劇場友人所成立的 差事劇團的辦公室,有行政人員的辦公區、有居 家型(事實上是為了三不五時的熬夜加班)的衛浴設 備、有開放寬敞的活動空間(放有影音設備、書報 雜誌以及參考用書等);穿過一個螺旋狀的鐵製階 梯,可以通到地下一樓的小劇場,同時也是劇團 的排練場,雖然不是很大,但格局方正,還算是 劇場人所喜用的「黑盒子」型的劇場空間,一邊 有落地的玻璃窗(遇演出時通常得遮以黑幕)面向外 面的小淺庭院,一邊設有燈控、音控小間;為維 持地板整潔,觀眾進場看戲,脫鞋後方得入內。
設於地下一樓的聶魯達咖啡館,有另一邊的 樓梯讓看戲的觀眾進入(與一樓劇團辦公室的螺旋 狀鐵製階梯不一樣);在這樣子複合式的另類替代 空間裡,鍾喬特地保留的一個角落,設立書架,
擺售許多台灣作家的詩集,聶魯達的所有中譯詩 集當然也在其中,在精神上成為該空間的一個明 顯印記5。對鍾喬而言,閱讀聶魯達早已成了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修行或功課,其所獲取的養分幾乎 擴散到鍾喬創作作品的各方面;如果說一九七○
年代的鍾喬所關心與投注心力的是大量文學作品 的閱讀與詩創作的初步嘗試,一九八○年代的鍾 喬以春風詩社、反杜邦運動、《人間雜誌》的參 與作為詩創作及報導文學書寫對於社會脈動的反 映,那麼一九九○年代以降的鍾喬,重回劇場的 懷抱6,並以波瓦的「被壓迫者劇場」詩學進行民 眾戲劇與社區劇場的台灣化工程,則是將戲劇功 能從美學的藝術層面擴大到社會的應用層面。
在思索詩與劇場的連結關係時,鍾喬是這麼 思考著的:
「因為誦詩已經不是我們這個世代生活中流行 的事業。那麼,或許是演詩罷!在小小的劇場 裡去實現一個平民詩人的夢與現實!對於詩人 聶魯達而言,夢是革命與愛情,現實則是流亡
身體美學替代了桌案上的文字……唯有讓失憶也 成為表演行動的另一個主體時,創造性的對話才 會展開。亦即,當我們相信未完成是劇場的目的 時,劇場便開始了和歷史、社會、觀眾的對話關 係。」(鍾喬,1999a:72)
鍾喬這裡所謂的「鏡子」和「包袱」兩組意 象,其實都和台灣人民的歷史記憶有關,鏡子是反 映歷史的,包袱卻是承載歷史的,兩種意象對鍾喬 來說,其實都是極為沉重的,這也是他的作品中經 常有悲天憫人的基調的主要因素,這樣沉重的歷史 使命感,無怪乎他會想起法蘭克福學派哲人馬庫色 的話:「關於政治藝術的問題,是美學如何安頓政 治的問題。」唯有將這股不安感與暈眩感安頓好 了,鍾喬才會安然釋懷。偏偏這世間事,總不是如 人所意的。這也難怪,鍾喬在整個一九九○年代投 入劇場運動之後,經過了民眾劇場8、被壓迫者劇 場、社區劇場等幾個階段,愈來愈體認到劇場的社 會應用效能,逐漸在地震傷痛治療、社區大學家庭 暴力問題論壇劇場、反映都市邊陲角落弱勢族群的 聲音等面向,持續他的劇場創作,以及對於文化、
社會的關懷。在這層層的劇場美學與社會現實之間 的辯證對話中,他找到了奧古斯都•波瓦的「被壓 迫者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詩學,來進行 理論與實踐的應用。
波瓦(Augusto Boal, 1931-)為巴西劇作家、導 演與戲劇理論家。一九五七年開始大眾文學的寫 作 , 後 來 與 友 人 成 立 「 阿 利 那 劇 場 」 ( A r e n a
Theatre)
,積極以劇場形式參與革命運動,因此受到巴西政府的監控與牢獄之災,並被迫流亡至秘 魯、阿根廷等國;一九七四年發表了《被壓迫者 劇場》9一書,他在書中序言宣稱:「所有劇場都 必然是政治性的,因為人類一切活動都是政治性 的,而劇場是其中之一。」(all theater is necessari-
ly political, because all the activities of man are politi- cal and theater is one of them.)
目前,波瓦除了在巴 黎、紐約、多倫多等地主持「被壓迫者實驗室」, 更是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市議員,鼓吹「立法劇場」(legislative theatre)
,透過戲劇行動改變立法過程。《被壓迫者劇場》是一部民眾戲劇經典,以 以及記憶。當劇場中的身體元素與詩的語言相
逢時,夢與現實卻不可抗拒地揉合在一起了!
因為,幾乎就在夢的境域浮現時,現實已經走 進夢的情境中。然而,夢與現實和我們生活的 島 嶼 逐 漸 拉 開 了 差 距 。 那 麼 , 舞 台 上 的 詩 呢?」(鍾喬,1999a:82)
鍾喬並未承襲東、西方詩劇的美學傳統,反而從 聶魯達的政治詩/情詩的創作中,找到詩的語言與 劇場身體的連通之門,從而拉近夢想與現實的距 離。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鍾喬和聶魯達之間的神 契靈合,尤其是鍾喬近幾年的創作都不脫所謂的
「舞台上的詩」,他用自己創作的詩,結合音樂,
統合了身體表演時對於離亂的悲嘆,對於戰爭與 核爆的厭惡及恐懼,對於族群身分認同的追索,
以 及 對 於 社 會 底 層 生 命 樣 貌 的 關 懷 , 一 切 都 在
「舞台上的詩」裡被統合了,因為他深深感觸,在 這個變易迅捷的日子裡,「我們唯一還緊緊握在 手掌心的靈魂就剩下詩行中的語境了」。(鍾喬,
2002b)
從波瓦的《被壓迫者劇場》到差事 劇團的應用劇場觀
就像在思索詩與現實的連結一樣,鍾喬找到 了聶魯達作為他航行創作海洋7時的心靈導師;那 麼,在劇場與現實之間的辯證對話呢?從一九八
○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走過來的鍾喬,強烈地感 受到「社運組織中存在的單向指揮系統。『對話』
的消失是習以為常的事情。而『對話』的機制確 實 在 民 眾 戲 劇 的 工 作 坊 中 發 生 了 。 」 ( 鍾 喬 ,
2002a:323)鍾喬一直鄙棄台灣文藝界在對應現實
時,所表現的「蒼白」態度;在嘗試回答著這個 問題的同時,他也不斷地從自己的生命記憶中找 尋自我與社會胎動的對話經驗,很自然而然地在 一九八○年代的社運風潮中找到了許許多多光影 錯 落 的 場 景 , 反 杜 邦 運 動 的 、 搶 救 湯 英 伸 的 ……,他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暈眩」狀態,腦中閃 過「鏡子」和「包袱」兩組意象,並且必須透過 角色和情節的安排,讓他們在記憶中對話,如此 才有辦法追索所謂的集體記憶,而且是「要歸返 到劇場美學創造的原點上」的,因為「劇場裡的
戲劇美學論述觀眾在劇場中的位置,倡議戲劇活 動是每一個人(尤其是被壓迫的人)都可以掌握的表 達工具,撻伐了千百年來的主流戲劇理念 — 亞里 斯多德的《詩學》模擬動作觀 — 認為由此產生的 戲劇是服務於當時上流貴族的一套壓制系統10,因 此,必須提供不同方式的解放途徑11,如「論壇劇 場」12
(forum theatre)、「隱形劇場」
13(invisible the- atre)、「形像劇場」
14(image theatre)等戲劇實踐方
法,讓民眾成為劇場的主角,成為改變歷史與現 狀的人,而不是等待改變或純欣賞的人。這些理 論和方法,自提出以來,已廣為世界各地的劇場 工 作 者 、 教 育 工 作 者 、 社 會 工 作 者 、 社 區 組 織 者、青年工作者等所採用15、或質疑16。波瓦的被壓迫者劇場理論可以說是上承布萊 希特的「史詩劇場」(epic theatre)和「疏離效果」
(alienation effect),而布萊希特與波瓦的這些戲劇
觀又恰恰是對於亞里斯多德的模擬動作觀與壓制 系統17的反動:布萊希特主張,「身為一位大眾藝 術家,必須放棄大都會的廟堂舞台,走進鄰里社 區,因為只有在那裡他才會發現真正有興趣改變 社會的人們;在鄰里社區裡,藝術家應該把他看 到的種種社會生活景象,呈現在那些有興趣改變 既有社會生活的勞工面前,因為他們是它的受害 者」(Brecht, 1964:274-5);波瓦希望將觀眾從被 動 化 作 主 動 , 「 在 劇 場 中 創 造 彩 虹 般 的 想 像 空 間,表演時空的『對話』機制才得以跨越舞台所 築想的一道隱形之牆。」(鍾喬,2002a:323)所以 當波瓦在論述其戲劇觀時,演繹布萊希特的史詩 劇場,將Spectator(觀眾)與Actor(演員)連合一氣,創造了Spect-actor(觀演者)這樣深具啟發意義的辭 彙,讓劇場中一向被動的觀眾除了靜態思考外,
更能擁有行動的能力。
鍾喬與劇場友人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成立了差 事劇團,十年來製作與參與演出過的作品不下二十 齣,其作品大致可以勾勒出如下的幾條脈絡:
(一) 弱勢族群的聲音,透過劇場與身體的 再現/呈現。
如《受苦的人沒有名字》(1992)、《士兵的故 事》(1996)、《逆旅》(1997)、《滾動原鄉:串連
吧!啀等介命水》(1999)等,其主題的關懷與創作 的理路仍屬片面、單薄,不過這些對於弱勢族群聲 音的傳達,多多少少為往後的創作累積了經驗。
(二)「亞洲的吶喊」系列三部曲與社區劇 場。
屬跨國性質的演出,由植基於菲律賓的「亞 洲民眾文化協會」(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簡稱A.C.P.C.)所主導,演出跨語言/文化/
性別/國籍/種族,呈現出亞洲在上個世紀末所共同 面臨的文化危機與政經處境,「揭示亞洲乃至世 界上第三世界國家在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中 所處的邊緣位置和被支配的處境,以期喚起人民 的意識覺醒」。(朱雙一,2002:109-10)這個跨國 合作的經驗,拓展了鍾喬的視野,鍾喬在自述初 次接觸民眾劇場時提到:
「一九九○年,菲律賓的『亞洲民眾文化協會』
在南韓舉辦民眾劇場工作者訓練營(Trainers' Training),開啟了個人投身民眾劇場運動的 門戶。當時,基於對第三世界思維的熱衷,深 刻地感受到菲律賓、南韓的民眾戲劇經驗實踐 了文化與社會改造接軌的理想。於是,將菲律 賓教育劇場研習長達三十年之久的『基本綜合 劇場藝術工作坊(Basic Integrates Theatre Arts Workshop,簡稱B.I.T.A.W.)』介紹到台 灣。」(鍾喬,2002a:322-3)
這段自述亦很清楚地說明了鍾喬如何將文學藝術 與社會改造連結起來,自此之後,他便更積極地 在琳瑯滿目的劇場形式與工具裡頭,探索可以攻 錯的他山之石,除了落實波瓦的「被壓迫者劇場」
詩 學 與 「 劇 場 遊 戲 」1 8, 並 運 用 「 一 人 一 故 事 」
(playback)
19、「教習劇場」(TIE, theatre in educa-tion)等技巧,從中理出一條戲劇實際應用的路線:
「社區劇場」,最典型的範例就是在一九九九年的 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差事劇團來到台中縣的石岡 鄉,開辦「石岡婦女戲劇工作坊」課程,希望以 戲劇切入災區心理輔導與成人教育,結果促成了
「石岡媽媽劇團」的成立20;其餘由差事劇團所串 連起來的台灣民眾戲劇網絡,包括:客家劇團、
大直社區媽媽劇團、蘆荻社區大學劇團以及綠點 子繪本編劇班等。
(三)「記憶的月台」系列。
這是近三年才發展出來的系列,包括《記憶 的月台:狂人日記喫人篇序章》(1999)、《霧之月 台》(2000)、《海上旅館》(2001)、《霧中迷宮》
(2002)等,鍾喬在這個系列的創作裡頭,表現得頗
為成熟,他在一篇題為〈流亡的告白〉的文章裡 提到「在族群認同獲致政治上正確,卻隱藏種種 精神性風暴的島內,一群演員在一個稱作記憶的 月台上追尋埋葬於現實中的想像,一個原住民在 都市邊緣浪跡,戰爭的陰影仍然在他心口徘徊,他和其他上台的演員一般,以一種隱喻的,詩一 般的身體訴說流亡在家鄉的困頓」,流亡、漂蕩、
離散是這個系列作品的主題,不管是對於和平的 渴望、原爆的可怖意象、劇場表現的形式操弄、
政 治 的 批 判 、 歷 史 的 身 體 書 寫 等 等 , 都 揮 灑 自 如,尤其遙尊聶魯達為其創作內蘊的精神導師,
更 將 滿 滿 的 詩 意 撒 佈 、 滲 透 到 其 編 導 的 作 品 當 中;鍾喬一直是以詩的詠嘆、劇場的實踐、社會 與歷史的關懷,達成藝術與心靈的坦釋與救贖。
在劇場形式的追尋上,鍾喬還在一九九九年 引進了日本野戰之月劇團的「帳篷劇」(tent the-
atre),這個劇團在日本東京數以千計的小劇場當
中,是個很特殊的團體,尤其是其所注重的庶民 美學,更是強烈地批判了日本在二次大戰之後從 社會凋敝一路走到經濟高度發展、過度消費、媒 體模塑的價值取向,野戰之月劇團在導演櫻井大 造(他同時也是劇作家、演員、舞台設計、劇評家) 領導之下,開創了在帳篷裡演戲的形式,企圖喚 醒民眾死去或被物化的集體記憶,或以「賤民文 化」相對於「皇民文化」,帳篷幾近於露宿,散發 著游民棲息的卑賤與叛逆。經過一九九九年秋天 在台北縣二重疏洪道,差事劇團邀請野戰之月演 出《出核害記》,以及二○○○年夏天在台北市的 華山藝文特區兩團所合作的《霧之月台》之後,差事劇團已經將這個劇場形式及搭建的技術轉移 過來,並成功地在二○○二年夏天的華山藝文特 區演出《霧中迷宮》。鍾喬認為這個形式除了打破 既有的劇院硬體空間之外,「野地中衍生出來的 民眾生命是『流動』或『滾動』,而非『靜止』或
鍾喬「記憶的月台」系列 —《霧中迷宮》(差事劇團提供)
『固定』。這是民眾戲劇和環境/民眾生活交融的重 要瞬間。這瞬間裡,匯聚了搭建者、煮食者、幕 後工作者、演員和編導、義工、行政工作者共同 的汗水。」(鍾喬,2002a:324)
不論是野戰之月所關懷的日本國家體制中的底 層人物(像是被排擠出管理體制的流浪漢、因偷渡 被集中至工廠底層的大陸奴工、背負軍國主義辱印 的慰安婦等等),或是差事劇團「記憶的月台」系 列所描繪的台灣社會的邊緣人物,都呈現出某種無 政府主義式的民眾戲劇美學,擴而言之,更是在
「面對日益擴張的全球化趨勢,區域間具民眾意識 的劇場,連帶成為對抗單一化、主流化、商品化表 演藝術的另類傾向。」(鍾喬,1999:188)
永遠的左翼批判與人文關懷
二○○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由 台灣藝術發展協會及財團法人跨界文教基金會主 辦的「2001新視野 — 戲劇、劇場與教育歐亞連線 國際研討會」,總共安排了五場專題演講、十六篇
論文發表、三場綜合座談會、兩場演出與論壇以 及三個不同的工作坊,研討會的子題從戲劇與劇 場在中小學教育上的應用,到戲劇治療、成人教 育、兒童劇場與社區劇場的推動等等,都有相關 的與會人士和論文發表,兼及理論的建構與闡述 和實務的經驗與分享,可以說是台灣首次針對戲 劇與劇場的應用面向所進行的初步省思;身為主 辦人之一的跨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鍾喬在議程中 曾提及,「他所謂的『教育』絕非只是正規教育 體制內的各個階段(尤其是二○○一年九月便開始 進行的九年一貫國民義務教育『藝術與人文』領 域教學),而是將視野放大到社會成人教育、社區 工作,讓戲劇與劇場的藝術性與技巧性發揮其應 用層面的實際價值」。(于善祿,2001:92)
藉由這個研討會所擘劃出來的願景 — 戲劇、
劇場與教育連線的新視野 — 幾乎可說是鍾喬這一 路走來所慢慢累積的階段性成果,對於既有的僵 化體制、蠻橫的中心霸權的理性批判,以及對於 邊緣弱勢族群的人文關懷,都交織在他詩意盎然 的文筆之中,或是轉化為劇場的詩的身體書寫。
從文學的閱讀與創作到改造社會的關注,從文字 的書寫到身體表演的流動,從歷史記憶的一端航 行到文化想像的另一端,再從文學與劇場的藝術 性結合工具性,鍾喬所進行的跨文化與跨藝術工 程,一直是遙尊聶魯達與波瓦為精神與行動的導 師,「聶魯達/波瓦/鍾喬」所形成的某種創作美學 與技法的渦流,不斷地捲進新的成分(包括民眾戲 劇、日本舞踏、台灣原住民歌舞儀式、傀儡戲、
TIE、PETA、BITAW、一人一故事、帳篷劇等
等),希冀喚醒民眾的集體記憶,並對台灣這塊土 地上的人、事、景、物,進行身分/族群認同的辨 證與釐清。台灣現代劇場的風景在解嚴之後簡直是繽紛 多樣、五花八門,然而絕大多數都還是以創作展 演為主的,倘若我們遺漏了鍾喬及其身後所牽涉 的諸多理論系譜與創作模組,我們幾乎只看到了 一半的車窗風景。我們即將下車,暫以鍾喬的一 段話做為下次相約的起點:
「民眾不是一個須要回到知識分子(包括有進步 傾 向 的 劇 場 藝 術 家 ) 改 造 思 維 的 個 體 或 共 同
體:民眾只是在碰觸到劇場工作坊的過程中,
漸漸從被任何形式宰制的狀態下,找回她/他 們表達的途徑;從來不是『宿命』地回到知識 分子或劇場人所構築的理念世界……民眾有能 力 和 權 力 去 找 到 自 身 的 再 生 或 死 滅 。 」 ( 鍾 喬,2003:序7)
所以他說:
「觀眾,請站起來……」21 █
《註釋》
1 聶魯達本名NeftalÍ Ricardo Reyes Basoalto,1917年十 三歲投稿當地報社,怕父親知道,以Pablo Neruda為筆 名發表,這個名字一直到1946年才取得法定地位,變成 他的真名。
2 根據陳黎、張芬齡在《聶魯達詩精選集》與《一百首愛 的十四行詩》書末所附「聶魯達年表」,可以看出聶魯 達一生的「域外航行」地圖:仰光、可倫坡、爪哇、新 加坡、布宜諾斯艾瑞斯、巴塞隆納、墨西哥、巴拿馬、
哥倫比亞、秘魯、莫斯科、波蘭、匈牙利、瓜地馬拉、
布拉格、巴黎、羅馬、新德里、捷克、柏林、蒙古、北 京、丹麥。
3 像是聶魯達在二十歲所出版的詩集Veni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perada(《二十首情詩與絕望 的歌》),突破了現代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窠臼,在拉丁美 洲,幾乎就像流行歌曲或諺語般家喻戶曉地被傳誦著。
聶魯達經常在貿易工會、政黨集會等場合中為一般民眾 朗誦他的詩,在其傳記中曾提到,有一回他前往一個工 人聚集的場所朗誦詩歌,當工人們聽到是聶魯達要上台 時,不約而同地脫下戴在頭上的帽子,以表敬意。(轉引 自鍾喬,1999a:75)另外還有在安東尼歐•斯卡米達 (Antonio Skármeta)所寫的《聶魯達的信差》小說中,
曾經描述到這個替聶魯達送信的郵差馬利歐,迷戀鎮上 的海灣酒館女老闆的女兒碧翠絲,按照聶魯達所教導他 的「比喻」筆調寫了情詩給碧翠絲,卻被碧翠絲的母親 羅莎所發現,怒氣沖沖地要來找聶魯達理論,因為她認 為馬利歐偷了聶魯達的詩。這裡很有趣的是,小說的作 者用一種喜劇的手法來處理這段緊張的人物關係,羅莎 雖然怒氣衝天地寫了一封抗議信給聶魯達,然而信中卻 寫道:
「親愛的帕布羅閣下,我的名字是羅莎•岡薩雷茲,
我是海灣酒館的新老闆,也是您詩作的欽慕者和一位 基民黨員。雖然我本來就不會投票給你,大選時也不 會投給阿言德,但我現在是以一個母親、一個智利同 胞、一個黑島的鄰居身分,請求和你盡快見上一面,
以討論某位馬利歐•希梅內茲,誘拐未成年少女者,
多謝您的關注,誠摯的,羅莎•岡薩雷茲。」(安東 尼歐•斯卡米達,1999:84)
聶魯達的確數落了這位天天為他送信的郵差幾句:「少 來了,我的朋友,送你幾本我寫的書是一回事,同意你 剽竊卻是另一回事。此外,你還把我寫給瑪提達(筆者 按:Matilde Urrutia,1955年聶魯達娶其為第三任妻子) 的詩送給她了。」馬利歐義正詞嚴地回答:「詩屬於用 它們的人,不是寫它們的人!」(安東尼歐•斯卡米達,
1999:99)由以上幾個例子來看,工人、酒館女老闆、
郵差不單單只是聶魯達詩作的欽敬者,而且還是運用 者。
4 鍾喬曾經在2002年8月26日的《自由時報》副刊上頭,
寫了一篇〈感謝聶魯達的收容〉,提到他開設聶魯達咖 啡館的緣由:
「從來就沒有設想過會在都市僻靜的角落開了一家以 聶魯達作店名的咖啡館;也從未曾料到經過了兩年的 慘澹經營之後,竟又讓其悄悄的收場了!事情開始於 某種浪漫的想像,或由於熟讀了詩人在《漫歌集》
(或稱作《一般之歌》)中寫下的那些動人的篇章;或 因為在藝術電影院暗幽幽的座椅上被描述詩人生平的 影片《郵差》感動得詩魂迴盪;又或者注定在遠離現 實的島嶼詩壇投下一顆詩的深水炸彈。」
根據筆者多次前往該場地看戲的經驗,設在地下一樓的 咖啡館經營時間應該不只有兩年,至少筆者於1998年在 該場地欣賞由香港民眾劇場工作者莫昭如所策辦的「一 人一故事」《澳門故事》的時候,該咖啡館就已經存在 了;現在咖啡館雖然已經停止營業,地下一樓的小劇場 仍然作為差事劇團排練的主要場地,偶爾也租借給部分 藝文團體作為展演場地,或是鍾喬在〈感謝聶魯達的收 容〉一文的最後所說的第三種功能:「如果引用我在新 寫的劇本裡的一句話說:『劇場就是收容所。』那麼,
咖啡廳,特別是歇業後的聶魯達咖啡廳,的確是收容詩 人的最好場所了!」至於位於一樓的劇團辦公室,則一 直是矗立在那裡的。
5 關於咖啡館的佈置,鍾喬曾經有如下的感慨:「為了佈 置咖啡館,我和同事們在電腦、圖書館、學術機構和學 者、詩人之間探詢查訪,有一件事實幾乎是肯定的,那 也就是:我們活在一個充斥英美、歐陸文學的國度中;
拉 丁 美 洲 是 一 塊 在 文 化 中 被 遺 忘 的 版 圖 。 」(鍾 喬 , 1999a:81)
6 鍾喬,本名鍾政瑩,曾於1983年取得中國文化大學藝術 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題目為:「由日據下台灣新文學 的發展看張深切的戲劇活動」;也曾擔任過優劇場團 長。
7 鍾 喬 經 常 在 他 所 寫 的 詩 文 當 中 , 提 到 「 島 嶼 」、 「 航 行」、「海洋」等意象,這點和某一階段的聶魯達極為 類似。聶魯達一度把自己比喻成在時間水流中行船的船 夫,而在晚年不時瞥見自己在死亡的海洋中航行,因此 把1967年出版的一本選集命名為La barcarola(《船 歌》),追述一生的際遇,他的漂泊、政治生涯諸般愉快 之事。(陳黎、張芬齡,1998:xvii)另外,朱雙一在比對 了鍾喬的詩集《在血泊中航行》與聶魯達的詩作之後,
指出鍾喬「喜歡採用諸如炎陽、風暴、湖泊、回流等大
自然的意象,這一點上甚至帶有聶魯達之風」。(朱雙 一,2002:106)
8 「民眾劇場」(People's Theatre)是一種從現實出發,融 合在地的歷史與生活經驗,以戲劇形式、劇場的互動,
達成教育、溝通和共同成長的目的,參與的成員,大都 是未受過劇場訓練的社會大眾。從1990年起,鍾喬就陸 續與亞洲各國民眾戲劇團體合作,舉辦過多次的聯合演 出或戲劇交流工作坊,並在1996年正式成立「差事劇 團」,運用一系列劇場遊戲、肢體訓練與集體即興創作 的技巧,持續在社區、學校和弱勢團體間,開展教育性 的戲劇工作坊,進而發展庶民的身體表演文化。
9 這本劇場理論經典,最早由波瓦以西班牙文寫成於1974 年,書名是Teatro de Oprimido;後來在1979年,由 Charles A.和Maria-Odilia Leal McBride以英文合譯,並 由Urizen Books出版。目前筆者手上的是在1985年由紐 約的TCG(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所出版的英 文版Theatre of the Oppressed(四刷,1995年6月),並 參照2000年10月由台北的揚智出版社所出版、由賴淑雅 中譯的《被壓迫者劇場》一書。
10對此,波瓦在其Theatre of the Oppressed一書的第四 章,開宗明義寫道:「『劇場』原指人們自由自在於戶 外高歌歡唱;劇場表演是人民大眾為了自己之所需而創 造出來的活動,因此可稱之為酒神歌舞祭,它是人人都 可自由參與的慶典。爾後,貴族政策來臨、人為界分也 跟著誕生;於是,只有某些特定人士才可以上舞台表 演,其餘的則只能被動地坐在台下,靜靜接受台上的演 出 — 這些人就是觀賞者、群眾、普羅人民。」(Boal, 1974:119)
11波瓦的「解放」劇場觀,深深地受到巴西教育哲學家 Paulo Freire的影響,Paulo Freire在其1970年所寫的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被壓迫者教育學》)一書 中,強調「解放」在學習中的重要,而「解放」須從
「對話」中產生,因為,「對話」撐開了「受教者」想 像的翅膀,讓「受教者」不再是「受教者」,而是打破 文化沉默的表達者。波瓦將這個概念衍伸為,就好比劇 場中的觀眾不再只是被動的訊息接受者,卻以自身的想 像力創造出參與表演空間的可能性。(鍾喬,2002a: 323)
12根據波瓦所述,論壇劇場的參與者(participant)必須很果 決地介入(intervene)戲劇行動裡:
「由參與者講述一則難以解決的政治或社會問題的故 事,然後,用大約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即興創作或排 練,討論這個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辦法,接著把它表 演出來。當此程序完成之後,參與者將被詢問是否同 意該解決方式,此時至少會有某些人不同意,然後,
參與者被告知這段劇情即將重新再演一遍,完全跟第 一次的演出一模一樣,但是,現在身為觀眾的任何一 位參與者都有權利上台去取代任何一位演員,並將劇 情發展引導到他認為最適當的方向上,被取代的演員 則站在一旁,當該參與者覺得他的介入演出已經結束 時,這位演員得隨時準備回到舞台繼續演出,台上其
他演員則必須面對新創造出來的狀況,對各種可能的 發展做立即反應。」(Boal, 1974:139)
13根據波瓦所述,隱形劇場通常選擇在一個眾人聚集的地 方,並且必須預先詳細規劃過每一種可能發生的狀
「演出的場域可以是餐廳、人行道、市場、火車車 廂、排隊人群等等,目睹演出的則是碰巧出現在那些 場域裡的人。演出進行時,這些民眾絕對不能產生絲 毫『演出』(spectacle)的感覺或念頭,否則他們就 會 變 成 『 觀 賞 者 』 ( s p e c t a t o r s ) 了 。 」 ( B o a l , 1974:144)
14根據波瓦所述,形像劇場以更直接參與的方式,實踐改 變(change)、轉變(transformation)、改革(revolution),
或人們想使用的任何名詞或議題:
「參與者被要求把他的意見表達出來,但不是用嘴巴講,
而是透過其他參與者的身體,將他們『捏塑』成一組 雕像,透過這種方式使他的意見和感覺具體可見。參 與者的工作是使用他人的身體,把自己當作一位雕塑 家,而其他人則是黏土:他必須決定每一個身體的各 種姿勢,甚至細微的臉部表情等等。任何情況下他都 不得說話,頂多只被允許用自己的臉部表情作示範,
告訴被雕塑者如何做。形像雕塑完成之後,他會加入 其他參與者的討論,以確定是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所
『雕塑』出來的意見。接著,可以練習修正雕像:觀 賞者有權利依他們自己的想法全盤修正此形像,或只 修正部分細節,當最後出現一個大家都接受的雕像 時,雕塑家會被問及他想為那幅雕塑作品設定什麼主 題;換言之,第一次的雕塑呈現的是『現實形像』
(actual image),第二次則是『理想形像』(ideal image),最後他會被要求作一個『轉化形像』(tran- sitional image),藉此表現從第一個現實轉換到另 一 個 現 實 之 間 的 可 能 性 。 」 (Boal, 1974: 135) 15比如像成立於1967年的菲律賓教育劇場協會(Philippine Educational Theatre Association,簡稱P.E.T.A.),這個 被喻為「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民眾戲劇劇場」,成 員都是藝術工作者、教師、組織者及研究員。經常舉辦 工作坊,透過戲劇、寫作、視覺藝術、音樂與聲音、形 體、舞蹈及「小組動力」,令參加者將潛藏於自己的創 造力量釋放出來,藉藝術的創作解放自己,學會如何放 開懷抱、探索、覺醒、選擇、掌握,和應用令個人成長 的潛能,協助解決自己面對的問題。該協會也曾在1986 年反馬可仕政權運動中,鼓勵群眾堅持下去。(《樂施》
季刊,2001年冬季)
16以台灣而言,曾經在1998年4月組創「烏鶖社區教育劇 場劇團」的成員之一賴淑雅,同時也是波瓦Theatre of the Oppressed一書中文版的譯者,在負笈英國學習更 多關於被壓迫者劇場與教習劇場的操作理論與技法、返 台之後,於2001年的「2001新視野 — 戲劇、劇場與教 育歐亞連線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小心
「論壇劇場」— 初探波瓦「論壇劇場」的進步與反動〉
的論文,對於論壇劇場「馴化」(domesticate)觀眾的危 機提出三點質疑與反思:(一)「論壇劇場」的「參與」,
是否淪為一種單純挖掘、蒐集各種不同答案的過程而 已?(二)「論壇劇場」是否強調個人的主動參與,勝過 於對群體(階級)被壓迫事實的分析?(三)透過機制設計中 個人化或原子化的傾向,「論壇劇場」是否適得其反地 抑制了將問題予以公共化、歷史化的可能性,讓參與者 只是學到如何透過各種解題技巧,繼續在不合理的問題 現實中求得安身立命,而無助於群體公共意識的覺醒 (conscientisation)?(賴淑雅,2001)
17根據波瓦的Theatre of the Oppressed一書的論證,亞里 斯多德的Poetics(《詩學》)是透過下面四個階段來完成 對觀眾審美的壓制系統的:(一)悲劇性弱點的激發。悲 劇英雄在觀眾的移情陪伴下,沿著通往幸福的道路向上 攀爬,接著出現了一個大逆轉;同樣在觀眾的陪伴下,
他開始由幸福的巔峰轉向不幸的災難;英雄開始敗退 了。(二)角色人物承認自己的錯誤。透過「合理化 — 推 論」的移情關係,觀眾也因此承認自己的錯誤、自己的 悲劇性弱點以及違背憲法的缺點。(三)大災難。悲劇主 角在自己生命的結束或所愛的人死去等殘暴形式中,嘗 到了自己錯誤的行為所帶來的痛苦後果。(四)淨化:觀 眾被如此恐怖的大災難景象所驚嚇,而他的悲劇性弱點 也因此被洗滌了。(Boal, 1974:37)
18波瓦在1 9 9 2年所寫的G a m e s f o r A c t o r s a n d N o n - Actors(《給演員與非演員的遊戲》)一書,是將「被壓 迫者劇場」理論落實化的實用操作工具書,書裡頭針對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所提到「論壇劇場」、「隱形 劇 場 」、 「 形 像 劇 場 」 等 概 念 , 設 計 了 數 百 種 劇 場 遊 戲,以提供演員與非演員在操作「被壓迫者劇場」時的 參考。筆者曾向鍾喬借來Games for Actors and Non- Actors翻閱,發現書中劃滿了註記,可以想見鍾喬對波 瓦的這套方法落實的用心。
19 一人一故事劇場 」(Playback Theatre)是一種即興劇 場,開拓一個互動真摯的空間,讓觀眾說出他們親身的 感受經歷,並目睹自己的故事重新呈現。透過這個心領 神會、近乎儀式性的藝術體現,以締造一個在社群內或 劇場內的共同經驗,見證生命歷史的尊重與敬意油然而 生。差事劇團曾經在1998年邀請澳門劇場工作者李棫基 來台主持「一人一劇場」戲劇工作坊,並與香港「亞洲 民眾戲劇節」莫昭如共同籌畫《澳門故事》的演出,內 容探討澳門過去四百多年的歷史,和當代葡萄牙人、中 國人與土生澳門人有關的故事與經歷,在1999年澳門回 歸的前夕演出,別具意義;差事劇團也在2002年暑假期 間 , 特 別 邀 請 香 港 「 一 人 一 故 事 劇 場 」 團 體L i v i n g Stories來台進行示範演出,筆者和友人亦前往觀賞,只 見演員將觀眾的真實故事展現出來,透過簡單的說、
演、唱,以及簡單的道具,默契加上即興,卻也使得每 個真實生命故事所轉化而成的戲劇藝術小品,博得在場 觀眾的歡笑與淚光。
20差事劇團所屬的「跨界文教基金會」在地震發生初期,
即開始計畫性的組織人力進駐石岡 — 一個以種水果為 主的客家小鎮。從初期的調查研究進而協助社區作全盤 性的重建規劃事宜,在實際工作中,建立了與社區良好
「
而緊密的互動關係。也因此,當戲劇工作坊這類文化工 作開展時,能夠透過有效率的組織,不但協助安排課程 的進行,更提供工作坊操作者許多社區的訊息,是參與 者與劇團之間的橋樑。(鍾喬,2002a:327)「石岡媽媽 劇團」是台灣第一個由災區婦女所組成的劇團,現任團 長為楊珍珍,團員裡有果農、家庭主婦、賣早點的、拉 保險的……,一群年紀介於四十到六十歲之間的農家婦 女,她們用自己的語言(女性的生命情調、客家話),在 舞台上訴說自己的生命故事,像是:九二一當天,驚慌 失措摸不著門逃出天搖地動家屋的故事;遠嫁石岡成為 客家媳婦艱苦從事農務的故事;為了因應WTO籌組農產 運銷合作社的故事;重建夥房(客家三合院式傳統建築) 的故事,藉由戲劇治療了自身的傷痛,並成為公共參與 的方式。(王錦華,2002)2002年九二一地震三周年的前 夕,該劇團在台中縣立文化中心推出新戲《心中的河 流》,由鍾喬編劇,李月蘭導演,Ron Smith擔任舞台設 計,「側重以詩化的身體語言呈現從災難中走出陰影的 生命歷程」,演出反應不錯。
21借用鍾喬等編著新書之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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