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越南的長光Kadafo—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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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來自越南的長光 Kadafo—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網絡

“Kadafo” from Vietnam in Chang-Gua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of New Immigrants in the Indigenous Tribe

陳姵君 Pei-Chun Chen

指導教授：陳怡伃博士 Advisor: Yi-Yi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Jul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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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寫論文謝誌的這一天終於到了！實在是太感動了！遙想四年前的我在下定決心辭職轉換跑道的時候，憑著自學唸到的社會工作寫出的研究計畫書就是以越南新住民的支持網絡為題，如今我也真的完成了這份和初衷相關的學位論文了！碩一的寒假我在研究所好夥伴炤愷的慫恿之下一起新增了實習機構，從那時候起正式踏上這份研究的旅程，雖然「混血社工」的身份猶如鬼魅般揮之不去，儘管帶著痛苦和迷惘一路上跌跌撞撞，過程中自己也同時不斷地 level up 陸續達成諸多成就，最後除了順利畢業，也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能夠完成這份論文，除了要感謝自己的堅持和努力、「研究之神」的默默庇佑之外，更要謝謝碩士班的這三年來認識的每一個人，特別是下列給予我大量支持的貴人和夥伴們。

首先感謝我的母親謝月錦女士、父親陳坤木先生以及妹妹、弟弟、狗狗們，謝謝你們無條件地給我情緒上和經濟上的支持，沒有你們我根本不可能取得這份碩士學位。感謝在臺東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認識的大家，尤其是賴靜督導，謝謝妳總是那麼照顧我，讓我從暑假實習一直到長濱做研究都相當順利。感謝我在長濱遇到的所有人，沒有你們的大力協助和關心，我不可能完成這份論文。感謝陳怡伃老師總是非常有耐性地指導我，給予我很多建議和鼓勵，也陪我煩惱許多論文外的事情，

妳是最棒的指導老師！也謝謝兩位認真的口試委員—莊曉霞老師和黃克先老師的賜教，讓我學到很多。感謝系辦辛苦的小雯助教和姿婷助教，謝謝妳們這三年的愛護，終於輪到我畢業了！謝謝同門一起奮鬥的炤愷、惠淳、珮綺、傳恩，謝謝好同學文文、安瑜、羿潔、宇君、董董、門門、多多、碧瑩…等，謝謝優秀的同事心穎、

盛偉以及可愛的羿萱和羿涵，在學習上、工作上和生活上很開心有你們相伴。也感謝我的好姐妹大石、季珈、映庭、小歐，謝謝妳們不離不棄永遠都在我身邊。

最後要特別感謝我的伴侶羅士哲，謝謝你每天在電話的那頭支持我，在我崩潰的時候鼓勵我，在我開心的時候陪我笑，我真的好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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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探索「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網絡，本研究以與阿美族人結婚且居住在臺東縣長濱鄉長光部落的越南新住民為例，進行為期六週的參與觀察，並深度訪談五位部落新住民、四位社會服務單位代表、三位部落青年以及兩位宗教組織代表。研究問題一是分析部落新住民個人的社會支持的來源與類型。文獻將社會支持區分為四種類型，基於同質性和親緣關係的強連結往往是情緒性支持的主要來源，而涵蓋異質性或跨越不同階層的弱連結則是工具性支持的關鍵基礎。在這個研究裡，發現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來源結合了事件、地緣和親緣，可歸納為三種：「家人和親戚」、「僱主、同事與同儕」以及透過非正式管道提供資源的「正式支持者」，我發現連結的強弱難以用正式和非正式來區分，各種支持的來源與類型之間其實是交錯和堆疊的。結果發現可以幫助新住民重新發展出自我認同的評價性支持是相當重要但台灣文獻中常忽略的類型，此外，提供情緒性支持的關係網絡是建立長期互惠關係之基礎。

問題二是透過社會網絡觀點，探索連結與維繫其支持網絡的社會文化因素。發現透過認「乾媽」的擬制親屬制度，以及部落新住民成為基督宗教教徒的實踐過程對網絡建立是有幫助的，然而或許是基於部落對於外來者有著矛盾的集體態度，一方面族人期待新住民可以融入於部落，另一方面新住民的表現應無法達到族人心裡的衡量標準。同時，有些族人似乎也對新住民有抱持著刻板印象。在各種因素交錯之下，她們並沒有加入部落內的女子年齡階級也和族人間的互動不多，使得她們自成一個同儕團體、逐漸形成一個以族群為基礎的社區網絡，該網絡在長光或長濱這個「小地方」的辨識度相當的高，緊密的鄰里遂成為一個龐大的監視器，深深影響著她們的社會網絡。

關鍵詞：越南新住民、長光部落、阿美族、社會支持、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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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mong "new immigrants in the tribe", and chose the new immigrants from Vietnam who are married to the Amis men and live in Chang-Guang Tribe, Chang-Bin Township, Taitung County as a case. Besides the methods of six-week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five new immigrants in the tribe, four representatives of social service units, three tribal youths and two representatives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were in-depth interviewed.

The first question in this research was to analyze the sources and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among new immigrants in the tribe. After reviewing some literature, social support could divide into four types. The strong links which based on homogeneity and kinship are usually the primary sources of emotional supports; in contrast, the weak links which associated heterogeneity or crossed different stratifications are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instrumental suppor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sources of social support among new immigrants in the tribe might be group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events, locality and kinships: "family and relatives", "employers, colleagues and peers"

and "formal supporters" who provide resources through informal pathways. The strength of the link was quite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network, in addition, the sources and types of supports were complicated in this research. The results revealed appraisal support which the literature in Taiwan often overlooked is quite an important one for new immigrants; furthermore, providing emotional supports is the foundation to establish long-term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The second question was to explore the social cultural factors which sustain the support networks among the new immigrants in the tribe through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It showed that both the fictitious relation system as having a “godmother”

and becoming one of the Christians or Catholics were helpful for establishing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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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networks. However, the collective attitude of the tribe was contradictory to the outsiders—on the one hand, the members of the tribe expected that new immigrants could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trib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some local standards in their mind to measure whether new immigrants were qualified or not as one of them. At the same time, some members of the tribe seemed to have stereotypes of new immigrants.

Due to all the factors above, the new immigrants did not join the female group of age ranking in the tribe, and had little interaction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tribe, instead, they built up their own peer group as an ethnicity-based community network. Nonetheless, this network was highly recognized in such a small rural area and easily monitored by other residents. These situations were seriously affecting their social networks.

Keywords: Vietnamese New Immigrant, Chang-Guang Indigenous Tribe, Amis, Social

Support, Soci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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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2-1 雙邊現象的類型...25

圖2-2 社會支持交叉圖...33

圖3-1 長濱村地圖（含長光部落）...46

圖3-2 社會支持網絡圖（蒐集版）...63

圖3-3 社會支持網絡圖（分析版）...71

圖4-1 Ｓ姐的社會支持網絡圖...83

圖4-2 Ｕ姐的社會支持網絡圖...94

圖4-3 Ｎ姐的社會支持網絡圖...103

圖4-4 Ａ姐的社會支持網絡圖...111

圖4-5 Ｙ姐的社會支持網絡圖...116

表目錄

表2-1 五篇新住民相關研究簡表...31

表3-1 臺東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服務內容對照表...50

表3-2 部落新住民訪談大綱...61

表3-3 受訪部落住民的基本資料與訪談資訊...64

表3-4 其他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與訪談大綱...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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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章的安排依序為研究動機、研究背景以及研究問題與目的，動機的部分包含一部影片、我的學習背景以及我過去服務新住民與社工實習的經驗，背景則分為實務上的新住民社會工作概況與社會科學領域中新住民的研究三大主題，最後一節則羅列出本篇的三個研究問題與幾個直接和間接的研究目的。

第一節研究動機

我將從一部影片帶給我衝擊為開端，接著回顧我進研究所之前對新住民議題的認識與興趣，而為了回應我對與原住民男性結婚的新住民的研究關懷，我到臺東進行社工暑期實習並透過督導的協助完成相關的實習專題研究，該次研究的經驗進一步成為我設計與執行這份研究的動機和基礎。

一、當新住民與原住民結婚？！—來自「部落新家庭」影片的衝擊

在 2014 年 6 月的某一天，我看到四方報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裡轉貼一則相當有趣的報導影片—原住民族電視台（以下簡稱原視）節目「LiMA 新聞世界」─

─「部落新家庭」¹。這部影片深植我心，讓我想透過研究來了解這一群人—與原住民結婚的新住民，影片中描述在臺東地區有許多靠海（如臺東縣東河鄉泰源村、

長濱鄉、成功鎮等）的阿美族部落原住民男性與來自東南亞（越南居多）的新住民女性透過仲介或親友介紹而共組「原新家庭」，以下是從該影片中摘錄的訪問內容：

「新住民和原住民的結合，都集中在臺東往花蓮的海線……同樣是在臺灣屬於人口最少的族群……這樣的家庭裡面會有很多文化的碰撞。」

1 LiMA Report—部落新家庭（發佈日期：2014 年 5 月 30 日）https://youtu.be/xczF9jj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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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家族有的問題原住民家族也有。比較大的差異可能是差異在，

我們原住民有些族群它是母系社會，她們（新住民）只是覺得說，我先生怎麼會那麼沒有用，什麼事情都要問過媽媽，因此對她的先生產生誤解……新住民就很不能適應說這樣母系社會的結構，跟她原來母國過來的完全是南轅北轍。」

「來的時候只懂得一些國語，她們還沒有學到原住民話，所以她們就很難溝通……譬如說她生小孩，這裡的媽媽們不會給媳婦坐月子。因為老一輩的人沒有坐月子的事情……就這樣起衝突。」

「外配跟我們自己部落的小孩，甚至於我自己的小孩，都不會講Amis（阿美族）的話……何況她們的小孩，他的媽媽也不會講 Amis 的話，當然要一直講國語。然後他或許會聽到她媽媽那邊的語言，多多少少也會學到她們的語言。我也很擔心將來我們這個原住民會不會消失！」

我認為「原新家庭」真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影片裡呈現的新住民及其生活情境，和我在文本中或服務經驗裡認識的新住民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因為她們不僅是來臺灣結婚而已，更是與居住在臺灣原住民部落裡的男性結婚，而非主流社會中的漢人，這樣的族群思考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引發我強烈的好奇，並驅使我研究該族群。在進入研究之前，我想先交代自己—我在研究開始前的經驗，以說明自己為何會被「原新家庭」所吸引。

二、進研究所前對新住民議題的所見所聞

我於大學時期即開始對新住民議題感到興趣，當時主修人類學，副修社會學，

這樣的學習背景讓我對文化與族群，乃至於性別和階級有一些基礎的認識。在課堂上，也藉由文本的閱讀及實際的參與，了解臺灣新住民的部分處境，像是大二時曾修一門與新竹市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合作的社會探究課程（類似服務學習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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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而進入該中心一名來自緬甸的婦女家中。當時根據課程要求以說故事與延伸活動的方式陪伴其四歲大的女兒，該服務持續一學期。在那一次的課程與服務中，

讓我認知到新住民的現況與困境，以及社工的部份工作內容，更激起我往後對新住民相關議題、組織與服務的關注。

大學畢業後，我曾到南洋臺灣姐妹會（以下簡稱姐妹會）擔任志工一年，更進一步對姐妹會主要的工作內容—基層組織、社會教育與法令政策倡議等，有更深的認識，也看到新住民在社會結構底下的優勢與能動性。想研究新住民、更了解新住民，以至於找出自己能夠為新住民做些什麼，不僅是促使我進入社會工作領域唸研究所的動機之一，也是本研究之所以針對新住民進行研究的原因。我在姐妹會擔任志工時，主要是協助兩門開設在永和社區大學的推廣課程「東南亞文化講師培訓課程」以及「東南亞美食DIY」的設計與進行。在這兩門課程設計中，共同的信念是希望可以在培力姐妹（東南亞新住民）之後，透過姐妹在課堂/工作坊上的講授以及美食實作的帶領與分享，讓臺灣人可以對東南亞的母國文化或相關議題有更多的認識，進而反思支持姐妹和姐妹會。但是，當我和其他志工希望促使姐妹或參與的臺灣人認識更深一層的文化，如歷史脈絡對其生活的影響、宗教生活及社會價值觀時，遭遇到一些困難：臺灣人興致缺缺，且更多人比較關心的是姐妹如何融入我們臺灣，而不是對姐妹的母國給予相應的尊重或肯定。我時常在想，究竟如何才能真正營造對新住民友善的環境？既然進到社工界，當然也想了解相關的新住民社會工作實務，再加上我對前述「與原住民男性結婚的新住民」的關懷，於是我在 2015 年的夏天到臺東進行社工暑期實習。

三、臺東實習的訪談發現與反思

我的暑期實習單位為臺東縣外籍配偶協會（以下簡稱臺東外配協會）所承接的臺東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以下簡稱臺東新家中心），其實上述「部落新家庭」

影片中受訪的新住民，就是該中心的社工督導賴靜透過協會的網絡介紹給原視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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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的。當時原視也向賴督導詢問相關的人口資料，但是關於全臺或是臺東縣的新住民之中有多少是與原住民結婚的數據是沒有的，而賴督導當時為了我實習的專題研究，特地為了我再度啟用她驚人的臺東新住民網絡，她使用 LINE 群組詢問幾位常互動的新住民後，統計出臺東縣約有 80 名與原住民男性結婚的新住民。為了保密的緣故我並沒有拿到那份名單，而是由賴督導從名單中挑選其中的五位讓我訪問，當時依照督導的意見，並未限定原住民的族群別以及新住民的原母國籍，有兩位住在市區而非原先夫家所屬的部落附近。

當時訪談的主軸是偏向對新住民生活與處境的探索性了解，從臺東新家中心較關注的生活適應下手，尤其是她們在家庭與社區層次上的適應，包含：語言（母語/中文/臺語/原住民話等）與溝通、婚姻與家庭（婚姻期待的落差、家庭關係、家庭/性別角色分工、工作/金錢/照顧/教養觀點）、部落與社區（傳統食物、宗教信仰、

親屬稱謂、部落組織、社區參與等）和族群認同及文化傳承等。訪談結果發現，五位與原住民結婚的新住民中，三位越南新住民是透過仲介介紹來臺，且都在尚未結婚之前就已經知道丈夫是原住民；另外兩位印尼新住民在與原住民結婚之前都是在臺東工作的外籍移工，後分別透過仲介和老闆介紹與現在的丈夫結婚。整體來說，

受訪者認為自己的生活適應過程和一般與臺灣漢人男性結婚的新住民似乎沒有太多的不同，推測可能與原住民文化逐漸式微與被邊緣化有關。

原先我設想語言溝通應該會更複雜，但是住在部落內以及周圍地區的三位越南新住民都已結婚來臺灣超過十年，並表示會說一些簡單的原住民話，但是並不常使用，主要也是使用中文與家人和其他人溝通。此外，在飲食的部分也發現越南新住民也很能適應，她們也都有隨著家人參加教會的經驗，而且有一位從未間斷，但顧慮原生家庭的看法，規劃在母親過世後再受洗。

其中一位印尼新住民受訪者表示：「我覺得我看我的姐妹，結婚跟原住民跟你們[漢人]的也是差很多。……好多都離婚了」。不論與原住民結婚的新住民的離婚率是否真的比較高，但至少對這位受訪者而言，對她來說與漢人結婚和與原住民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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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是很不一樣的，她認為原住民「愛喝酒」就是其中一種文化差異。她提起她的老公：「如果他沒喝酒是很好，喝酒好像神經病一樣，會覺得全部都壞掉了」，而且也因為酒駕時常進出監獄。而一樣有回答這類比較性問題的是住在排灣族部落裡的越南新住民：「我感覺就是都差不多都一樣啊，就是姐妹都差不多……既然我們嫁過來這邊，有窮有錢哪，可是我不是這樣想，我感覺講的都一模一樣這樣子，姐妹就一模一樣這樣子」，雖然我想了解的是文化上的不同，但顯然經濟上對她們而言更為重要。此外，這位受訪者有提到她們部落裡加上她本來共有四位由同一位婚姻仲介媒介過來的越南新住民，但是其他三個「都跑掉了」，我追問她是否知道她們離婚的原因，她僅說「不能講得太多」，而她自己是覺得「原住民大部分都是很好相處，是真的」。

我思考，五個受訪的新住民並不覺得自己的結婚對象是原住民而有什麼特別的適應問題，言談中對於原住民愛喝酒、好相處、貧窮的印象很像是臺灣社會的刻板印象，但是我不確定這是否是我自己當時的限制，像是實習時探索的問題過於模糊、受訪者來自不同國家且結婚對象屬於不同族的原住民、訪談技巧和時間不足等。

這種「原住民和漢人差不多」的結果，也出現在陳彥瑋（2010）針對臺東市越南新住民的生活適應的個案研究之中，該研究者認為臺東市是一擁有多元族群的地方，

因而推論臺東市對新住民較為友善，因此覺得臺東市相較於臺灣的其他地區，會是讓新住民可以較易適應的地方。但是，其中他訪問的兩位有機會接觸原住民的新住民，卻和一般漢人一樣歧視當地的原住民，其中一位新住民的妹妹就是與原住民結婚，她甚至有意識的試圖不讓妹妹的小孩和原住民的小孩有太多接觸的機會，因為覺得原住民小孩很髒又很笨。另一位受訪者認為，與原住民結婚的新住民和與漢人結婚的新住民的不同之處，只在於可能的語言溝通問題（例如：只會講原住民話的婆婆），且只要丈夫有工作不要「遊手好閒又愛喝酒」都好，其他的差異並不大。

對我而言，這真的非常奇怪，難道族群、文化與部落的生活環境真的沒有影響嗎？讓我不禁懷疑起自己的主張和觀點，難道是研究方法的問題？比起族群，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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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主要影響其生活與選擇的因素呢？賴督導也曾和我提及，各縣市的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以及其背後的整個政策，似乎從來沒特別關注新住民丈夫的族群別，就她近十年的經驗，臺東新家中心一直都存在和原住民結婚的服務個案。當時我從文化或適應的角度出發，預設原住民和臺灣主流文化的差異會讓這群和原住民結婚的新住民遇到更多的生活困難，但是做暑期專題時的短暫訪談與我外來者的身分，

並沒有辦法探索出更明確的理解。

實習結束回到校園不久，我便開始與論文指導老師持續開會討論，歷經一年左右完成研究計劃書「臺東『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社會網絡取向的初探」的撰寫，並於 2016 年 9 月 22 日通過學位論文資格考試。計劃書之中劃定的研究對象是和住在臺東縣部落裡的阿美族人結婚的越南新住民，我將她們簡稱為「部落新住民」，並以「社會支持」為研究主題，主題的選定是因為「生活適應」太廣泛，而

「文化適應」又太抽象。我思考，社會支持網絡或許是一個更日常而具體的現象，

能反應出文化如何作用在「部落新住民」的生活當中，而且對社會工作實務而言，

社會支持是思考介入計畫的重要面向之一。所以，這篇論文的提問大致圍繞在兩個大方向—新住民支持網絡連結的基礎如何受到族群或文化的影響？這些關係提供或未提供什麼社會支持、又是為什麼？

第二節研究背景

目前全國的新住民已突破 50 萬人，佔臺灣總人口的 2%左右，主要是透過婚姻從中國及其他東南亞國家來到臺灣的女性。新住民在過去被社會大眾稱作「外籍新娘」，而在政府官方則在政策上主要以「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稱之（潘淑滿，2013），2003 年，在婦女新知基金會的正名活動中，新住民們票選出「新移民女性」做為她們最喜歡被稱呼的名稱（夏曉鵑，2005）。現今，無論是在社會、學術圈乃至於公部門可以發現對於新住民的稱呼相當多元，除了上述的稱呼外，還有

「新移民」、「婚姻移民」、「跨界移民」，以及本研究所採取的「新住民」等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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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指同一群透過跨國婚姻而來臺生活的外國女性。由於本研究所關注的是與原住民結婚的外籍女性，而且不是剛剛移居臺灣的那一群，所以認為採取「新住民」

是較為適合與直觀的稱呼。以下我將以全國為範圍，分別簡要說明社會工作領域中與新住民實務相關的工作，以及幾個在社會科學中常見的新住民研究主題。

一、臺灣的新住民社會工作

為了因應臺灣日漸增加的新住民移入人口，而出現相關正式資源的配置以及以個案工作及個案管理為主的社工服務模式。正式資源的部分主要源自內政部於 1999 年發佈的「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內政部，1999）。該計畫的目的為：「為落實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措施，提升其在臺生活適應能力，使能順利適應我國生活環境，共創多元文化社會，與國人組成美滿家庭，避免因適應不良所衍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特訂定本計畫」，並於2003 年根據計畫下的「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開始辦理，措施的重點工作為：生活適應輔導、醫療生育保健、

保障就業權益、提昇教育文化、協助子女教養、人身安全保護、健全法令制度、落實觀念宣導，共計八大項。

為確保計畫的資金來源，於2005 年起，設置「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分10 年共籌措30 億元推動大陸籍和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的相關照顧輔導工作，並依據「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4 條的規定，於 2006 年開始補助各縣市地方政府設置至少一處「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²以及於各鄉鎮設置「外籍配偶社區服務據點」。根據「設置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實施計畫」：

（中心）運用專業人力與個案管理方法，以家庭為處遇焦點，統整、建置外籍配偶資源服務網絡，提供整合性之全方位服務，加強社區對外籍配偶其家庭的接納與服務能力，強化外籍配偶及其家庭運用資源的能力與意

2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現在多已更名為「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或「新移民家庭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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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俾更有效並積極滿足外籍配偶及其家庭之多元性需求（內政部，2006）。

此處所指的「專業人力」實務上以社會工作人員為主（張美茹，2013；潘淑滿，

2011），這份輔導計畫的規劃與資源，正式開啟臺灣新住民相關的社會工作。中心以新住民及其家庭為服務對象，由2 至 3 名社工和 1 名社工督導（潘淑滿，2010）

提供「關懷與訪視」（含電訪與家訪）、「個案管理服務」、「整合、連結社區服務據點」以及「資源支持服務網絡」四大服務。

1. 社會支持網絡？

其中「資源支持網絡」所指涉的服務內容相當廣泛：「根據外籍配偶及其家庭個別處遇計畫之相關所需資源，逐步建構包括：個人支持、家庭支持、社會支持、

資訊支持、經濟支持等相關服務與資源網絡」。該計畫的附件二羅列「資源支持服務網絡」細項的服務方案內容與執行方式，簡言之，「個人支持」方面在於協助新住民生活適應與自我成長，例如：識字班、生活適應輔導班、才藝班等；「家庭支持」則是支持與補充新住民的家庭功能，例如：家庭支持團體、親職教育、親子團體等；「資訊支持」加強新住民取得資訊的管道及運用社區資源的能力；「經濟支持」

為申請福利補助、就業與職訓；而「社會支持」的內容則如下所示：

有關加強社會與社區對外籍配偶及其家庭之服務與接納，並協助外籍配偶及其家庭建立社會支持網絡與社區參與等服務方案：如社區服務據點、

參與或籌設社團組織、志工培訓、通譯人員培訓、聯誼活動、多元文化宣導與融合等（內政部，2006）。

上述的「社會支持」聚焦於新住民所處的社區，舉例之服務內容多半以社區參與為主，這裡似乎預設了，只要讓新住民與臺灣人有接觸的機會就能自動的產生連結、消除歧視與族群融合。但根據Gordon W. Allport 的「群體間接觸假設」（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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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contact hypothesis），該假設認為「不同群體間的個人互動將會影響不同群體間成員的態度和行為」，但是不同的接觸性質對降低族群偏見的效果也不同，「熟人式接觸」（true acquaintance）能夠降低偏見，而「表面或偶爾式接觸」（casual contact）

可能不僅無法降低，還有可能會因為衝突與競爭而增加偏見（引自陳志柔、于德林，

2005：108）。此外，這些培訓與宣導服務，未必能真的達到形成社會支持網絡的目的。因此這份計畫缺少建立社會支持網絡的具體方法或指標，究竟是要增強源有的網絡還是建構新的呢？還是要找社區內的非正式的支持者協助？

2. 多元文化觀點？

而外配中心在正式資源評估的方面，似乎偏重個案服務，且大多缺乏多元文化觀點。潘淑滿（2010）主持完成的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指出，許多外配中心社工所共同面對的服務運作模式現況，臺灣外配中心服務輸送的觀點方面，著重於個人觀點（問題解決）與生態觀點，缺乏韓國的家庭生命週期觀點以及加拿大的公民觀點。

臺灣在服務取向方面則偏向適應取向（adaptive approach ）和轉化取向

（transformative approach），而加拿大除了適應和轉化取向之外，也涵蓋多元文化取向（multiculturalism approach）和反歧視取向（anti-racism approach）兩類。此外，

該研究也指出，雖然外配中心的設置計畫相當的完備，「是一個同時包含社會福利行政、福利服務和社區支持網絡建立的完全型的外配中心」（潘淑滿，2010：236），但是基於許多制度上如公辦民營、經費與人力配置上的限制，以及社工本身所受的社工訓練、專業的知能、實務經驗等因素交錯影響，使得中心和社工偏重於使用個案管理與會談的方法，從事直接服務新住民本人為主的個案工作，解決其家庭溝通、

就業與經濟問題為主，較少社區工作及建構其社會網絡的部分。

該研究結果也發現，「大多數研究參與者均認為『外配中心』應定位為以提供外籍配偶家庭之個案管理與促進多元文化交流為目標」（潘淑滿，2010：225），但同時研究者卻發現，大部分的社工較缺乏「多元文化敏感覺察力」因而難以正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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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家庭動力，並認為關懷據點才是真正推廣讓社區居民認識多元文化的地方，而外配中心應該運用有限的專業人力，加強連結垂直的和水平的資源網絡。但就另一份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研究報告則指出，由各地方政府委外的社區服務據點因為經費不足、缺乏專業人力、因為資源重疊而招募方案參與者不易等原因，

服務成效上尚需加強，且因為經費來源不同及地方政府整合協調的不足之下，據點和中心在合作「研究發現『中心』和『據點』在實際業務規劃上，雙邊並沒有太多的搭配」（趙祥和，2016：123）。可見目前社工是認同「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但因為能力和資源等限制，要將這些觀點落實於實務工作上還有一些困難之處。

二、臺灣常見的新住民文獻主題

本研究之所以選擇研究「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網絡，與既有的新住民文獻缺口有關，因此有必要先了解常見的臺灣研究新住民的主題有哪些，我將社會科學領域中常見的新住民研究分為下列三大主題：移民社會學與公民身份、生活適應與家庭關係以及文化與多元文化社會工作。

1. 移民社會學與公民身份

從國際政經脈絡切入，是從較為結構面的視角思考新住民族群興起與移動的成因。夏曉鵑（2002）指出新住民是資本國際化下形成的跨國婚姻商品，也正是因為商品化的特性，使得新住民被臺灣社會大眾與媒體建構為「低劣的他者」（inferior other）、「無可奈何的受害者」或「唯利是圖的吸血鬼」（夏曉鵑，2002），儘管這些歧視性的言論隨著時間漸趨減少，但似乎猶如鬼魅一般陰魂不散。

此外，同樣是從結構出發的還有其他移民社會學的研究，重要的次領域有：族群關係、階級與階層化（含種族）、政治社會學以及性別社會學，也就是說除了階級之外，族群和性別也是我們可以用以了解新住民處境的觀點，而這些次領域之間的交集是非常有潛力理論化之處（曾嬿芬，2007）。而另一項常被提及導致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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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初期即處於弱勢的結構性原因，可能與移民政策下所規範新住民的公民身分與權利有關，例如未取得身分證的新住民更會遭受夫家的暴力威脅（唐文慧、王宏仁，2011；潘淑滿，2013）。

2. 生活適應與家庭關係

生活適應的部分則多是主張新住民（尤其是東南亞新住民）因為其母國的社會文化和臺灣不同，因而形成生活上的困難，這些困難舉凡：宗教信仰的差異、語言不通、生活與飲食習慣的不同所形成的適應問題，尤其在新住民來臺的初期極為重要（潘淑滿，2011）。

與新住民婚姻狀況相關的狀況與需求還包含離婚與單親家庭、婚姻與家庭暴力等，而與此相關的新住民「二代」子女的教育、母語學習政策的研究也越來越多，

在社會工作領域著墨較多的研究例如：研究單親新住民（陳詩怡，2014；陳慧娟，

2012；陳黛羚，2012；陶菁菁，2014；潘淑滿、楊榮宗，2013）、新住民的家暴議題（楊愉安，2011）、喪偶新住民（施亦柔，2015）、新住民家庭照顧者（陳正芬，

2012；鄭詩穎、余漢儀，2014）等。親職、妻子或家庭照顧者等這些角色是社會上其他人所共享的，特別是女性，新住民在這些議題所受到的關注其實是臺灣「既有的問題」，就像曾嬿芬（2007：79）所指出的：「對移民系統性解瞭解經常凸顯社會既有的問題，而非從不存在的問題」，只是這些本來就有的問題是由較為弱勢的新住民來承擔而已。我認為這些研究產生了「標籤化」的效果，儼然標記新住民成為

「弱勢中的弱勢」，被簡化為來自低社經地位國家的女性「嫁」給低社經地位的男性而產生一連串社會問題，是一種對新住民的片面了解，雖然突顯了相關資源配置的優先性，但並非以文化謙卑（cultural humility）的態度來了解新住民的世界。

3. 文化與多元文化社會工作

除了生活適應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出現，也出現不少新住民的社群組織、

(23)

文化認同、文化適應等人類學的跨國主義研究（王宏仁、郭佩宜，2009）。針對文化的部分，社會工作則從多元文化社會工作和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等方面切入，在福利政策上、社工的研究與實務上、社會工作的教育養成上，對原住民和新住民等少數族群有越來越多的變革與發現（莊曉霞，2011）。

我認為結合族群文化和社會工作的研究有其重要性，我發現目前新住民相關議題的討論，僅有少數關注新住民夫家的族群別。例如張翰璧（2007）所提出之「新客家婦女研究」就試圖結合東南亞與客家研究，探討在客家社區中的越南及印尼新住民的文化認同與適應，以及她們如何扮演客家文化再生產的角色，他發現無論是華裔印尼或越南新住民都與客家族群有部分的「文化親近性」，華裔印尼與客家族群是「跨國而不跨種族」，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使用中文之外，使用客語溝通的情形普遍，對於傳承給下一代以維持族群界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對「跨國又跨種族」

的越南新住民而言，比起客語，較常教導小孩越南語。語言是重要的文化媒介，飲食和宗教也是，飲食方面以公婆口味為主，一半以上的家人是可以接受印尼或越南菜的；而在宗教上，雖然印尼以伊斯蘭教為主要的信仰，但由於家中的祭祀行為主要還是由婆婆主導，目前的影響並不大。而在比較越南新住民與客家族群的社會價值觀時發現，由於越南也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在養老態度（需要照顧父母輩）、生育行為（生兩個小孩或以上）和婚姻觀（婚姻是人生必經的道路）等維持家庭功能的父系觀點的差異並不大。

在臺灣，原住民文化與客家文化一樣較為弱勢，因此與原住民或客家男性結婚的新住民都必須適應臺灣主流文化之外的夫家族群文化，但是傳統原住民的親屬與家庭觀點與儒家父系觀點應該是不相同的，因此我相當好奇，新住民的生活在與夫家族群間的文化碰撞之下，會呈現什麼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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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本篇的研究對象是「與原住民男性結婚且居住在原住民部落內的新住民女性」，我將她們稱為「部落新住民」，我在計劃書階段僅設定部落新住民的原母國為越南、

其先生是阿美族人並居住於臺東縣的阿美族部落之內。後來在資格考口試委員的建議之下，改為選定一個有兩位以上新住民居住在內的臺東縣阿美族部落，最後我透過臺東新家中心的賴督導的推薦與協助之下，選擇以與阿美族人結婚且居住在臺東縣長濱鄉長光部落的越南新住民為例。

研究題目「來自越南的長光Kadafo—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網絡」中的 kadafo

（或記為 kadafu）是阿美語，作為動詞是結婚的意思，作為名詞意指的是「婚入 者」，對照漢人的用語，指的是「贅婿」或「媳婦」（林素珍2012：97；依夫克‧撒利尤，2016），而在本研究所指的也就是長光部落裡的越南媳婦。此外，本研究的主題是「社會支持網絡」，我指的是提供部落新住民支持的所有人組合而成的網絡，

並透過社會網絡觀點探究影響該網絡的社會文化因素。更多的社會支持網絡的文獻及長光部落的背景脈絡我分別於第二章和第三章再詳細描述，以下將先就研究問題與目的做說明。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主題是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網絡，我試圖探索的問題有二，問題一是針對部落新住民個人的社會支持的來源與類型，而問題二則是將部落新住民視為一群體並將她們放置於部落/社區的脈絡，了解影響其社會支持網絡的因素。研究問題如下：

1. 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來源有哪些？這些支持來源提供什麼類型的支持？來源和類型之間呈現怎樣的對應關係？

2. 影響部落新住民建立與維繫其社會支持網絡的社會文化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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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篇研究與主題直接相關的目的有三，是從不同的面向呼應相關研究理論與實務工作，而與本研究間接相關的目的，我則參考Maxwell 區分的「個人目的」、

「實踐目的或者社會、政治目的」以及「研究或學術目的」三個類別（引自畢恆達，

2010：10），分別羅列說明之。

1. 與研究直接相關

(1) 運用社會網絡及社會支持的理論概念，對這群陌生的部落新住民族群能有進一步的認識，了解她們社會支持的來源、類型及內涵。

(2) 從更廣的面向了解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網絡，由文化面向考察網絡的連結基礎，超越過去學術和實務上對新住民是與漢人結婚或是住在都市的設想，而增進多元文化社會工作的理解。

(3) 試圖探索部落新住民社會支持網絡的全貌，包含個人、家庭及社區等面向，提供相關的方案及實務參考。

2. 與研究間接相關 (1) 個人目的：

統整我過去的所學所聞，作為我和社會工作的連結，並藉由部落新住民的生命歷程，反思我所學的知識以及我的生活和社會網絡，也希望自己能和醫療人類學經典民族誌「黎亞：從醫病衝突到跨文化誤解的傷害」（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 A Homng Child, Her American Doctors, and the Collision of Two Cultures）

的作者Anne Fadiman 一樣，希望自己能站在自己不屬於的兩個族群的文化邊界上，

做為彼此互相了解的橋樑與中介者：「若自己能站在兩方之間且設法捲入紛爭，或許便能讓兩者照亮對方」（Fadiman, 20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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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或學術目的：

原住民部落族人和越南新住民雙方或許存在也或許不存在文化衝突，本研究特意在探究社會支持時加入文化及網絡的觀點，新住民之所以能夠進入原住民部落是因為與原住民結婚，她們除了具備新住民的身分之外，也是部落的外來者；身為部落的外來者（outsider），特別是進到那些較排外或重視血緣和文化的部落，她們的生活樣貌如何？我的興趣關注於新住民個人的社會支持網絡，進一步了解她們的家庭和社區/部落的可能。另外，社會工作常提及案主的「社會網絡」或「社會支持網絡」，但是之於部落新住民而言指的是什麼？希望本研究能找到些許解答。

(3) 實踐目的或是社會、政治目的：

臺灣過去幾乎沒有研究者對這樣的跨國婚姻組合做過研究，在實務工作上也未有所聞有符合此身分的相關方案，但這顯然是重要的，對於政府資源的配置和整合來說，對於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網絡現況有所了解，可以作為方案與工作者建構有效服務體系的參照；而從社會工作的文化能力來看，此研究分析了部落新住民的家庭與居住地的文化特性及其互動等，可以成為相關服務和處遇個別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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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本章第一節將先從兩條不同學科平行發展的研究路線進行回顧，第一條線是從助人專業的實務工作角度出發，認識社會支持概念以及網絡處遇（network therapy），第二條線則以學術研究為主軸，談論社會網絡相關的基礎概念與理論，

此一節的回顧將有幫助本研究找到相關的研究取向與理論位置。在第二節則回顧並統整五篇臺灣關於新住民的社會支持與社會網絡的研究後，於第三節針對本研究對象的特殊性，簡要說明越南和阿美族的族群文化，並就社會工作的多元文化觀點進行討論。

第一節社會支持與社會網絡

本節試圖從實務角度看社會支持的概念與功能，我找到兩個源頭來說明目前臺灣社會工作領域所指的「社會支持網絡」的概念的發展與介入。首先回顧從心理健康領域發展而來的社會支持的概念、來源與類型來回顧，再介紹以Ross V. Speck 為先驅的社會網絡介入的背景與影響，最後討論社會工作的社會支持網絡的主張，

以及與生態觀點之間的關係。

一、社會支持的概念與網絡處遇

社會支持是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會關係下，從專家或非專家等網絡成員身上交換而來可能具有支援（aid）或協助（assistance）功能的有形或無形的社會資源，這些資源通常被認為是「有幫助的」（helpful），但實際上是如何並不一定

（Gottlieb & Bergen, 2010; Heaney & Israel, 2008; Song, Son & Lin, 2011）。雖然社會支持在本質上是社會學的一種以關係為基礎（relationship-based）的現象（Song et al., 2011），但社會支持自 1970 年代以降的既有文獻多是集中在流行病理學、精神科學和心理學等相關領域，特別是心理健康方面（Kadushin, 2012; So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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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而社會支持在社會工作領域也逐漸受到重視，並將理論應用至實務工作的介入基礎（Specht,1986；宋麗玉，2012）。

社會病理學家John Cassel、Sidney Cobb以及精神科醫生Gerald Caplan對於社會支持研究有重大貢獻，尤其是Cassel於1970年代社會支持研究，他從功能主義者觀點，認為和健康相關的社會條件中，有一些類別可以保護健康，另一些則會造成疾病，而社會支持是前者。社會支持是降低壓力對個人健康有害影響的關鍵性社會心理保護性因子，用以緩衝（buffer）生理和心理的後果（Heaney & Israel, 2008; Song et al., 2011）。

除了前述緩衝壓力的功能之外，Cohen與Wills（1985）也根據文獻整理出社會支持另外一個功能：主要效應模型（main-effect model），主張社會支持能夠增進福祉（well-being）。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在大社區網絡中的社會整合程度，對於個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正向的影響，所以個人的人際資源可以是相關助人專業處遇的介入點。在了解社會支持的功能之後，根據本研究的問題，接著需要特別深入了解社會支持的來源與類型。

1. 社會支持的來源與類型

社會支持可能來自自然的支持系統（natural support systems）或是較為正式的支持系統（more formal support systems），前者包含家庭和朋友網絡，後者則主要是指正式組織的專家所提供，或是透過如俱樂部或信仰團體等社會或社區的連結而來者。一般認為，自然支持系統是較為持久的支持來源，然而究竟是自然支持還是較為正式的支持較優良（superior）尚不清楚（Hogan, Linden, & Najarian, 2002）。

House, J. S.於 1981 年指出，一般社會大眾的社會支持來源包括配偶或伴侶、其他的親戚、朋友、鄰居、工作督導（supervisor）、同事、服務或照顧者（service or caregivers）、自助團體、健康與福利專家（引自 House & Kahn, 1985），由前至後恰巧是從自然支持來源到較正式的支持來源。為了本研究論述的方便性，我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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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支持系統稱為「非正式支持系統」以便與「正式支持系統」做對照，用以代表支持來源的兩端。而 House 依據社會支持的功能歸納出下列四種類型（引自 Heaney & Israel, 2008: 190; House & Kahn, 1985: 101）：

1) 情緒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包含同情和愛的提供，以及尊重（esteem）、

影響（affect）、信任（trust）、關懷（concern）、聆聽（listening）等。

2) 評價性支持（Appraisal support）：提供達到自我評估目的有用資訊，如肯定

（affirmation）、回饋（feedback）以及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等。

3) 資訊性支持（informational support）：提供一個人可用來解決問題的忠告

（advice）、建議（suggestion）、指示（directives）、信息（information）等。

4) 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可以提供直接的協助讓一個人取得需要的實務支援（aid in kind）、金錢（money）、勞動力（labor）、時間（time）

以及環境改正（modifying environment）等。

林南（Lin, Dean & Ensel, 1986: 18-20）奠基於 House 於 1981 年的研究上，整理了在那之前 10 年的相關研究，提出一個社會支持的綜合性定義：「由社區、社會網絡和親密伴侶所提供的感知的和實際的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和/

或表達性支持（expressive support）」。工具性支持的部分指的是「使用關係做為一種工具/手段去達成目標，如：找工作、貸款、找保母等」；而表達性支持則是

「關係的利用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如：分享感悟、疏通挫折、了解議題和問題、找到自己和他人的價值和尊嚴等」。這樣的分類有助於初學者對社會支持有基本的認識，但是將相較於 House 的定義似乎名稱有不同之處，也少了兩種支持的分類。林南解釋他們的表達性支持其實與 House 所指的情緒性支持是大致相同的，選擇使用「表達」一詞藉以強調社會的互動性；此外，評價性和資訊性支持在區分上有困難，評價性支持的自我定位功能或許較接近表達性支持，但有時候這樣的關係也會有助於個人達成特定目的（例如：認識達官顯要肯認個人的重要性，且有助個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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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職位或資源），而資訊性支持往往兼具工具性和表達性功能（例如：知道急難時怎麼取得政府補助也就不那麼驚慌失錯），所以省略。

然而社會支持從非正式到正式的九種來源以及社會支持的四種類型之間，有什麼關係呢？社會網絡分析代表學者Granovetter（1973）以及Granovetter（1983）

的討論裡，他們將行動者之間的連結區分為強連結（strong ties）和弱連結（weak ties），連結的強弱主要是依據個體間的相似程度來區分，兩個體間的連結越強，

表示他們越相像。粗略的區分，行動者和親密朋友（close friends）間是強連結，而行動者和他認識的人（acquaintance）間則是弱連結。強連結有更多的動機和更容易提供個人協助，而部分弱連結因為具有橋接（bridge）的功能，可以提供一個最短路徑讓個人獲得其社會圈之外的多元資訊和資源，增加個人的認知彈性

（cognitive flexibility）以及個人更多的機會進行社會流動。

此外，廣為流傳的Robert Putnum的社會資本分類—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與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被認為不僅捕捉到網絡和所在的社會實體的特徵，也稍微回應了Granovetter所區分的「強連結」和「弱連結」（Halpern, 2005: 19），也可以與社會支持相對照。簡言之，Putnam將結合型社會資本視為一種透過選擇和需要而加強排除不同身份的同質團體所組成的網絡，

例如族群互助組織（ethnic fraternal organization）、教會的婦女讀書會和流行鄉村俱樂部，若在個人層次則是與相似人口學特徵的人之間的連結，包括家庭成員、鄰居、親近的朋友和工作同事等。結合型資本形成特定的互惠關係和促進內部的連帶 /團結，就像是社會的超級膠水（sociological superglue）一樣；但缺點是侷限在狹窄的自己（selves）中，在形成對內團體的強烈忠誠的同時，也可能會形成對外團體的強烈敵意，是一種幫助滿足生存所需資源（getting by）的資本。而橋接型社會資本則是另一種網絡則是向外涵蓋多樣社會身份的人們，例如公民權利運動、青年服務團體和基督教宗教組織，是一群沒有分享許多特質的人們之間的連結，能夠藉此連結到外部的資產，並傳播資訊，得到擴充身分/認同和互惠，就像是社會的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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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油（sociological WD-40），是一種幫助超越現況、取得進步（getting ahead）所需的資本（Grootaert, Narayan, Jones, & Woolcock, 2004; Putnum, 2000）。

然而，社會資本做為一種社區公共財的想法招受諸多質疑，這某種程度上與 Putnum所說的「社會資本的黑暗面」（dark side of social capital）有關，因為有些社會資本被認為是「壞的」資本，而這些「壞的」社會資本是指沒有平等分配給所有人的資本，也就是說社會資本是有階級差異的，特別是在那些被指認為低程度的橋接和連結，我們將會看到非常不一樣的微觀或個人層次的社會資本圖像。因此關注於個人社會網絡所提供的社會資源的評估重新受到重視，Edawrd和Foley即主張社會資本應該回歸到Bourdieu更偏向是個人的資產私有財。他們也認為對網絡結構

（如：大小和密度）的了解是不足夠的，更要知道這些連結到的那些個人所具備的資源（Halpern, 2005）。

這些聲音也使得Woolcock和Szreter等開始使用「連結型社會資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這個概念來回應，用以描述個人或社區的社會網絡的不平等現象。

由於連結型社會資本特別注意權力和資源的面向，因此可以被視為是橋接型社會資本的特殊形式—垂直連結的橋樑（Halpern, 2005）。這個「升級版」的橋接型社會資本討論，指的就是和那些與自己不同政經資源的權威位置者的連結，例如公共的代表（如：學校）和私部門（如：銀行）等機構。當然也能指涉服務使用者和服務使用者的連結，對於相對貧窮的社區而言，這些連結性資本對其福祉有重大的影響（Grootaert et al., 2004）。

一般而言，與伴侶和其他核心家庭成員的緊密連結（close ties）提供凝聚

（bonding）的功能，傳達出最為親密的支持（the most intimate expressions of support）；而較有距離、角色定義的連結（role-defined ties）則提供橋接（bridging）的功能，

帶來實際的協助以及多樣的新資訊和建議（Gottlieb & Bergen, 2010: 512）。

在理論上，越偏向非正式的支持系統的支持提供者與個人之間的連結可能較強，而形成一種個人的結合型社會資本，傾向提供情緒性與評價性支持。反觀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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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支持系統的支持提供者與個人的連結可能較弱，而屬於個人橋接型社會資本中的一環，可能會是資訊性和工具性支持的主要來源。雖然這裡比較像是在光譜上的對照關係，但是在實際的生活上真的是如此嗎？

其實在經驗上，關係越親近越有可能提供各種型態的社會支持（Gottlieb &

Bergen, 2010: 512），一般而言，人們從相同的人身上取得多重的支持類型，那些提供情緒性支持者，也是那些提供工具性、資訊性和評價性協助的人（House &

Kahn,1985: 102-103）。換句話說，有可能個人無論是什麼類型的支持都來自非正式的支持系統，而正式支持系統則如Granovetter（1973）所說的「缺席的連結」（absent ties）—個體雙方缺少任何關係或沒有實質重要性的連結，因而沒有提供任何的社會支持的情況也是有可能存在的。

2. 網絡處遇的發展背景與影響

在我們對社會支持的概念有基礎的認識之後，現在讓我們來看幾乎與上述的背景重疊的網絡處遇的發展背景與重要性。根據宋麗玉（2012）網絡處遇的發展主要受到1960年代的美國社會脈動的影響，改變核心家庭的影響以及過去的社會秩序。以及1970至1980年代在美加地區盛行的讓精神疾病患者回歸社區的去機構化理念及社區支持方案（Community Support Program, CSP）的影響。因為他們發現這些方案同時存在可近性不足、服務片段不連貫和責信的問題，社區無法因應社區內具有多重問題案主群的需求，因此需要非正式網絡中的人提供支持以彌補空缺，

而對非正式支持網絡的重視也延伸到1980年代美國新右派的政府。

就在上述的脈絡之下，美國心理醫師及臨床精神學者Ross V. Speck提出了網絡處遇的概念與理論。根據Speck（1998）的回顧中，理論可以源於以下他兩段實務經驗中的觀察發現。他在1958年參加的計畫「思覺失調症的在宅家庭處遇」（Family Therapy of Schizophrenia in the Home），該計畫致力於讓被標籤化的精神病患接受去機構化的方式，讓精神病患在家中/社區中治療與復健。Speck在過程中無意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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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治療阻礙因素竟然是家族治療中「缺席的健康成員」，邀請這些成員加入治療以增加精神病患的家庭功能非常的困難。1964年，Speck嘗試藉由43位自閉症個案的親朋好友組合而成之歷時9個月的治療團體，該團體他稱之為「家族成員的家庭」

（A Family of Families）。在這個龐大的團體中，自然便會出現積極的參與者（activist）

領導大家，因此發現治療者若能成功扮演「指揮家」或「催化劑」，即能讓被鼓勵後的非正式的團體成員成為個案的潛在助人者，更重要的是，在治療期程結束、治療者離開之後，這樣的團體仍會持續聚會。

這些實務經驗使得Speck於1970年與Uri Rueveni共同於期刊發表〈網絡處遇：

一個發展中的概念〉（Network Therapy: A Developing Concept）提出網絡處遇的概念，並於1973年更進一步與Carolyn Atteneave共同出版專書《家庭網絡》（Family Network）。網絡處遇在1980年代風靡一時，在歐美地區如：北歐、加拿大、義大利等盛行，約形成10多個網絡處遇的派別，處遇不斷的修正至今改稱為「社會網絡介入」（Social Network Intervention）。

社會網絡介入的方法，對我而言代表著提供正式社會支持者—精神治療專家試圖邀請被治療者在非正式支持系統裡的親朋好友一同成為治療團體內的一員。

姑且不論這些親朋好友發揮了什麼類型的支持，但似乎對於被治療在治療上是有支持功能並得以達到治療的成效。是一種從服務個人到服務家庭和親戚的介入思維，而且也是能夠在專家離開後仍然在某種程度上維持介入成效的折衷方法。簡言之，網絡處遇或社會網絡介入藉由在服務中正式納入其非正式社會網絡的成員，使得他們得以提供與介入相關的特定支持。其實，社會網絡介入的假設與上述社會支持的緩衝模型相當類似，都是從實務工作的角度理解非正式支持系統可以發揮減緩壓力或是加強適應的功效，同時，評估服務對象的整體社會網絡及社會支持，可說是社會工作實務的基本主張，是將社會支持網絡作為處遇的脈絡、資源和槓桿。

社會工作的研究和實務強調「人在情境中」，然而要如何平衡「人」與「社會環境」

著實困難，往往偏向對「人」的重視，形成在考察人類發展和行為時僅是概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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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環境的角色而已（Rice & Yoshioka-Maxwell, 2015）。為與早期心理健康領域的社會支持研究觀點加以區隔，社會網絡和社會支持的介入模式提出四種方式

（Heaney & Israel, 2008: 199）：

1. 增強既有的社會網絡連結（linkage）

2. 建立新的社會網絡連結

3. 透過使用本土的自然協助者增強網絡

4. 透過參與式的問題解決過程增強社區層次上的網絡

欲建構有效的「社會支持網絡」就不能忽視對於行動者彼此相連的「網絡」之洞察，本研究採取的社會網絡觀點，能夠更積極回應社會工作雙元焦點，並提供相關介入的實證基礎。我認為，社會工作對社會支持網絡的代表觀點為：人類在遭遇生活事件時，需要資源以因應伴隨事件而來的問題，而社會支持網絡即是屬於有助於解決問題的外在資源的一類，無論正式支持與非正式支持系統。社會支持網絡是屬於個人所處生態的一環，社會網絡反映個人與其生態中其他系統之間的關係狀態，而社會支持多寡則呈現個人與他人之間的交流狀態。

此外，社工對社會支持網絡的強調，其實還是在於「支持」本身，強調支持從非正式到較正式的各種來源都有可能對我們服務的對象有所助益。且提供的支持類型也因為學科的關懷，似乎較心理健康領域更能真正觸及到除了情緒性和評價性等較關乎於內在的支持之外的更「社會」的支持。但是，與其稱之為社會支持「網絡」，還不如說是社會支持「系統」。因為網絡的概念還涉及網絡成員之間的連結，

但是在個案工作的脈絡之下，每一個可能的支持者，似乎被視為各自獨立的來源，

就像是關注於社會支持本身的生態圖（eco-map）一樣而已。那麼究竟我們還能夠怎麼理解社會支持的網絡呢？

二、社會網絡的概念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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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network）是一系列客體（object）之間的關係（Kadushin, 2012），客體可以是許多相互連結起來的東西，如細胞、變壓器、捷運站、網頁、期刊文章、

Facebook 上的好友、博客來上跑出來的推薦書單等。而在社會科學領域所關注的網絡則是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Robins（2015: 5）認為社會網絡在網絡科學的領域中與其他網絡有一個重要的區別— 社會網絡中的行動者具有意向性

（intentionality），因此社會網絡的本體論不僅關注在網絡關係，也關注於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s）本身。社會行動者包含不同層次的社會系統，可以是以個人、家庭、社區或組織為研究的單位，研究網絡的內在與外在結構，以及透過網絡所傳遞的東西，例如友誼、支持、資訊、資源、權力、想法、價值觀，甚至是傳染病毒和造成肥胖的習慣，也就是說，社會網絡就是透過一或數個關係所連結的一系列社會相關的網絡成員（Martin & Wellman, 2011：11）。

我的研究問題是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網絡，似乎可以參照Borgatti 與 Lopez-Kidwell（2011）所提出的網絡流動模型（the network flow model），也就是注重行動者之間的連結及其系統，而非單一區域或組織的社會網絡整體結構，由於我關注的是支持的來源與因素，此模型中所提出的連結的四個類型可以參照。

網絡流動模型將「連結」視為讓東西流動的管子、道路，是社會系統如何運作的基本模型，也是社會網絡理論化的平台。Borgatti 與 Lopez-Kidwell（2011）主張社會系統是透過一連串路徑（paths）相互連結，並帶著資訊或其他資源在節點之間流動，這些路徑的元素相當重要，路徑的長度意味著連結到沒連結的程度。在網絡流動模型中，大多數的理論都有「流動」的假設，但是在實務上卻幾乎無法測量，

因此產生各種觀察的方法。Borgatti 與 Lopez-Kidwell（2011）進一步根據不同的程度，將一對行動者的雙邊現象（dyadic phenomena）關係區分為四個基本的分類：

相似性（similarities）、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互動（interactions）和流動

（flows），如下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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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雙邊現象的類型

資料來源：Borgatti 與 Lopez-Kidwell （2011）

「相似性」是指身體的親近性和在社會分類中有相同的會員資格，並分享行為態度和信仰。這個分類比較不會被視為連結，而是能夠增進某種關係的可能性。在前一節社會支持的文獻裡曾經提到強連結與弱連結的區分（Granovetter, 1973;

Granovetter, 1983），即是以個體間的相似程度來區分，越相像的二個行動者往往連結越強，而易產生情感性功能；差異大的連結則可能帶來更多元而便捷的資訊和資源。

「社會關係」指的是經典和普遍的社會連結種類，又可細分為「以角色為基礎」

（role-based）和「認知／情感」（cognitive/affective）兩個次類型。前者通常被制度化為具有權利義務，具有（斜）對稱的關係。例如親屬關係、朋友關係、師生關係、雇傭關係等。後者的關係由對他人的感知（認識）和態度（喜歡/不喜歡）組成，這是私密且難以辨識的關係，很容易不對稱。「互動」是分離和分開的事件，

可能在頻繁出現後最後卻停止，例如談話、打架、吃飯。至於「流動」則包含在節點移動的資源、資訊和病毒等東西，他們可能交換轉移或重複。

前兩個分類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關係狀態（state）或背景（backcloth），是較連續的存在並形成關係的現象；而後面兩個分類則像是關係事件（relational event），

是較短暫和不連續的。通常會認為狀態會影響事件，但是事件也有可能會影響狀態。

也就是說，圖 2-1 從左至右的類型方向也是有可能相反或同時發生的。根據這些分類，部落新住民社會支持流動的網絡基礎可能是來自「相似性」或/和「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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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例如夫妻關係、親子關係、婆媳關係、鄰居關係、同鄉關係；也有可能是來自短暫的「互動」或直接的「流動」事件，例如一起學中文、工作、求助社工、

聚餐/過節/參加休閒活動、去教會，或是一起在社區活動（如豐年祭）中煮飯等。

Borgatti 與 Lopez-Kidwell（2011）更將網絡流動模型中，網絡的功能與機制區分為二個類別—感染（contagion）以及資本化（capitalization）。「感染」所關注的並不是資本/支持的取得本身，重點是行動者透過網絡的互動連結所取得共享的理念、態度、文化等特質（traits）。而「資本化」的概念表示行動者的成功決定於他人所控制的資源的質和量，行動者透過連結取得想法、資源和機會，過程會直接的增加其人力資本或間接的增加其開拓人力資本的能力，例如知識、創造力、行動力、權力與領導等。這類的研究多聚焦於個人網絡，例如前文在社會支持一節曾提到的社會資本，林南指出華人經常藉由非正式人際關係取得地位取得，Granovetter 發現個人取得工作資訊的主要管道是中等親近的朋友，這些研究都屬於這個類型。

但是這個模型僅解釋關係如何發生，在關係之中流動的東西本身並非他們關心的的重點，因此沒有進一步的釐清。而我研究關心的是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網絡當中流動的是什麼？有什麼具體的資源或資訊流動嗎？那情感、態度或價值呢？

我找到一份以社會網絡分析研究社會支持的研究相當值得參考—Wellman 與 Frank（2001）整理出分析網絡資本（社會支持）的 11 個重要面向，他們認為人們除了可以透過來自政府、商業或志願部門的正式網絡中獲取幫助，也可從非正式的個人社區網絡（personal community networks）中獲得日常生活所需的協助，進而獲取更多的機會或降低生活中的不確定感。個人社區網絡指的是和朋友、親戚、鄰居和同事的支持連結（supportive ties），這種支持連結對個人而言可以說是更為廣泛且重要的。而這種來自透過個人的人際連結獲取的資源，可以稱之為網絡資本

（network capital），是社會資本的一種形式。之於本研究所關注的社會支持網絡，

我將 11 的面向重新歸納為以下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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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支持

(1) 資源擁有（Resource Possession）：個別他人所擁有的資源

(2) 資源的可得（Resource Availability）：他人提供這些資源給自我的意願 (3) 資源的傳遞（Resource Delivery）：他人傳遞這些資源給自我的能力 (4) 支持的歷史（Support History）：他人已給自我的短期和長期的支持 (5) 互惠（Reciprocity）：自我給他人支持的歷史

2. 社會支持網絡

(1) 自我的社會特質（Ego’s Social Characteristics）：自我已經擁有的需求和資源，包含它們吸引社會支持的能力

(2) 自我和他人的相似性（Ego-Alter Similarity）：自我和他人的社會特質的相似性

(3) 網絡組成（Network Composition）：所有在網絡中的他人兩方面的特質 a. 相似性（Similarity）：相似的他人們促進彼此資源的傳遞的傾向 b. 相異性（Dissimilarity）：網絡中他人們的多樣性

3. 社會網絡

(1) 網絡的大小（Network Size）：自我在他的個人網絡中有多少連結的數量 (2) 網絡結構（Network Structure）：人際關係的結構

a. 資訊的流動（Information Flows）：關於自我的需求和資源的散播知識 b. 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促進或限制資源的提供

(3) 間接連結（Indirect Ties）：提供取得更多資源的管道的和網絡之外的人的連結

由此，社會支持的概念或假說顯然是社會網絡理論下的一環，可以將社會支持與社會網絡都視為「以網絡為基礎的概念」（network-based concepts），只是社會網絡是最基礎的觀點，而社會支持和社會資本、社會凝聚（social cohesion）和社會

來自越南的長光Kadafo—部落新住民的社會支持網絡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