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為觀點探討組織性因素對員工知識管理系統使用行為與意圖之影響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以行為觀點探討組織性因素對員工知識管理系統使用行為 與意圖之影響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6-2416-H-011-011-

執 行 期 間 ： 96 年 08 月 01 日至 97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李國光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林昀毅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邱佳君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郭仁宗

處 理 方 式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7 年 09 月 30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研究

以行為觀點探討組織性因素對員工知識管理系統使用行為與意圖之影響 A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l Persp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n the Employee's Attitude and Behavior Intention towar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計畫編號：NSC96-2416-H011-011

執行期限：96 年 8 月 1 日至 97 年 7 月 31 日

主 持 人：李國光 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壹、中文摘要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中，知識管理系統的導入及建構，已為各企業提升總體競 爭力的重要方式之一。過去，國內對於知識管理系統的研究比較偏重於資訊科技 觀點來設計，卻忽略了組織文化與其他組織因素的影響，使得知識管理系統無法 達成其效益。因此，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TAM)為基礎，探討組織結構、領導 風格對於台灣企業推行知識管理及 TAM 模式之影響。結果發現，認知有用性與 認知易用性對使用知識管理系統的行為意圖有顯著的正向關係；而行為意圖對使 用知識管理系統的程度具有正向的顯著效果。在 TAM 模式適用性的部分，領導 風格會比組織結構對員工在使用 KMS 上的影響力要來的高，尤其當企業文化屬 於「低授權結構/高威權領導」類型時，TAM 模式具有最佳的解釋力；而當企業 文化屬於「高授權結構/低威權領導」類型時，組織中不適用 TAM 模式來解釋使 用者對知識管理系統的使用行為。

關鍵字：知識管理系統、TAM、組織結構、領導風格

Abstract

In the knowledge economic century, the implement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 of increas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n enterprise. Previous studies have tended to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KMS), neglect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aspect of cultural and organizational issues which were identified as major concerns in the deployment of KMS.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AM to explore employees’ intention and attitude, and leading managerial style(M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O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oward user acceptance and usag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KMS). With the results, there i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between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KMS toward usage of KMS;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e of use toward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KMS also hav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Part in fitness of TAM model, managerial styl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articularly while the typ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re “low OS and high MS” that exhibit the best explanation to usage of KMS;

Otherwise, while the typ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re “high OS and low MS”, TAM model would not hold in this characteristic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貳、緣由與目的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中，組織競爭優勢的策略資源已從有形的設備、資本、勞 力移轉至加值能力高、模仿難度高的「知識」(Stewart, 1997)，為了有效地來產 生、呈現、分享以及管理知識，知識管理系統(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KMS)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Duke et al.,1999; Bonner, 2000)。KMS 提供分 享知識的平台，可以讓員工快速的查詢到所需要的資訊與知識，進而提升組織的 競爭力(Schroeder, 1999)；因此，為了要妥善管理組織的 know-how 與學習機制，

許多公司紛紛建置 KMS 來協助知識工作者創造、組織、分享與利用知識(O’Brien

& Marakas, 2006)。

根 據 美 國 CIO 雜 誌 (Overby, 2002; Gross, 2005) 報 導 指 出 ， 資 訊 科 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是否能成功導入組織，最主要的關鍵還是在於員工對 於 IT 的態度，若員工較不願意採用該 IT，則會成為導入的最大障礙。而當 IT 導入企業失敗，將會造成公司巨額的損失，有許多的例子可以來證明：(1) Nike 在 2000 年由於 IT 導入的失敗造成銷售上一億美元的損失，進而連帶造成股價下 挫 20% (Koch, 2004a)；(2) HP 在 2004 年也因為 IT 導入的失敗，導致財務上一億 六千萬美元的損失(Koch, 2004b)。因此，許多學者致力於研究影響個人對於 IT 接受的相關因素，其中科技接受模型(TAM)是最常被用來解釋與預測使用者對於 IT 採用行為的模型之一(Gefen & Straub, 2000)。 TAM 係由 Davis(1989)根據 TRA (Fishbein & Ajzen, 1975)所發展出來的理論，且已廣泛的被學者們在各領域進行 研究與驗證(Adams et al., 1992; Agarwal & Karahanna, 2000; Moon & Kim 2001;

Legris, Ingham et al. 2003; Liaw & Huang, 2003; Money & Turner, 2005; Karahanna et al., 2006; Venkatesh et al., 2003, 2007)；但 KMS 有別於傳統的應用系統，它是 由數種不同的科技功能所組成的一種整合性資訊系統，包括：文件管理、知識/

資料檢索、知識地圖、商業智慧等(Alavi & Leidner, 2001; Brent, 2002; Duffy, 2001;

Holsapple, & Joshi, 2002; Rowley, 2002; Khandelwal & Gottschalk, 2003)，因此，

TAM 模式是否能有效解釋使用者對於 KMS 的接受程度，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目 的之ㄧ。

從過去許多的文獻中可發現(Burn ,1995; Katz et al., 2000)，組織文化是影響 組織成功導入 IT 的關鍵之ㄧ，而 Quaddus & Xu(2005)也在其質化的研究中發現，

組織文化確實為影響組織採用 KMS 的重要關鍵；但是許多研究證據顯示，TAM 模式並非適用於所有文化情境之下(Straub et al., 1997; Scott et al., 2007; Schepers

& Wetzels, 2007)。Scott et al.(2007)以 Hofstede(1980)所歸類的國家文化向度為基

礎，針對不同向度對 TAM 模式進行驗證，結果發現在不確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傾向低、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傾向高、男性作風(Masculinity)傾向

高、以及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傾向高的文化下，TAM 模式無法有效解釋使用者

採用 IT 的行為；而 Schepers & Wetzels(2007)在其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研究 中也發現，文化構面確實為 TAM 模式的調節變項之一，並指出西方文化較重視 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構面，而非西方文化則較重視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構面，顯見文化因素會影響不同群體之成員對事物之看法態度，繼而影響 其行為反應 (Adler & Jelinek, 1986)。由於文化是一種多元且複雜的綜合體，它可 以是一種信念、價值觀、態度、特殊的語言及符號等。一個國家在經歷多年之後，

就會產生其特有的國家文化，組織亦同，在其運作一段時間後，也會形成自己特 有的企業文化。因此，既然國家文化會造成 TAM 模式解釋能力的差異，那麼在 不同企業文化的氛圍下是否也會有差異？此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研究目的之二。

綜觀上述，本研究以 Davis(1989)的 TAM 模式為基礎，TAM 假設個人使用 系統的行為(actual system use)會受到使用者行為意圖(behavioural intention to use) 的 影 響 ， 而 行 為 意 圖 會 受 到 認 知 有 用 性 (perceived usefulness)與認知易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的影響，同時認知易用性也會對認知有用性造成影響。在 組織文化構面，由於組織文化係由組織成員、組織結構與控制制度互動所產生的 價值和信念系統，為組織成員所共享，提供一套行事的參考架構及解決問題的方 針，同時使組織有別於其他組織(Trompenaars & Woolliams,2003; Robbins,2001;

Andrew,1992; Kotter,1995; Schein,1992)，故本研究以組織結構與領導風格作為劃 分組織文化向度的基礎，進而探討在不同的組織文化情境下，TAM 模式的解釋 能力是否有所差異。

参、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資料收集的對象主要為國內前五百大企業的資訊部門主管，透過紙本 問卷進行調查，歷時兩個月，共發放 500 份問卷，回收 166 份，回收率為 33.2%，

扣除五份填答不全者，有效樣本為 161 份問卷。從樣本特性分析中發現，回卷

者主要還是以北部地區 (77.6%) 的企業為主；以資訊電子業 (39.8%) 與一般製

造業(27.3%) 佔大多數；有 82.6%的企業，去年度 (96) 營業額規模超過 50 億 元。而由於 KMS 係由數種不同的科技功能所組成的一種整合性資訊系統，因此，

透過相關文獻整理(Alwert & Hoffmann, 2003; Bowman, 2002; Kankanhalli & Tan, 2004; Staniszkis, 2002; Tiwana, 2003)，本研究將知識管理系統分為八類，包括：

企業入口網站、文件管理系統、知識社群平台、核心專長系統、協同合作系統、

線上學習系統、搜尋引擎與商業智慧系統等，回收結果發現，高達 92.5%的企業 都有導入 KMS 相關系統，其中，導入五種以上相關 KMS 的企業多達 45.2%，

顯見 KMS 已漸漸被台灣業界所重視。

問卷施測的 Cronbach α 介於 0.75～0.913 之間（如表一所示），顯示正式 問卷內部一致性。隨後再以因素分析法進行效度分析，經 Varimax 方法轉軸後，

企業文化也進一步萃取出四個成份（構面特徵值大於一的部份，包括授權領導、

威權領導、授權結構、制度結構） ，整體來看，本研究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另 外，在 Pearson 相關分析檢測中，回卷者在認知易用性、認知有用性、使用 KMS 的行為意圖與行為因素間的相關性都很高。

表一 信度、效度分析

構面 研究變數 轉軸後成份 Cronbach α 可解釋變異量 授權結構 0.778

組織結構

制度結構 0.75 69.56%

授權領導 0.81 組織文化

領導風格

威權領導 0.778 71.56%

認知易用性 0.805 71.97%

認知有用性 0.913 85.34%

行為意圖 0.891 82.29%

TAM 模式

KMS 使用程度 0.895 82.88%

在驗證 TAM 模式是否能有效解釋使用者對於 KMS 的接受程度部分，本研 究使用結構模式(SEM)分析來對 TAM 模式進行驗證。在測量模型部分，其中，

卡方值 73.35 (P = 0.0174)未到達標準值(P>0.05)，但 Hair et al.(1998)在其研究中 發現，在大樣本下的卡方檢定會產生過強統計力的問題，因此可採用比較性的配 適度指標來鑑別模型，彙整如表二所示。整體來看，各重要指標的結果都顯示本 研究所提研究模型整體適配度均有不錯的表現。

表二 量測模式整體適配度指標

適配度指標 門檻值 研究結果

卡方/自由度比值

/d.f. < 2 1.476

GFI ≧0.9 0.926

AGFI ≧0.8 0.885

SRMR ≦0.08 0.0571

RMSEA ≦0.1 0.0527

NNFI ≧0.9 0.975

CFI ≧0.9 0.981

RFI ≧0.9 0.924

圖一 路徑分析

而在結構模式部分，研究發現，個人對於KMS使用的程度會受到行為意圖

的影響，解釋能力為 39%(R

=0.390)；個人使用KMS的意圖則會受到KMS有用性

與易用性的影響，解釋能力為 72.4%(R

=0.724)；而KMS的易用性也會造成個人

對於KMS有用性認知的影響，解釋能力為 30.6%(R

=0.306)。彙整結果可得標準 化路徑係數、P-value如圖一所示。由此可見，雖然KMS係由數種不同的科技功 能所組成的一種整合性資訊系統，但仍可以透過TAM模式來解釋個人對於KMS 的使用行為。

另一方面，為了探討在不同的企業文化氛圍下，TAM 模式的解釋能力是否 有所差異，本研究以授權結構與威權領導此兩個構面，將其劃分為三類不同的企 業文化類別(在「低授權結構/低威權領導」構面(n=17)，因樣本數不足 30，不列 入討論範圍)，並以複迴歸統計分析進行驗證，分析結果如圖二所示，並將相關 發現與結論整理如下：

(1) 在各種企業文化類型中，認知易用性對認知有用性均有顯著的正向關 係，且在認知易用性對個人的行為意圖的關係中，亦存在顯著正向關 係；唯獨在認知有用性與個人的行為意圖間的關係、行為意圖與KMS 使用程度的關係上，會因為企業文化類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而從迴歸 分析的結果可知，當企業文化類型屬於「低授權結構/高威權領導」時，

透過TAM模式來預測使用KMS的行為意圖(R

=73.3%)與對KMS使用程 度(R

=38.2%)有著最高的解釋力(R

值)。

(2) 從相關數據來看，領導風格會比組織結構對員工在使用 KMS 上的影響

力要來的高。其中，在高威權領導風格下，不論組織結構授權與否，認

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均對個人的行為意圖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且個人

的行為意圖也對實際 KMS 的使用程度有正向的關係；反之，在相同的

高授權組織結構下，當上司不具有高威權領導風格時，僅有認知易用性

對於個人的行為意圖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且個人的行為意圖與 KMS 的

使用程度沒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顯見在不同的企業文化氛圍下，TAM

模式確實無法完全解釋使用者對於 KMS 的使用行為。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結論，在不同企業文化氛圍下，的確會造成 TAM 模式的解釋能力有所差異。綜上所述，分別提出學術研究及實務應用上的建議，

分述如下：

一、 實務應用：

由圖二可知， TAM 模式中，個人對於 KMS 的使用行為意圖會受到系統的 有用性與易用性的影響而增強，而個人實際使用 KMS 的程度會受到行為意圖的 影響而增強；且 TAM 模式會因不同的企業文化類型，而造成解釋能力上有所差 異。因此，若組織若欲導入 KMS 相關系統時，應考量企業文化的不同而採取不 同的措施：

(1) 在相同的組織結構下(高授權結構)，會因為領導風格的不同而造成 TAM 模式的預測能力有所差異；但在相同領導風格(高威權領導)下，TAM 模 式的預測能力卻差異不大。顯見在台灣企業中，若管理者屬於高威權的 領導風格，則部屬會因為主管的威權而服從上級要求來做事，因此，當 組織導入 KMS 時，部屬便會遵從上級的政策而使用 KMS 來協助處理 日常工作事務，且對於系統有用性與易用性的認知，會因為主管的高威 權的作風下，傾向於順從主管的認知。故對企業而言，若企業文化屬於 高威權領導風格者，當組織導入 KMS 相關系統時，高階主管的支持與 否就成為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若高階主管認為勢在必行，則上行下 效，便會提高員工對於使用 KMS 的行為意圖，進而增強員工對 KMS 的使用程度。

(2) 當組織屬於高授權結構、低威權領導風格時，代表企業文化較偏向於開 放型文化。在此類企業文化中， KMS 易用性的重要程度遠大於有用性，

但由於員工工作自主權意識較高，組織較不會去約束員工，因此他們可 能會選擇自己習慣的工作方式，而不願意採用 KMS。故對企業而言，

若企業文化屬於此類型者，在導入 KMS 時，應採取配套獎勵制度，鼓

勵員工使用 KMS 來完成工作、提高員工使用系統的意願，進而提升

KMS 整體的效益。

二、 學術研究：

由SEM分析的結果可知，在測量模型中，TAM模型整體適配度是良好的；

而在結構模型中，透過TAM模式來預測使用KMS的行為意圖與使用程度也有不 錯的解釋力 (R

值)，但若進一步探討TAM模式在不同企業文化類型上的解釋能 力則會有所差異。其中，當組織在高威權的領導風格下，TAM模式都有不錯的 解釋力，尤其是當企業文化類型屬於「低授權結構/高威權領導」時，其KMS使 用程度有著最高的解釋力(R

=38.2%)；而當企業文化屬於「高授權結構/低威權領 導」時，TAM模式較無法有效解釋員工對KMS的使用行為。顯見TAM模式在不 同類型的企業文化下，其解釋能力確實有所差異，因此在未來研究中，除了可以 增加樣本數以深入探討四類企業文化類型之差異外，也可以在TAM模式中加入 其他變項，包括：認知有趣性(perceived playfulness)、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工作任務配適度等因素，進一步在TAM模型的基礎上，探討哪些變數可以有效 提高解釋能力，並找出是否有調節變項在干擾TAM模式的解釋能力，以提升模 式的完整性與適用性。

肆、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於執行期間內完成所有預期之研究目標。其結果不僅驗證 TAM 模式

本身的預測能力，也進一步了解企業文化類型與 TAM 模式間的差異性。本研究

也進一步針對實務與學術界予以相關建議，並作為管理者在未來導入 KMS 相關

系統時參考的依據與建議。

伍、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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