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國家資本主義下的特殊會社法制

第六章 拓殖政策與民商經濟法制

列強之所以攫取殖民地，除了政治軍事之目的外，最重要者莫過於經 濟層面的考量。殖民地提供給母國的經濟上利益，約有以下幾點¹：

（一）工業生產的原料

（二）農產品

（三）大量而廉價的勞動力

（四）母國獨佔的市場

（五）母國資本的投資地

（六）移民的空間

日本殖民滿洲之經濟目的，亦不出以上幾點。若要理解滿洲國的民、

商、經濟法制，就必須由此觀點出發。然而，部分日本人對滿洲國的民、

商、經濟立法，似乎有經濟拓殖以外的想法（例如：作為改革日本內政的

「樣板」），這也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1 參閱泉哲，《植民地統治論》（東京：有斐閣，1924 年），頁 92-93。

審 議《親屬繼 承法要 綱》第 一回委員 會（於國務 院講堂 ）。圖 片來源：《親 屬 繼 承法要 綱審 議錄 》（新京 ：滿洲 國司 法部， 1942 年 8 月 ）。

第一節 財產法建立烏托邦、身分法塑造新國族

第一項 新民商法的制定

一、滿洲國成立前的慣習調查

在滿洲國成立前，滿鐵調查部曾著手於滿洲地區的民事舊慣調查。滿 鐵首任總裁後藤新平，認為滿鐵要以「文裝的武備」方式擔任日本經略滿 洲的先鋒，必須對滿洲的政治、風俗、工商狀況進行深入瞭解，於是在滿 鐵之內成立了「調查部」²。後藤於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任內，曾邀京都帝 國大學的岡松參太郎，主持自 1901 年成立的「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進 行台灣舊慣調查，成果豐碩，頗有助於對台灣的統治³。後藤將此一「台灣 經驗」移植到同為華人地區的滿洲，因而令滿鐵調查部對滿洲進行舊慣調 查。於 1913 年至 1915 年間逐次刊行《滿洲舊慣調查報告書》，共得 9 卷，

其標題、刊行時間及編者分別如下⁴：

滿洲舊慣調查報告書前篇

卷名 刊行時間 編者

一般民地（上卷） 1914 年 10 月 龜淵龍長 一般民地（中卷） 1914 年 10 月 龜淵龍長 一般民地（下卷） 1915 年 11 月 龜淵龍長 內務府官莊 1913 年 12 月 天海謙三郎 皇產 1915 年 4 月 天海謙三郎

滿洲舊慣調查報告書後篇

卷名 刊行時間 編者

典權 1912 年 10 月 宮內季子 押權 1912 年 10 月 宮內季子

2 黃清琦，〈旅大租借地之研究（1898-1945）〉（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頁 172。

3 參閱原覺天，《滿鐵調查部とアジア》（東京：世界書院，1986 年），頁 43；王泰升，《台灣日 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聯經，1999 年），頁 308。

4 原覺天，前揭書，頁 46-47。

租權 1914 年 5 月 眇田熊右衛門 蒙地 1913 年 12 龜淵龍長

由上述內容可知，此次的「滿洲舊慣調查」乃將對象集中於不動產的 法律關係，範圍較「台灣舊慣調查」⁵狹窄許多。此可能是因為當時滿洲（關 東州除外）並不為日本所統治，舊慣調查不是用作立法之準備，而僅係基 於便利日人投資之目的，故與台灣舊慣調查有此差異。

二、東亞法律圈的建構

在 1937 年之前，滿洲國主要的司法法規，諸如民商法、刑事法、訴 訟法．．．等等，係依據 1932 年教令第 3 號《暫行援用從前法令之件》「援 用」中華民國法令。1934 年，滿洲國確立了司法法規制定之方針，由「司 法部法令審議會」、「司法部參事官」、「民事法典起草委員會」、「法典制定 委員會」、「漢文整理 委員會」、「法規制定顧問」（負責審核，後改稱「審 核員」）等組織擔當民法制定之工作⁶。司法部大臣馮涵清設置的「司法部 法令審議會」僅限於從事「從前法令之搜集」及「舊慣調查」之工作；上 述其他單位則係在司法部總務司長古田正武⁷主導下成立。實際的起草作業 乃由「司法部參事官」、「民事法典起草委員會」、「法規制定顧問」三者執 行。其中核心人物係 6 名專任參事官：万歲規矩樓、菅原達郎、川喜多正 時、角村克己、松原重美、牧野威夫⁸。此外，顧問則有：原日本商工大臣 松本烝治（商法）、大審院院長池田寅二郎（民事訴訟法）、東京帝國大學 教授穗積重遠（民法）、我妻榮（民法）、田中耕太郎（商法）、中華民國 法制研究會幹事村上貞吉⁹。由此可見，滿洲國之民商立法過程，實由日方 全程主導。關於 6 名專任參事官的出身及負責部分，茲以表格說明如下：

5 台灣舊慣調包含了法制、行政乃至經濟範疇，範圍相當廣大。參閱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

─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台北：台灣商務，2002 年），頁 132。

6 林信雄，〈滿洲國民法の指導理念〉，頁 9。載於《早稻田法學》第 21 卷（東京：早稻田大學 法學會，1943 年 2 月）。

7 前日本大審院檢事。

8 小口彥太，〈滿洲國民典の編纂と我妻榮〉，收於「日中文化交流叢書」第二卷《法律制度》（東 京：大修館書店，1999 年），頁 333~334。

9 小口彥太，前揭文，頁 334；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 會，年 1971 年），頁 380。

姓名 出身 負責部分 万歲規矩樓 前大阪地方裁判所判事 民法總則、物權編 菅原達郎 前東京地方裁判所判事 物權編

川喜多正時 前大阪地方裁判所判事 債權編

角村克己 前東京地方裁判所判事 商人通法、會社法、海商法 松原重美 前東京地方裁判所判事 運送法、倉庫法

牧野威夫 前東京地方裁判所判事 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

滿洲國民法典於 1937 年 6 月 17 日公布（勅令第 130 號）。該法乃是 日本法曹及學者依據日本《民法》施行 40 年的實務及學說所立案。滿洲 國《民法》全體之編別、章別與日本《民法》甚為酷似，三編¹⁰仿日本法 依序為「總則」、「物權」、「債權」，其內容與日本法亦無太多根本性的差 異，蓋起草者乃是基於「日滿一體」、「日滿不可分」之特殊關係，為經濟 交易上之便利而作此種設計。此外，日本法學界，更期望藉由日本主導他 國立法，乃建構「東亞法律圈」（東亞法律 bloc），其野心不可謂不大。¹¹至 於該「圈」的地理範圍究竟多大，當時日本學者似未明確界定，筆者推測，

其至少包括日本本土及殖民地、滿洲國、中國（汪精衛政權），進而可能 包括日本盟國暹邏（泰國）及其他日本占領區。

三、私法學者的實驗場

然而，除繼受日本法之外，滿洲國民事法尚有部分的規定，是起草者 改革日本法理想的體現。參與起草的日本民法大師我妻榮就認為，對私法 學者而言，滿洲國提供了一座「大實驗場」¹²。在日人的主導下，滿洲國 制定了如下的司法法規立法原則¹³：

一、應體現建國之本義 二、應順應國情

10 親屬、繼承事項擬另以單行法定之，詳本節第二項。

11 參閱林信雄，〈滿洲國民法の指導理念〉，頁 1。

12 小田彥太，前揭文，頁 329。

13 《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159。

三、應彰顯大義並遵循條理

四、應致力維持助長古來之醇風美俗 五、應致力攝取先進諸國之長處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這 套 原 則 一 方 面 希 冀 吸 收 日 本 、 歐 美 先 進 國 家 的 長 處，同時在另一方面，亦重視「國情」、「 古來 之醇風美俗」，可 說 是對東 亞各國一味追求法律西化的反省，也是當時「東方王道對抗西方霸道」思 想的體現。總之，日本官方已一改明治維新時期一味以西洋文明馬首是瞻 的 態度 ，「 應 致力 攝取先進諸國之長處」之置於立 法原則最末項，可為明 證。其次，民事實體法之立法原則如下¹⁴：

一、糾正從來之個人主義法律思想 二、儘量容認從來之慣行

所謂「糾正個人主義」的原則，一方面是受到「戰間期」（interwar period）

社 會 本 位 思 潮 之 影 響 ， 另 一 方 面 亦 是 滿 洲 國 「 統 制 經 濟 」、「 統 合 主 義 」 (corporatism)之體現¹⁵。所謂「統合主義」，乃是歐洲戰間期興起的右派思 潮，可以歸類在「組織化國家統制」（organisc statism）思想，「組織化」

是指「以機構為參政基本單位」。「組織化國家統制」思想的目的在抗拒個 人至上的自由主義、以及勞工第一的社會主義。其理想的社會是，雖有階 級、有貧富，然人人各安其所、無階級鬥爭。組織化的社會，包括了每一 個社會群體或階級，它們在社會上各有其一定的角色及功能，卻合為一「集 體性的實體存在」。「統合主義」主張，以各種經濟織業團體的代表權，取 代個人式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總之，其係一種將「團體」利益置於「個 人」權利之上的思想。¹⁶

在此種背景下，滿洲國《民法》特重「誠信原則」、時效期間長期化、

否認所有物使用收益之自由性、明文規定所有權之「總有」形態。¹⁷同年

14 林信雄，〈滿洲國民法の指導理念〉，頁 13。

15 參閱 Young, Louise.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184-185.

16 參閱 Eric J. Hobsbawm 著，鄭明萱譯，《極端的年代：1914-1991》（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上冊（台北：麥田，1997 年），頁 166-167。

17 參閱小口彥太，前揭文，頁 349~351。

制定之《利息制限法》亦富有社會本位思想。此外，為了配合「特殊會社」、

「國策會社」之運作，1938 年滿洲國又制定了《工場抵押法》、《礦業財團 抵押法》、《鐵道財團抵押法》等民事特別法¹⁸。

民事實體法之「立法原則」是否真的落實於新《民法》？柚木馨認為，

官方雖然高唱「揚棄個人主義、貫徹全體主義」，但遍覽滿洲國《民法》，

體現「全體主義」的規定幾乎不存在。滿洲國《民法》中，所有人仍然「有 於法令之限制內使用、收益及處分其所有物之權利」（第 203 條¹⁹），只不 過是字面上將草案之「自由」刪除²⁰；契約在不違背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之前題，仍得自由締結（第 100、101 條²¹）；損害賠償責任仍以「故意或 過失」為要件（第 732 條²²）。總而言之，滿洲國《民法》之基本精神仍與 日本《民法》無甚差異。滿洲國《民法》僅僅第 2 條規定：「權利之行使 及義務之履行，須以誠實且從信義為之。」²³即「誠實信義原則」，可算是 表現「全體主義」的大原則，難免「羊頭狗肉」之譏。²⁴

不過，縱使如此，滿洲國《民法》仍然承載了日本學者、實務家的許 多期望。基本上，該法可謂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民法」之具現。滿洲國《民 法》至少在下列 數 端，是針對日本《民法》的缺失所作的「回應」，而且 多承襲我妻榮向來之見解²⁵：

（一）規定「法令無規定之事項，依習慣法。無習慣法者依條理」（第 1 條²⁶），將「法源」之原則明文化，並明文規定「誠實信義」原則。

（二）將「妻無行為能力」之規定由總則中削除（但日後在《親屬繼

18 《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185~186。

19 《新制定滿洲帝國六法（滿文）》〈第三編 民事法〉（新京：滿洲司法協會，1941 年），頁 6。

20 參閱小口彥太，前揭文，頁 353。

21 《新制定滿洲帝國六法（滿文）》〈第三編 民事法〉，頁 4。

22 《新制定滿洲帝國六法（滿文）》〈第三編 民事法〉，頁 21。

23 《新制定滿洲帝國六法（滿文）》〈第三編 民事法〉，頁 1。

24 參閱柚木馨，《滿洲國民法總論．I》（東京：有斐閣，1943 年），頁 37-39。

25 參閱小口彥太，前揭文，頁 349-351。

26 《新制定滿洲帝國六法（滿文）》〈第三編 民事法〉，頁 1。

承法要網》中，對妻之行 為 能 力有部分限制）。日本《民法．總則》規定

「妻無 行 為 能力 」，日本《親族法改正要綱》則擬將之自總則中排除，得 到我妻榮的正面評價，認為是進步的立法。

（ 三 ）「 消 滅 時 效 」 並 非 使 權 利 絕 對 地 消 滅 ， 而 僅 為 「 抗 辯 權 之 發 生 原因」。規定「因其權利之消滅受利益之當事人，得主張其權利之消滅」（第 173 條²⁷）。亦即，時效期間經過，只構成債務人主張拒絕給付的原因。。

日本《民法》則以之為「權利 消滅原因」，受到我妻榮的批判，認為宜仿 德國法採「抗辯權發生原因說」。

（ 四 ） 關 於 「 占 有 」， 採 取 客 觀 主 義 。 規 定 「 對 於 物 有 事 實 上 支 配 力 之人為占有人」（第 185 條²⁸）。日本《民法》則採主觀主義，以「為自己 占有之意思」之有無為準，我妻榮批判其「作為現代之立法例，乃落伍者」， 主張在民法解釋上，必須儘可能緩解「意思的要素」。

（ 五 ） 所 有 權 之 項 中 ， 將 「 物 上 請 求 權 」 相 關 規 定 明 文 化 。「 所 有 人 對於物之占有人得請求其返還」（第 204 條）、「所有人得對於妨害所有權 之人，請求其除去。對於為有妨害之虞之行為之人，請求其預防或損害賠 償之擔保」（第 205 條²⁹）。此種權利，在日本《民法》中並未明文規定，

但我妻榮等人之學說，均認為其已包含於所有權之內，滿洲國《民法》則 是仿德國法加以明文化。

（六）削除日本《民法》「擔保物權」中「滌除」之規定。「滌除」乃 指取得抵當（抵押）不動產之所有權、地上權或永小作權（永佃權）之第 三人，得以相當代價，使抵當權人消滅抵當權。我妻榮認為「滌除」制度，

乃是「對抵當權之脅威壓迫」，並且是「奠基於重用益權輕價值權之思想」。

這種見解，亦為日本學者之通說。

（七）關於「危險負擔」，統一採「債務人負擔主義」。關於雙務契約 之危險負擔，日本法雖以「債務人負擔主義」為原則，卻廣設例外採「債 權人負擔主義」，我妻榮認為後者「於今日，缺乏合理 的根據、亦違反公 平」。

27 《新制定滿洲帝國六法（滿文）》〈第三編 民事法〉，頁 6。

28 《新制定滿洲帝國六法（滿文）》〈第三編 民事法〉，頁 6。

29 《新制定滿洲帝國六法（滿文）》〈第三編 民事法〉，頁 1。

（ 八 ） 消 費 借 貸 ， 定 位 為 「 諾 成 契 約 」。 規 定 「 消 費 貸 借 因 當 事 人 之 一方，約以金錢、其他之代替物之所有權移轉於對方，對方約於受其移轉 後以同種類、品等及數量之物為返還，而生其效力」（第 570 條³⁰）。日本 法採「要物契約 說 」，我妻榮認為其「不 存在積極的理 由。從而，在解釋 論上，應努力緩和之」。

（九）明文規定侵權行為須以具備「違法性」為前提。規定「因故意 或過失，違法加損害於他人之人，任賠償其損害之責」（第 732 條）。日本

《民法》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權利」， 但 學 說 及判 例 均認為 侵權行為尚須具備「違法性」。

由此可知，滿洲國《民法》，在實質內容上，真可謂「改良的日本法」。

然而，為何這些改革不直接施行於日本？筆者以為，日本學者、法曹由於 在滿洲國完全不 受 立 法機關「干擾」，故得以「自由揮灑」塑造其理 想中 的民法典。其次，滿洲地區近代西方法制的實踐尚未深化，故一旦大幅制 定新法，所帶來的衝擊應不大，故改革成本較小。第三，滿洲國《民法》

許多規定，例如「統一債務人負擔主義」、「物上請求權」等，雖為日本法 所無，卻為中華民國法已有，因此在新舊法制的銜接適應上，問題不多。

第四，前已言及，日本人視滿洲國為「實驗場」，新制 度 、 新理 論 自然是 先「實驗」之後，再決定是否施於日本本國。

四、日本起草者的「一廂情願」─以「總有」為例

來自日本的起草人，雖然竭盡心力建構一部先進的民法典，然而由於 不夠重視在地人士的意見參與，以致部分法典規定與社會現實距離太遠。

以〈物權編〉「總有」之相關規定為例，即可見其一斑。

所 謂 「 總 有 」 原 指 日 耳 曼 法 上 的 一 種 所 有 權 概 念 。「 總 有 」 是 「 多 數 人所結合，但尚未形成法律人格之共同體，以團體組成員之資格而所之狀 態」³¹，日耳曼地區中古時代的「村落共同體」為「總有」制度的典型，

其特徵如下³²：

30 《新制定滿洲帝國六法（滿文）》〈第三編 民事法〉，頁 17。

31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台北：三民，1995 年），頁 332。

32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頁 332。

（一）為所有權「質的分割」。

（二）所有權之管理權能，屬於村落團體，其管理或處分應得團體 成組成員（村民）會議之同意，或基於共同體規約多數決之。

（三）所有權之用益權能，分屬團體組成員。

（四）基於團體組成員之資格而享有之權利，不得離開組成員資格 而存在，其得喪變更與組成員之資格同其命運，故不具獨立財 產權之性質，自不能讓與。

（五）對所有物無「應有部分」存在，不能請求分割。

由 此 可 知 ，「 總 有 」 為 「 團 體 主 義 法 制 」 之 共 同 所 有 型 態 。 各 共 有 人 之間「人的結合」狀態最強。而且，由於其所有權之管理權能與用益權能 分屬於村落 團體與村民，為所有權「質的分割」，故與近代西方法「所有 權為完全支配權」之概念，在本質上大異其趣。³³

根據滿洲國《民法》，「總有」係指「某地方之住民、親屬團體、其他 慣習上成總合體之數人，基於其關係所有一箇物」（第 252 條）。該法又規 定「總有人不得請求總有物之分割」（第 253 條）、「總有人非有其全員同 意 ， 不 得 處 分 總 有 物 或 加 變 更 。 但 保 存 行 為各總有人得為之。」（ 第 254 條³⁴）。

我妻榮等日本學者及實務家認為，滿洲國《民法》的「總有」規定，

可以體現華人農村強固的「村落共同體」所有關係。然而，《民法》制定 3 年後的 1940 年，滿鐵調查部對華北農村進行「華北農村慣行調查」³⁵，關 於「入會」慣習的調查結果，竟與日人原有的預測完全相悖。中國農村與 日本農村不 同，完全不承認「地緣的共同體」。日本學者「想當然爾」地 認為，日本農村的此種慣習，在滿洲應該也存在。³⁶

由此可見，滿洲國《民法》由日人主導立法，受其片面想法之影響，

自然難免與滿洲實際私法生活脫節。在「強制繼受」（相對於「任意繼受」）

法律之過程中，這應該是一個相當常見的現象。何況滿洲國的新法制定，

33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頁 332。

34 《新制定滿洲帝國六法（滿文）》〈第三編 民事法〉，頁 8。

35 此次調查可說是中日戰爭的副產品，共進行 7 回，終結於 1942 年 11 月，完成了《中國農村 慣行調查》全 6 卷。參閱原覺天，前揭書，頁 172-188。

36 小口彥太，前揭文，頁 356。

幾乎是以日本的武力作為後盾，更容易發生立法者「一廂情願」的謬誤。

四、商事法大量繼受日本法

日本學者指出，滿洲國的商事法規，可大別為兩個法系：其一，屬於 傳統中華法系，並配合滿洲地域特殊情事所培養出來的民間固有法（習慣 法）；其二，擁有成文法形式，屬於日本式近代西方法的商事法規。析言 之，日滿當局制定新商事法的動機有以下幾點³⁷：

（一）為配合「撤廢治外法權」的目標。

（二）滿系司法官雖然熟稔法律，但欠缺運用之能力，故必須在法 律中對細節詳加規定。

（三）滿洲部分地區仍營原始的生活，但亦擁有大都會，甚至有比 日本進步的文明設施或商業交易之傾向。

（四）滿洲原本已施行中華民國的新式法律。

滿洲國《商人通法》、《運送法》、《倉庫法》、《海商法》、《會社法》均 於 1937 年 6 月 24 日公布、12 月 1 日施行。《票據法》及《支票法》於 5 月 13 日公布、10 月 1 日施行。滿洲國商事法，與日本同樣採取「民商法 分立主義」。關於商法的各部分，滿洲國採「單行法主義」，即將商法各部 分訂為各種單行法。日本之《手形法》、《小切手法》、《有限會社法》與商 法典分離，其餘則均置於一部商法典內。³⁸日人認為瑞士法及中華民國法 所採的「民商法統一主義」，是一種已被「超克」的舊學說 ，蓋商法的原 理與一般私法有異³⁹，「分立主義」在理論上較站得住腳。

不 過 ， 日 、 滿 均 雖 採 「 民 商 法 分 立 主 義 」， 然 在 民 法 、 商 法 適 用 範 圍 之區分標準上，卻有所不同。日本法乃採「商行為主義」，即以「商行為」

作為規範對象；滿洲國法則採「商人中心主義」，以「商人（具備會社之

37 長場正利，〈滿洲國に於ける企業觀念の素描〉，載於《早稻田法學》第 21 卷（東京：早稻田 大學法學會，1943 年 2 月），頁 4。

38 賈邁，〈十年來倭寇統制東北主要法規的透視〉，載於《東北》4 卷 1 期（重慶：東北問題研究 社，1941 年 9 月），頁 46。

39 平井，〈滿洲國における新民法の制定について〉，載於《滿洲評論》第 13 卷第 1 號（大連：

滿洲評論社，1937 年 7 月 3 日），頁 6。

形態或以店舖經營買賣者）及其營業上行為」作為規範對象⁴⁰。

在《會社法》中，分「總則」、「株式會社」、「合名會社」、「合資會社」

及「罰則」等 5 章。該法並無如日本法「株式合資會社」之規定。日本法 置「合名會社」於首位，而滿洲國法則置「株式會社」於首位⁴¹，筆者推 測，其意可能在彰顯對「株式會社」（即中華民國法之「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視，以配合聚集大眾資本、成立大規模企業的經濟政策。滿洲國《會 社法》尚有一值得注意之處，即規定「取締役」（董事）、「監查役」（監察 人）不必為「株主」（股東）⁴²，亦即容許「獨立董事」、「獨立監察人」，

符合「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之趨勢並有助「監察人獨立性」之強化

43，時至今日仍為公司法制的主流思潮。

其餘主要商事法規：《運送法》（陸上運送為主）、《倉庫法》、《海商法》、

《票據法》及《支票法》則內容均與日本法大同小異⁴⁴。

相 較 於 滿 洲 國 《 民 法 》 之 作 為 「 改 良 的 日 本 法 」， 滿 洲 國 商 事 法 ， 絕 大部分繼受日本法，而更張不多。筆者以為，這一方面是由於其「國際化、

技術性」的本質，另一方面亦可能是為了便利日本人在滿洲的應用。後者 之考量，可由《會社法》大量沿用日本法律用語的作法推測得知。

第二項 懸而未決的新身分法制

一、身分立法的困難之處

親屬、繼承等人倫身分事項，與民族的文化傳統有著根深柢固的關聯 性。相較於「田土、錢債」的財產法制，身分法制較難於求得一「普世價 值」。是故，殖民統當局對於被殖民者的身分事項，往往採取尊重固有慣

40 參閱〈滿洲國新制商法公布〉，載於《滿洲評論》第 13 卷第 1 號（大連：滿洲評論社，1937 年 7 月 3 日），頁 26、賈邁，〈十年來倭寇統制東北主要法規的透視〉，頁 46。

41 賈邁，〈十年來倭寇統制東北主要法規的透視〉，頁 46。

42 〈滿洲國新制商法公布〉，頁 26。

43 參閱賴源河等合著，《新修正公司法解析》（台北：元照，2002 年），頁 257、286。

44 參閱〈滿洲國新制商法公布〉，載於《滿洲評論》第 13 卷第 1 號，頁 26、賈邁，〈十年來倭寇 統制東北主要法規的透視〉，頁 46-47。

習的策略，以免激化反抗情緒。以日本的殖民統治為例，1923 年起日本雖 然將內地民商法施行於台灣⁴⁵（這在世界各殖民政權中已屬罕見），但台灣 人的身份事項仍依據台灣習慣⁴⁶。

滿洲國作為一「獨立國家」的形式，日本統治者面臨另一種較傳統殖 民地複雜的情境：一方面，有需要消極尊重當地身分習慣，以避免人民反 抗；另一方面，又必須積極建構一套不同於中華民國的身分法制，以彰顯 或形塑滿洲國的「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筆者以為，滿洲國 的親屬繼承法，在新《民法》總則、物權、債權三編施行後，之所以仍未 能制定完成，應該是受到這兩種消極、積極因素的交互影響。參與起草滿 洲國身分法的千種達夫，即指出⁴⁷：

．．．親屬繼承法多含有民族特有的性質，若未對慣習詳加調查研 究，則立法將有困難，且由於係與日常生活有密接關係之重要而困 難的法律，故（未完成）殘存至今。．．．關於親屬繼承法之立法，

尊 重 慣 習 之 必 要 性 是 無 庸 贅 言 的 。 是 故 ， 其 前 提 是 先 進 行 慣 習 調 查。然而，滿洲國乃由多種民族所立構成之國，日、鮮、滿、漢、

蒙之所謂五族之外尚有回教徒、白系俄羅斯人等種種民族，因而有 必要對各民族分別調查慣習，以明瞭其間異同，加以地域廣闊、或 有交通不便之地，其調查委實不容易。不僅如此，調查被視為不急 之務，受到日支事變之影響，在人力、財政上更加窘困，以極少數 之人員及少額之豫算，無法支持較台灣等慣行調查更加困難的滿洲 各民族慣行調查。

二、立法的準備工作

1939 年 3 月 15 日，設立「民事法典審議委員會」負責審議親屬繼承 法⁴⁸。1938 年 9 月，東京地方裁判所判事千種達夫受聘到滿洲，與司法部 參事官朱廣文共同擔任起草親屬繼承法，此外並委囑東京大學教授穗積重

45 參閱山崎丹照，《外地統治機構の研究》（東京：高山書院，1943 年），頁 354。

46 參閱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台北：台灣商務，2002 年）， 頁 133-135。

47 千種達夫，〈滿洲國親屬繼承法の立法方針と要綱〉，載於《早稻田法學》第 21 卷（東京：早 稻田大學法學會，1943 年 2 月），頁 1-3。

48 《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187。

遠、東北大學教授中川善之助出任立法顧問⁴⁹。值得注意的是，滿洲國多 數的立法均由「日系」主導，然而此次親屬繼承法之起草，由於與滿洲風 俗民情密切相關，故延攬了多數的「滿系」（含滿、漢、蒙族）審議委員，

格外重視當地人士意見⁵⁰。該委員會關於親屬繼承事項之慣習調查，作成 了如下的要領⁵¹：

（一）以舊律及大理院之判例為骨架，其是否為一般所通行？

（二）以男女平等原則為基礎革新立法之民國民法，施行十年餘，

其對社會之浸透程度如何？舊習慣已過時，產生了何種新習 慣？

（三）對其他民族而言乃弊風，對該民族而言則為美德之點頗多，

故應解明該習慣之社會背景，徵求國民關於改正之意見。

（四）由於滿洲尚未開設議會，故須透過慣習調查，反映民意於立 法。

（五）不得對調查結果強加法律概念，亦不得摻雜主觀意見，應僅 如實記述調結果。

三、親屬繼承慣習調查

在上述的調查方針之下，1939 年滿洲國展開了大規模的親屬繼承事項 慣習調查。調查方法分為「司法部派員至現地調查」及「委囑他機關調查」

兩種方式。司法部的現地調查共分 3 次：第一次調查於 1939 年在蒙古族 地區 3 處進行；第二次調查則於 1940 年末針對滿漢人分 12 處所進行，同 時亦在各地進行了對朝鮮人、白系俄羅斯人的調查，1941 年進行回教徒的 調查；第三次調查乃是在《親屬繼承法要綱》作成後的 1941 年 10 月、1942 年 9 月，針對滿洲旗人、蒙古人、漢人實施。至於委囑調查，則始於 1940 年 11 月：首先，地方法院、區法院，合計 33 所受託進行地方調查，並選 出滿系審判官 70 人，至各自出身地調查慣習；其次，全國市縣旗的協和 會事務所受託調查地方慣習，共得 79 處的報告；第三，大學、專門學校、

蒙古學校等之漢滿蒙籍學生，受託收集相關證書，作為其暑假作業。調查 結束後，法院、協和會、學校等共蒐集了近 2000 份關於親屬繼承事項的

49 前野茂，《滿洲國司法建設回想記》，頁 126。

50 參閱千種達夫，前揭文，頁 5-6。

51 前野茂，《滿洲國司法建設回想記》，頁 127。

判決、證書或其複本。⁵²

調查的結果，編輯整理後共分 7 卷原稿。第一卷的內容為：哈爾濱地 方的漢人、俄羅斯人、延吉地方的漢人及延吉輯安地方的朝鮮人之慣習調 查報告；第二卷的內容為：蒙古人、回教徒、滿漢人、滿洲旗人之慣習調 查報告；第三卷至第七卷，1 卷為其他地域的實地調查結果，3 卷為各方 面回答之統計，1 卷為證書之整理並添加日文譯文。第一卷由有斐閣印刷；

第二卷原稿保存於有斐閣金庫中而免於兵燹；第三卷至第七卷原稿，在二 次大戰結束之際不幸喪失。⁵³

四、極具東亞色彩的藍圖

1942 年 2 月，滿洲國「民事法典審議委員會」決定親屬、繼承法立法 方針如下⁵⁴：

一 日本人（內地、朝鮮、台灣人）適用日本之法令，關於滿、漢、

蒙、回教族等則制定統一法典，但關於慣習之差異，多少保留 依據慣習之餘地，關於白系俄人大部分委諸慣習。

二 詳加慣查各民族之慣習，儘可能尊重之，伴隨著東洋醇風美俗 之保存，致力於避免法律與實際生活之遊離，惟認為弊端之點 則謀改革之以促進文化。

三 考慮適合於東亞之新秩序建設。

四 基於道義人倫而不淪為權利本位，多加取入道德色彩。

五 儘可能止於規定大綱，給與寬裕之空間。

六 制定為單行法。

七 法律之文章用語以通俗平易為旨，關於文體，日文採口語體，

滿文亦採通俗之文體。

52 參閱《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187；《滿洲國史》各論，頁 406。

53 《滿洲國史》各論，頁 406。

54 千種達夫，前揭文，頁 8。

中華民國的親屬繼承法，以「個人主義」、「男女平等」為指導原則⁵⁵， 日滿官方的意識 形態乃是「東洋王道對抗西洋霸道」，認為該等西式身分 法與「男系中心家族主義」的「東洋道義家族制度」有所扞格⁵⁶，且民國

「男女平等」之立法，與華人民間慣習亦有衝突，是故滿洲國 1942 年 2 月 9 日決定之《親屬繼承法要綱》大量吸收了傳統中國法（包含習慣法）

的理念，以「家族主義」及「男系主義」為主⁵⁷，顯現了與近代西方法迥 異的立法形態。其中較值得注意者，有以下數端⁵⁸：

（一）親屬之分類與範圍

新創「異宗親」一詞，指涉中國舊律的「妻親」、「外親」。

（二）「家」之規定

家 族 的 範 圍 判 定 ， 採 取 「 實 質 主 義 」 而 不 採 「 屆 出 主 義 」， 以 「 生 計 共同者」為限。起草者認為中國所謂「同居共財」，僅指財產關係共通，

而不一定要居住於同一所在。例如：雖分居於奉天、新京二地，若未分割 家產，即可謂生計共同之同一家族。

「 家 長 」 之 資 格 限 於 「 家 產 所 有 者 」。 舊 律 或 慣 習 ， 由 於 不 承 認 女 子 有家產繼承權，故家長通常是家產的單獨或共同所有人。《要綱》欲承認 女子有家產繼承權，然而又規定成為家長之順位，男子優先於女子，因而 規定家長必須是家產之單獨或共同所有人。日本的「戶主」係單獨繼承家 產，滿洲則為「諸子均分」， 故 若兄為家長而未分割家產，則為兄弟「公 同共有」，兄弟作為共有人，應對財產享有平等之權利 。擔任家長之順位 為：1.男子先於女子、2.尊屬先於卑屬、3.同輩間，長先於幼。

家長若因老、病或其他情事致不能管理家務，或家長為無力，應置家 長權之代行者。

55 參閱謝振民著、張知本校訂，《中華民國立法史》下冊（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年）， 頁 749 以下。

56 參閱《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187。

57 參閱千種達夫，前揭文，頁 31-33。

58 參閱千種達夫，前揭文，頁 31 以下；及該文附錄《親屬繼承法要綱》。

（三）家產制度

「 一 家 創 立 者 」 之 財 產 構 成 家 產 ， 但 在 二 人 以 上 並 同 創 立 一 家 之 情 形，得持有家產之外的「特有財產」。家產繼承人為二人以上時，各繼承 人共同取得之財產、共同繼承人之一人或其他由家族所取得而進入家之財 產，亦同樣歸為家產。此一規定，乃是根據以下見解 ：（一）中國古代禁 止家族成員擁有「特有財產」，《 禮記》有云：「子弟無私財、無私貨、不 敢私假、不敢私與」；（二）滿洲農民仍占大多數，農民將家族成員勞動所 得視為「當然家產」， 若法 律 承認僅占一部分的都市工作者，可以將收入 不 歸於家而歸於私，實有失均衡；（三）家產作為家之經濟性基礎，乃相 當重要之事物。

究屬家產或特有財產不明者，推定為家產。繼承人為二人以上時，應 公同共有。家長有管理處分家產之權。家產之處分，應得其他共有人之同 意。

因「家」而生之債務、家族日常生活而生之債務、因執行家務加於他 人 之 損 害 賠 償 債 務 ， 以 全 部 家 產 負 清 償 責 任 。 若 家 產 不 能 完 全 清 償 債 務 時，各家產共有者應以其特有財產負連帶清償責任，清償超過自己負擔部 分者，對其他之家產共有者有求償權。

（四）婚姻制度

關於婚約，廢除舊律之「主婚人」制度。婚約及結婚當事人雙方皆未 滿 25 歲者，須得父母之同意，這在當時普遍早婚的環境下，等於是在維 持舊律之規定。親屬禁婚之範圍，為配合華人「同姓不婚」、「男系主義」

之習俗，對「同宗親」（父系）及「異宗親」（母系）採取不同規定，前者 禁婚範圍較大。結婚應舉行公開儀式，且由 2 人以上之成年人參與。未依 法舉行儀者，若登記於「民籍」，亦生結婚之效力。此種「儀式婚」及「登 記婚」並存的規定，一方面配合華人習俗，一方面亦是在遷就滿洲國戶籍 登記尚未完備的現實。

繼承家產之女子，得為「入夫婚姻」。滿洲本無「入夫婚姻」之制度，

《要綱》乃是仿照日本《民法》之規定。日本戰前《民法》第 736 條規定：

「女戶主為入夫婚姻時，入夫為其家之戶主，但當事者結婚當時表示反對 之意思者，不在此限。」（ 女 戸 主カ入夫婚姻ヲ為シタルトキハ入夫ハ其 家 ノ 戸 主 ト 為 ル 但 当 事 者 カ 婚 姻 ノ 当 時 反 対 ノ 意 思 ヲ 表 示 シ タ ル ト キ ハ 此限ニ在ラス）。

關於婚姻的一般效力，《要綱》對妻之權利有部分的限制。「會拘束妻 之身體的契 約」或關於「營業」，應得夫之同意。從而，妻關於自己之特 有財產之行為、訴訟，無庸經夫之同意。日本戰前《民法．總則》規定妻 無行為能力，相較之下，滿洲國《親屬繼承法要綱》雖對妻之行為能力有 所限制，但仍比日本《民法》寬緩。關於夫妻財產制，《要綱》採「分別 財產制」，規定極為簡單。此乃鑑於中華民國《民法．親屬編》近三分之 一的大量條文規定夫妻財產，過於繁複累贅，實用意義不太，故作此改革。

關 於 華 人 社 會 長 久 存 在 的 「 妾 」， 起 草 者 為 求 文 化 之 提 升 ， 故 於 《 要 綱》中不作明文規定。然而蓄妾風俗之去除並非一朝一夕可竟其功，是故 對於妾 若 全 不加以保護，則又失之過酷。《要綱》計畫以間接規定，使妾 成為家族之一員，享有家族成員之權利，可以請求取消親屬會議對嗣子的 不當選定，並得請求扶養，且家產繼承人對妾須酌量給與相當財產。事實 上，在《要綱》制定之前，滿洲國最高法院即已針對「妾」的法律地位作 出認定。「康德元年上字第 286 號」⁵⁹判決，其理由指出：

卷查原審以上訴人為被上訴人之妾，不能適用民法上夫婦之規定，

認兩造為一種契約關係，契約一經合法成立，非有解除之原因，不 得 由 一 造 任 意 解 除 。 雖 非 無 據 ， 然 查 妾 與 家 長 關 係 與 夫 妻 關 係 不 同，如有不得已之事由發生，隨時可以解約。．．．被上訴人欲將 上訴人找主變賣，尚非無因．．．

滿洲國最高法院在援用中華民國《民法》的狀況下，與社會現實妥協，

承認夫、妾之間乃一種有效的契約關係，且並不違背公序良俗而無效。《要 綱》之相關設計，應可謂依循此一理路。總而言之，滿洲國官方，無論是 法院或身分法制的起草者，均不願意直接挑戰「蓄妾制度」。 不 過，筆者 認為，這個現象不能單純用「殖民政府為避免住民反抗，不敢過度干涉民 事慣習」的理論說明。事實上，前述最高法院「康德元年上字第 286 號」

判決，乃是由華人法官「富春田、朱廣文、費蔭綬、林尊鼎及廖允僑」⁶⁰所 作成，而《親屬繼承法要綱》的制定過程中，又有朱廣文等多位華人參與。

由此可知，維持「蓄妾制度」的合法性，至少是上層社會華人的「心聲」，

且縱使是在否認「蓄妾制度」的民國法制下，蓄妾行為仍然存在。《要綱》

59 滿洲國最高法院編，《最高法院判決例》（自大同元年至康德二年）（新京：法曹會，1936 年），

頁 73-75。

60 《最高法院判決例》（自大同元年至康德二年），頁 75。

的設計，與其說是為了維護蓄妾者的既得利益，不如說是在保障弱勢之妾 的權益。

（五）親子關係

《要綱》將子女區分為「實子」、「嗣子」、「養子」、「壻養子」及「壻 嗣子」。「實子」乃指親生子女；「嗣子」乃係為「宗祧繼承」而「收養」

之子，不同於一般的養子；「養子」即為養子女；「壻養子」及「壻嗣子」

則包括三種情形：（一）以女壻收為嗣子或養子、（二）嗣子或養子與家女 結婚、（三）與家女結婚之同時，又收為嗣子或養子。

「 實 子 」 並 不 依傳統中國慣習區分「嫡子」、「庶子」及「私生子」，

以求子 女 間之平等。換言之，「 非 婚 生 子 女」經「認知」或「養育」即取 得「婚生子女」之地位，並且與「生來之婚生子女」無任何差別待遇。

關於宗祧繼承之「立嗣者之資格」、「嗣子之資格」及「死後之立嗣」，

《要綱》著墨頗多，高度迎合華人社會之慣習，起草者意在「彰顯尊崇祖 先之東洋美風」。

（六）宗祧、家產及特有財產之繼承

《要綱》雖然於「立嗣」作詳細規定，然而關於「宗祧繼承」則多委 諸「慣習與道德」。至於「家產繼承」及「特有財產繼承」事關實際財產 上之利害，故有大量規定。起草者將「家產繼承」類比於日本的「家督相 續」，「特有財產繼承」類比於日本的「遺產相續」。「家產繼承」原則上係 男子優先於女子，且未出嫁之女子優先於已出嫁者；「特有財產繼承」則 係男女平等享有繼承權。

（七）家事審判所

《 要 綱 》 在 最 後 指 出 ， 考 慮 在 將 來 設 置 「 家 事 審 判 所 」， 希 望 基 於 道 義並以溫情的特別程序來審判、調停親屬繼承事件。惟「人事訴訟法」尚 未立案，故此僅止於初步構想。

五、「家族國家」的陰謀？

戰前日本官方自日俄戰爭後，試圖營造一種以天皇為中心的「家族國 家」體制，強調天皇與臣民的緊密結合，以統合全體國民。在這種體制下，

日本乃是以「家族制度」為基礎，舉國成為一個「大家族」，皇室即為「宗 家」。國民必須以「對父母敬愛之情」來 崇敬天皇。換言之，即為「忠孝 一致」的國體。並且基於此意識形態來推動身分法制的修正。⁶¹

根據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研究指出，上述「家族國家」的

「想像」（imagery）被日本人移植到了滿洲國。滿洲國官方以家庭為政治 社群的基礎。⁶²在這樣的情況下，筆者推測，滿洲國《親屬繼承法要綱》

之所如此重視「家族主義」、「父系主義」，很有可能也意在籍由東亞傳統 式的家庭制度， 來 建構一個以皇帝為中心的「家族國家」，鞏固國家對人 民的統治。

第二節 移民拓殖與土地法制

第一項 土地政策的確立

在論述滿洲國土地政策之前，我們須先瞭解當時滿洲土地對於日本之 意義。首先，1930 年代的日本，不但面臨了世界性的經濟恐慌，且國內人 口過剩帶來了嚴峻的土地問題。滿洲廣闊的大地正可作為日本人口輸出之 對象，一方面可解決國內問題；，另一方面又可「移民實邊」， 為 將 來對 蘇聯之作戰建立前進基地，事實上，五成的日本移民是配置在滿蘇國境上，

作為「人間碉堡」（人間トーチカ⁶³），一朝有事可擔任關東軍的後備兵力，

而分布於交通要道及重工業地帶的移民，則可防備「反滿抗日」武裝勢力

64。其次，日本公、私資本投資於滿洲，亦需取得土地作為各種生產之用。

最後，在「九．一八」事件之前，日人在滿洲各地基於「商租權」或其他 形式所取得之各種法律上或事實上之權利或利益，亦亟待新政權加以確認 及保障。

61 參閱山口由彥，《日本近代法制史》（東京：新世社，1998 年），頁 11、359-364。

62 參閱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p.149.

63 トーチカ乃俄文 tochka 之音譯，指小砲壘、堡壘，以水泥鞏固，其內裝備火器的小陣地，作 為作戰上的據點。參閱《コンサイス外來語辭典》（東京：三省堂，1984 年），頁 454。

64 淺田喬二，〈滿州農業移民と農業．土地問題〉，收於《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3：植民地化と產業 化》（東京：岩波書店，1993 年），頁 79-80。

在上述背景之下，我們可知日本殖民者念茲在茲者，乃如何從制度面 鞏固日人既得之利益，並建立新土地的取得管道。1932 年 7 月 26 日，關 東軍特務部加藤鐵夫，對日本在滿洲如何取得移民用地的問題，提出了闡 述⁶⁵：

我的意見是，首先制定土地法，整理地政機關，爾後再進行登記有 關 土 地 之 權 利 ， 按 其 憑 據 加 以 承 認 ，「 逆 產 」 自 然 就 和 其 他 「 無 主 地」一同剩下了。要儘快處理此事，我認為，使用這個方法能最簡 便最確實地整理好逆產土地。

加藤之意見後來為關東軍所採納，進而成為滿洲國土地政策之一部。

1933 年 3 月 1 日滿洲國政府公布的《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於「土地」

項目指出⁶⁶：

（一）儘速著手於土地之調查，確立土地制度，防止土地兼併之弊。

（二）未耕地設置農地開拓之特殊機關，進行農業移民，於十五年 間開發約五百萬町步⁶⁷。

及至 1937 年，「滿洲國農業政策審議委員會」向滿洲國政府提出其擬 定之農地政策⁶⁸：

（ 一 ） 隨 著 地 籍 制 度 之 確 立 ， 保 護 農 民 免 於 封 建 性 劃 一 時 代 之 榨 取 ， 為 確 保 土 地 實 際 使 用 者 之 權 利 ， 應 確 立 使 用 收 穫 權 ， 以 圖農業經營之安定。

（二）更進一步，應確立相當革新的土地制度。

是故，滿洲國土地政策之基調，大抵如下⁶⁹：

（一）地主土地所有之限制

65 高樂才，《日本“滿洲移民”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0 月），頁 261。

66 《滿洲國法令集》第一編（東京：拓務省，1933 年），頁 286。

67 1 町步約當 1 公頃。

68 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と舊植民地地主制》（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79 年 4 月），頁 196。

69 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と舊植民地地主制》，頁 196。

（二）小作（佃）制度之改善

（三）「自耕農土地所有」之確立與開展

上述之政策，具有相當的理想性格。然而，日本方面自有其利己的動 機。首先，大正（1912 至 1925 年）中期以降，日本農民運動風起雲湧，

其主軸即為地主與小作人（佃農）間之對立 。是故，對滿「農業移民」，

可以緩和日本國內之農業階級對立。惟其前提是，必須使日本貧農到滿洲 之後，能「翻身」為自耕農。其次，滿洲當地之抗日勢力，可能會利用農 村中之階級矛盾，使滿洲貧農投入抗日運動。因此，自耕農之創設與維持，

亦有穩定殖民統治之作用⁷⁰。

第二項 滿洲國初期的「逆產」充公

地籍整理、改革土地制度等事業，畢竟都需都長期的規畫與醞釀。因 而在滿洲國成立初期，上述各種土地政策大多尚無顯著成果。惟對「逆產」

加 以 沒 收 ， 則 係 國 家 取 得 土 地 最 便 捷 之 手 段 ， 且 往 往 可 配 合 對 反 側 之 肅 清。中國「北伐戰爭」期間，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即曾公布《處分逆 產 條例 》，沒收「軍閥、貪官污吏、 土 豪 劣紳 及 一 切反革命者」的財產，

以為政軍費用；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亦制定有《處理逆產條例》⁷¹。或 許是借鑑於中國的經驗，滿洲國於「建國」伊始，便制定了完整的逆產處 理程序法，並付諸執行。

1932 年（大同元年）6 月 20 日公布施行之《逆產處理法》第 1 條，

為「逆產」作出如下定義⁷²：

依據舊政權或以舊政權為背景，利用其勢力，圖不當之私利者，或 擾 亂 國 家 之 安 寧 秩 序 ， 使 人 民 受 大 損 害 者 ， 及 其 他 有 違 害 建 國 行 為，其罪跡照著者，其財產為逆產，依本法處分之。

關於處分方式，同法第 2 條規定，凡逆產一概沒收。觀察上述之定義，

我們可知，除了 為增加國有土地之外，「 逆 產 處 理 」亦用 來 對付舊軍閥、

70 參閱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と舊植民地地主制》，頁 196~197。

71 參閱謝振民，《中華民國立法史》下冊，頁 962-964。

72 《民國法規集成》冊 76（合肥：黃山書社，1999 年），頁 3。

土豪劣紳⁷³、各種重大犯罪者以及抗日勢力。惟就法制面觀之，處理程尚 不能謂草率，例如：同法第 7 條規定，會社商店財產之一部屬於逆產，其 沒收不得妨害其他出資者之權利；第 12 條規定，被沒收人得向「逆產處 理委員會」聲明不服；第 13 條規定，「脫產行為」之讓受人若不知情，移 轉行為雖無效，但仍得向「逆產處理委員會」請求償還移轉費用。逆產處 理委員會之組織，極為龐大，內分「調查」、「制定」、「處理」三部⁷⁴。被 沒收的私有「逆產」中，包括張作霖父子私邸（俗稱大帥府），該建築物 由 滿 洲 國 教 育 當 局 接 收 ， 改 為 圖 書 館 ， 將 攫 自 東 北 大 學 及 馮 庸 大 學 之 書 籍，陳列其中，由袁金鎧任館長⁷⁵。

第三項 地籍的嚴密掌握

為有效掌握、利用土地資源，滿洲國成立後即著手準備土地調查及地 籍整 理 。滿洲國之三大施政方針：《 北 邊振興計劃》、《產業開發五箇年 計 畫》及《開拓政策》，皆與土地問題有極大之關聯。⁷⁶此外，日本人在滿洲 建國前，對於部分滿洲土地原已享有「商租權」，而建國之後，滿洲又成 為日人移殖之「生存空間」，是故，土地資料之整編以及權利關係之釐清，

乃成為遂行日本國策的當務之急。

1932 年（大同元年）3 月，滿洲國政府決定設置一特別機關，負責對 土地政策乃至土地制度之綜合性調查準備。同年 5 月，設置土地局，作為 民政部的外局。1935 年（康德 2 年）8 月，設置「臨時土地調查會」。其 委員之主體係土地局，並網羅了政府各部之相關人員及擁有日滿學識經驗 之權威人士，以期審議之慎重。由於土地制度之確立及地籍整理之實施，

廣汎地涉及行政各部，因此後來又廢止土地管制局，而改設直屬於國務總 理大臣之強力機關，1936 年 3 月 26 日以勅令制定公布《地籍整理局官制》。 同時公布施行《土地制度調查會官制》、《高等土地審定委員會官制》及《地 方土地委員會官制》。極積從事於「地籍之整理」、「舊慣、慣制 度 之 整理 校正」、「土地政策之確立」、「土地法制之整備」等工作。⁷⁷為期 8 年的「地

73 參閱高樂才，前揭書，頁 269。

74 陳覺，《日本侵略東北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頁 422。

75 陳覺，《日本侵略東北史》，頁 422-423。

76 《滿洲の土地事情》（新京：滿洲事情案內所，1940 年 8 月再版），序文頁 1。

77 參閱《滿洲の土地事情》，頁 110 以下。

籍整理計畫」，預備投入 6,000 餘萬圓的經費及 550 萬餘名人員，對全滿洲 130 萬平方公里中之 72 萬平方公里的田野及 3000 萬宗民地進行整理⁷⁸。

配合《產業開發五箇年計畫》之即將實施，地籍整理事業於 1936 年 展開，其主要之程序法令係同年 3 月 26 日公布之《土地審定法》及《土 地審定法施行令》。滿洲國計畫於 5 年間，對「興安四省⁷⁹」以外之全國主 要民地進行調查整理⁸⁰。時至 1942 年，地籍整理完成之土地面積，為 228,531 平方公里⁸¹。

第四項 商租權的整理與轉化

基於「二十一條」要求之第 2 項內容，1915 年中日《關於南滿洲及東 部內蒙古之條約》第二條規定⁸²：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經營農業，得 商租其需用地畝。

同條約附屬公文中，「關於南滿洲土地商租解釋之換文」又約定⁸³：

．．．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條約第二條所載「商租」二字，須 了解含有不過三十年之長期限及無條件而得續租之意。

據此，日人在南滿洲得享有「商租權」。所謂「南滿洲」，係指舊奉天 省及舊吉林省之地域⁸⁴。

78 姜念東等，前揭書，頁 333。

79 1934 年 12 月，滿洲全國重劃為 14 省，後又改為 19 省。參閱本文第三章。「興安四省」係指

「與安東、西、南、北省」。

80 《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199。

81 中村繁編，《滿洲と開拓》（新京：滿洲建設勤勞奉仕隊實踐本部，1942 年），頁 4。

82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2 冊（北京：三聯書店，1982 年），頁 1100。

83 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2 冊，頁 1107。

84 《滿洲の土地事情》，頁 52。

上述條約簽訂後，中國袁世凱政府知事態嚴重，遂制定了《懲辦國賊 條例》（1915 年 6 月 22 日公布），將商租土地予外人者，視為「盜賣國土」

之犯罪⁸⁵。《懲辦國賊條例》在日本公使的抗議之下，1916 年 7 月 12 日即 廢止。1929 年國民政府又制定《嚴禁盜賣土地條例》，嚴懲擅自出售土地 與外人者，最重得處以死刑⁸⁶。除了立法手段之外，中國政府亦以強行手 段沒收商租執照，並轉賣該筆土地於他人。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常將 中國政府的這些措施視為對條約的違反，而屢次抗議。在此種情勢下，商 租幾成為紙面上之權利耳，日本人因而多以中國人的「人頭」取得各種土 地權利⁸⁷。

滿洲國成立後，1932 年 9 月與日本簽訂《日滿議定書》，其第 1 條約 定⁸⁸：

滿洲國將來滿日兩國間未另訂約款之前，在滿洲國領域內日本國或 日本國臣民，依據既存之日中兩方間之條約協定及其他約款及公私 契約所有一切權利利益，即應確認尊重之。

從而重新確認了日人在滿洲的商租權。1933 年 3 月，財政部與民政部 對奉天、吉林兩省省長，發出「共同訓令」，規定以下事項⁸⁹：

（一）土地商租契約之公證準用契稅手續

（二）發給執照之同時，應登記於「商租登記總簿」

（三）商租權人繳納國稅及地方稅之事項

依照中日《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之規定，商租權之適用 範圍，原本僅限於南滿洲，然而滿洲國中央政府又另發訓令予北滿之黑龍 江省長，要求比照上述「共同訓令」辦理⁹⁰。1933 年 6 月 14 日，滿洲國制

85 值得注意的是，《懲辦國賊條例》的其他許多規定，乃在對付國內的反袁勢力。

86 滕利貴，《偽滿經濟統治》（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年 6 月），頁 97。

87 《滿洲の土地事情》，頁 52。

88 《滿洲國政府公報》大同元年 9 月 15 日（新京：國務院總務廳秘書處），頁 1。

89 《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210、211。

90 《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211。

定《暫行商租權登記法》⁹¹，另又制定諸如《商租權執照發給規程》等程 序法令，使日人在滿洲之商租權法制化、明確化，有利於日本在當地之經 濟擴張。

然而，滿洲國畢竟形式上係日本所承認⁹²的獨立 國家。承認滿洲國之 日本政府聲明中，又大唱「王道」、「信義」、「準備撤廢治外法權」、「尊重 領土主權」等高調⁹³，為體面、為安撫華人情感計，自不能一直容許「商 租權」這種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制度存在。由另一方面言，滿洲既已全由 日本所支配，其實也不需要再將日人的土地權利作特殊處理。隨著「撤廢 治外法權」、「歸還滿鐵附屬地」政策之進行，商租權概念之消滅，亦納入 日滿政府之日程表。1936 年 6 月 10 日，兩國簽訂《關於在滿洲國內日本 國臣民之居住及滿洲國之課稅等之條約》及其《附屬協定》，被稱為「治 外法權之第一次撤廢」。該條約第 1 條規定⁹⁴：

日本國臣民得於滿洲國之領域內，自由居住、往來，並從事農業、

商工業、其他公私各種業務及職業，且享有關於土地之一切權利。

關 於 日 本 國 臣 民 於 滿 洲 國 之 領 域 內 一 切 權 利 之 享 有 及 利 益 之 享 受，不得受較滿洲國臣民不利益之待遇。

針對商租權，《附屬協定》第 1 條復規定⁹⁵：

為 將 日 本 國 臣 民 從 來 享 有 之 商 租 權 內 容 變 更 為 土 地 所 有 權 及 其 他 關於土地之權利，滿洲國政府應速為必要之措置。

滿洲國「地籍整理局」基於上述條約及協定，便急速地著手於「商租 權整理」之發動。相關機關之官制及商租權整理之程序法規，隨即於 1936 年 9 月 21 日公布，其主要者有：《商租權整理委員會官制》、《商租權整理

91 參閱《滿洲國法令集》第一編，頁 278。

92 1932 年 9 月 15 日，日本政府發表《滿洲國ニ關スル帝國政府聲明》。

93 參閱半澤玉城，《支那及滿洲關係條約及公文集》（東京：外交時報社，1934 年 10 月），183~185 頁。

94 《治外法權撤廢等ニ關スル日滿條約關係資料》（新京：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1936 年 7 月），

頁 71~72。轉引自副島昭一，前揭文，頁 146。

95 《治外法權撤廢等ニ關スル日滿條約關係資料》（新京：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1936 年 7 月），

頁 71~72。轉引自副島昭一，前揭文，頁 146。

法》、《商租權整理法施行令》及《商租權整理法施行細則》⁹⁶。

「商租權整理」之對象，除滿洲國成立前日人取得之「典型的」商租 權外，尚包含下列數種土地權利⁹⁷：

（一）1915 年之條約以前，日人已取得之事實上土地權利

（二）於商埠地內取得之土地權利

（三）滿洲國成立後，於舊吉林、黑龍江兩省內商租取得之土地權 利

（四）朝鮮人於間島享有之土地權利

（五）於舊北滿鐵道附屬地及其沿線之土地權利

（六）依當事人間之私約、利用中國人名義等形式取得之事實上土 地權利

「商租權整理」幾乎就是日人在滿洲全部土地權利之總整理。其目標 係將上述種種五花八門的土地權利，轉化為滿洲國民法上之權利。此舉不 僅有利於現時地政上之管理；若將來日本重演 1910「日韓合邦」之故事，

來個「日滿合邦」將滿洲收為領土，亦可免去部分法制銜接之成本。

商租權整理之程序大略如下⁹⁸：

（一）實施機關：依《商租權整理法》第 2 條規定：「商租權之整理，

由地藉整理局長行之。」1940 年 2 月 1 日，滿洲國機構改革，《地政總局 官制》第 1 條亦將「商租權整理有關事項」明文列為地藉整理局長之職掌。

（二）權利之申告：自《商租權整理法》施行日（1936 年 9 月 21 日）

1 年以內，向地藉整理局長申告所定事項。未於期間內申告者，視為拋棄 該權利。

地藉整理局長受理申告書後，應公告於政府公報，並通知住所分明之 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應於公告之日起 60 日內以書面向局長表示意見。

法院受地籍整理局長通知後，至整理手續終了前，關於該商租權之訴訟程

96 《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211。

97 副島昭一，前揭文，頁 147。

98 《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211~212。

序應停止。

（三）參加之聲明：於商租權整理之結果有利害關係者，得以書面聲 明參加整理。

（ 四 ） 權 利 之 調 查 ：原 則 上 採 「 書 面 審 理 主義」。 若 就 權 利 有 紛 爭 或 疑義或其他必要之情形，得為現地調查及測量，並得進行訊問及命提出證 據書類。

（五）審決：權利之調查終了後，應以書面進行審決。先決定商租權 之存否及範圍。若存在，再宣告將該商租權轉換為相當之民法上權利。

（六）裁決之申請：申告人或參加人，不服審決者，得於審決公告日 起 60 日內，經地藉整理局長向「商租權整理委員會」申請裁決。商租權 整理委員會係直屬國務總理大臣之救濟機關。

地藉整理局長認為申請有理由時，應取消前審決而更為審決；若認為 申請無理由，應將之送付於商租權整理委員會。

（七）權利之確定

在轉換權利時，以「30 年期限之無條件更新」為內容之商租權，轉為 民法上之「所有權」；「每一 年 更新」者，則轉為「賃借權」。學者指出，

在商租權內容之認定上，往往採取對日人極為有利之解釋⁹⁹。

自 1936 年 9 月 21 日至 1937 年 9 月 20 日止，受理申告之件數為 68,785 件¹⁰⁰。及至 1942 年 2 月底，已審決件數為 63,993 件，其中轉換為「所有 權」之件數即有 58,692 件，占絕大多數；次多者乃「抵押權」，僅有 2,053 件；被認定為「無商租權」者，亦僅 1,110 件¹⁰¹。至 1942 年末，被為定為

「所有權」者，總共為 63,879 件¹⁰²。由數字觀之，「商租權整理」之結果，

99 淺田喬二，前揭書，頁 193。

100 《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213。

101 參閱《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214 之附表。

102 《滿洲國史．各論》，頁 55。轉引自姜念東等，《偽滿洲國史》，頁 339

確實對日人有利，蓋大多數申告者均取得了土地所有權。

第五項 民事立法對土地政策的配合

學者指出，最能表現滿洲國《民法》獨特性者，當推其〈物權編〉¹⁰³。 該編恰與滿洲國之土地政策息息相關。以下將析論滿洲國《民法》中，為 落實日本拓殖政策與滿洲土地政策所作之規定。

滿洲國成立後，政府以龐大的經費著手於地籍整理事業。配合此一事 業之進行，日本人在為滿洲國起草物權法時，不採日本法之「登記對抗主 義」，而將登記作為不動產物權變動的「效力發生要件」。值得注意者，1937 年 6 月之前，滿洲國尚無自己制定之民法典，而係依 1932 年教令第 3 號

《暫行援用從前法令之件》援用中華民國《民法》（1929 年制定）。中華民 國《民法》第 758 條本規定：

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

不生效力。

已採「登記生效主義」，惟《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 3 條復規定：

民法物權編所規定之登記，另以法律定之。

物於於未能依前項法律登記前，不適用民法物權編關於登記之規定。

而中華民國規範不動產物權登記之《土地法》，雖於 1930 年公布，卻 至 1936 年才施行。是故滿洲國成立時所援用之民國法令，並無配合「登 記生效主義」之《土地法》。關於不動產登記程序，滿洲國係援用 1922 年 之《登記通例 》、《 不動產登記條例 》及《 不 動產登記條例施 行 細則》，此 皆仍採「登記對抗主義」之立法例¹⁰⁴。

103 小口彥太，〈滿洲國民典の編纂と我妻榮〉，收於「日中文化交流叢書」第二卷《法律制度》

（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 年 1 月），頁 351。

104 吉林及「北滿特別區」有獨自之登記制度，然分別於 1935、1936 年廢止。參閱《滿洲建國十 年史》，頁 215。

1937 年 6 月 17 日公布施行之《民法》，其第 117 條規定¹⁰⁵：

關於不動產物權，因法律行為之得喪變更，非為登錄，不生其效力。

採 取 「 登 記 生 效 主 義 」， 與 日 本 《 民 法 》 之 「 登 記 對 抗 主 義 」 不 同 。 末弘嚴太郎對之大力讚揚，認為可一掃日本《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適用 上的諸多問題¹⁰⁶。至於此一法制訂立之背後，是否有日本人殖民上的考量？

事實上，在滿洲民間習慣中，不動產物權之變動多以「地券」（土地執照）

之授受行之¹⁰⁷。針對此種情形，滿洲國司法部民事第一科長菅原達郎指出

108：

日本人在滿洲國領域內土地權利之取得與享有領事裁判權之間，發 生了種種在理論上難以解決之問題。例如：登記、強制執行或實行 擔保物權之拍賣。尤其像登記係為保護日本人權利而設之制度。

究 其 功 效 ，「 登 記 生 效 主 義 」 本 係 有 利 於 交 易 安 全 、 可 使 不 動 產 之 交 易活潑化，符合資本主義社會之運作需要；此外，國家更可藉以積極介入 私人之交易活動¹⁰⁹。在不時興動權變動登記之滿洲，交易以「地券」為之，

實在不利於日人在當地之經濟拓殖，也有礙國家對土地資訊之掌握。證諸 上述日系官吏意見，以及 1936 年開始之「商租權整理」，我們可知，日人 在滿洲國《民法》採取「登記生效主義」立法例，乃別有用心。

為配合新《民法》的「登記生效主義」，自 1938 年起，滿洲國設置了 大量的「登錄官署」，由其密度觀之，登記制度應有相當程度之落實¹¹⁰。

105 《新制定滿洲帝國六法（滿文）》〈第三編 民事法〉，頁 6。

106林信雄，〈滿洲國民法の指導理念〉，頁 55。載於《早稻田法學》第 21 卷（東京：早稻田大學 法學會，1943 年 2 月）。

107 參閱《滿洲の土地事情》，頁 76。

108〈日本人の土地權利享有と商租權整理に就〉載於《法曹雜誌》3 卷 12 號。轉引自小口 彥太，前揭文，頁 353。

109 參閱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台北：三民，1995 年 9 月），頁 114。

110 參閱《滿洲建國十年史》，頁 218~219 之「登錄官署一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