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雜的時空:從台北霞海迎城隍祭典看文化展演與地方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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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戲劇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Drama and Theat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混雜的時空：從台北霞海迎城隍祭典看文化展演與地方認同

Space of Hybrid Identification: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Sense of Place in Taipei Xia Hai City God Festival

魏正婷 Cheng-Ting Wei

指導教授：鄭芳婷博士 Advisor: Fang-Ting Cheng, Ph.D.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Au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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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委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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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即使到了寫謝辭的時候還是覺得很沒真實感。遙想一年前我還在為論文能否寫成而苦惱，花了一學期尋找論文主題跟方向，動筆後又是重重考驗。幸運的是，

一路走來都得到許多人的幫助與支持。

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鄭芳婷老師，您的課總是給我許多啟發，在我寫作的過程中總給予我相當切實的建議跟鼓勵。感謝兩位口委林鶴宜老師、畢恆達老師，詳盡又細心的點出我的研究未能注意的面向，並包容我在口試當天的種種失誤。還有謝筱玫老師，謝謝您從我最開始決定論文方向時與我討論，並總是願意傾聽跟給予鼓勵。

感謝我的受訪者們，謝謝霞海城隍廟、靈安社、清心樂社、雙連社、大龍峒金獅團、民間遊藝協會、老桂坊、稻舍 URS、甜心咖啡店的受訪者們。謝謝您們不吝分享自身的生命經驗跟知識，我在獲益良多之外也聽到許多精彩的故事。

謝謝台大小田野計畫的夥伴方廷，謝謝妳介紹我社造師的受訪者，雖然與她的訪談沒能用進研究中，但那場對話幫助我對論文方向作出調整，妳的報導也幫助了我許多。

謝謝戲劇所的同學們這三年來的陪伴。R04 的書愷、姿均、博勻、Geneva、璇藝、亦穠、伊翎、殿安、虹儀、辰歡、哲軒，很高興能認識你們，祝福大家都能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前進。謝謝姿均，我們在論文最後衝刺時期彼此打氣，口試當天也互相支援，真的很開心我們都能順利通過這一關。謝謝博勻，這三年來與妳相處學到許多，我們一起為比劇本荒謬百倍的議題憤慨跟行動，也很幸運的能一起畢業。

謝謝威融，你的研究室幾乎成了我另一個研究室，還有各種技術支援。謝謝你陪我唸書、練習英文、學寫程式跟亂聊天，抱歉我臨陣脫逃了，但我之後會努力補學的！期許我們都能達成自己的目標。

謝謝怡靜，是妳在我最低潮時讓我沒有繼續下沉。跟妳揪唸書揪看電影的回憶都很美好，也讓我從焦慮的情緒中脫身。我們未來還有很多機會可以出去玩，一起討論人生的難題。

謝謝楹茹、佳琦，無論是對議題還是興趣我們都有許多相似之處，謝謝妳們一直以來的陪伴。

最後，感謝一直擔心我的身體，在我寫論文時期包容跟照顧我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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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大稻埕的霞海迎城隍慶典在過去曾是風行全台的盛大慶典，隨著社會變遷，大型遶境不再年年舉辦，遶境也不復過往盛況。然而，隨著迪化街轉型為兼具觀光跟文化傳藝的歷史街區後，迎城隍慶典在近年發展出文化節模式，兼具現代的藝文展覽跟傳統的遶境表演。這樣的模式促成不同群體為了迎城隍而行動，建立出一個懷舊復刻、帶多重認同意義的時空。城隍信仰圈的老居民、返家創業者、新進店家雖然都各有對慶典的想像，但在慶典進行的時空中，他們重構的文化記憶也產生在地凝聚力。本研究欲透過分析 2017 年霞海迎城隍中的暗訪、遶境、水巡這三項活動來討論文化展演如何影響地方認同的建立與維繫，而社群在維繫傳統與突破保守桎梏間如何取得平衡。

本研究爬梳地方感、認同感、文化展演等研究，並整理慶典主辦的組織歷程跟變遷。之後以現場觀察輔以對活動參與者的半結構式訪談，並以符號意義來分析

「暗訪」、「遶境」，「水巡」這三項活動。暗訪跟遶境是慶典的重頭戲，而水巡則是近年的新創儀式。這三項活動都有神明淨化與巡視轄境的意義，但因為表演內容跟活動性質而有許多差異。水巡進行了懷舊的景觀復刻，並結合體育活動的宣傳；而暗訪跟遶境跨越日常生活的空間，重申地域邊界，並重構了慶典記憶。

2017 年的迎城隍慶典中有著多元景觀，活動的區分也展現新舊社群的分隔，

但在這樣的混雜時空下，不同群體的記憶重構也建立出一種方向性的文化認同，這樣的文化認同存在缺乏溝通的風險，但也擁有開放的可能性。

關鍵字：文化展演歷史街區地方感文化認同集體記憶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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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rthday Celebration of Taipei Xia Hai City-God was once afamous event across Taiwan, but as time goes by, its fame ceased andlarge pilgrimage was no longer held annually. However, the celebration transformed into a cultural festival, after Dihua Street was preserved and turned into a historic district, tourist spot and art center. The new mode of festival has both modern art exhibition and traditional performances. This new mode allows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to participate, and they built a space of nostalgia atmosphere and multiple identification. These groups of people include local followers of City-God, store owners and employees of creative industry. They all have different expectation for the festival, but they create a kind of cultural memory which unites themselv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observe the festival of 2017 through analysis of three activities: night time patrol parade, day time inspectio n tour, and water patrol parade, so a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performance upon local identification, and how the communities balance between maintaining tradition and surpassing the conservative.

This research went through different fields, such as sense of place, identificat io n,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It also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organization of the religio us celebration. Then it discussed the three activities with field observation and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participants. Last it analyzed the symbols of the three parades.

Night time patrol parade and day time inspection tour are the climax of the whole celebration, while water patrol parade is a newly invented activity. Though these three parades all have meaning of City-God’s purifying and patrolling his territory,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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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are different. The water patrol parade recreated nostalgic spectacle and promoted other sport activities; while night time patrol parade and day time inspection tour strode across living space, emphasize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reconstructed the memory of the celebration.

The 2017 Birthday Celebration of Taipei Xia Hai City-God had diverse spectacles, and the separation of activities indicated the gap between old and new communit ies.

However, in this hybrid space, different groups create a direction of cultural identificat io n with memory reconstruction. Though this kind of identification has risk of lack of communication, it also has potential of openness.

Keywords: cultural performance, historic district, sense of place, cultural identificat io n, collective memory,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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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發展中可以看到兩種意識形態的角力，一派是以經濟發展為名的開發主義；另一派則希望可以維繫特定價值觀，保留當地文史建物或維護居住正義。我從大學時開始關注相關議題，如華光社區、嘉禾新村等，但也注意到的在這樣的角力中往往是開發派勝出，即使有在協商下做出保留的案例，也通常是部分保留，將歷史建物搬遷、轉向的情況也所在多有。在開發派的想像中，只容許現代化、國際化的樣貌，不符合現代、進步形象的住宅地景陸續拆除汰新，由現代風格的地景取而代之，例如過去新店瑠公圳的河道林木遍布，現在立起一棟棟水岸豪宅；新莊老街一帶的老建築陸續拆除，新建高樓包圍著低矮的老街。看著各地頻傳失敗的保存運動快速變動的城市地景，我產生一個疑問：城市的歷史記憶究竟應以何種方式保留？其保留過程的權力運作又為何？地景更替是城市發展的過程，但當一個地區沒有進行刻意的保存或留念，在舊地景被同質性高的現代建築取代，該區特色歷史記憶也會隨之淡忘。我是新北市新莊區的城市小孩，當想像生長的都市有什麼特色時，我感到焦慮，因為我沒辦法找到具代表性的在地印象。當城市追求國際化、現代化的形象時，也正在快速遺忘它們過去的模樣。

保留城市記憶的議題可以再進一步延展為：在現在的這個時代，地方記憶還有何種重要性？在現代化全球化的影響下，地理阻隔被跨越，國家疆界被模糊，人、

商品符號都在時空壓縮下快速流通。現代人所遭遇的是一個不斷變動、遷移的世界，人一地的記憶認同是否還有重要性？但我認為雖然時代變動帶來物質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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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不會完全滿足每項改變，反之有些改變帶來的卻是更多不安定感。人會懷舊不僅是因為對過去特定生命經驗或關係的情感，也是為了尋求一份安定感。網路科技進步後，新興的虛擬社群提供了人們新的歸屬感途徑，實際地景的故鄉是否就此喪失意義？但我認為即使人們自虛擬網路空間尋找歸屬感並不代表他們從此告別實際地景關聯的認同。人們在生命中扮演多重的角色：家庭、工作或是社團，身份認同也可以是多重多元的，並不是擇一的情境。人在一地的日常活動行為都會刻印下記憶，而地景也儲存著社群的記憶生命經驗。於是回到城市回憶的問題：在快速變遷的城市中，地方感隨地景頻繁變動下面臨斷裂的危機，當地社群如何在這樣的狀態保留、重塑地方記憶？

第二節城市中的懷舊敘事

隨著現代化發展，懷舊情緒也開始在城市發酵。無論是由民間或是公部門發起，

城市中出現一種具觀光潛力的老城區。這些舊城活化區在懷舊氛圍下轉化成精緻文藝特區，提供中產階級一個懷舊時空，結合記憶留存商業行銷。這樣的發展使沒落的老城區湧入新的人潮經濟活動，就連該區的過去都重新被回憶述說，即使那些回憶敘事不一定真實。但是文化工作者藝術家的進駐，的確可能替老城區創造出另一種結合記憶消費欲的純正性（authenticity）（Zukin，2012，127）。然而，這些帶入新的理解想像的文化特色除了具吸引觀光人潮的功能，能否讓在地社群藉此重構該地景連結的社群認同記憶？

紀錄藝術創作都能重建社群回憶，靜態如繪畫、攝影、雕刻、文學；動態如紀錄片、電影、歌曲。但戲劇的現場性特質具有讓觀者直接參與互動的潛能，而近年發展的新型劇場也著重在重構關於特定時期或特定族群的生命經驗，讓戲劇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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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群眾去回顧、反思這些歷程：紀錄劇場的演出結合真實紀錄片、真實記錄文件；

一人一故事劇場聚焦在讓觀眾演員共同參與；而社區劇場則致力讓地方社群能凝聚向心力。但從表演空間的角度來看，這些表演出現了兩種現象，一種凝聚地方社群的表演，如社區劇場，多是在里民中心進行，而沒辦法在帶有歷史意義的空間中實踐，因為歷史古蹟的法規規定人不能進行導覽以外的互動。另一種演出則是由專業劇團在規劃成展演空間的文史景點做演出，但這樣的演出內容不一定與當地相關，也不一定能當地社群產生真正的連結。一些新注入藝文活動的景點，如華山藝文特區，雖然再度活絡起來但也當地群體的生活脫節，成為一個周邊隔絕的特別區域。

地方上也不乏結合當地地景文化的展演，許多地方的儀式習俗都還在持續舉行，但也面臨諸多困境。台灣傳統文化在傳承上一直面臨各種挑戰，除了在政治上因為過去威權對本土文化的打壓，使本土文化在其他外來文化對比下總有些自卑感，例如過去提倡北京話貶抑台灣其他本土方言、綜藝節目電影中常以「台灣國語」

作為笑料，相對於歐美、日韓文化帶著異國浪漫的形象，台灣傳統文化卻常低俗、

無知的形象做連結。另一方面，因為全球化轉變的經濟型態使傳統產業遭受衝擊，

傳統文化不得不作出存續轉型，這樣的轉型時常涉及文化商品化文化展演。地方老 街出現越來越多夜市，觀光景點的紀念品店販賣著有著「全台灣特色」的土產禮品。

在台北的老街活化區中，大稻埕迪化街可說是一個相當活躍的例子，不僅保留下原有的街廓，一些舊有商家也依然繼續在此生活。雖然現在仍有關於大稻埕發展是否良好的爭議¹，但迪化街上的表演文化活動亦促使不同世代的人、當地外地人

1關於現在的大稻埕發展困境的評論：李卉，〈大稻埕如何再次創造風華？街區再造面臨困境因應對策之初探〉，《管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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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合作。2017 年霞海城隍廟睽違兩年重辦的迎城隍祭典就是一例。主辦的廟方不同單位合辦相關活動，將宗教慶典藝文活動結合，形成一系列的「迎城隍文化節」。這系列活動不僅包含傳統的聖誕暗訪、迎城隍遶境、大辦桌，也新增了流行文化結合的節目，像是茶職人時尚伸展台、文創小店推出文物展「我的城隍記事」、結合流行舞新式文武將服飾的舞蹈表演。迎城隍祭典作為一個記憶重建的場合，雖然仍存在各種不同階級群體的衝突，各群體的目標願景也不一定相同，卻也反映出一種「複數認同感」：這是一個由節慶所集合的表演，卻不是一個單一的社群認同，

而是一個有著混雜不同階級社群聲音的時空。大稻埕的社群在街區保留之後所做的便是一個兼顧文化傳承經濟發展的多方結盟策略，而這樣的策略也是得自於保 存運動該區的發展歷史。

第三節文化傳承中所生成的地方認同

在文化祭、文化觀光越來越盛行的當代，文化展演的意義不僅是振興地區經濟，

也在現代生活步調中凝聚一種地域性認同。在文化展演的情境中，文化不僅是表演給地方社群看，也是表演給外人看。這樣的新型互動讓不同的界線產生重疊，如信仰、生活方式價值觀等。另一方面，在懷舊氛圍下展演傳統時，新構記憶也舊記憶發生接合，參與祭典的群體的連結被重申、強調。這樣的連結並非單純將所有慶典參與者團結在一起，而有著不同分支分層，如不同的世代、不同的階級，和對文化有著不同理解期望的群體。我想探討2017 年台北霞海迎城隍祭中參與者對大稻埕的認同感，如台北霞海城隍的信眾、台北八大軒社的成員、在地文創商家。在這些群體中包含大稻埕在地人，以及因為興趣或理想而選擇參與活動的外地人與返鄉創業者。大稻埕不僅和居住於此的居民有連結，也對台灣人有著特殊意義。它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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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反映著北台灣社會的變遷：從過去的商貿中心到年貨大街、藝文活動的集合點。

過去作為經濟重鎮的傳統產業區轉變成具歷史意義的特質，也成為觀光藝術創作的題材。現在的台北霞海迎城隍慶典雖不像以往一樣有全台的人潮一起湊熱鬧的盛況，但在這樣的慶典活動中依然可以看到在不同群體的團結，甚至可說是一種共有感。這個研究自許能藉由分析迎城隍的慶典活動來探討地方認同的開放性可能。

第一章擁抱現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存戰術

第一節作為城市舞台的老街區

臺北大稻埕曾是北臺灣重要的貿易通商口岸，卻在港口淤塞產業型態轉變而沒落，主要街道迪化街也面臨拆除危機。但在民間團體發起保留運動，並歷經二十年的爭議討論後，迪化街保留下街廓傳統店面，各方研究者、社區營造團隊也積極在地耆老在地團體紀錄、書寫這個地區豐富的歷史。大稻埕作為老台北的代表印象之一，也是當代各種藝文活動的集合地，除了老式藥店傳統的南北貨、布業市場外，

也有新進駐的社造團隊、文創商店、現代咖啡店、酒吧小劇場。在社造團體推動下，

各式導覽、展覽和講座也在這裡舉辦，儼然成為一個多樣化的文藝展演空間。除卻大稻埕戲苑²思劇場³，迪化街道本身也像是一個長型戶外舞台：大稻埕國際藝術節、

妖怪祭、1920 年代遊行，一年當中不同主題的遊行、表演輪番上陣，將街區作為特殊美學的舞台。

2大稻埕戲苑：位於永樂市場 8-9 樓，由台北市政府設立，以推廣傳統戲曲、布袋戲、說唱藝術為宗旨。參考資料來源：

https://www.travel.taipei/zh-tw/attraction/details/347

3思劇場：由劇場工作者張哲龍創立，位於迪化街百年街屋「小藝埕」三樓，為一現代展演空間，提供劇場工作交流集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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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迪化街上行走時，時常感覺身處在一個異質、多重的空間，但這些空間彼此互不滲透：一邊是帶著傳統氣息的南北貨中藥材店家，一邊則是洋溢文藝氣息的文創商店，文藝展導覽招攬生意的商家在同一個時空卻毫無互動，不同群體呈現分隔的狀態。甚至，在高房租壓力下新進文創商店頻繁的汰換，反而是傳統產業的店面才能長久營運。⁴看似混雜多元的情景卻仍帶著階級差異疏離感。

其實，當迪化街進行保存運動時，政府、社區營造團體當地里民，每個群體對這個地方的想像各有不同，也在保存運動產生衝突。保存運動的主力，是由丘如華女士為首的樂山基金會集結歷史、建築方面的學者發起，主張為了重要的都市歷史象徵要保存迪化街的街景，反對政府的拓寬街道計畫⁵。但另一方面，部分在地人也組成「迪化街繁榮促進會」反對保存運動，希望能拆除那些老舊的街道以改建成現代化商店街。但也有在地商家地主支持修繕留存舊街景（顏亮一，2006，100、

102）。因此可看出，在地不同聲音因為各自的利益考量對街景保存而有不同態度。

而在迪化街區保留下來之後，各群體依然對這裡的發展抱著不同想像。作為公部門的都更處認為迪化街的活化不僅要包括地景的維護創新，也希望推廣「更好的生活方式」，改變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邱淑宜，2014，80）。由政府民間社造團體設立的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在迪化街區所做的「活化」「再生」以改造成中產階級觀光客的生活消費品味。但對在地居民商家而言，這些新進駐的URS 他們並無緊密關聯，新創的文化運動對他們很有距離感。在公部門強力實施下，一些在地人也憂慮新的社群會取代舊的社群，形同「乞丐趕廟公」（85）。然而也有一部分在地人選擇在這樣的環境振興地方文化。霞海城隍廟第六代廟務

4關於大稻埕上的文創難以生存的相關報導：http://bit.ly/2DdbERh

5迪化街拓寬計畫：1970 年代末期台北市政府核定實施將迪化街一段變更為 20 公尺的道路的計畫，而引發民間發起一連串的迪化街保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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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陳文文便積極不同單位合作，協辦各種活動如年貨大街、元宵花燈展等，也積極舉辦不同社區活動、導覽、民俗展演以推廣大稻埕的歷史（謝宗榮、李秀娥，

2006，234）。霞海城隍廟承襲了過去信仰做為凝聚鄰里的中心角色，負責推動社區的公共活動。而在這些活動中，最具歷史傳統表演內容的當屬五月十三的「迎城隍」

祭典。

迎城隍祭典不僅是個能吸引觀光人潮的文化活動，更是在地人最重要的共同記憶。然而在 2015、2016 年因為修繕廟宇經費不足而停辦後，祭典直到 2017 年才重新舉辦。重辦祭典的動作不僅象徵霞海城隍信仰圈重拾中斷的傳統，也讓大稻埕舊社群追尋失散的記憶，並促使廟方、各產業商家、軒社陣頭等多方群體進行結盟，利用祭典來推廣地方文化。具觀光文化傳藝的歷史街區雖然存在媚俗風險，但這些文化展演依然能做為凝聚鄰里情感在地認同的媒介。但雖然地區中心的宗教性祭典促使不同社群的合作，也可能導致不同群體間的衝突。

第二節霞海城隍慶典昔日盛況與挑戰

霞海城隍廟是整個迪化街區的中心，大稻埕區域有著共榮共存的緊密關係，五月十三的迎城隍更是北臺灣最大規模的宗教慶典（廖珮君，2004，167）。「城隍」

兩字分別代表城牆護城河，最初的信仰可能是中國民間自然崇拜之一（黃柏芸，

2006，10），後逐漸受到朝廷重視，到明代開始正式制度化並納入國家祭典。臺灣的城隍信仰也從明鄭時期開始，到清領時期先後設立了十八座官祀城隍廟，這些官祀城隍廟當地行政機關有直接關聯，具強化統治教化人心的功能（廖珮君，2004，

159）。但大稻埕的霞海城隍廟則是由民間私人所建立，最初是泉州同安人陳金絨從原鄉請來台灣供奉的守護神。1853 年發生頂下郊拼，同安人三邑人之間的嚴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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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同安人從艋岬逃至大稻埕區，將霞海城隍暫時供奉在陳金絨之子陳浩然經營的糕餅鋪中，1859 年由民眾募資建成廟（謝宗榮、李秀娥，2006，12-13）。直到今日霞海城隍廟仍具有私人性質，廟祝也一直是由陳家子孫擔任。

然而霞海城隍的祝壽祭典不僅是宗親或信仰圈的盛事，也是整個大稻埕區在文化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重要活動。祝壽祭典的系列活動內容依序為：「祭典協會祝壽祭典」、「放軍」、「海內祝壽祭典」、「暗訪」、「聖誕迎城隍」、「梁皇法會」到「收軍」（謝宗榮、李秀娥，2006，128）。除了宗教儀式更濃厚的祝壽祭典法會外，最受人關注的是暗訪聖誕迎城隍這兩個遶境活動。雖然都是區域巡視，暗訪聖誕迎城隍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氛圍。暗訪是入夜後神明帶著文武判、七爺八爺、家將出巡，

具神煞驅邪的性質，原本一般民眾需要迴避這樣的場合，但隨著時代改變，夜訪也漸漸開放民眾參與觀隨行，成為另一種觀光景觀。另一方面，迎城隍遶境則是為城隍慶生的大遊行，也是整個祭典中最盛大的活動，有著「北港迎媽祖，台北迎城隍」、

「五月十三人看人」等俗諺形容遶境盛況。遶境活動之所以能發展得如此盛大，一方面也是因為店家以此作為商業宣傳的平台。1920 年在看到台南大天后宮媽祖的迎神會裡成功的商業廣告藝閣後，大稻埕也出現希望霞海城隍廟會著效仿的呼聲

（宋光宇，1993，319）。自那時起，大稻埕的商店紛紛在迎城隍遊行中推出爭奇鬥豔的表演節目：各種華麗藝閣裡搬演著傳說故事或雜耍，蜈蚣閣載著裝扮成古代英雄的藝伎一字排開以吸引群眾矚目。也有段時期店家主動提供獎牌鼓勵藝閣樂團良性競爭（李秀娥，2002，127-128；宋光宇，2012，132）。在日治時期，除了民間商家的共襄盛舉，當局也鼓勵這個慶典以促進地方的經濟發展：鐵路局也鼓勵民眾搭乘火車，旅店推出折扣以吸引更多人潮參加遊行（李秀娥，2002，124）。五月十三對大稻埕人來說是過年後第二大的慶典，也是一個打破日常常規社會隔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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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場合，女性可以藉此機會做新衣、上街看熱鬧吃辦桌、探訪親戚朋友（陳惠雯,1999,161）。

隨著時代的改變，遶境組成隊伍進行方式多次發生變動，如暗訪隊伍改為虎爺領路、引路童子的臉譜樣式、手持物的修改，家將團從三團減少為一團，八大軒社各自增加七爺、八爺兩名神將，遶境天數、路線也曾做過更動（李秀娥，2002，119）。另外，由發願信徒自行組成的八將會在民國1996 年時終止。終止原因既是因為成員年事已高，也是因為八將會軒社甲頭人之間的矛盾衝突（鍾秀雋，2014，272）。八將會結束同年，幾個將團也不再參加慶典，霞海城隍的駕前護衛改由外地的將團前來支援演出（274）。遶境也因為政治壓力或財務問題而數度停辦。如在 1960 年代時任台北市民政局長柯台山禁止大稻埕迎神遊行，1974 年大拜拜宴請的習俗被視為鋪張浪費的陋習而遭禁止（李秀娥，2002，131-132）。

但影響慶典延續否的最關鍵原因，是慶典主辦成員——祭典委員會廟方之間的矛盾。祭典委員會由地方耆老、商業公會、里長所組成，獨立負責籌辦慶典的大小事務募款（宋光宇，1993，303）。兩個組織各自獨立運作，也分別在霞海城隍祭的歷史中擔任重要的角色。但雙方因為經費問題產生多次爭執衝突。祭典委員會後來因為景氣不佳，布商成員隨產業外移搬離或是後代不再熱衷祭典事務。後來又因時任理事長之子涉及弊案醜聞⁶影響，遂全面停辦所有的慶祝活動（李秀娥，2007，

41-42）。直到 2006 年，因為正逢霞海城隍廟建廟一百五十週年，廟方親自接手重新舉辦慶典。自那時起，慶典活動不再透過祭典協會聯繫各方軒社陣頭團體，也廢除過去的爐主頭家制度，但因為如此，以往遶境沿途頭家爐主競相加碼的熱鬧景況

6 2000 年爆發台鳳公司發生炒股弊案，台鳳集團總裁黃宗宏因親自涉案遭判刑。相關新聞：〈《台股史上知名炒股案系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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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復見（鍾秀雋，2014，261）。

表 1-1 霞海城隍祝壽祭典的主要活動內容

日期（農曆）活動名稱內容簡介

五月六日祭典協會祝壽祭典祭典協會進行祝壽的祭祀儀式。

五月六日放軍將霞海城隍廟的五營神

將請至五方土地廟以鎮守地方安寧，確保遶境順利。

五月六日海內祝壽祭典海內會進行祝壽的祭祀

儀式。

五月十一至十二日暗訪迎城隍遊行之前的夜間

巡視，由城隍帶領文武判、七爺八爺、家將在鄰里間巡視人間善惡是非。

五月十三日聖誕迎城隍迎城隍大遊行，由各方軒社、獅團、將團一起為城隍祝壽，過去也加入商家的藝閣隊伍。

五月十三日梁皇法會為信眾祈福消災。

五月十八日收軍將兵將請回城隍廟鎮守

資料來源：《台北霞海城隍廟》製表：魏正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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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迎城隍慶典內容經過多次改動、組成份子、部分習俗景況也消逝，但這個活動對當地依然有著代表性的意義。2017 年迎城隍慶典前夕，當我詢問附近的社造團隊時，他表示希望能在今年的祭典重現大稻埕的風光時刻。由藝術家徐丹語替 2017 年迎城隍系列活動繪製的視覺設計圖也可以窺見一二：繽紛的將藝、獅團、

軒社組成一支綿延不絕的表演隊伍，外圍聚集大批看熱鬧的群眾。

景觀一直是祭典的重要要素之一。迎城隍遶境的展演性質不僅能吸引民眾看熱鬧，也能促進附近店家招攬商機。過去因為缺乏娛樂，廟會成為了另一種娛樂來 源，就如地方耆老，玉鳳旗袍的陳忠信師傅所說：

以前沒有連續劇，也沒第四台，也沒彩色的，要看最漂亮的就是到廟會才看得到。⁷

過去人們觀賞祭典時除了因為信仰，也為滿足感官上的娛樂。但現在生活充斥各種感官刺激的娛樂，文化慶典已不僅是滿足感官的唯一娛樂，而成為滿足懷舊經驗的來源。舞龍舞獅在現代社會代表著日常生活以外的特殊傳統，遊客圍觀拍照以茲紀錄紀念。不僅是遊客，對祭典參與者和當地人來說，用影像記錄下這些慶典活動也有著刻印他們自身的生命經驗的意義。隨著攝影技術的演進，當下經歷可以隨時以影像記錄下來成為日後留念的景觀。遶境景觀不僅作為吸引遊客的劇目，更是大稻埕人用以重構、維繫共有記憶的媒介。歲時節慶既是聯合社群成員的契機，也是個體生命經驗的節點。我們因為一年不同節慶而產生時間感：新年、元宵節、端午節⋯這些節日伴隨的習俗也讓人創造相應的特殊回憶，再進而以這些回憶構成對文化的認同感。因此在儀式進行間刻意製造文化景觀，強調拍照留念既是為了觀光的宣傳包裝，也是為了凝聚在地的社群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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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地方社群在文化展演中展現的「複數認同」

商品化將抽象意念、情感、認同等化作可見的實體，其他外地人反而得以認識並理解一地的象徵意義（Meethan，2001，86）。觀光業讓地方特性轉化成可交易的故事（narrative），而這樣的效果同時影響著在地的主人旅行至此的客人（154）。

觀光業替地方帶來的商業化雖然有著收編扁平化地方文化的風險，外地觀光客也可能對觀光點的環境造成擁擠、髒亂的影響，但觀光點中的主客互動不盡然是絕對負面的。地方為了自我宣傳而強調特異性，也可能因為外來者的到來，使在地社群轉而確立對地方的認同感。

從遊客的角度來看，當他們造訪一個歷史地景時，同時也體驗一個虛擬情境

（Kirshenblett-Gimblett，1998，171），因為觀光導向的歷史街區不只是保留地景，

也重製該區的記憶經驗。歷史場景、過去的日常用品到了當代，就如同被放進博物館化的文物展示，以特定角度剪裁、紀錄轉化成一個特定的敘事。記憶被製造、編碼化（codified）以套用到各種商品中（185）。在文化展演中，儀式內容、表演者的身體也都成為拼湊某些特定形象的符號。觀光區居民的生活、節慶活動文化表演都是替觀光客旅行經驗增添特殊意義的元素。

但對當地人來說，文化展演也幫助他們凝聚社群情感並確立在地主體性。大稻埕霞海城隍祭典透過記憶重建表現出一種存續戰略：一方面促進地區商業消費、文化推廣；另一方面則讓在地不同群體策略性的結盟合作。當霞海城隍祭重新舉辦時，不同群體對大稻埕懷抱的願景也得到了體現。表演者、在地的老居民因為重新舉辦這些儀式活動而重拾過往；另一方面，新來的文創小店、社造師、文史工作者則因為觀看或是加入這樣的展演而能補足對大稻埕的傳統文化想像。

當大稻埕地區因為迎城隍慶典進行多樣化的展覽表演時，也正在創造一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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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空間，這個空間反映出當地社群的關係。Lefebvre 提出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

是由社會中不同作用力交互作用時所產生而來，這樣的空間也反映出社會關係

（relation），屬於表象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空間的歷史並非只是回憶特定事物，而是反映一地的網絡政治框架，該區在一段時期內的樣貌（Lefebvre，1991，116-117）。霞海迎城隍慶典中的意義不僅是因為這是代表在地歷史的慶典，也因為當新舊群體因為這個節慶而聚集時，他們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合作或衝突，但也都參與建構或維繫了當地的社會網絡結構。

但也因為城隍祭典出自大稻埕舊社群，慶典主要活動依然是由廟方舊社群主導，這樣的運作方式是否繼續鞏固了社群原有的權力結構，讓位處邊緣的群體或是新加入的群體難以參與？而雖然在地社群試圖藉由展演這些活動取回大稻埕街道的自主性，但依然不能抿除文化商品化、宗教觀光化的問題。這樣的問題並不是說商品化觀光化就是泯除「原有的」文化，而是作為改變文化的其中一個作用力。文化一直是動態的，並會隨著組成社群時代而有所改變。需要更加審視是在這樣的改變中不同群體的力道是如何相互作用，並反映出什麼樣的意義。當地方主體進行再現、再生產的活動時便可能創造出超越現有邊界概念的新脈絡

（Appadurai,2009,264-265）。同樣的，在霞海城隍祭典中傳承推廣的儀式表演的同時，也會因應現在的時代創造出混雜新舊的意義。但是當大稻埕城隍慶典的舉辦者希望能讓外來者認識傳統文化，一方面進行文化展演時，重塑的地方認同也在排拒地區以外的份子。而當傳統維護的組織結構不變時，在維繫傳統時是否也維持了傳統社群的權力結構？維繫傳統文化主體性固然重要，但從階級、性別等面向來看，

對一些傳統的堅守反而會落入保守論述。當代雖然出現多元價值的呼聲，但除了從制度面爭取權益，我認為在文化面上也有著突破的必要，這在不同族群文化中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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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必須面對的課題。

我希望觀察2017 年的霞海城隍祭如何影響地方認同的建立維繫，也想探討參與慶典的社群在維繫傳統與突破桎梏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慶典的表演者想表達的訊息真正表演所呈現的意義也不盡相同，而在一個被定位成文藝中心的歷史街區進行的傳統慶典展現出什麼樣的印象，而這些印象在當代情境中又有什 麼意義？這也是我想要在這篇論文所探討的主題。

第四節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方法由文獻整理現場觀察這兩部分組成：文獻資料包含蒐集過去關於霞海城隍祭典的文獻研究以了解活動的歷史脈絡，以集中分析2017 年霞海城隍祭中的水巡、暗訪、聖誕遶境這三項活動；現場觀察則是包括實際參與這三項活動，

並以半結構式訪談參與過表演的相關人員，包含主辦的廟方、遶境的軒社成員、在地店家等。

在理論回顧的部分，我會整理人類學、地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對於地方感、認同感、文化展演的研究。雖然這些學科在面對文化時採取的角度研究方式都不同，

如以理論或是實證研究，或以宏觀微觀的角度觀察等等。但跨域研究也越來越興盛，許多學科開始互相涉足，人類學不再只研究工業時期前的聚落或非西方國家的社會，而開始探討現代都會區的社群；政治社會學研究也不僅是討論國家相關的議題，也觀察國家規模之下的利益團體（Cohen, 1976,128）。而文化地理學則將地景視作一種投射人意念的文本（Crang, 2003, 35），分析社群在空間中的權力關係象徵意義。因此，我在探討大稻埕的文化展演時，鑑於這個主題涉及空間，文化展演文化景觀，我也將回顧、整理不同領域的相關研究如社會人類學、文化地理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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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

當要探討地方認同時，就不能忽略當地的歷史脈絡，因此除了回顧2017 年霞海城隍祭的歷史文獻，我也將透過現場觀察，輔以參與者的半結構式訪談來討論霞海城隍祭典中水巡、夜訪、迎城隍遶境這三個活動中的籌劃過程合作方式。我想知道這些共同參與活動如何凝聚向心力、激發對在地的認同，或是可能產生什麼樣的矛盾。更重要的是，這些文化展演如何影響參與者對地方的認同願景想像。

在訪談的部分，我的訪談對象分為廟方、軒社、店家、民間遊藝協會、獅團這五種類別。我尋找受訪者的方式主要是先透過網路的臉書粉專做初步聯繫，確認該社團或店家有意願受訪後，願意受訪的成員約訪，訪談時間約半小時到一小時。訪談問題為半結構式訪談，但會包含個人生命經驗裡對大稻埕迎城隍慶典的記憶感受、2017 年參與慶典的經驗、對現在慶典的變化的想法這三個面向。我最後找到九位受訪者：廟方一位、軒社三位、店家三位、獅團一位、民間遊藝協會一位。（見表1.2）其中軒社之中雙連社的受訪者因為不方便面對面受訪，因此我是採填寫問卷的方式獲得資料。儘管我將受訪者分成如上類別，但有些受訪者也有多重的身份，例如廟方的受訪者既是城隍廟活動的主要策劃人，同時也是大稻埕創意街區發展協會的文宣長。而店家受訪者當中的受訪者H 所服務的「甜心咖啡店」在 2018 年已停止營業，但因為該店家在 2017 年積極參與慶典活動，故也列入受訪名單。

我原本想尋找軒社以外的其他表演者，如在水巡活動中表演的大稻埕青年歌仔團，

但因為難以找到願意受訪的對象，最後僅訪到大龍峒金獅團團長。我所找到的受訪者以青壯年為主，年齡介於三十歲到四十歲。傳統表演社團的部分，除了靈安社的受訪者並非在地人，其他軒社、獅團遊藝協會的受訪者都是大稻埕在地人。值得注意的是，店家中「老桂坊」「稻舍URS」的店主都是過去曾住在大稻埕或附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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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而因為文創的工作而返回大稻埕。而即使是外地人，如甜心咖啡店，也會因為工作慶典的參與，在地產生情感連結。

在現場觀察的部分，我除了現場觀察水巡、暗訪聖誕遶境這三項活動外，也在迎城隍活動舉辦之前到迪化街區觀察保存後的街道樣貌，商家發展情況，也參與觀了廟方商家合作的迎城隍文物展。在活動參與上，我全程參與了水巡活動，從早上九點的碼頭的祭祀到中午的踩街。而暗訪遶境因為進行範圍太廣時間太長，我只有參與到活動前半段，之後輔以活動的紀錄影片新聞報導來進行分析。暗訪活動分成南區北區兩種路線，我選擇北區路線，觀察暗訪的參與表演隊伍在迪化街區的表演情況和現場狀況。在五月十三遶境中，我則是先在和安宮附近做定點觀察，觀察約兩小時後沿著遶境路線走，觀察街道上的表演團體民眾參與的狀況。會選擇和安宮作為觀察的點是因為和安宮並非大廟，所在的巷弄也非鬧區，我想觀察在這樣的空間中，表演和觀看的群眾是否會在觀光區或大廟前有不一樣的互動情形。

我在分析水巡、暗訪、遶境這三個主要活動時，會以符號意義的角度切入儀式活動。儀式展演文化社會秩序的縮影，而符號則是承載這些意義秩序的載體。符號分析並非從參與者的主觀感受出發，而是將活動視作一種文本來解讀，這種分析方式雖然也存在詮釋上的侷限，但也提供另一種觀看的角度。作為城隍慶典歷史中的重要環節或新創的儀式，當它們在表演時，哪些景觀符號被選擇作為再現強化，並延續或新創出什麼樣的符號訊息？

我的分析聚焦在祭典活動的文化符號，和舉辦祭典的參與份子的身份他們的主觀感受，這樣的研究方向是從活動內部向外出發，但並不能關照到被排除在祭典活動外的群體，像是新住民、未參與祭典的商家。我並未訪問遊客，而外來者的角度也僅能以自己的觀點做觀察，也因為我能接觸的受訪者有限，他們也不能代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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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分屬的群體，僅能作為社群中其中的聲音。除此之外，這個研究所建立出的框架因為大稻埕特殊歷史脈絡相關，所以不能套用在其他地方的文化展演研究上。然而，這份論文期許能給未來想觀察大稻埕地方認同的研究者，或是其他文化展演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參考。

表 1-2 訪談人代號與身份背景

代號身份背景備註

受訪者 A 30 多歲，靈安社成員，小時候因為父親在大稻埕工作而有看遶境的經驗，長大因為興趣加入神將團

受訪者 B 35 歲，清心樂社成員，住在大稻埕 20 年，父親自己都參加軒社活動。

受訪者 C 35 歲，雙連社成員，大稻埕在地人，父親自己都參加軒社活動。

因為不方便直接受訪，故採用問卷形式回應

受訪者 D 55 歲，民間遊藝協會會長，

也是軒社成員

受訪者 E 30 多歲，大稻埕創意街區發展協會文宣長，也負責廟方活動籌辦，外地人，因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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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遶境文化

受訪者 F 39 歲，文創店家「稻舍 URS」

店主，小時候住在大稻埕後搬走，過去沒有看遶境的經驗

受訪者 G 40 歲上下，文創店家「老桂坊」店主，小時候住在艋舺，

常到大稻埕拜訪親戚，過去有看過遶境的經驗

受訪者 H 29 歲，文創店家「甜心咖啡店」員工，外地人，本身有接觸民間信仰

受訪者 I 50 多歲，大龍峒金獅團團長，

大龍峒在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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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製圖：魏正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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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生活、表演、信仰的模糊邊界

藝術與生活並行在迪化街區裡，老街景營造懷舊氛圍，卻不一定具備方便的生活機能。當地傳統產業延續，但也面臨諸多經濟上的挑戰。觀光化與文藝化雖然為老街區帶來新生機，卻也有著陷入觀光凝視的問題。另一方面，過去信仰在地仕紳文化有著緊密連結，但在傳統宗教污名化的壓力下，民俗文化現代美學產生分隔，在懷舊氛圍下重新受到重視。遶境活動也逐漸成為一種建立在地認同的文化展演景觀。

第一節生活展演的邊界 1.1在地社群的地方感

人在一地活動時會產生情感記憶，進而對該地方產生認同感，在迪化街上的文創店家，有些雖然不是居住於此，但因為工作關係而接觸大稻埕的環境鄰里，也進而產生情感認同。空間是無形、非固定的，但在人感知並詮釋空間的經驗時，便會建立出對一個「地方」的認識（Relph，2008，8）。人文地理學者 Yi-Fu Tuan 以現象學的角度觀察並討論地方感的形成。對地方的認知來自人對環境的知覺經驗，人藉由知覺來理解、分辨距離方向，也培養識別空間能力。隨著人熟識度的增加，陌生的空間逐漸轉成一個「地方」。地方是包含景觀、聲音氣味的文本，也是意象符號的集合。各地族群也透過空間知識的傳承、地圖繪製來紀錄生活領域，在這些知識傳遞藝術創作的過程中，人們也建立對地方的熟悉度認同。人對故鄉的情感是自然而生的，這些情感強度也因文化歷史脈絡而異。鄉村的自然環境可以引發人的情感，在都市則是作為信仰中心的寺廟（Tuan，1998，158）。Relph 將空間分成不同層次，包含個人經驗的空間到有社群互動、生成地方文化的空間。一個地方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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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視覺地景的要素，也有一定路徑（route）、當地社群個人經驗相關聯（Relp h，

2008，29）。Tuan 與 Relph 的研究雖然都以個人經驗為主，但也注意到群體文化對個體情感記憶的影響。地方感不僅是個人對鄉土的情壞，也可以延伸成一種集體認同。雖然許多地方感研究聚焦個人的獨特生命經驗，但也強調生活在同一區域的群體有共同的回憶（蘇揚期、王柏山，2005，131）。對地方的認同建立在對「內外」

的區別（Relph，2008，49），並強調地方的正統性（authenticity）意義（63）。以這樣理解的地方是個具特殊意義歷史，卻也是一個封閉的整體（Lewicka，2011，209）。地方依附感（place attachment）小至家庭、鄰里，大則可至城市、國家，也可能因為地方群體的異質性而影響，例如不同階級或族群之間便較難產生連結。而人們對一地產生依附感的理由也不盡相同，既可能是因為該地的象徵意義，或是單純因為知覺經驗所產生。象徵意義的地方依附感包含鄰里間的情感或因為世居而對地方的連結；單純知覺經驗則是因為環境氣氛而對一地產生連結（Lewicka，2011，213）。

隨著現代化全球化的影響下，無論是地景、物質生活、文化符號都進入更快速的變遷傳遞中，抽象概念想像也能影響現實生活的實踐。對一地時空的想像可以透過城市規劃建築來實現，也可能影響一地的生活方式（Harvey，1990，204）。但雖然建築規劃改變了生活空間，也不能完全決定人們在這個空間中的行為，而人或社群對空間的感受互動方式也各有不同。地方空間是維繫社群共同經驗的核心，也影響當地人重複特有行為，新加入的居民也會因為社會化而著學習這些習慣（Crang，

2003，137）。維繫地景不僅是保留下該區的歷史記憶，也是保留當地社群空間的關係。然而，在迪化街舊街區的情況中，雖然保留下原原有的地景，但因為產業發展經濟壓力，當地社群依然產生了人口外流的問題。在政府發起的規劃之下，新的經濟活動觀光發展也引來不同份子進入，他們進行的經濟活動也持續影響迪化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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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鄰里關係。迪化街區保留之後，政府介入社區規劃，既改善硬體設施也推動文化產業化（楊政樺，2006，50）。1992 年台北市都市發展局提出「企業回娘家」的策略，希望吸引相關企業投資迪化街再生運動（75）。1996 年迪化街在政府推動下開始舉辦年貨大街，除了做商業促銷，也藉活動進行期間展示大稻埕文物藝文表演以推廣當地文化（128-129）。迪化街因為年貨大街而重新獲得外界關注，政府也設立社區規劃的駐點 URS。而活化後的歷史街區也開始吸引新群體進駐：有的人是家族過去居住在大稻埕而回鄉創業；也有人是因為對當地文史有興趣而決定深耕的店家文化工作者。但對當地文化的認同不再只是單純以先來後到、居住時間長短來界定。外來店家對地方的認同感強度取決於是否和在地社群有緊密關係，這樣的關係可能是因為其產品與地方產業相關，或是經營者在開業前就已跟鄰里相識。但是，不同產業的分佈經營方式的差異依然讓店家之間產生分隔。

然而當地混雜的群體在經營方式對地方想像的差異中也反映了兩種思維的矛盾關係：一方是文化保存傳承，另一方則是當地生活機能的考量。要如何在這兩者取得平衡成為當地須不斷面對的課題。

1.2 生活保存間的矛盾

「這邊很少在地人會持續住在這裡，因為他的生活條件沒有那麼好。」返鄉創業的受訪者 F 如此表示，雖然他認同大稻埕是一個文史豐富的地區，但也認為生活機能依然較為不足。而另一個居民則認為大稻埕很有特色，但也是「落後的地區」。雖然大稻埕享有保存發展並續的美名，但生活文化保存之間依然產生摩擦。

迪化街區雖然保存下有特色的地景，但在後續的規劃使用上依然有著許多問題。

通道意象受到空間特性建築風格影響，特別寬敞或狹窄的街道都會因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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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不同，而更容易吸引注意力（Lynch， 2014，83-84）。迪化街的狹窄街道在視覺上有巴洛克式騎樓低於週遭現代大樓的天際線，嗅覺則有店家販賣的南北貨藥材帶來的濃烈的氣味，這營造出一種特殊的參與訪經驗，但也造成使用者通行的不便。

洪進東的研究發現街區保存後的區域發展並未能均衡發展，而即使是發展較好的區域也有著交通動線不良景觀凌亂的問題。作為現在主要觀光區的迪化街南街（約民生西路至歸綏街一帶）已經相較其他街道更為狹窄，當地商家的使用方式又讓通行更加不便。中藥行、南北貨商家都習慣在店門口騎樓中擺放貨品，讓已經狹窄的騎樓通道更加縮減；迪化街一段兩邊都劃設機車停車格，而商家的貨車汽車也經常停放在街道邊。而人車共行的街道也提高了行人的不便危險。而人潮多聚集在南街，北街（歸綏街以北到涼州街）的商家相對冷清，也有許多店家閒置停業的現象，約有一半的店家未營業。南街北街在街道活化計畫之後發展極度不均衡（洪進東，2014）。在我實地走訪時發現騎樓佔用人車共行的問題依然存在，人潮也幾乎都集中在南街。從民生西路到迪化街上的中藥行幾乎都會將果乾、零食一類的推車放置在店門外（見圖2-1、圖 2-2），一旦人潮變多時，行人便常需要走到街上車共行。而雖然2018 年地方政府即將實行迪化街徒步規劃，但這項決定依然難以滿足每個利益團體，如有些店家就需要為這項措施調整貨車的臨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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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圖 2.2

圖 2.3

圖 2-1 民生西路上中藥行在騎樓內擺設南北貨攤位

圖 2-2 迪化街的騎樓通行狀況

圖 2-3 迪化街一段南街的街道

攝影：魏正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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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化街上的商家組成可大致分為三個群體：第一種是傳統老產業，其中又可再細分成由中藥行南北貨組成的迪化商圈，由布行南街店家組成的永樂商圈。第二種是新的精緻商圈，如餐廳、咖啡廳、酒吧文創商店；最後一種則是透過承租在特定時間年貨大街時擺攤的流動攤販。

大稻埕主要傳統產業具有悠久的歷史，即使到現在也依然維持著專業區的型態。黃婉茜在觀察中藥、南北貨布業這三種傳統產業的分佈消費空間時，發現傳統產業在地方上各自具有緊密的人際網絡生產鏈，而隨著經濟型態變遷，不同產業受到的衝擊因應方式也不同。南北貨在清代發展，原本以進口中國貨品為主，到了日治時期因為鐵路水路的發展，迪化街成為全省最大的南北貨批發中心。隨著各地的零售市場、到近代超商量販店發展，傳統零售業數量銳減，南北貨批發商也連帶受到衝擊，有的歇業，有的轉作零售增加販售品項。過去南北貨主要在迪化街的中街，

但隨著許多店家的搬遷歇業，這些區位則被中藥行取代，而一些中藥行也開始兼賣南北貨的趨勢也影響到傳統南北貨的生意。中藥行業在時代變遷下受到的衝擊較南北貨小，依然能維持一定的客源，因為雖然西藥科學西藥的引進影響了傳統中藥行的市場，但因為藥行具有良好的聲譽，也依然有人偏向使用傳統水煎藥調養身體。而因為中藥業傳統是父傳子，師傳徒，因而形成一個封閉的系統，自有一套通路經營方式。租金的高低影響了中藥行的分佈位置，純批發的商家則在租金較便宜的巷道中。迪化街的店家多為零售商，有些店家為了爭取散客的生意會在騎樓兼賣南北貨零嘴，有穩定客源的老店則不會兼賣。布業在1960 年代因為紡織工業的興旺而著發展迅速，聚集在迪化街永樂市場一帶。現在布業主要聚集在塔城街、東西向南京西路，及民樂街和西寧北路。在成衣市場崛起後，消費者改購買成衣，布業批發商的客群開始從零售布店轉成加工業者。隨著手工藝的興起，平常會到迪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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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布的消費者是因為製作手工藝、或是服飾設計相關科系的學生（黃婉茜，2012）。清朝郊行多集中在迪化街的中街南街，並以媽祖廟、城隍廟為中心形成一個兼具商業信仰的市集。日治明治 37 年政府設立了大稻埕市場，明治 41 年市場位置遷移到南街，配合原有的帶狀市集形成一個活絡的交易場所。民國五零年代布業興盛期時，眾多布行商家集結在永樂市場，自行改建、搭設攤位。民國71 年政府進行永樂市場的改建工程，將市集改建成現代化大樓，依樓層做不同使用，取消了原本市集街道的緊密關聯開放動線，原有的顧客反因為消費空間的變化而流失（高綺蔓，2006）。

在街區保存後，1996 年台北市都發局為提升地方經濟而推行年貨大街，1999 年專由大同區公所主辦。雖然年貨大街曾經讓迪化街的年貨市場活絡起來，隨著現代其他年貨的通路開始出現⁸，近年來年貨大街的買氣下降，許多店家開始轉而將騎樓出租，讓年貨大街出現許多年貨主題無關的攤販，反而有夜市化趨勢。不同商圈的需求在街區規劃上因為涉及不同利益考量也產生衝突。新式藝文商店因為觀光業而帶來生意，傳統商店卻因為將店面出租而受到調漲租金的壓力。⁹ 這樣的衝突也代表著不同價值觀的碰撞。迪化街區的設計願景近年規劃發展方向或者可以用Florida 的概念來說明。Florida 提出「創意階級」概念，創意階級雖然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但並不是像傳統社會學所理解的資本家階級。創意階級所擁有的優勢並非實質資產，而是對事物擁有新創的看法思考。但雖然創意階級並非傳統的企業家，依然擁有一定的文化教育資本，而他們的美學品味價值觀也塑造了他們對當地文化的呈現方式（Florida，2003）。Landry 認為城市中的創意可以作為結合文化特

8 出自田野訪談資料。

9 因為觀光業帶來店面租金上漲的相關新聞：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9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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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地方潛力，以創新方式進行管理、規劃、分工，以活化一個地區。創意發揮不只是為了提升產業競爭力，也為了創造更優質的生活風格，並凝聚城市群體的價值認同。在這樣的理想中，藝術創新能打造一個兼具包容性地方特異性的公共空間，

促進當地人的合作團結，也可兼容外來者的加入（Landry, 2000）。

但創意的理想在實踐上依然存在不對等權利的運作。邱淑宜在回顧URS 公部門在大稻埕實踐藝術創造的行動時，發現推動改造的群體已經抱有一個「提升生活品質風格」的願景，而那個願景結合了從西方社會嫁接而來的價值觀，卻在地老社群缺乏連結。這些藝文活動吸引具有相似品味文化素養的參與者，像是中產階級或觀光客，卻沒有辦法吸引在地舊社群的主動參與。不同群體非但沒有因為這樣的創意轉型而產生交流，反而強化了社會的文化階級（邱淑宜，2014）。

陳勇全在研究大稻埕的都市保存時，注意到大稻埕擁有豐富的文史資源，不同團體也經常這裡進行文化活動，如大同區公所的文化月，民間的宗教慶典、外來文化團體也不定期在這裡舉辦藝文活動。但是在街區保存後，在規劃面上公部門並未民間建立起良好的溝通，許多民眾難了解都市計畫內容。在觀光面上則缺乏給觀光客的完整文化指標，文化面則是未能做好文化活動的宣傳。陳勇全的研究也注意到，雖然大稻埕有許多團體都在推行許多文化相關的活動，但公私部門之間缺乏橫向的連結互動，民間團體之間也未建立有組織性的合作方式，隨著時間過去也時常有團體因為難以維繫而停止運作（陳勇全，2001）。

在我的訪談對象中，一位前公部門的社區規劃師表示，在活動規劃上各團體都是各做各的，並沒有建立起一個有組織性的合作。對應陳勇全的研究，可以注意到即使到現在，不同群體間依然處於分散的狀態。但這不代表當地沒有社群想要嘗試進行區域合作交流。霞海城隍廟近年來想將祭典往精緻文化的路線發展，也試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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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業建立一個合作網絡。在地文藝取向的商店除了公部門設立的URS 外，也有由在地人後代所經營的文創商店，他們選擇回鄉開業時既是想傳承，也希望能透過創新商品傳播特定價值生活美學。這些文創業者霞海城隍廟合作，希望能結合傳統文化慶典打造一個主題式的消費空間。但也因為大稻埕複雜的商圈組成，不同產業的生態需求不同，這樣的構想在實踐面上依然面臨諸多挑戰。但在霞海城隍祭的系列活動中，不同的群體都在這個特殊的節日裡因為各自的需求而做出行動，像是商店推出迎城隍系列相關的商品，廟方軒社舉辦傳統的儀式遶境。「創意階級」所推行的美學品味的活動讓在地舊社群感到難以融入，相對的傳統祭典的表演也需要特定的身份門檻民俗曲藝訓練，非該信仰圈或軒社群體的人只能在外圍觀看表演。

然而，當遶境進行時，遶境隊伍在街道上表演，店家則在街道旁擺放香桌、金爐等待遶境隊伍經過。雖然僅是有限度的互動，但他們卻共同營造出一個帶有多重符號的的敘事景觀，一起完成代表大稻埕身份的文化展演。

1.3都市地景的景觀化

迪化街區的老屋洋房建構一種懷舊景觀，並吸引各式藝文團體在這裡進行活動。這讓街道成為一個有著混雜主題的舞台，不同符號敘事在其中流轉。迎城隍文化節的系列活動中也是依循這樣的模式，如水巡的踩街混雜了宗教、戲曲體育等不同符號的表演團體。Zukin 指出，城市中興起一種符號經濟（symbolic economy），

用文化創造新的經濟、符號空間。城市想建立現代又多元的文化基地形象，並透過特殊主題的街區、博物館、精品店、餐廳、藝文表演來實踐這個願景。城市也以視覺再現（visual representation）建構、回憶都市文化，包括老建物保存、影像紀錄、

各式消費或文化活動。但另一方面，城市空間中同時存在的文化也成為族裔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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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因多元文化而生的恐懼也讓不同群體透過私人空間分隔、來排拒彼此。城市的政治、經濟和公共空間也製造了一種開放式的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在公共空間中無論是公部門、企業，或一般居民團體都能在那裡表現文化、確認他們的身份認同。因此公共文化具有民主性流動性，沒有誰能永久佔據空間，或決定空間的印象（image）。但也因為這樣的開放性，不同群體有了更多相互接觸衝突的機會，

這也成為人們對地方安全感不足的來源（Zukin, 1996, 284）。

不同群體的分隔或是融合是一個當代城市街區必須接觸的議題，但因為空間民主化造成的不安恐懼有部分也是因為現代城市中，過去地方連結的封閉式認同感遭遇危機。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群體的過往也越來越像博物館展示的收集品，而在尋找、再製認同時，因為個體不停位移，認同感也變得短暫而破碎（Appadurai，

1996 ， 61 ）。在高流動性的現代都市中出現了對失根（ rootless ）失去正統性

（authenticity）的焦慮（Harvey，1989 ；Relph，2008），認為地方在失去正統性後只剩下功能性意義，而不再群體有深刻的情感連結，這樣的趨勢也使地方喪失獨特性，而被庸俗商品化的景觀取代（Relph，2008，82-83）。

透過物質展覽地景，文化遺產在當代社會成為一個具商業潛力的作用力，城市地景中那些代表過去的痕跡成為發新的觀光熱門景點（Aitchison，MackLeod and Shaw， 2000，109）。在西歐，追求城市文化的正統性經濟藝術的發展相關。在資本市場改變了藝術生產方式風格後，藝術為了回應大量複製的商品，轉往前衛風格發展，而藝術的主要支持者也從上流階級轉為都市中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消費行為激發了休閒取向的地景活動，城市變成一個展示商品製造幻象的景觀區。而對城市正統性歷史文化的追尋也帶有特定品味的挑選、塑造美化。地區特定的歷史時期形象在藝術家、文化工作者的創作下轉化成一種精緻的工藝品（Boy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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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主義學者德波認為現代社會生活被商品（commodity）殖民，他認為景觀在標準化大量生產複製的商品消費下出現，表象將取代意義，而人無論是觀看或是成為景觀的一部份，都是被景觀宰制的狀態（Debord，1967）。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改變，現在另一種新型態的生產消費方式也在興起，如客製化品牌故事。

商品必須要故事做連結以強調其特殊性。因此在這樣的情境下，並不只是符號表徵被商品化，而是連同過去的敘事都在觀光化被重塑強化，而這樣的轉變也對被重述的文化產生新的影響力。

1.4觀光凝視下的文化景觀

Meethan 指出，既然文化內部會隨著時間社會有所變動，對於文化遺產正統性的討論就不能只看作觀光業單方面對文化正統性進行破壞，因為那不僅會落入二元論的窠臼，也將文化視為單一固著的，只能以一種角度來闡釋的整體。但更重要的是要檢視遺產中的正統性論述對哪些群體是重要的，又具有什麼樣的目的。觀光業發展改變了地方經濟消費型態，也改變了地方的空間社會關係。而當外地觀光客進入本地人的生活空間，也造成了環境破壞、文化衝突，或公共空間私人空間的侵佔。但 Meethan 仍認為觀光業具有一些正面影響，那就是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夠互動，並更認識地方文化（Meethan, 2001）。

Urry 提出觀光客凝視（tourist’s gaze）的概念，從視覺經驗討論遊客觀光地如何彼此影響。旅行是跳脫日常生活的休閒活動，有時甚至還帶著朝聖的意味。觀光客預期在旅途中進行日常生活迥異的活動，但在一些情境下，只要環境的視覺感受具有強烈的特異性，就算只是吃東西、買東西的行為也能被轉換成特殊的體驗。

觀光凝視決定了他們他者（other）接觸的經驗，並因此產生相應的喜悅和滿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