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重探韓愈的精神世界
──從清末民初的韓愈批評談起 Re-examining the Spiritual World of Han-Yu:
Discussion on The Criticisms of Han-Yu from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to early Republic China
王詩涵 Shih-Han Wang
指導教授：張蓓蓓教授 Prof. Pei-Pei Chang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July, 2016
摘要
本文旨在認識清末民初之際「抑韓」現象，並且由「抑韓」諸面向來探索韓 愈內在的心路。研究過程著重資料的蒐集、統整與分析，期能掌握清末民初時期 的韓愈形象；亦重回歸文本的解讀，期能釐清前者與文本中的韓愈形象的異同。
韓愈評價在清末民初的低落，反映的是社會人心對「道」的認知產生了變化。當 民主成為新的政治理想，西學成為新的學術追求，「韓愈」遂成清末民初人們用 來析辨古今之異同、取捨中西之本末的論述符碼。本文首先大幅探索清末民初政 治社會文學教化人心之情勢，接著以議題為核心的方式呈現韓愈批評的重要細節，
最後站在回應批評的角度重探韓愈的個性情感之心路歷程。韓愈的爭議性即是人 的複雜性，故他招致批評之處，也往往是他多情真率的地方。故歷來無論尊韓或 抑韓，終不可動搖其歷史地位。
關鍵詞：韓愈、清末民初、抑韓、闢韓、示兒、原道、文學革命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comprehend and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the
“degradation of Han-Yu” and through this degradation, explore the inner world of Han-Yu. This study will be focusing on the collection, integ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ocuments in order to create and grasp a clear image of Han-Yu during the late Qin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s. Furthermore, this essay will be reviewing the original text and doing a comparison with the image of Han-Yu at the time.
The low popularity / bad reputation of Han-Yu during the late Qin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s revealed that the meaning of “Dao” changed in people’s minds. When
Democracy became the new ideal polity and people embarked on the pursuit of the
“western knowledge,” Han-Yu served as the paradigm in order to differentiate the ideas and teachings of the ancient times with the modern new ones and was used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ies.
This dissertation will be firstly exploring the way in which politics, society and literature affected people and continue with issuing the details of Han-Yu’s criticism.
The study will conclude with the revealing of his sentiments/feelings/spiri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life by replying to this criticism. The controversy of Han-Yu is in truth the complexity of humanity, so the reasons for which he had been degraded tend to reveal his forthright, sincere and passionate personality. This is the reason why,
although there are various reviews which either admired or degraded him, he still holds a principal position throughout history.
Keywords: Han-Yu, the late Qing to early Republic China, the low popularity/bad reputation of Han-Yu, Shih-Er, revolution in literature, Yuan Dao
重探韓愈的精神世界
──從清末民初的韓愈批評談起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研究本懷與目的 ... 1
第二節研究主軸與方法 ... 4
第三節資料來源 ... 13
第四節章節安排 ... 17
第二章 清末民初抑韓思潮形成的背景 19
第一節君臣民關係的劇變 ... 19
第二節聖道、孔教的質疑 ... 27
第三節道德、文學的革命 ... 42
第三章 清末民初批評韓愈的若干焦點及其檢討 55
甲、批評 ... 55
第一節〈闢韓〉引生的討論 ... 55
第二節宋恕、夏曾佑、章士釗所提道與道統的問題 ... 67
第三節吳魂〈中國尊君之謬想〉帶出的批評 ... 72
第四節吳虞、章太炎等人所提闢異端問題 ... 77
第五節胡適、陳獨秀對韓文形式的片面肯定 ... 88
第六節陳獨秀、周作人對古文與古道的拒斥 ... 91
第七節本時期對韓愈言行與人格的批評 ... 99
乙、檢討 ... 106
第四章 重探韓愈精神世界 ──對清末民初韓愈批評的回應 127
第一節重探韓愈的為臣之心 ... 127
一 為臣之道 ... 128
二 臣道的實踐 ... 137
第二節重探韓愈的示兒之心 ... 150
一 〈示兒〉 ... 150
二 〈符讀書城南〉 ... 155
第三節重探韓愈的明道之心 ... 161
一 「道」在先王之教 ... 161
二 以詩文稱道聖德 ... 168
三 作詩樂名教 ... 173
第五章 結論 178
參考文獻 183
一 古籍（先依朝代，次依筆畫順序排列） ... 183
二 專書（依筆畫順序排列） ... 184
三 論文（依筆畫順序排列） ... 189
（一） 期刊論文 ... 189
（二） 學位論文 ... 192
（三） 其他論文 ... 19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本懷與目的
在進行本研究以前，筆者曾撰寫〈重探韓愈〈示兒〉、〈符讀書城南〉二詩〉
一文。1該文的發想，即起於吾所感悟於二詩的與後代學人意見之分歧。站在基本 肯定韓愈的立場，以二詩引起的訟議為切入點，藉由梳理韓愈一生學行經歷及情 思轉折，圍繞二詩展開更多層次的說明。通過該文的爬梳，不僅獲得對韓愈諸多 方面更深入的照察，對其人其文引發或衍生的種種負評，也有意識地以更為謹慎 的態度來審視。
寫作該文的過程，可謂已開啟本研究之征途：筆者觀察到清末民初之際猶有 不少大家學人如胡適、周作人、章士釗等，對韓愈仍似懷有一種不容同情的敵意。
這個時期批評韓愈的人多半有個類似之處：他們的批評往往不是來自以韓愈為對 象的學術研究，可以說，他們對韓愈說了什麼、做了什麼的因果緣由沒有真正的 興趣，但卻要針對韓愈某些言詞行徑放言褒貶。進一步細辨所論，其中實有不少 是斷章取義或誅心強解，既缺乏同情的溫度，也並未具備理性的冷靜。清末民初 之際眾聲批評韓愈的現象，引發筆者關注的興趣。自今視昔，韓愈在中國文學、
思想乃至政治、教育方面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文思學行於古賢既有集成炳 煥之功，對後人更有開新意義。未料到了清末民初之際，韓愈竟成了社會輿論抨 擊的靶心。
1 文章發表於第九屆「『有鳳初鳴』──漢學多元化領域之探索學術研討會」，會收錄於《有鳳初鳴年刊》
第十期（2015 年 11 月）。
作為兩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清末民初不論是政治、學術、教育、道德、文學 乃至文字等範疇，此時都曾出現過革命性的主張或實踐。這些革命性的主張或實 踐，企圖扭轉傳統政治文化乃至影響了歷史進程的思維慣性；而西風的拂潤，也 適時滋補了時代尋求出口的渴望。於是，西方的政治學、社會學、哲學，乃至天 文、算學、地理、醫藥、格致（科學）等學門，隨著翻譯輸入，漸漸取代了經、
史、子、集的傳統學術規模，形成「新學」，是本時期人們心目中革命與創建的 導師，是人們嚮往新政治與新社會的導航。清末民初可以說是一個嘗試與「現代」
接軌而且顯然意識到「傳統」的時期。與「現代」接軌，則種種革命固有其不容 抹煞的進步意義。或許可以深思的是，追求進步，不見得就必須背離「傳統」；
提倡革新，並非就必要蔑棄「傳統」。然而，本時期上下四方瀰漫著西學的衝擊 與革命的激情，人們急於趨新求變，顧不上回望從前，對於歷史與傳統終究少了 一分溫情。韓愈在本時期的人們眼裡，是所謂「傳統」的代表人物之一，特因此 招致許多的謾罵和批評。
大時代的風氣，推波助瀾這陣批評韓愈的聲浪。韓愈在這陣風浪中，好比是 一個風向球，那些繫於他的評價，所指明的不是他精神的內涵，而是大時代的要 求。當新時代成為舊歷史，時代的風氣過去了，但繫於韓愈的批評卻留了下來。
若未針對本時期的韓愈負面評價之緣起、發展與影響加以說明，以釐析大時代要 求與韓愈精神內涵二者之間仍有分明的距離，影響所及，後人對於韓愈的認識便 多了一層特定時空的障隔，平白添了許多糾葛。
韓愈之為韓愈，固然有著他不能超越的歷史侷限性。但正如何法周先生在《韓 愈新論‧前言──兼論近百年來的抑韓思潮》所說：
韓愈在中唐時代所大力倡導並用以解決社會矛盾、革除時代弊端的聖賢之 道及其用以明道的古文，隨著歷史的演進，便逐漸失去了它的進步性，特
別是到了民主革命時代，甚至還變成了新思想文化運動的對象。……批判 他在新的歷史時代的腐朽性，就很容易忽視、貶低乃至否定他在當時歷史 條件下的進步性；而且恰恰就是在這民主革命時期新思想文化運動的批判 高潮中，出現了一股貶低、批判乃至否定韓愈歷史進步性的思潮，並且影 響了後世近百年。2
孰為「進步」？孰為「退步」？這對概念不但涉及複雜的背景，且隨著時間推移，
風氣一轉，訴求不同，又將有所變化。若欲借用這對概念來衡量韓愈，或許可以 突出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思潮與人文色彩；但在認識韓愈之為韓愈的過程中便容 易產生隔閡，導致衍生許多不實的批評。何況在這股抑韓思潮中，又有無數的意 見實是來自對韓愈的偏見，甚至是近乎人身攻擊的謾罵。何法周先生綜合近百年 的抑韓觀點，用一句話來概括韓愈形象，或可由此泛覽抑韓思潮的全景：
韓愈是一個道德品質庸俗諂諛、思想體系保守落後、政治態度頑固反動的 文章革新家。3
在他看來，「這實際上是全面地否定了韓愈。」4若以追求合理地評價韓愈、定位 韓愈為目的，固然毋須理會這些偏見謾罵。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偏見謾 罵，其實連帶著若干問題：這股抑韓思潮出現的背景為何？有哪些相關的抑韓論 述？這些論述真正關心的焦點何在？批評韓愈的意見是否合理？這些抑韓論述帶 來什麼影響？又，對於韓愈之為韓愈的認識有無啟發？本論文的發展基礎即奠立 於對上述諸問的思考與回應。
轉念一想，清末民初韓愈負評如潮的現象，對筆者而言，也可以是一個重新 檢視文本的契機。韓愈在清末民初引發輿論攻訐，雖主要是由於世變所致，但也
2 何法周：《韓愈新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 年），頁 8。
3 同前注，頁 5。
4 同前注。
並非與他本人全無關涉。實際上清末民初的批評也指出了不少韓愈其人始終存在 的爭議性。這些被放大的爭議性，也正好提供筆者再次回視文本材料、反思過往 解讀的空間。清末民初面臨傳統秩序的失落，形成前所未有的動盪變局。然而在 失序與動盪之中，也蘊藏著突破框架的自由、重組認知的機會。
清末民初是個自覺離開傳統的時期，對於傳統知識分子的理解，不免欠缺一 些同情，甚至為時勢所逼激，輕易地走上捨舊趨新的偏鋒。本時期對於新舊概念 的區分是近乎斬截、互不相容的，新與舊往往成為敵我論戰的場域。故此時雖不 無調和的論調，總易淹沒在新舊論戰之中。韓愈在本時期新舊論戰之中又將激起 什麼程度的風浪？如何同情地照察本時期韓愈批評形成的緣由？如何合理地重估 韓愈的人文價值？皆是本研究的核心關懷。
本研究起於關注清末民初非韓的現象，進而認識其環境，理解其關懷，遂知 該現象反映的是一代知識分子身處巨變動盪之中所懷的憂患與希望。本時期的知 識份子與傳統文士同樣有著為國為民的抱負與理想，卻因西化及諸多複雜因素而 有了全然不同的格局與視野。正是由於政教格局與文化視野的急遽變換，顛覆了 韓愈在過往的地位與評價。由於本時期的韓愈負評在後來並非全無影響，故有必 要對此進行全面且合理的反省與檢討。此外，受到本時期非韓論點的啟發，再回 過頭來再次面對文本，重新閱讀與思考，冀能加深自身對韓愈的認識與理解，不 敢說有益於當前韓愈研究成果，但願以此作為對清末民初韓愈負評的一個回應。
第二節 研究主軸與方法
本研究的進行，應當可以說是大致依循著正、反、合的思辨歷程。韓愈其人 其道其文在歷史上早有定位定價，早在宋儒已有不少深細的論述，而卒以「文起 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為歸。然而，到了清末民初，由於世變的衝擊，人們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也多重新翻轉，對韓愈的評價尤其務反前說，多半試圖打破 傳統定見，帶有鮮明的翻案色彩。由於所謂傳統定見已為學界所熟知，並在他們 的論述中反覆出現，本論文便不再多所述及，直接就清末民初抑韓思潮談起。故 本研究可分別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了解清末民初抑韓思潮的實際情形，包含背 景和議題的說明；第二部分是藉由重審與檢討清末民初的韓愈批評，再次推敲這 些非議之處的其他解讀。下文分項詳說。
第一，梳理「清末民初」韓愈評價的表象、原因及其意義。本研究始於注意 到清末民初學人在批評韓愈的傾向，尤其在論其為人生平時，往往帶有貶斥之意。
這個時期所揭示的韓愈形象，顯然和宋代以來的尊韓論調大相逕庭。韓愈地位陡 落的程度，及其異於往昔論調的顛覆性，其背後緣由實堪玩味。大體說來，此現 象必然與時代變動的氛圍有關，但其中關涉牽連究竟如何條貫，至今卻未見宏觀 整全的梳理。因此，本文的前半部著重在釐析清末民初韓愈評價陡降的現象和原 因。
任繼愈曾有言曰：「韓愈還是那個韓愈，何以宋以後聲價大增，這不能從韓 愈身上找原因，只能從社會歷史中找原因。」5依此類推，韓愈何以在清末民初時 期聲價大跌？這只能從當時的社會歷史中尋求解答。因此，論文前半部基本站在 清末民初讀者及其時代的立場，考察種種對韓愈批評的情況，及其發言背後的用 心。
首先，廣泛蒐集本時期與韓愈有關的研究與評論，然後依其論述內容分類歸 納，把握住韓愈在本時期特別受人注目的若干焦點。其次，筆者在開始蒐集、歸 納和分析大量材料的過程中，注意到其思想的鮮明時代性。為了增厚對清末民初 整體思想文化背景的了解，於是順勢再深入相關的政治、思想、文學等領域再作
5 任繼愈：〈韓愈的歷史地位〉，《韓愈研究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
研討，進一步爬梳本時期韓愈受關注的幾個焦點與清末民初政治革命之關係，目 的是為了理清本時期韓愈評價陡降的緣由，以及認識這些評價在本時期特殊的歷 史意義。
這裡會碰到一個問題，本研究所謂「清末民初」的時期該如何界定？考慮到 本時期論韓的幾個焦點，或同脈相承，或株連蔓衍，可謂皆發端於 1895 年嚴復〈闢 韓〉一文。因此，本研究所謂「清末」自 1895 年看起。但此後政治之複雜，社會 之動盪，其內外因果盤根錯節，實非本文所能一一處置，故逕就 1895 年以降批評 韓愈的材料所牽涉到的相關議題來談。所論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塊：一是揭露政治 上君、臣、民三者關係在 1895 年「甲午戰爭」之後所受到的衝擊及其變化；二是 說明觀念上往昔忠君、崇聖、尊孔及道德名教隨著君民地位的變化而顛覆；三是 探討隨 1911 年政治革命而來的思想、文學革命所引發的反傳統、求革新的思潮。
相關背景的梳理即始於 1895 年康有為等因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割地事宜而發起 的「公車上書」，終於 1919 年胡適、陳獨秀等鼓吹的「文學革命」論戰。此即本 文所指「清末民初」的斷限。至於批評韓愈的材料，則往往因其因果出入或承繼 變化之關係，或有超出上述斷限者，惟所論皆肇因於清末民初政治、思想、文學 革命之變局，所取之材料，循其文理思脈，亦不能擺落此大背景，為了保持議題 的完整性及兼顧論述上的彈性，仍有所取材。
第二，檢討「清末民初」非韓評價之餘，重新反思韓愈文本的解讀。大致說 來，本時期對韓愈的褒貶，多繫於言者個人呼籲的主張或宣稱的思想，充滿著動 盪時代的激情，但這也使得他們對韓愈的看法，稍欠合理的評價、同情的解讀。
它們就像是一陣因應時勢被推高的新潮，隨著時局恢復安定，理應消弭退去。然 而，由於清末民初的非韓往往是出於對「民主」的要求、對「自由」的嚮往，其 現代性正是清末民初非韓的基調；加上當時許多名人大家的推波助瀾，當時的非 韓仍留予後來不小的影響。二十世紀以降，韓愈在人心之地位顯然不如往昔了。
1977 年臺灣地區發生的「誹韓案」及其引發的文字論戰，正是一個顯例。6大陸地 區自馬列共產主義建政以後，便有意放大自清末民初以來「抑韓揚柳」的傾向，
尤其到了文革四人幫「評法批儒」時期，對韓愈的批判更趨白熱化。直到打倒四 人幫，此一傾向才開始有了變化。7但是，在重新商榷韓愈評價的過程中，仍然存 在不少對韓愈的批評。如郭預衡〈韓愈評價的幾個問題〉（1978）一文，依然沿 襲前人的批評，如曰：
當然，韓愈的勇氣是有限的。一到潮州，便上表謝罪……此時的委曲求憐 之態，和以前犯顏敢諫之姿，相形之下，簡直判若兩人。對於這種情況，
前人早有議論。這裡表現了韓愈反佛的軟弱性和不徹底性。不可諱言，也 不須諱言。不怕佛家的靈譴，卻受不了皇帝的淫威，這是不足為奇的。文 弱書生，歷來如此，何止一個韓愈！8
這類針對韓愈臣服帝王權威之意態，旁涉其闢佛主張的批評，實不脫清末民初非 韓輿論的模式。此後吳世昌在《文學評論》上發表〈重新評價歷史人物──試論 韓愈其人〉（1979），文中貶斥韓愈的意態，9相較清末民初的非韓輿論乃有過之
6 1977 年，郭壽華在《潮州文獻》發表文章指出「韓愈為人尚不脫古文人風流才子的怪習氣，妻妾之外，
不免消磨於風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風流病，以致體力過度消耗。及後誤信硫磺方士鉛下補劑，離潮州不 久，果卒於硫磺中毒。」而有「誹韓案」，更引發各界群起的文字論戰。詳參東府出版社刊行的《誹韓 案論戰》（臺北：東府出版社，1978 年）。
7 詳參路劍：〈建國以來韓柳評價論爭簡介〉，《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 年第 2 期；
施富文：〈1978 年至 1980 年九月關於韓愈、柳宗元的討論綜述〉，《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1981 年第 1 期。
8 郭預衡：〈韓愈評價的幾個問題〉，《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 年第 3 期。
9 諸如：「每次讀到『若俯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總覺得有點不自然，繼而覺得：這是 言不由衷，因為在文章末了，他明明說『閣下其亦憐察之！』這不正是『搖尾乞憐』嗎？」又如：「最 使我覺得噁心的是他的〈示兒〉和〈符讀書城南〉二詩……完全像一個暴發戶誇耀他自己如何白手成家 的經過。尤其令人齒冷的是下文竟有這樣的自我吹捧：『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 懸金魚。』『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把孩子從小就培養成趨炎附勢的勢利之徒，這是連以前的封 建文人如胡仔、鄧肅、全祖望等都忍不住要指出韓愈『所「示」皆利祿事也。』『徒以利祿誘子。』『愛 子之情則至矣，而導子之志則陋也。』陸唐老說〈符讀書城南〉一詩，『切切然誘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 美。』……所以洪邁《容齋三筆》說：詩中所說『乃是覬覦富貴，為可議也。』」見吳世昌：〈重新評 價歷史人物──試論韓愈其人〉，原載《文學評論》1979 年第 5 期，見吳令華（編）：《文史雜談》（北 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頁 129-130。
而無不及，以致又引發一次與王仲鏞、劉知漸等人的文字論戰。10而王、劉二氏雖 然反對吳文偏頗的論斷，但對於韓愈也都不免抱持「庸俗」的看法。11二十世紀末，
舒蕪論韓詩風格，毫不諱言他對韓愈的厭惡。他在〈論韓愈詩〉（1982）一文中 批判韓詩中飄著一股「惡態」、「殺氣」，甚至指稱曰「劊子手文學」。12在他看 來這是韓詩的敗筆；而這敗筆，應當歸咎韓愈個人卑劣的氣質。他說：
通觀韓愈這個人，儘管是博學高才的大文學家，但是氣質上有一個最大的 缺點，就是躁急褊狹，無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別熱衷利祿，無恬 退之心。他的詩篇中，經常貶低朋友，好為人師，攘斥異端，自居正學，
就是褊狹的表現；他在詩中，一再公開地以富貴利祿教子，在兒子面前吹 噓自己的交遊如何光顯，就是熱衷的表現。二者結合起來，更是利祿情深，
恩仇念重，互為因果，愈扇愈烈。誰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貴，誰不尊敬他的 學問文章，他對誰就會恨之刺骨，永世不忘。這樣的人的精神狀態中，自 然容易充滿了怨毒之氣，怨毒之極又自然通於殺氣。……有這樣的氣質，
習慣於這樣的精神狀態的詩人，又在藝術上追求「狠重奇險」之美，是容 易失之太過的。文學家言行不一，表裡不一，看作品時未必容易察覺；只 有氣質和精神狀態，往往流露在作品中而不可掩。13
10 王仲鏞：〈評價歷史人物應當實事求是〉，《四川師院學報》1980 年第 1 期；劉知漸：〈韓愈、柳宗元 的評價問題〉，《重慶師範學院學報》1982 年第 1 期。
11 王仲鏞〈評價歷史人物應當實事求是〉曰：「我們認為，求取功名富貴，是封建時代所有知識份子都不 能避免的，這本來由於他們的階級地位所決定。」劉知漸〈韓愈、柳宗元的評價問題〉曰：「韓、柳的 生活和思想都有其庸俗的一面，這在封建社會的地主階級文人中，是難以避免的……〈符讀書城南〉一 詩，教育兒子一些『讀書做官』的論調，在今天看來是非常庸俗的……〈示兒〉一詩，仍然和〈符讀書 城南〉一樣，教兒子學自己『讀書做官』的榜樣，誠然不免庸俗……」
12 舒蕪〈論韓愈詩〉曰：「如果『狠重奇險』之美不與他種美相調劑，單獨過分發展，就往往過了『美』
的界限，成為『惡態』，甚至成為『氣』。韓詩中確有一些這種敗筆。例如，嘲笑別人鼾聲之大，比喻 為彭越、英布的『呼冤受葅醢』之聲，雖是開玩笑，實在是惡態，並且已經有了殺氣。又如〈月蝕〉詩 中要殺蛙、要鑽龜。〈題炭谷湫祠堂〉要屠龍……登峰造極的自然還是〈元和聖德詩〉，有一大段津津 有味地描寫劉闢失敗被俘以後，凌遲滅族，刑場上如何屠戮婦孺，如何屍骸堆積，最後對劉闢如何揮刀 碎割的詳情，這是惡性地追求『狠重奇險』，成了赤裸裸的劊子手文學。」《中國社會科學》1982 年第 5 期。
13 同前注。
如此議論亦殺氣騰騰。就連強調研究韓愈應以客觀科學取代主觀偏見的閻琦，也 不免對韓愈有些微詞，他在《韓詩論稿》（1984）特闢一節批判韓詩表露的某些 思想：
他的〈示兒〉和〈符讀書城南〉詩……以個人奮鬥得富貴產業誇兒……赤 裸裸的誘兒以富貴利祿。所以雖只兩首詩，對後世的影響是較大的。露骨 的以富貴榮顯引誘兒子，連封建社會的尊韓者都禁不住要批評他「所示皆 利祿事也」、「乃是覬覦富貴」。14
即使是自覺擺脫「揚柳抑韓」傾向的路劍，也不免對韓愈感到不滿，他在〈韓柳 瑣議〉（1994）一文中提到：
韓集中有〈潮州刺史謝上表〉一文，是元和十四年貶斥潮州後寫的。新刺 史上任，必須上表謝恩，本是唐朝例行公事。柳宗元元和十年刺柳州時，
也寫過一份謝上表。因此，事情本身，原不足怪。問題在於，韓愈表中，
戚戚嗟嗟之語，愁苦哀求之狀，令人讀之不歡。與前之〈論佛骨表〉，意 趣大相逕庭。因而為人們所詬病。連尊韓派歐陽修也不禁為之嘆息……作 為封建時代地主階級的官僚知識分子，思想中有落後面和庸俗意識，並且 經常會表露出來，韓愈當然不能例外。15
上述凡議及韓愈作詩以利祿教子、上書哭窮求官、上表乞憐獻媚等批評，最初並 非皆出於清末民初之際，早在宋代就已為歐陽脩、蘇軾、洪邁等人詬病，視為白 玉之瑕；但是，形成以此來為韓愈精神氣質定調的輿論風氣，卻是始見於清末民 初之際。
14 閻琦：〈韓詩的批判和韓詩研究中的偏見〉，《韓詩論稿》（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36-46。
15 路劍：〈韓柳瑣議〉，《漳州師院學報》1994 年第 1 期。
二十世紀初文學革命對韓愈重「道」文學觀的批評，直到二十世紀末仍有餘 響，如孫昌武〈韓愈重「文」尚「奇」的「古文」論〉（1983）一文說：
韓愈生活的時代是經學統治的時代。而經學基本上……是為統治階級提供 理論根據的思想體系。韓愈要求文章明這種「道」，對創作是個很大的限 制。而他個人又迷信「道統」，以醇儒自居，就使這種束縛更為嚴重。……
僵死的聖人的影子一直壓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的創作的現實性沒能得到很 好的發揮。有些「明道」之作還是相當迂腐空疏的。……他的這些侷限，
在他個人的創作中影響還不算很大，但對後代散文的發展卻造成了相當的 限制和危害。由他的「道統」論和「文以明道」，發展出宋人的「載道」
說，從北宋「詩文革新」到清代桐城派，「古文」的發展一直受到儒學的 羈束，思想內容受到很大侷限。……總之，宋代以後，「古文」逐漸僵化 了……從歷史發展看，韓愈「古文」理論的侷限也應負一定的責任。16 他雖然肯定韓愈的古文，但他認為其成就是來自韓愈對「文」的重視，而韓愈明
「道」的意識，則視為是其文論的缺點與限制。
清末以來對自由民主之嚮往、對專制君主之厭棄等心理，也持續影響著人們 對於韓愈的評價。1998 年出版的許凌雲《中國儒學史》說：
韓愈的忠君是一種愚忠，絕對忠於君主專制制度。韓愈有〈伯夷頌〉……
當殷之亡，武王伐紂，沒有人說不對，唯伯夷、叔齊獨以為不可。韓愈頌 伯夷就是頌他絕對忠於君主這一點。韓愈有琴操〈拘幽操〉，模仿被拘羑 里的文王的口氣說：「嗚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暴虐如殷紂王者，因 為他是君，也要說他聖明；聖明如西伯昌這樣的聖人，因為他是殷臣，也 要向紂王低頭認罪。這就是不管是非曲直，作為臣民，就應該絕對忠於君
16 孫昌武：〈韓愈重「文」尚「奇」的「古文」論〉，《天津社會科學》1983 年第 5 期。
主。這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所要求的觀點，所以韓愈這一點很受後世封建 君王的欣賞。這是韓愈思想裡最保守成分之一。17
他仍然對韓愈的「忠君」抱持著批判的態度。
合觀近現代臺海兩岸因韓愈而起的負評，或就政治方面，或就文學方面，此 外，更有一共同之處，即對韓愈人品抱持頗為負面的印象，而這些批評的內容大 抵與清末民初時期對韓愈的偏見桴鼓相應。這亦可以說是清末民初非韓顯著的餘 響。直到現在，貶韓者多少都會牽涉到韓愈的人品，如作詩以利祿教子、上書哭 窮求官、上表乞憐獻媚等，屢屢被重新翻出。韓愈在文學、思想乃至經學、史學 及教育等方面的貢獻，都不乏有專文探討，其成就與價值也大抵有一定的公論。
但對於他的為人似乎仍然存在著爭議。
固然，本時期對韓愈的偏見，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自陳寅恪〈論韓愈〉（1954）
一文揭櫫從「文化史」角度重省韓愈的價值，便引發學界熱烈的回響，18「文化史」
也成為研究韓愈的一條新進路，即強調研究韓愈仍須回到他當身的政治文化社會 的情境來探討。這顯然是清末民初以來的抑韓思潮的一次反激。該文雖未針對韓 愈人品進行探討，但也為此一研究方向預先埋下了伏筆。多年以後，王宏圖有〈韓 愈詩歌情感結構探析〉（1987）一文，雖主要就韓愈詩歌而發，但他也指出韓愈 研究者可能面臨的問題：
17 許凌雲：《中國儒學史‧隋唐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219。
18 正面回響如：孫昌武：〈韓愈──歷史轉折其中的文化偉人〉，《周口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7 卷第 1 期（2000 年）該文特別注重韓愈社會階級地位，由此來看韓愈在文學思想方面的成就。又如：黃 喬生：〈魯迅、周作人與韓愈──兼及韓愈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評價〉（2004），該文勾勒陳寅恪如何在 濃厚的馬列主義學術氛圍中堅持自己對中國文化的信心與展望，〈論韓愈〉一文正是此用心下的豐美碩 果。正因陳寅恪有意堅持個人學術的自由，這就顯然與當時學術主要風向有所悖逆，所以〈論韓愈〉一 出，即引發反對意見，如：黃雲眉〈讀陳寅恪先生〈論韓愈〉〉（1956）一文就說：「陳寅恪先生〈論 韓愈〉一文，有不少新義創見，引起了讀者一般的重視。但仔細尋繹，這些新義創見，似乎大部分還沒 有足夠的堅實的論據；也沒有很好地結合著韓愈的歷史的客觀條件，及其階級的侷限性，因而過高估計 了韓愈個人的作用，過高估計了韓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貢獻。」黃氏又續做《韓愈文學評價》，反對陳 氏所說韓愈在唐代文化史上的貢獻是儒學的觀點，而指出韓愈的貢獻在文學而非儒學。兩文俱收錄在《韓 愈柳宗元文學評價》（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7 年）。黃氏觀點又引發鄧潭洲撰文回應，見〈論韓 愈及有關幾個問題──與黃雲眉、任訪秋兩先生商榷〉，《人文襍志》1958 年第 3 期。
……由於不能從深處省察韓愈的心靈與情感活動，因而這些評論即使觸及 到韓愈的情感天地，也總是急匆匆地貼上「階級性」、「歷史侷限性」、
「積極」、「消極」、「進步」、「反動」等標籤。隨著近年來文學領域 中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和確立，隨著人們對傳統文化的反思一步步深入，
我們回顧文學史，驚詫那一顆顆多情的靈魂（包括韓愈）的呻吟、歡笑與 嘆息，更感到有必要從個性、情感、文化心理結構等角度重新研究韓愈，
將他的詩歌放在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作出新的解釋。19
他認為近代抑韓思潮中對韓愈的種種評價，不但欠缺文化史的觀照，而且過分輕 忽韓愈內在的精神世界，因此他指出「從個性、情感、文化心理結構等角度重新 研究韓愈」的必要。王氏的觀點正是筆者反思過往對韓愈文本解讀的重要指引。
二十一世紀初，全華凌發表〈韓愈尚「勇」性格論〉（2004）一文，也直指韓愈 研究中對其「性格」的說法莫衷一是的現象：
前人對韓愈的性格多有評述，或以為「操行堅正」（《新唐書》），或以 為其「躁急褊狹」（舒蕪《舒蕪文學評論選》），或以為其「心胸狹小」、
「褊急浮躁」（閻琦《西北大學學報》叢刊 1981 年第 2 期），不論對韓愈 是褒是貶，都不免各執一端，未中肯綮。20
可見，韓愈為人的評價仍存在分歧的現象，這可以說是目前韓愈研究中猶待解決 的問題之一。上述從「性格」切入的研究角度，也為筆者帶來重要的啟示。
是故本文前半部旨在釐清清末民初非韓的背景和要點，後半部則就非韓的要 點嘗試進行檢討與重探。具體來說，如：了解時人所以批評韓愈「貪名好利」、
「貪生怕死」之餘，也應回過頭來進一步認識韓愈看待名利的方式，及對生死的
19 王宏圖：〈韓愈詩歌情感結構探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 年第 4 期。
20 全華凌：〈韓愈尚「勇」性格論〉，《船山學刊》2004 年第 1 期。
體悟。再如：本時期非韓者追求政治上的「平等」、精神上的「自由」，故大肆 批評韓愈「尊君抑民」，認為韓愈所謂「道」非我所謂「道」也。在釐清非韓者 批評背後的用心之後，也應回到韓愈當身去省察，究竟韓愈所謂「道」與諸人所 謂「道」在內涵上又有何異同？在重探的過程中，更努力把握王氏所說「韓愈的 心靈與情感活動」，對於其人其文的探究，便有意識地從探索其個人情志、生命 意識、道德自覺等的內在角度來重新審視韓愈其人。通過當時種種尤其是牽涉人 品方面的非韓面向，來重探這些充滿爭議性的片面背後所應存有的韓愈生命圖像 與心理歷程，試圖回到「韓愈還是那個韓愈」，努力呈現一個相對立體的、更多 層次的韓愈形象。
＊ ＊ ＊
綜言之，本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在探索清末民初韓愈評價驟降的現象和 原因。本階段主要的研究對象，是清末民初時期讀者的反應及立場，亦即從讀者 視角來探討，目的是為了更深入地認識本時期普遍對韓愈缺乏認同的情形。第二 部份則另起於重審並檢討本時期論韓的爭議，把握住若干重點，也以此作為重探 韓愈內在精神的論述支柱，回到作者與作品的脈絡。誠願抱著「尚友古人」的情 懷，藉由「知人」、「論世」的途徑，形成一個對韓愈更具同情亦不失合理的認 識。
第三節 資料來源
關於清末民初論韓相關材料，其實相當散亂難尋。目前見世的吳文治《韓愈 資料彙編》（1983），收編對象為「中唐至『五四』一千一百餘年間有代表性的
評述五百三十餘家」，21其中固然包含若干清末民初材料，但所收亦不整全；另一 方面，由於該書選材標準為「以韓愈的思想、詩文創作進行評述的資料為主」，22 雖然也兼及若干韓愈生平事蹟及其討論的材料，但終非其主要關切。因此，關於 這類材料可以說尚未被全面地梳理呈現，仍須依靠筆者親自一一挖掘出來。
首先，比較容易掌握的材料，是本時期名人大家的論評，如嚴復、章太炎，
胡適、陳獨秀等，主要根據個別文集搜尋相關篇章。或閱讀今人對於清末民初名 人大家的評論。例如，通過韋政通〈輸入西學第一人──嚴復〉、23李澤厚〈論嚴 復〉24等文的指引，有助筆者較精準掌握關於嚴復當身的背景及其在歷史上的定位，
也有助深入地認識他作〈闢韓〉的用心。
其次，通過已蒐集的材料為進一步尋覓的線索，往往又能探得相關的延伸訊 息。例如，郭沫若曾在〈寫在菜油燈下〉一文中將韓愈與魯迅並提，25引發林辰撰 文回應；26這一將韓愈與魯迅並論的提法，也引起筆者興趣，自此便留心相關的論 題，於是發現了章念馳〈章太炎‧曹聚仁‧魯迅〉、27黃喬生〈魯迅、周作人與韓 愈──兼及韓愈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評價〉28等文，從而拓展探究清末民初論韓現象 的研究視野，對於時人看待韓愈的視角有更加豐富的認識。
本論文引用的許多清末民初資料，尤其得力於張岱年主編的《中國啟蒙思想 文庫》（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年）。該文庫選編清末民初之際知識分子 面對動盪世局的吶喊與沉思。其中鄭大華、任菁編選的《強學──戊戌時論選》、
21 吳文治：《韓愈資料彙編‧凡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
22 同前注。
23 收入韋政通：《時代人物各風流》（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24 收入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 年）。
25 收入郭沫若：《路畔的薔薇》（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 年）。
26 林辰：〈魯迅與韓愈──就教於郭沫若先生〉（1941），收入《林辰文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第 2 卷。
27 收入《上海文史資料選集‧曹聚仁先生紀念集》第 96 輯第 1 期（2000）。
28 收入《魯迅研究月刊》，2004 年第十期。
胡偉希編選的《民聲──辛亥時論選》、張駿嚴編選的《新潮──民初時論選》
等，都輯錄不少清末民初時期知識分子發表在報章刊物上的時論文章。由此不僅 可見時人如何看待韓愈，更重要的是，批評、攻擊韓愈的語境脈絡一覽無遺。善 加利用該文庫，大大協助筆者釐清本時期批評韓愈的現象及梳理其因果脈絡。
此外，為了獲得對清末民初整個思想文化背景更精確的認識，以期進行更深 入的探討，筆者也廣泛閱讀各類近現代史及其研究等著作。分類言之，近現代政 治史的部份，如：王汎森等《中華民國發展史》（2011）、李雲漢《中國近代史》
（1993）等；近現代思想史的部分，如：張錫勤《中國近代思想史》（1993）、
許全興、陳戰難、宋一秀等著《中國現代哲學史》（1992）、蔡尚思主編《中國 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1982）等；近現代文學史的部分，如：朱棟霖、丁帆、
朱曉進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2000）、皮述民等著《二十世紀中國新文 學史》（1997 年）、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1980）、北京師範大學 中文系現代文學教學改革小組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1959）、張若英 編《新文學運動資料史》（1936）等；近現代教育史的部分，如：舒新城《中國 近代教育史資料》（1981）等。再者，得力於網際網路之發達，筆者亦通過「期 刊文獻資訊網」、「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超星數字圖書館」、「讀秀」等 學術搜尋引擎，也獲致許多不易搜得的訊息和材料。長時間浸淫於此，期許自己 對當時歷史嬗變能有更明朗的觀照。
目前關注到清末民初非韓現象的研究，尤可先提的是何法周《韓愈新論》（1988）
一書。該書〈前言──兼論近百年來的抑韓思潮〉一文即明言「抑韓思潮」從 1895 年嚴復寫〈闢韓〉算起。作者自道：「這個集子，集中討論了抑韓思潮中關於韓 愈思想方面的八個問題」，29換言之，該書的主體，即作者對抑韓思潮中關於韓愈
29 何法周：《韓愈新論》，頁 8。
思想的反思與再探。30該書研究韓愈的進路可以說帶給本文極大的啟示。本文的研 究法即先探究清末民初非韓現象，而後重探非韓現象中關於韓愈人格情志面的若 干問題。唯本文放大了前半部梳理清末民初非韓現象的部分，且對韓愈的討論主 要集中於人格情志等內在精神面的探究。何氏在〈前言〉還提到了幾點觀察，如：
「過去所著重批判、否定的，主要是他的道德品質、思想體系和政治態度」；又，
「在抑韓思潮中所出現的種種抑韓現象，同這種思潮本身的出現一樣，都決不是 某個人或某些人的什麼個人過錯所致。當一股社會思潮興起與襲來的時候，很多 人都是會受其程度不同的影響的……抑韓思潮僅僅是新思想文化運動的一個支流」
云云，31已先指畫出近百年來抑韓思潮的遠景。此外，該書附錄〈韓愈及其著作研 究索引〉則提供了自 1909-1985 年間的韓愈研究成果。以上研究成果，使筆者得以 在規模初具的基礎上，得以盡情深入探索，做更細緻地考察。
方師介的博士論文《韓柳比較研究》（1990），32其中第五章〈歷代學者對韓、
柳「文」、「道」之評價〉的第六、七節，涉及清末民初重要人物對韓愈的評價，
已初步勾畫韓愈地位聲勢下滑的曲線。該章羅列不少菁華的材料；其評述簡略卻 十分精要，茲舉一例，如文中指出：「嚴氏所以闢韓，即因西方民主、自由之思 潮湧向中國，而尊君卑民的專制政體，也已瀕臨崩潰。晚清學者轉譏韓愈而稱譽 宗元，正是時代思潮轉變所致。」33諸般評語皆為本文提示明確的方向。唯該文旨 在綜觀歷代韓柳評價的陞降，而非專就韓愈來談。故本文除了把握該文揭示的重
30 何法周：《韓愈新論》目錄依次如下：〈前言──兼論近百年來的抑韓思潮〉、〈韓愈〈原道〉篇探原
──評所謂韓愈誅殺勞動人民之說〉、〈論韓愈的碑志散文──兼評所謂韓愈諛墓之說〉、〈論韓愈的 民本仁政思想〉、〈論韓愈所倡導的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兼評所謂儒家思想保守說〉、〈韓愈和永 貞革新──再論韓愈的政治態度〉、〈論韓愈的人才思想〉、〈韓碑事件考辨──論韓愈歷史上的一樁 疑案〉、〈韓愈語言創造的一項豐碩成果──韓愈詩文成語集錦〉及附錄。
31 何法周：《韓愈新論》，頁 5-6。
32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0 年。
33 同前注，頁 483。
要材料與評述，更進一步針對韓愈做更詳盡的探索，補充更多過去較不為人所注 意的材料。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題為「重探韓愈的精神世界──從清末民初的韓愈批評談起」，共有 五章。以下分別簡述各章在本研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內涵。
第一章是〈緒論〉，說明本論文研究的緣起與過程，即關於問題意識、研討 方向、資料來源和撰寫規劃等細節。期許通過本章，理解本論文所以擇定清末民 初韓愈評議作為起點的考量，亦能對全部研究之起承轉合有完整的概念。
第二章是〈清末民初抑韓思潮形成的背景〉，主要說明造成本時期韓愈地位 大顛覆的背景因素。分由政教、思想及文學三方面來談，亦即指出本時期政教、
思想、文學觀與傳統政教、思想、文學觀的差異。分別從「君臣民關係的顛覆」、
「儒家文化根基的動搖」、「文學與道德的革命」三點立論。
第三章是〈清末民初批評韓愈的若干焦點及其檢討〉。本章分為兩個部分，
各有重點。第一部分旨在說明本時期圍繞韓愈的種種評議，亦涉及其間的牽連與 衍伸。經過歸納與分析，本文聚焦探討韓愈的「政治理念」、「道統與道德」及
「文學成就」等三個方面所引發的種種評議現象。第二部分則繼釐清現象後，即 對諸評議進行簡要的綜合檢討。由於本時期韓愈批評的影響不可謂小，因此實有 重新評估其價值的必要。
第四章是〈重探韓愈的精神世界──對清末民初韓愈批評的回應〉。本章尤 其得益於前文對於清末民初韓愈評議的整理與檢討。本時期對韓愈的批評明顯集 中在人格方面，因此本章嘗試從個人情志、生命意識、道德自覺等內在角度來重
新探索韓愈其人，內容上則分別就韓愈的「為臣之心」、「示兒之心」及「明道 之心」等三方面來談。
第五章是〈結論〉，簡要地綜述並總結研究成果，作為本論文的句點。
本時期對韓愈的批評，雖然多非出於同情韓愈的理解，但卻也如實反映了時 代的課題及其帶來的衝擊。若自歷史文化圖像的全幅開展看起，則偏見亦即是獨 見。本來，受到時空的照拂，每個時代的讀者多半難逃某種風向；然而，看似不 能周全的侷限，何嘗不也是一種天賦的新穎？好比戴上不同時代色彩的眼鏡，所 見雖然各有偏差，但在偏差中豈不亦有著特殊見解與獨特觀察？中國學術文化的 生機，正仰賴代代讀者供給源源不斷的感悟與新詮。
清末民初一切政治、學術、社會都在短時間內發生劇烈的變化，而這一巨變 之所以前所未見，正因為它本質上是革新多過於傳統。清末民初的動盪，具體來 說即中國政治、學術、社會之巨變。其中牽涉之多端、因果之複雜、材料之無窮，
往往令人有望洋興嘆之感。筆者以初學新進之姿，試圖探索清末民初的歷史巨變，
不免心懷憂懼。不過，為了完成一個較新角度的韓愈研究，也願鼓勇前行。筆者 在學識上仍然淺薄，所蒐集材料也必有缺漏，論述更可能仍嫌粗疏，凡此種種，
都祈望獲得專家學者的指正。
第二章 清末民初抑韓思潮形成的背景
清末民初時期的政治社會極度動盪，制度思想也隨之劇變。其外在複雜之觸 因與內在縱橫之理路，實非本文規模所能一一勾勒。故本文只就涉及韓愈評價的 思想背景作為論述主軸，欲釐清本時期韓愈評價所以低落的緣由。以下分為三路 探索：一、君臣民關係之認知隨著政治社會的變革而有所變易；二、聖人之道、
孔子之教的價值因時代需求的改變而有所動搖；三、道德與文學的內涵因應社會 人心的變遷而有所革新。
第一節 君臣民關係的劇變
過去，中國政治型態向來有上下分明的特質，不論是周之貴族封建，或秦以 降的君主專制，大抵不離統治者（上）與被統治者（下）的二分。統治者又可分 為君王與百官，二者形成統治人民的集團。自古以來，理想的政治藍圖是聖人承 天命、順道德以治天下。「天下」是普眾的集合體，一如載舟之「水」、風偃之
「草」，用來期許、要求甚至警惕居上位者在執政過程應有的考量。被統治者的 生存、安全與對統治者的信任，固是理想政治的核心訴求，但在實際政治場域中，
往往也只以期許、要求與警惕的軟性姿態出現，其主動性趨近於零，大權仍全盤 掌握在統治者的手裡。君君臣臣，名分素嚴。但理想的君臣關係並非絕對的，而 是應如《孟子》所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
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
也就是君臣之間應有合理的對待關係。惟君王仍擁有絕對權勢，人臣對君王的道 德要求依然只能是柔軟的呼喚，而不能有強制的作用，理想的君臣關係也往往在 現實中成了難以企及的夢想。
傳統君、臣、民之關係，歷來文士多有反省，孟子已有「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孟子‧盡心下》）之言，黃宗羲亦有「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
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明夷待訪錄‧原君》）之論，幾已近乎 相對進步的「民主」觀念。故梁啟超嘗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原 臣〉諸篇「幾奪盧梭《民約》之席」。34惟黃宗羲所指的「民主」，是要求統治者 在行政時「以民為主」，語境仍未跳脫主權在君的立場，和今日訴求人民作主、
主權在民的意義仍有一段距離。
直到清末，面臨東西列強前仆後繼的攻勢，清廷不但不能決然振起，反而漸 次暴露百年政府長期積累的沉痾痼疾。先是自道光二十年（1840）「中國對外第 一次之失敗」──35中英「鴉片戰爭」──以來，人民已逐漸動搖對朝廷的信心，
而發出不斷的究詰：西方國家何以如此富強？中國何以如此貧弱？接著，光緒二 十年（1894）爆發中日「甲午戰爭」，中國之敗不但呈露自咸豐末年以來推行「洋 務」的弊陋；尤為難堪的是，日本以島國之姿獲得大勝，實給素來自大的清廷帶 來前所未有的衝擊。此外，清廷戰敗後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澎等地 之舉，更挑起民心的震盪與不安。這一連串的刺激與衝擊，終於喚醒長時蘊蓄在 民間的能量。西學成為一時圖強救國的新治術，時人紛紛崇尚「新學」、謀求「新 政」，「變法」之呼聲四起。雖然保守人士的攻訐始終不曾間斷，但趨新風尚確 實在當時及其後揚起巨大的波瀾。其內涵除了「船堅炮利」器物層面之外，也漸 對原有政教大本發生質疑與重探。人們不僅對西學有了進一步的接受與認識，對 中國傳統觀念制度也發生深刻的反思。中國數千年來集權中央的君主政制，受到 了強烈的震撼；傳統君、臣、民關係的認知，遂因時勢人心的遷易而形成前所未 有的巨變。
34 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臺北：中華書局，1979 年），頁 82。
35 錢穆語，見《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889。
先是，由於庚子事變（1900）後，朝廷威信大落，為了挽救人心，清廷正式 下詔「變法圖強示天下」（1901），36展示推行政治改革的決心。於是，光緒三十 一年（1905），清廷設立了「考察政治館」，「擇各國政法宜於中國治體者，斟 酌損益」，37並先後派遣多名大臣前往東西各國考察。考察結果指出：我國「國勢 不振，由上下相睽，內外隔閡」，各國「所由富強，在實行憲法，取決公論」，
因而主張「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38
其實，早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康有為「公車上書」便已明白指出中國 政治「上下隔塞」的問題。「公車上書」起於康有為及諸在京應試舉人因不滿《馬 關條約》割地議和而群起的抗議。在康有為看來，朝廷若同意「割地」條約，則 無異於「棄臣民」。39民意之向背，向來是先王治理天下的準則，也是國家治亂的 依據。今若割地棄民以保都畿，將引發民心離國疏君的效應，40簡直是本末倒置。
割地議和表面看似權宜之計，實則無異走上自取滅亡之路。不意清廷仍昧於此理，
仍行此割地散民之策。康有為認定這是由於德宗「誤聽」近臣之謬論所致。41正因 皇帝觀聽深受近臣影響，因此，臺民之呼號無由上達，異議之諍言亦無從展布。
割臺一事，突顯的正是政治運作僵化、上下不通的問題。康有為由此痛陳國家貧 弱的病灶，正在於政治的「壅塞」。
36 光緒二十七年。〔清〕趙爾巽：《清史稿‧德宗本紀二》（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第四冊，頁 940。
37 光緒三十一年。同前注，頁 953。
38 光緒三十二年。同前注，頁 955。
39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1895）：「竊聞與日本議和，有割奉天沿邊及臺灣一省……又聞臺灣臣民 不敢奉詔，思戴本朝。……然伏下風數日，換約期迫矣，猶未聞明詔赫然峻拒日夷之求，嚴正議臣之罪。
甘忍大辱，委棄其民。以列聖艱難締構而得之，一旦從容誤聽而棄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
收錄在鄭大華、任菁編選：《強學：戊戌時論選》（瀋陽：遼寧出版社，1994 年），張岱年主編：《中 國啟蒙思想文庫》，頁 3。下文再提簡稱《強學》。
40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1895）：「天下以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棄臺民，即可棄我；一但有事，
次第割臺，終難保為大清國之民矣。民心先離，將有土崩瓦解之患。」《強學》，頁 4。
41 於是他將矛頭指向皇帝身邊主張割地議和的大臣。〈上清帝第二書〉（1895）曰：「良由誤於議臣之言，
以謂京師為重，邊省為輕，割地則都畿能保，不割則都畿震驚，故苟從權宜，忍於割棄也……左右貴近，
論率如此。故盈廷之言雖切而不入，議臣之說雖辱而易行，所以甘於割地棄民而不顧也。」《強學》，
頁 3-4。
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1895）中曾分析「上下隔塞，民情不通」的原 因如下：其一，君威太大，導致言路狹隘、臣民畏言，所謂「君與臣隔絕」；其 二，官吏僵腐，導致上德不宣，下冤不伸，所謂「官與民隔絕」；再者，官制繁 冗，往往互為牽掣，所謂「大臣小臣又相隔絕」。42由是之故，自咸豐末年以來推 行的洋務運動，只有表面的興作，不能收富強之效用，終致光緒年間中日甲午戰 爭的慘敗。
「上下隔塞，民情不通」連帶也突顯了官吏居中行政的問題。君臣隔絕，就 懇切言事者而言，固然是進言太難；然而，就營私舞弊者來說，卻不啻是隻手可 以遮天的絕佳形勢。43君若好維護威嚴，則等同隔離上下，如此一來，看似大權在 握，實際上卻往往受制於居間的官吏。而官吏一般多奉行文書、因循故舊，劣者 則營利徇私、便己枉法。政治之不進反退，可想見矣。此外，由於中國幅員遼闊，
人員繁多而不免冗閒，文書繁密而難以盡情；上下層層權控，也往往導致行政上 動輒互相牽制，甚至難免互相推諉。
在康有為看來，這全是「法久則弊」的緣故。44繁置冗員，一來責任難歸屬，
二來效率難要求。腐敗生蟲蛆，許多枉法舞弊之蟲蛆便在這僵腐的制度溫床上濫 生。不久之後，麥孟華在《時務報》發表〈論中國變法必自官制始〉（1897）一
42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1895）曰：「夫中國大病，首在壅塞……今天下事皆文具而無實，吏皆奸 詐而營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號而莫達。同此興作，並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國行之而益 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夫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撫一二人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眾，
而惟樞軸三五人日見天顏。然且堂連迥隔，大臣畏謹而不敢盡言；州縣專城，小民冤抑而莫由呼吁。故 君與臣隔絕，官與民隔絕，大臣小臣又相隔絕，如浮屠百級，級級難通，廣廈千間，重重并隔。」《強 學》，頁 28。
43 對此時人已有洞見，《時務報》報社經理汪康年就曾在〈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一文中說過：「君獨 立於百官兆民之上，則聰察不能下逮，而力亦有所不及，是以會計隱沒，上勿知也；刑獄過知，上勿察 也；工作窳敝，上勿聞也。」《皇朝經世文編》卷 27，《強學》，頁 173。
44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1895）曰：「伏念國朝法度，因沿明制，數百年矣。物久則廢，器久則壞，
法久則弊，官制則冗散萬數，甚且鬻及監司，教之無本，選之無擇，故營私交賄，欺飾成風，而少忠信 之吏。」又曰：「而今官制太冗，俸祿太薄，外之則使才未養，內之則民情不達，若不變通，無以為教 養之本也。天下之治，必自鄉始。而今知縣，選之既不擇人望，認之兼則以六曹。下則巡檢、典史二人，
皆出雜流，豈任民牧？上則藩臬道府，徒增冗員，何官吏治？若京官則自樞垣、臺諫以外，皆為閒散；
各部則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縻廩祿。堂官則每署數四，而兼差反多；文書則每日數尺，而例案繁瑣。至 於鬻及監司，而吏治壞濫極矣。」《強學》，頁 13、26-27。
文，更進一步指控「制之不善」才是造成「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根本原因。康、
麥都指出國朝法度乃沿襲明制而來。不過，康有為是從「物久則廢，器久則壞」
的觀點來看問題，相較之下，麥孟華所謂「今日之官制，固明太祖操縱之術，而 前代之弊政也」云云，顯然帶入了批判語氣，其矛頭也移向前代之「君」。45
要言之，「上下隔塞，民情不通」一來由於君威太大，易壅塞言路；二來，
官吏的素質低落與官制的疊床架屋，更使得皇帝、官吏、人民之間隔閡益深；如 是則新政雖美，卻顛躓難行。種種新政，東洋西國行之則富強，中國效之則名存 實亡。康有為也十分痛慨：「上下不交，宿弊不去，蠹在根本，終難自強。」46
康有為反覆強調，「壅塞」之病實由於今人「篤守舊法而不知變」。47為了落 實新政，講求變法的第一步便是疏通上下，尤以整頓官制為要。麥孟華也主張「變 法必自官制始」，梁啟超亦言變法「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48除了整頓、疏 通舊法之外，還要建樹新制。因此，康有為提出設立「制度局」，以為「變法之 原」。49此外，他還更進一步請求皇帝「紆尊降貴，與臣民相親」，提出五事：下 詔求言、開門集議、辟館顧問、設報達聰、開府辟士，目的在得賢才、盡下情。50 其中，尤以設立「議院」為其主要訴求，因其不但親接民意、具公開性質；
且又直接皇上，得不受層層官級的違礙阻隔，實具備疏通上下的極佳條件。設立
45 麥孟華：〈論中國變法必自官制始〉（1897）：「夫今日之官制，固明太祖操縱之術，而前代之弊政也。
然閉關之世，濡沫太平，則奉行文書，按循資格，成為防弊攬權之權術。若夫強鄰環瞶，事變百幻，而 仍此縛錮之舊，則必互相牽掣，延宕張皇，一事不辦。且同此善政，西人行之而大效，中國行之而滋弊，
壅隔侵蝕，卒至廢輟。」，原載《時務報》第 22、24 冊（1897 年 4 月 2-22 日），《強學》，頁 177。
46 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1895），《強學》，頁 41。
47 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1898），《強學》，頁 63。
48 梁啟超：〈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1896）：「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
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原載《時務報》第 3、39 冊（1896 年 8 月 29 日-1897 年 9 月 17 日），《強學》，頁 104-105。
49 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1898），《強學》，頁 66。
50 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1895），《強學》，頁 43-44。
「議院」的目的在使國家臻於富強，51其他主張設「議院」者也多贊同此意。52他 們大抵不滿國家的重大決策僅取決於一二樞臣之手。前文言及，清廷割地議和之 舉，在康有為等看來是罔顧民意的謬論，而此一謬論正是出於朝廷權臣。自此以 後，康有為等更力主應當重用民智、民力，以救上下壅塞之弊。換言之，即將政 治實權自少數人的手中鬆綁，下放至民間的賢才高士，使更多人得以共同議政，
期盼能在政治決策過程中加入更多來自民間的聲音。這顯示出他們對於向來居中 持政的官吏已然失去信心，對於國家未來的考量也不願全然託付朝臣。
就現實層面來說，日本以蕞爾島國之姿在「甲午戰爭」中獲得壓倒性勝利，
突顯了「明治維新」的成功與實效。故康有為主張取法日本。53在康有為看來，日 本得以維新破舊，收富強之效，關鍵即在君民同心、上下相通。居上位者應凝聚 眾心，齊一目標；在下位者應奮其智力，投身效國，君民協同一心。更重要的，
不論是「決萬機於公論」；或召天下士上書對策，稱旨即擢；或令草茅與權貴同 室並議，上下相通而群才益進；其精神都可說是鬆放原本集中於政府的權力。
設立「議院」的主張，固是眼前擺脫貧弱、求取富強的途徑之一，但其背後 的政治意義影響卻十分深遠。本時期提出「議院」制度的政治意義，可簡括為四 字：「與民共治」。隨著甲午戰敗，人們逐漸正視內政「壅塞」的弊病，從而倡
51 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1895）說：「人皆來自四方，故疾苦無不上聞；政皆出於一堂，故德意無 不下達；事皆本於眾議，故權奸無所容其私；動皆溢於眾聽，故中飽無所容其弊。有是三者，故百度并 舉，以致富強。」《強學》，頁 34。
52 趙而霖：〈開議院論〉（1898）亦云：「中國名分素嚴，而政治仍多隔閡，若不急開議院，則上下之情 不通，即門戶之見不化，又安望有富強之一日耶？」，原載《時務報》第 53 冊（1898 年 3 月 3 日），
《強學》，頁 215。
53 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1898）：「日本之始也，其守舊攘夷與我同，其幕府封建與我異，其國君 守府，變法更難，然而成功甚速者，則以變法之始，趨向之方針定，措置之條理得也。考其維新之始，
百度甚多，惟要義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國是，二曰立對策所以徵賢才，三曰開制度局而定憲法。其 誓文在決萬機於公論，採萬國之良法，協國民之同心，無分種族，一上下之議論，無論藩庶，令群臣咸 誓言上表，革面相從，於是國是定而議論一矣。召天下之徵士、貢士，咸上書於對策所，五日一見，稱 旨者擢用，於是下情通而群才進矣。開制度局於宮中，選公卿、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總裁，
議定參預之任，商榷新政，草定憲法，於是謀議詳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強，效原於此。」《強學》，頁 64-65。
議改革官制、設立「議院」，公議萬機。這波訴求的真諦，實在於提高人民政治 上的地位，擺脫過去「被統治者」長久以來無聲的角色。這對中國素來集權中央 的君主國體，與上令下從的專制政體而言，無非是投下一顆前所未有的震撼彈。
從「中央集權」到「與民共治」，代表權力結構在根本上的轉變：專權者鬆綁政 權，下放於民間，使人民也有參政的權利。
懷著「與民共治」之理想，嚴復始明確提出「君權民授」的論點。他視「民」
為「真主」，視「君」、「臣」皆為民之「公僕隸」。54這比起黃宗羲「民主君客」
的說法，又更跨出一步。此論推翻了「君」乃一國之「主」的思維，徹底反轉「君」、
「民」的地位。就連探究國家治平之道，嚴復所動用的詞彙也不同於往昔儒者動 輒曰「天」、曰「聖」、曰「君」，而曰：
道在去其害富害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55
如此一來，過去作為統治階級的君與臣，不再被視為治道之樞要、政治之要角；
其地位與價值，也不過是與民共治、為民服勞而已，被取消了來自天命的神聖根 源。若由此再回頭審視原來君本位的國體，遂不免產生君民對立、君欺壓民的嫌 惡感，一如嚴復的批評：
秦以來之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 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其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 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 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而後可以去保 所竊而永世。56
54 嚴復：〈闢韓〉（1895）曰：「斯民也，故斯天下之真主也。」又曰：「故西洋之言治者：『國者，斯 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見《中國學術名著今釋語譯》（臺北：西南書局，1972 年），頁 393。
55 同前注，頁 393。
56 嚴復：〈闢韓〉（1895），《中國學術名著今釋語譯》，頁 391-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