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清末民初批評韓愈的若干焦點及其檢討
第二節 宋恕、夏曾佑、章士釗所提道與道統的問題
在「民權」備受關注的氛圍中，韓愈〈原道〉聖人「為之君」及「君者出令」、
「民者事上」等說法，漸易招致他人的反感與攻擊。與嚴復發表〈闢韓〉的同年
（1895），維新人士宋恕、夏曾佑也在互通的書信中批評韓愈。宋恕〈致夏曾佑 書〉曰：
及至昌黎，借儒張詞，排斥高隱，而山林之名始漸奪於華士。然其俗跡太 顯，未能遽絕山林之教種也。及至伊川，以純法之學，陽托儒家，因軻死 之謬談，建直接之標榜，舞儒合法，力攻高隱，黨盛勢強，邪說持世。世 主初疑其怪，既而察其說之便己，雖私喜而獨尊之。民賊忍人，盤據道統，
丑詆孤識，威抑公理，而山林教種無地自容，一線微言，從此遂絕。……
叔始之，董韓繼之，程終之。四氏之禍同族，所謂烈於洪水猛獸者歟！194 這裡他將漢叔孫通、董仲舒、唐韓愈、宋程頤四儒視為民族之禍害。洪水猛獸之 害生，這是人人所共知，而宋恕視韓愈四儒之禍「烈於洪水猛獸」，可知在他看 來，四儒所涉乃關乎學統存廢、國族存亡的問題。尤其是四儒之一的韓愈，好以 文字鼓吹「道」與「道統」，從而助長「邪說」、煽動「謬談」。因此，宋恕大 不喜韓愈。他在《六字課齋津談‧九流百氏類》批評：
孟子識議極奇而極正，其文亦冠絕古今。昌黎無孟之志與學，徒以罵佛老 摹擬罵楊墨，其文亦文人之文，與孟子不可同年語。宋後習稱孟韓，大謬！195 君是強者，民是弱者，而孟子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聞誅一夫」
等明揭「抑強扶弱」宗旨之極奇見識、極大議論，因此得到宋恕的肯定。而韓愈
194 宋恕：〈致夏曾佑書〉（1895 年 5 月 3、9 日），鄭大華等選注：《砭舊危言──唐才常、宋恕集》，
《中國啟蒙思想文庫》，頁 275。下文再提簡稱《砭舊危言》。
195 〔清〕宋恕：《六字課齋津談‧九流百氏類》（1895 年），《砭舊危言》，頁 250。
〈原道〉除了「君者出令」、「民者事上」等語，已遠於吾儒「抑強扶弱」之旨；
觀其忽而俯首乞憐，忽而直承道統，則其己心亦不自以為一定，俳優而已。199 他認為韓愈既作〈原道〉明倡「道統」，卻又有若干「俯首乞憐」的文字，200可 見其言行不一，其心非一定，其所謂「道」與「道統」，更只合為「空言」；其 自命承軻之後云云，亦只如「俳優」為迎合上意的演出罷了。值得注意的是，他 這段批評，便開始牽涉到韓愈的為人。這一牽連實起於不滿韓愈所謂「道」與「道 統」欠缺「民主」精義之故。
清末嚴復、宋恕、夏曾佑等對韓愈所謂「道」與「道統」的質疑，持續延燒 到民國以後，又有章士釗撰〈〈闢韓〉餘論〉一文，加以喧嚷和發揮。章士釗明 指，韓愈歷史地位的動搖，肇始自嚴復〈闢韓〉對韓愈〈原道〉的批評。〈〈闢 韓〉餘論〉曰：
自前清末造，侯官嚴復著論〈闢韓〉，退之在思想上千年不倒之壟斷地位，
開始動蕩，隨而韓柳對峙之局，韓方每況愈下，以至公曆一九四九年人民 政權成立，韓之〈原道〉「誅民」學說，形成冰與炭之不能兩存。於是柳 進韓退之自然形勢，乃如蓬萊驟淺之無可動搖。201
韓愈地位如果產生動搖，主因確實在於他所謂「道」的精神，已不符合本時期的 要求。在〈〈闢韓〉餘論〉一文中，章士釗更為韓愈冠上「民賊」之「御用學者」
的帽子，他認為：
聞者」之「君民並主」乃至「民主」的真義早已亡失，惟流傳「謬種」，徒存「半聞者」之「君主」、
「帝王之學」。他以為孔門中尚有不少「半聞者」（即欠知「君民並主」、「民主」觀念，所學皆「帝 王之學」），而以荀子學說為代表。秦以後，孔門之學主要由「半聞者」衍其緒。比起宋恕對漢以來儒 者的批評，夏曾佑更安上一個荀子作為禍源，其質疑進一步深入先秦儒家；對於唐宋儒者的批判也更加 劇烈。宋恕於漢儒尤恨叔、董，而叔、董在夏看來皆荀門之流，漢儒所傳學說皆是「帝王之學」一類，
固是「認賊作子」，則後儒如歆、周、張、邵、二程之說更是「賊中之賊」。
199 同前注。
200 殆指〈潮州謝上表〉一類。
201 章士釗：〈闢韓餘論〉，《柳文指要》（北京：中華發行，新華出版，1971 年），卷 6，頁 1629-1632。
以是退之之道，號為遠大，彼並不能自為遠大，特不過投合後來民賊之需 要，供求相應，而為人利用，姑予推崇而已。韓學如何至宋大行，得此數 語，如畫龍而點睛，正綽綽然有餘。202
在此，他將韓文影響深遠的事實，窄化為役於君權的說法。章士釗「御用學者」
一詞，與嚴復所謂「韓子務尊其尤強梗最能欺奪之一人」、「知有一人而不知有 億兆」、夏曾佑所謂「俳優」云云，皆是就韓愈重君、尊君的面向所發。在諸人 傾向「民主」的視線裡，過去主政的君臣就是「民賊」，〈原道〉就是「誅民學 說」，倡「道」與「道統」的韓愈就是「御用學者之前茅」。203
從章士釗文章標明「餘論」二字，可見除了有自承嚴復〈闢韓〉之意，他另 有欲申說者。在他而言，韓愈地位的動盪，更具體表現在韓柳評價的變化。過去 昔人所論，或著眼於道，或著眼於文，多半軒韓輊柳。本時期由於對「道」內涵 的認知的轉變，章士釗順勢翻轉往昔軒韓輊柳的定價。〈〈闢韓〉餘論〉曰：
近有公言韓、柳優劣，不在「學」不在「文」而在「道」。……要之韓、
柳之優劣何在？必須申述清楚者，不外一個「道」字。204
章士釗之論亦聚焦一「道」字。而他所謂「道」，已添入「民主」的色彩，有了 新的精神與內涵。以此「道」來重新審視韓、柳二人，自然得出與傳統學人──
尤其是宋儒──異調的評價。〈〈闢韓〉餘論〉曰：
子厚之道，崇民至上，斷唐之受命不于天，于其民，已為中唐所接受不了，
於宋又何望？彼濂洛諸儒，拘牽六藝，曲解君親無將，天王明聖諸說，以 寇讎土芥乎人民。於斯時也，視民如傷之子厚，將避之若浼之不暇，惟望
202 同前注。
203 章士釗曰：「嘗論封建社會之於民，既總持民之生產資料，同時復掌握其精神資料，此精神資料，非得 御用學者為之主張施設，輒不能自圓其說，而招致人之景從。如退之者，正此類御用學者之前茅也。」
同前注。
204 同前注。
數百年後，以一九四九年之有朝一日，或有人焉，大書深刻此一「民」字，
而顯現其真實意義，旦暮遇之而欣慕焉，如斯而已矣。今幸而其時已屆，
顧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他之聲不聞，而微聞軒韓之音不絕，烏乎噫 嘻！此得毋使持《天演論》、〈闢韓〉之嚴幾道笑人？205
章士釗不避忌個人的立場，特意將柳宗元「崇民」的一面強調突出。觀柳宗元〈貞 符〉所說的「受命不于天于其人」206之以民為主的立場，不是和嚴復〈闢韓〉所 說的「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很接近嗎？又，柳宗元〈送薛存義序〉所說 的「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
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207所揭示的官為民役的觀念，不是和〈闢韓〉
所說的「何若使子專力於所以為衛者，而吾分其所得於耕織工賈者以食子給子之 為利廣而事易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恉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衛民 之事而後有也」很接近嗎？雖然柳宗元尚未能直言「君為民僕」，但他指出，理 想君王應該使民「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
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208 實已隱然觸及〈闢韓〉所說「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 也」的精神。更前清末江瀚（1853-1935）〈讀柳河東集〉已有此觀察：
子厚〈送薛存義之任序〉謂「吏者民之役，非以役民，蓋民之食於土者，
出其十一傭乎吏。」其言與近世英吉利國語以官為公僕相同，而子厚獨早 見及之，可謂卓識矣。同時韓退之作〈原道〉，乃稱「民不出粟米麻絲，
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其與子厚之言，相去不亦遠哉？209
205 同前注。
206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卷 1，頁 22。
207 同前注，卷 23，頁 391。
208 同前注，卷 15，頁 276。
209 〔清〕江瀚：《慎所立齋文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第 1 輯，第 709 冊，頁 71。
章士釗對江翰此文尤為激賞，稱為「近代不可多得之文」，視之以與嚴復〈闢韓〉
相當：
獨叔海以老師宿儒，見及乎此，猶自超人一等。又提出與韓退之作一比較，
以見〈原道〉誅民之說，視子厚不啻直墜九幽之下。此律之嚴幾道之〈闢 韓〉，尤為質直而明切，殆為近代不可多見之文。210
由此可知，柳宗元在本時期評價的抬升，並非只是純然出於章士釗深嗜柳文之獨 好，而是時勢使然。本時期韓、柳比較的基礎，是在「民主」的要求下，將柳宗 元「崇民」之思想與韓愈「誅民」之學說對立起來，從而揚柳抑韓。其間變化之 關鍵仍在於嚴復〈闢韓〉一文所勾勒出韓愈〈原道〉「誅民」、「尊君」的形象，
以及張之洞為韓愈建構的維護「君臣之綱」之代表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