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末民初抑韓思潮形成的背景
第一節 君臣民關係的劇變
過去，中國政治型態向來有上下分明的特質，不論是周之貴族封建，或秦以 降的君主專制，大抵不離統治者（上）與被統治者（下）的二分。統治者又可分 為君王與百官，二者形成統治人民的集團。自古以來，理想的政治藍圖是聖人承 天命、順道德以治天下。「天下」是普眾的集合體，一如載舟之「水」、風偃之
「草」，用來期許、要求甚至警惕居上位者在執政過程應有的考量。被統治者的 生存、安全與對統治者的信任，固是理想政治的核心訴求，但在實際政治場域中，
往往也只以期許、要求與警惕的軟性姿態出現，其主動性趨近於零，大權仍全盤 掌握在統治者的手裡。君君臣臣，名分素嚴。但理想的君臣關係並非絕對的，而 是應如《孟子》所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
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
也就是君臣之間應有合理的對待關係。惟君王仍擁有絕對權勢，人臣對君王的道 德要求依然只能是柔軟的呼喚，而不能有強制的作用，理想的君臣關係也往往在 現實中成了難以企及的夢想。
傳統君、臣、民之關係，歷來文士多有反省，孟子已有「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孟子‧盡心下》）之言，黃宗羲亦有「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
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明夷待訪錄‧原君》）之論，幾已近乎 相對進步的「民主」觀念。故梁啟超嘗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原 臣〉諸篇「幾奪盧梭《民約》之席」。34惟黃宗羲所指的「民主」，是要求統治者 在行政時「以民為主」，語境仍未跳脫主權在君的立場，和今日訴求人民作主、
主權在民的意義仍有一段距離。
直到清末，面臨東西列強前仆後繼的攻勢，清廷不但不能決然振起，反而漸 次暴露百年政府長期積累的沉痾痼疾。先是自道光二十年（1840）「中國對外第 一次之失敗」──35中英「鴉片戰爭」──以來，人民已逐漸動搖對朝廷的信心，
而發出不斷的究詰：西方國家何以如此富強？中國何以如此貧弱？接著，光緒二 十年（1894）爆發中日「甲午戰爭」，中國之敗不但呈露自咸豐末年以來推行「洋 務」的弊陋；尤為難堪的是，日本以島國之姿獲得大勝，實給素來自大的清廷帶 來前所未有的衝擊。此外，清廷戰敗後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澎等地 之舉，更挑起民心的震盪與不安。這一連串的刺激與衝擊，終於喚醒長時蘊蓄在 民間的能量。西學成為一時圖強救國的新治術，時人紛紛崇尚「新學」、謀求「新 政」，「變法」之呼聲四起。雖然保守人士的攻訐始終不曾間斷，但趨新風尚確 實在當時及其後揚起巨大的波瀾。其內涵除了「船堅炮利」器物層面之外，也漸 對原有政教大本發生質疑與重探。人們不僅對西學有了進一步的接受與認識，對 中國傳統觀念制度也發生深刻的反思。中國數千年來集權中央的君主政制，受到 了強烈的震撼；傳統君、臣、民關係的認知，遂因時勢人心的遷易而形成前所未 有的巨變。
34 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臺北：中華書局，1979 年），頁 82。
35 錢穆語，見《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889。
先是，由於庚子事變（1900）後，朝廷威信大落，為了挽救人心，清廷正式
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1895）中曾分析「上下隔塞，民情不通」的原
文，更進一步指控「制之不善」才是造成「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根本原因。康、
麥都指出國朝法度乃沿襲明制而來。不過，康有為是從「物久則廢，器久則壞」
的觀點來看問題，相較之下，麥孟華所謂「今日之官制，固明太祖操縱之術，而 前代之弊政也」云云，顯然帶入了批判語氣，其矛頭也移向前代之「君」。45
要言之，「上下隔塞，民情不通」一來由於君威太大，易壅塞言路；二來，
官吏的素質低落與官制的疊床架屋，更使得皇帝、官吏、人民之間隔閡益深；如 是則新政雖美，卻顛躓難行。種種新政，東洋西國行之則富強，中國效之則名存 實亡。康有為也十分痛慨：「上下不交，宿弊不去，蠹在根本，終難自強。」46
康有為反覆強調，「壅塞」之病實由於今人「篤守舊法而不知變」。47為了落 實新政，講求變法的第一步便是疏通上下，尤以整頓官制為要。麥孟華也主張「變 法必自官制始」，梁啟超亦言變法「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48除了整頓、疏 通舊法之外，還要建樹新制。因此，康有為提出設立「制度局」，以為「變法之 原」。49此外，他還更進一步請求皇帝「紆尊降貴，與臣民相親」，提出五事：下 詔求言、開門集議、辟館顧問、設報達聰、開府辟士，目的在得賢才、盡下情。50 其中，尤以設立「議院」為其主要訴求，因其不但親接民意、具公開性質；
且又直接皇上，得不受層層官級的違礙阻隔，實具備疏通上下的極佳條件。設立
45 麥孟華：〈論中國變法必自官制始〉（1897）：「夫今日之官制，固明太祖操縱之術，而前代之弊政也。
然閉關之世，濡沫太平，則奉行文書，按循資格，成為防弊攬權之權術。若夫強鄰環瞶，事變百幻，而 仍此縛錮之舊，則必互相牽掣，延宕張皇，一事不辦。且同此善政，西人行之而大效，中國行之而滋弊，
壅隔侵蝕，卒至廢輟。」，原載《時務報》第 22、24 冊（1897 年 4 月 2-22 日），《強學》，頁 177。
46 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1895），《強學》，頁 41。
47 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1898），《強學》，頁 63。
48 梁啟超：〈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1896）：「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
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原載《時務報》第 3、39 冊（1896 年 8 月 29 日-1897 年 9 月 17 日），《強學》，頁 104-105。
49 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1898），《強學》，頁 66。
50 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1895），《強學》，頁 43-44。
「議院」的目的在使國家臻於富強，51其他主張設「議院」者也多贊同此意。52他 們大抵不滿國家的重大決策僅取決於一二樞臣之手。前文言及，清廷割地議和之 舉，在康有為等看來是罔顧民意的謬論，而此一謬論正是出於朝廷權臣。自此以 後，康有為等更力主應當重用民智、民力，以救上下壅塞之弊。換言之，即將政 治實權自少數人的手中鬆綁，下放至民間的賢才高士，使更多人得以共同議政，
期盼能在政治決策過程中加入更多來自民間的聲音。這顯示出他們對於向來居中 持政的官吏已然失去信心，對於國家未來的考量也不願全然託付朝臣。
就現實層面來說，日本以蕞爾島國之姿在「甲午戰爭」中獲得壓倒性勝利，
突顯了「明治維新」的成功與實效。故康有為主張取法日本。53在康有為看來，日 本得以維新破舊，收富強之效，關鍵即在君民同心、上下相通。居上位者應凝聚 眾心，齊一目標；在下位者應奮其智力，投身效國，君民協同一心。更重要的，
不論是「決萬機於公論」；或召天下士上書對策，稱旨即擢；或令草茅與權貴同 室並議，上下相通而群才益進；其精神都可說是鬆放原本集中於政府的權力。
設立「議院」的主張，固是眼前擺脫貧弱、求取富強的途徑之一，但其背後 的政治意義影響卻十分深遠。本時期提出「議院」制度的政治意義，可簡括為四 字：「與民共治」。隨著甲午戰敗，人們逐漸正視內政「壅塞」的弊病，從而倡
51 康有為：〈上清帝第四書〉（1895）說：「人皆來自四方，故疾苦無不上聞；政皆出於一堂，故德意無 不下達；事皆本於眾議，故權奸無所容其私；動皆溢於眾聽，故中飽無所容其弊。有是三者，故百度并 舉，以致富強。」《強學》，頁 34。
52 趙而霖：〈開議院論〉（1898）亦云：「中國名分素嚴，而政治仍多隔閡，若不急開議院，則上下之情 不通，即門戶之見不化，又安望有富強之一日耶？」，原載《時務報》第 53 冊（1898 年 3 月 3 日），
《強學》，頁 215。
53 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1898）：「日本之始也，其守舊攘夷與我同，其幕府封建與我異，其國君 守府，變法更難，然而成功甚速者，則以變法之始，趨向之方針定，措置之條理得也。考其維新之始，
百度甚多，惟要義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國是，二曰立對策所以徵賢才，三曰開制度局而定憲法。其 誓文在決萬機於公論，採萬國之良法，協國民之同心，無分種族，一上下之議論，無論藩庶，令群臣咸 誓言上表，革面相從，於是國是定而議論一矣。召天下之徵士、貢士，咸上書於對策所，五日一見，稱 旨者擢用，於是下情通而群才進矣。開制度局於宮中，選公卿、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總裁，
議定參預之任，商榷新政，草定憲法，於是謀議詳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強，效原於此。」《強學》，頁 64-65。
議改革官制、設立「議院」，公議萬機。這波訴求的真諦，實在於提高人民政治 上的地位，擺脫過去「被統治者」長久以來無聲的角色。這對中國素來集權中央 的君主國體，與上令下從的專制政體而言，無非是投下一顆前所未有的震撼彈。
從「中央集權」到「與民共治」，代表權力結構在根本上的轉變：專權者鬆綁政 權，下放於民間，使人民也有參政的權利。
懷著「與民共治」之理想，嚴復始明確提出「君權民授」的論點。他視「民」
為「真主」，視「君」、「臣」皆為民之「公僕隸」。54這比起黃宗羲「民主君客」
的說法，又更跨出一步。此論推翻了「君」乃一國之「主」的思維，徹底反轉「君」、
「民」的地位。就連探究國家治平之道，嚴復所動用的詞彙也不同於往昔儒者動 輒曰「天」、曰「聖」、曰「君」，而曰：
道在去其害富害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55
如此一來，過去作為統治階級的君與臣，不再被視為治道之樞要、政治之要角；
其地位與價值，也不過是與民共治、為民服勞而已，被取消了來自天命的神聖根
其地位與價值，也不過是與民共治、為民服勞而已，被取消了來自天命的神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