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另一個以非母語書寫卻獲得極高成就的華人作家首推哈金。哈金本名金 雪飛 ，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於美國求學後便一直未歸中國。在他認為一個作家不 用母語寫作而用英語的原因，如他本身是：「為了生存。141」哈金在此所指的生 存並不是謀生，而是為了尋找、確立存在的意義。即使是這樣，他也仍然相當推 崇母語，因為無論何種語言，對於作家本身母語都是最具力量的。哈金至今仍以 英語寫作，較之蔣曉雲一派的作家們，他的背景仍然帶著與上一代作家相同的流 亡概念，於是他在《在他鄉寫作》中引康拉德、納博科夫作為自身的對照，這些 作家們也與他同樣帶有著鄉關何處的疑問。但對於母語，哈金仍然有著這樣的生 動引述，他引米蘭˙昆德拉的《無知》中主角在發生性關係時操持母語，那些以 母語說出的粗俗字句對主角才能造成力量的段落來認同母語的意義，無論對於另 一種語言多麼嫻熟，哈金仍然認為：
無論走到哪裡，母語將在他們自身內保持相對的完整。在小說的語境內，
這是啟示的一刻，他們發現真正的祖國實際上存在於自身內。142
這就是母語的力量，對於非母語創作的作家猶如此，那麼如蔣曉雲及章緣一代以 母語創作的海外作家們也自然如此了，我們先不論蔣曉雲與章緣這樣的作家們與 勉強也可以說是同時代的哈金，在離散概念上輕重不同的背景。她們這樣的海外 作家雖然選擇了在英語生活的環境之中，但堅持用母語將情感紀錄下來，也許如
140郭強生，〈張愛玲真有創作英文小說嗎？〉，《聯合文學》第 311 期，2010 年，頁 44。
141哈金，〈語言的背叛〉，《在他鄉寫作》，台北：聯經出版社，2010 年，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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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述，英語環境容易使人變得不易感(unsentimental)，這樣的不易感也會出現在 她們的作品之中。
蔣曉雲的創作雖然中斷了許多時間，但她仍然有著與章緣一般對外國生活中 不同語言的感受，她有一段話形容母語予人的感受，說得貼切：
語言這玩意兒只要是教室裡學的就說得再流利也不如方言母語來的「潑刺」
動聽。不是「潑辣」。是鮮魚躍水「潑刺刺」的響;像香港人喜歡海鮮「生 猛」的那種潑刺。（〈女兒心〉 2011:29）
所以《百年好合》中〈女兒心〉的金蘭熹雖然通曉多國語言，但只有講母語寧波 方言才顯得性格強烈，說中文和外國語的語氣就溫和、高貴許多。這是母語力量 最淺的一層展現，在章緣的更多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是她以許多方式區分母語和 非母語，及它們各自帶來不同張力情感的段落，比如說主角們的「名字」：
尼克問她的名字。Julie。不不，他搖頭，我是說你的中文名，怎麼發音。
朱荔。尼克困難的學了一遍，她微笑點頭。這是尼克所謂尊重多元文化的 表現。可是這已經是她第入學第三年，已經不知道第幾次他這樣客客氣氣 的問她。她知道他永遠不可能記得她的中文名，那麼，何必呢，就叫她 Julie，至少她還有個名字。（《疫》 2003:82）
在章緣的作品中，主角們的名字往往動了點手腳，除了《疫》裡的朱荔與 Julie，
還有《舊愛》中的鄭霓與真妮，她利用相近的諧音企圖使英語更靠近中文，但無 論如何接近卻仍然是兩種不同的語言，如上段引文中的那般始終帶著無法跨越的 距離。於是章緣更進一步的利用這樣的差異，表現了英語在移民者心中無法觸及 到的部份：
朱荔不想找心理醫師，想到要用英文去跟陌生人談心裡最私密的感覺，便 覺得可笑。語言在傳遞心聲的過程中，已經多所遺落，再轉化成非母語，
豈能不掛一漏萬。（《疫》 2003:237）
章緣以心理醫生為一個聯想體，意圖說明的是英語始終無法觸及到的---便是「心 靈」，於是像蔣曉雲筆下金蘭熹般的人物也在章緣作品中出現，他們來自不同世 代與家鄉，但相同地，僅僅是不同的語言就可以將他們區分出完全不同的兩種性 格：
我清楚記得，講英文的那個我，不像講中文的這個我。那個我太歡昂太簡 單，這個我層次豐富成熟多了。當然還有主流和邊緣、優勢和弱勢的身世 感。143
143章緣，〈瞎講八講上海話〉，《當張愛玲的鄰居---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記》，台北：健行文 化公司，2008 年，頁 208。
母語和非母語的隔閡除了顯現在自身，也會在他人身上展現，章緣〈敢問馬大嫂〉
裡請了家教學習上海話的台灣美籍太太，對她規矩正經的家教老師，就有過這樣 的猜想：
這應該不是伊平常講話的方式吧。等伊從這裡出去，回到大學宿舍，跟著 室友一起侃山海經，仿蘇北口音、仿四川口音，更多的是仿港臺口音，互 相笑謔時伊講話速度可能要快上一倍，音調要高半個音。「吾就是，馬大 嫂…⋯…⋯」她期期艾艾。「對，儂是馬大嫂。」144
在蔣曉雲及章緣的小說之中，「母語」，無論是方言或是標準普通話，在使用它 們的主角身上，都帶著歡快或是鮮明的色彩。我們在母語創作者和非母語創作者 中的身上都充份的理解到了母語，及母語帶來的力量。本節中我們從蔣曉雲、章 緣看到哈金、薩依德，他們都是「在他鄉寫作」的一群海外作家，本篇論文中區 別海外作家的依據---「離散」性在他們的身上並不能太大的改變母語於他們的地 位，反而突顯了語言在海外作家身上的獨特性及重要性。
當我們討論到以母語創作時，也許有人會注意到這樣的問題是否只限於海外 作家身上，若華人作家停留於自己國家之中，進行華語創作，那麼母語的地位是 否能如此被彰顯？答案也許是否定的，當然這之中也存在著雖非海外，同一土地 上不同族群、語言的問題，這其實也與海外作家有著本質上的相同。比如原住民、
本省人、外省人的差異，我們在章緣的作品中也有看到這類主題的語言問題，如
《越界》裡一篇〈媳婦兒〉出現的外省公公：
「臺灣人說媳婦，說的是兒子的老婆，」媽媽跟她說，「他們外省人說媳 婦，說的是自己的老婆。」啊！敏玉吃了一驚，是這樣嗎？她一直以為，
公公叫的是「兒媳婦」，為什麼公公管她叫「媳婦兒」？（〈媳婦兒〉
2009:32）
故事中敏玉的公公雖在「家」裡生活，但他所認同的家並不是這塊土地上大部份 人認同的家。他一邊是臺灣人，一邊是外省人，這來自同一塊土地上的裂化，在 許多層面都很接近離散族群的定義。正如侯如綺研究外省第二代作家張系國等人 作品時曾提到：「外省族裔在臺灣的處境，與「離散」具有著很高度的雷同性。」
145當時的外省族群在生活、心靈上都離開了故鄉，來到異地，於是他們：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只能在心理上不斷的望鄉，渴望落葉歸根回歸大陸。
144章緣，〈敢問馬大嫂〉，《越界》，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29-130。
145侯如綺，〈王鼎鈞〈土〉、劉大任〈盆景〉與張系國〈地〉中 的土地象徵與外省族裔的身分思 索〉，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7 期，2010 年，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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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斷追憶大陸，縱使身不在那，但是靈魂卻隸屬於那個地方。146
種種身與心靈不能契合的情況都在外省族群身上發生。而語言中母語的力量，於 這種情形下也可以顯現，因為不論我們身在何方，心裡會說著的都是最初的語言，
從這些不在家鄉在他方的族群中我們也發現，口語能表達的其他種語言，無論多 流利，都還是透過心理的「翻譯」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