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美國與中國或各地與各地的對照外，台北是蔣曉雲及章緣兩人的故鄉或 求學之地，當然也是成長之地。章緣出身於台南，大學時期來到台北，所以除了 舊時台北的人文風景，台南的老空間也在她的作品中交替出現。而蔣曉雲從美國 結束三十年的旅居生涯，回歸的除了台北文壇，也是台北都市。面對台北從非都 市走向都市，身於廝長於廝的蔣曉雲所有的感觸及跨越的時間是多於章緣的，但 她們同樣都對台北的改變有所感觸，改變中的台北是陌生的，由四面城牆的舊都 會走向捷運密布的大都市，縱然在她們筆下仍然沒有紐約或是上海的變化劇大，
但她們一樣藉由回憶舊時台北來回憶青春，也從紀錄今日台北發現城市/故鄉的改 變。
蔣曉雲花了許多篇幅重現台北的舊日面貌，在她的小說與散文中都可以見到 台北的今日，以及舊日不再的感慨。先看到蔣曉雲的散文，她在許多文章裡都提 到了城門，《香夢長圓》裡更有城門為名的篇章：
然而我對幾十年前的台北城門確實是很有感情的，強說愁的少年生活和交 遊就在那個沒有實體城牆的小小四方陣裡度過，是隻快樂的井底之蛙。倦 遊世界歸來，台灣變小了，台北變大了，乘著捷運在老家地下穿梭，我再 也不辨方向。（〈駐馬望南門〉 2012:83）
這樣的新台北對蔣曉雲而言是疏離的，在家鄉裡她感到不辨方向，但在美國處處 都有的唐人街、小台北裡，蔣曉雲卻又在散文集《香夢長圓》裡〈B 榮譽榜〉中 與家人同在洛杉磯的小台北遍尋中國菜館，她記憶中的台北停留在三十年前，而 小台北卻處處都有，從紐約到洛杉磯、上海，有台灣人的地方就有小台北。小台 北不再是傳統的唐人街或廣東華人聚集地，從臭豆腐到閩南口音的中文都處處可 見。小台北是這一代海外華人依生活記憶建構出來的另一種空間，某種程度的獨 立於所處的美國、中國之中。相較於真實存在的台北，在海外處處可見的「小台 北」內在的意涵則更接近為一種「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也誠如雷蒙
˙威廉斯所言：「是個體和群體在特殊歷史情境，參與永無止盡的結構歷程的時 空之流的另一種副產品。」135以此形態停留在蔣曉雲心中，於是各地的「小台北」
都成為了作家心中感覺結構的投影。但真正的台北卻持續變化，於是才有了蔣曉 雲的不適應，或是章緣在《舊愛》裡寫到主角回到台北的感觸：
這個城市已經變得如此之多，原本就脆弱的記憶，此刻輕易被震成粉屑，
輕輕揚起，如眼前被黃色計程車揚起的路塵。我不禁憂慮起來。那些我想 要尋回的人和事，是否早已成粉屑被時光演埋在臺北城？（2012:88）
135 「感覺結構」出自雷蒙˙威廉斯在七〇年代提出的概念：「『在特殊地點和時間之中，一種生 活特質的感覺：一種特殊活動的感覺方法』結合成為思考和生活的方式。 」這種方式形成了一種 無形或有形的聚落，並且根據生活的經驗，將一代不同於一代。詳見艾蘭˙普瑞德，許坤榮譯，
〈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宏編譯的《空間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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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青春和舊人都和蔣曉雲筆下的素人們一樣活在她們未曾離去前的台北，那時 的台北樣貌在蔣曉雲的小說《百年好合》與《紅柳娃》裡反覆出現：
從空中鳥瞰，剛落成的八棟「中華商場」大樓像放大了的八節火車站月台，
沿著縱貫鐵路，從昔日「臺北府城」南門，隨著鐵道蜿蜒到北門。「忠」、
「孝」、「仁」、「愛」、「信」、「義」、「和」、「平」。商場每棟 樓都蓋得一個樣;樓高三層，由北向南，依序高掛八德中一個字為樓號，兩 端漆了 1-8 與八德相應的阿拉伯數字;當時大家俗稱忠字樓號是「一棟」，
平字號樓是「八棟」。（〈鳳求凰〉 2011:102）
六十五年前中山北路這條巷子是寧靜的住宅區，大家習慣喊「十條通」。
完全不是現在車水馬龍商戶鼎盛的這個樣子。巷子裡沒有這一排賣下午茶 套餐的咖啡廳、吃到飽台式日本料理店，或者這裡那裡把街巷毀容，像個 醜陋防空洞入口一樣的私人停車場汽車升降梯。（〈昨宵綺帳〉 2011:166）
一九六〇年台北建寺的時候，對面沒有後來的森林公園，而是一大片低矮 的違章建築。往台大校園那個方向去，還有稻田和阡陌。台大農學院的實 習農場也在那一帶。從寺內二樓女祈禱室的樓梯間窗子看出去，台北這一 片除了台灣大學的紅磚樓房，入眼盡是田野風光。（〈紅柳娃〉 2013:10）
過往時空中台北的中華商場、中山北路和清真寺，都在舊城門皆在的台北裡，現 在的鬧區當時都還是稻田和阡陌，而不是如今的名店和大樓。台北是她的故鄉，
但是就連台北也都顯得疏遠了許多，也正如章緣小說中寫下的：「至於那因錯置 或隔閡產生的落寞，我懷疑在每個地方都會有，只是程度不同。」136這樣疏遠的 地方，竟也包括了家鄉。
如果離散真如文化理論家柯翰Robin Cohen描述的那樣：「身體居住在某一國 家，但靈魂或在精神上旅行於該國家的時間/空間界域之外。」那麼這樣的離散我 認為幾不存在於如蔣曉雲及章緣這樣的新一代海外作家之中。因為她們都對於身 體居住的那一個國家，總試圖融入成為一個在地人，於是這些作品中的疏離，應 該來自於章緣所說因隔閡而產生的「落寞」。也由於此因，才能使疏離同樣可以 來自家鄉的新興空間內---也就是台北。她們所懷念的台北，並不是指特定國家或 是地理空間的台北，更接近於記憶中那世代的台北，一樣較近於「感覺結構」的 一種結構空間。我們可以從蔣曉雲《掉傘天》裡一段描寫在美女子追憶台北的段 落看出，記憶大於地景、經驗也大於歷史：
136章緣，《舊愛》，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2 年，頁 276。
次第上來幾個白得黑的黃的人。巧璘每次坐這路巴士都要想起中學時候的 欣欣二十二路;學校「加堂」完畢，黑裡駛向那彼時還留有阡陌的信義路。
（〈窈窕淑男〉 2011:12）
我每次坐這個巴士就想到欣欣二十二路。爸，你記不記得欣欣二十二路？
我就想不知道為什麼哦，這個巴士和欣欣客運長得也不一樣，坐的人也不 一樣，除了都是公共汽車實在沒有什麼地方一樣。我怎麼一上車就想到欣 欣二十二路呢？可是我剛才想到，你每次來接我，我以前在學校裡補完習，
你也是到車站接我。爸，你說，人是不是很奇怪呢？就這樣我明明是現在 這個樣子，可是坐在那巴士上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十幾年好像沒有經過。
（〈窈窕淑男〉 2011:13）
我們讀到蔣曉雲筆下的主角，在一台陌生的美國巴士上總想起欣欣二十二路巴士，
舊年台灣的回憶歷歷在目，但回到故鄉台北卻又在捷運蓋好的都市裡迷失方向。
真正的疏離不屬於特定地方，而應該以現時的狀況去評量，任何回憶都存在 於過去的時間之中。所以當一個個空間形成，都市代表的現在、鄉村代表的過去 一經比對，疏離於此產生。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新一代的海外作家們不同於先前流 亡的上一代之處。上一代的海外作家如林語堂寫的《唐人街》(1947)、黎錦揚的
《花鼓歌》(The Flower Drum Song)(1957)等等，或是留在台灣的另一種「海外作家」
---第一代外省移民，他們都割捨不下故土，也無法欣然接受「清明節的時候，他 們並無墳可上」、「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137然而 這些都離蔣曉雲及章緣越來越遠了。蔣曉雲因著生長背景持續書寫著這樣第一代 外省移民的素人故事，更多的卻是出自對父親的追念、或聽來的「故事」而寫，
真實人生的她們卻可以四處是家，過得瀟洒許多。當我們開始為著新一代海外作 家寫下的不適與懷念而猜想流浪、離散生活的辛苦時，一直身處在「家園」空間 的我們，是否也正在懷念某個時代曾共有的社群、空間，甚至是家園更早的樣貌？
我還是不能說離散已然消失，但相信離散終會消失，只是無論多久，由空間轉換 到另一個空間的疏離將永遠存在。
第三節 語言的轉變
「人人都在一種特定的語言中生活;因為人人的經驗都是在那種語言中產生、
吸收及回憶。我生命中的一個基本分裂，是阿拉伯語和英語之間的分裂，一個是 我的母語，一個是我受教育及後來治學與教學的表達語言。」---薩依德（Edward W˙said）138
137出自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1994 年，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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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愛德華˙薩依德在說明他的母語阿拉伯語和後來的表達語言英語時，對 母語的一段介紹。不只薩依德，從第一代海外華人作家算起，海外作家的生活普 遍的都曾面對到這樣的分裂。但蔣曉雲及章緣的不同之處在她們基本上都始終以 母語（中文）持續寫作，語言的轉換就像是生命的分裂，我們也可以在她們的作 品中發現生活中語言的轉換，這也成為了影響她們寫作或是中斷寫作的因素之一。
正如《掉傘天》序裡蔣曉雲自述：「離開了使用母語中文的環境，人也變得不易 感(unsentimental)。或說缺少靈感。」（ 2011:6）語言的另一種呈現方式是在作品 中，蔣曉雲小說中語言的多樣性，或是章緣透露學習各種新語言的過程，也都是 華人小說家乃至所有旅外之人所必經的。她們和所有新舊華人海外作家一樣，都 必須面對一個語言「邊緣」的位置，但相較於上一代如林語堂以全英語創作《京 華煙雲》（Moment in Peking，又譯作《瞬息京華》）的華人故事、或張愛玲不叫
正如《掉傘天》序裡蔣曉雲自述：「離開了使用母語中文的環境，人也變得不易 感(unsentimental)。或說缺少靈感。」（ 2011:6）語言的另一種呈現方式是在作品 中，蔣曉雲小說中語言的多樣性，或是章緣透露學習各種新語言的過程，也都是 華人小說家乃至所有旅外之人所必經的。她們和所有新舊華人海外作家一樣，都 必須面對一個語言「邊緣」的位置，但相較於上一代如林語堂以全英語創作《京 華煙雲》（Moment in Peking，又譯作《瞬息京華》）的華人故事、或張愛玲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