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以上的討論，無論從跨國主義互賴理論、多元主義與全球治理，或是從 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中不僅是個具高度自主性（autonomy）
的行為者，其更藉由組織本身的活動、國際輿論或和國家、政府間組織的互動與 合作，來影響國家政策的走向和改變國家對於特定的議題的看法，進而對國際社 會做出貢獻。
從以上理論文獻探討可以歸納出，現實主義與多元主義的理論意涵。現實主 義的理論基礎在於國家的唯一合法及權威性，因此，並不重視非政府組織所代表 的意義與功能，對於現實主義者而言，非政府組織不過是國家欲達成其政策目標 所使用的工具手段之一而已。換言之，非政府組織的價值目標就是其國家意志施 行的結果。相對於現實主義強調國家的角色與權威，自由主義強調的是個別非政 府組織所代表的社會多元角色與功能。簡單來說，在研究非政府組織時所面對的 就是國家/社會兩者角色孰重的價值基礎。
在處理台灣非政府組織援外的研究架構選擇時，本研究也同樣面臨須從國家 抑或社會的角度做為觀察起點的問題。在研究背景論述過台灣早期非政府組織的 援外活動是配合當時國民黨執政時期「反攻大陸」的政策；再者，就西方民主社 會的觀點而言，非政府組織背後所隱藏的是市民社會的力量，非政府組織代表的 是社會，而非國家。但是，這種西方或是已開發國家觀點不見得能夠適用在發展 中國家或是威權體制下(authoritarian regimes)國家中的非政府組織，其所從事的 活動，往往是國家或是國際組織(如World Bank)意志的結果。當時台灣社會正處 於大陸政權移入及剛從日本殖民臍帶中切斷的轉替中；也許並不能斷然的認定此 時沒有所謂的「公民社會」，惟以當時專制的政治氣氛下，成立民間社團審核之 嚴峻，主政者並不會輕易允許民眾任意組成民間團體從事特殊目的或對象的公益 活動，更遑論是將資源向外輸出的援外的活動。因此，在這種時空環境下的公民 社會所關心之價值與議題，乃為主政者所允許、操控者。從此一角度來看，威權 時期的台灣援外非政府組織是從屬在國家的角色之下，不僅相當符合現實主義
「非政府組織的援外活動是政府實現其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的工具」的分析脈 絡，也因為沒有其他同性質組織的價值與資源競爭，使得在國家的操控下，該非 政府組織的價值目標成為唯一具有正當性的社會力量。
然而，如果純然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觀察，那麼對於1980年代以後所相繼成 立的援外非政府組織，似乎又過度忽略了社會客觀環境轉變的事實。再者，台灣 社會此時經歷了民主化與多元化的洗禮，過去在專制體制下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 援外非政府組織，在面臨台灣社會內部的變遷時，漸漸失去過去在依附在國家角 色下的優勢，也在組織及活動目標上做了若干的調整。台灣援外非政府組織近幾 年的發展顯示也社會力量正在崛起及國家角色重要性漸次下降。
相對地，如果純然從多元主義的角度來觀察，或許較能解決 1980 年代以後 台灣社會力量的崛起及國家角色重要性漸次下降問題，只是，由於多元主義太過 以非政府角度做分析，其容易流於忽略國家政府的角色與影響，甚至出現民間代 替國家的論述，這與台灣的情形不符合與無法解釋台灣 1980 年代以前非政府組 織的活動外，國家的角色也是不容忽略，有其重要性。
因此，回歸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非政府組織的援外活動對台灣整體對外發 展而言，有何意義？在既有的援外非政府組織經過角色調整後，以及新的援外非 政府組織代表社會新興力量與訴求的出現，也代表著國家與社會基礎比重的調 整，所以，從此一中心思考脈絡出發，由於21世紀全球治理浪潮，政府一些權力 已逐漸由非政府部門、組織等行為者所取代，本文將以全球化治理為理論背景，
採取治理網絡分析途徑，來解釋台灣非政府組織在東南亞的援外活動，其較現實 主義及多元主義具有下列幾項優點：第一、治理網絡觀點主張的是國家機關與利 益團體間相互依賴且彼此協助的合作關係，在非政府援外政策網絡內，既不偏向 社會也不偏向國家，既重視利益團體角色、也強調國家機關職能；第二、治理網 絡重視正式結構的互動關係，也強調非正式關係中的互動關係、頻率、位置、形 式等對產出的影響；第三、治理網絡強調不同領域內國家與社會間關係有其差異 性，進而提供較可預測的產出結果。
治理網絡分析意味了層級節制的結構秩序將愈漸模糊，平行式的資源與資訊 的流通與交換，將比垂直式的命令控制來得重要。然而，太過強調非正式與水平 式的互動結果，政策結果似乎被看成是政策參與者之間一種自發性的互動，將網
絡的互動分析抽離了既存的政治與社會制度環境之外。其實一些正式的政治制度 結構和層級節制式的政策制訂與執行關係也有可能同時存在。網絡分析方法強調 網絡中的環境結構是由網絡行動者的互動關係所形塑，形成了網絡中獨特的運作 邏輯，這樣的運作邏輯，透過長久以來的互動，便會被制度化，非但反過來影響 了網絡行動者彼此間的互動關係，也更形塑了產出。為了解決網絡太過強調運作 的獨特性與對上層政治及社會制度環境的忽略，本研究在此嘗試引介了公共財貨 理論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及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透過這些理論強調制度影響 行為及對行為者互動過程的制度性分析角度，與治理網絡分析的觀點產生互補。
換言之，產出雖然透過網絡行動者的互動所形塑，但仍然跳脫不出制度的範疇，
網絡行動者間非但形成一種網絡互動結構，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互動結構往往構 築在行動者間的制度性關係之下。據此，網絡中的遊戲規則雖然影響賽局的進 行，然而進入賽局中行動者的動機、行為、傾向、資源、結構性位置及運用策略，
無一不受到更大的政治及社會制度環境特質所形塑。職是之故，既有的制度環境 會為網絡的形成與互動關係提供結構性的機會，相對而言也附加了選擇上的限 制。